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积蓄多年的力量终于喷发，各阶层重新寻找自身位置，不管革命派、立宪派，还是清政府内部实力派，皆为辛亥革命震动。短暂波动后社会很快趋于“平静”，各方政治势力暂时归于中华民国大旗之下。

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初步建立，^[1]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性国家仪式的产生。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亦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仪式，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相较清末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国家仪式出现不少新变化，尤其是背后的支撑制度与所具内涵。新“国家”不仅需用仪式宣示其建立，且需从更深层次，即政权合法性来源上寻找资源，古已有之的“正统”观念受到重视。孙中山在南北统一大庆典上特往拜谒南京明太祖孝陵，表明延续“汉族统治”之意。由于政权成立之初合法性资源的缺乏，宣告“正统”显得相当必要。

如此背景下作为新政制的总统就任仪式得以继续。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延续孙中山就职典礼。虽然袁世凯违背规定在北方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因其所具有的实力和权威，还是受到各方支持和拥护。总统就任仪式在民国的首次延续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袁世凯通过合法途径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受职典礼似为肯定国家体制，国人颇为赞赏，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国家最高权力完成交接。袁世凯的被肯定缘于其个人地位，但同时也符合新国家创立初民众的普遍心理，一切似乎充满希望。

“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成为新的合法性资源。“革命”为国民党历来所追求的政治信念和话语，且付诸行动，推翻清王朝正是通过“革命”完成。国民党人建立新政权后，自然大力宣扬和保持“革命”，对“革命”传统的提倡体现于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仪式。国民党人对“革命”的重视实为强调建立民国过程中自身的地位和功绩，阐释自身合法性。当然，应注意袁政府与国民党人间的些微差异，国民党靠“革命”起家，自然重视“革命”，而袁政府更重视以“共和”淡化“革命”理念。随着权力从孙中山转移至袁世凯，国民党作为一方政治势力而不得不顺从当局，或说借机利用“共和”继续论证合法性，毕竟“共和”政治理念亦为国民党人长期宣传。

民国初年的国家仪式操演，“共和”逐渐成为核心价值，“共和”政治理念通过仪式具体化、形象化，更易为社会各界接受。事实亦如此，国家仪式的共和“操演”为社会较广泛认同，举国欢腾，舆论也极力赞赏，对塑造民初政权有积极作用。“共和”精神集中体现于民元国庆日纪念，作为纪念武昌起义之日，居当时国家规定的三个纪念日之首，可见国家重视程度。“共和”与国庆被建构起密切联系，民元国庆纪念可称“共和”胜利的庆祝，“共和”意象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广泛传播。袁政府与国民党人都在积极营造“共和”，甚至于民元“共和”国庆纪念中国民党人起到实际主导作用。

下面详述民国初年众多国家仪式，探求民国现代性国家仪式的产生，及民初国家仪式呈现出的新气象，以期了解该时期国家仪式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