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历史
南宋元朝时期潮州驿道建设的政治功能
陈泽芳[1]
摘要：南宋和元朝时期，潮州的驿道建设有很大发展。潮州驿道的建设体现了王朝加强其统治的需要。通过驿道，中央王朝不仅加强了对偏处岭东一隅的潮州的统治，也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
关键词：南宋元朝时期 潮州 驿道建设 政治功能
潮州地区进入南宋以后，陆路交通建设的速度明显加快，不仅对旧有驿道进行了整修和改造，也开始了新驿道的建设。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如陈伟明的《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一文在讨论整个宋代岭南地区交通发展时，指出南宋潮州地区新驿道的开辟是宋代岭南交通格局的明显变化之一。[2]黄挺、陈占山的《潮汕史》对这一时期潮州地区的交通发展，也曾立有专节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介绍。[3]颜广文的《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对元代新开辟的隆兴（今江西南昌）至潮州的驿道进行了详尽的考证。[4]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只注重从交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立论，而基本没有论述到驿道建设的政治功能。如陈伟明认为“到了宋代，岭南交通的重要功能开始向经济型转变”[5]；颜广文在阐述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影响时指出“从驿道间南北山海货物互易的大增和驿道沿线大大小小工商城镇崛起的事实，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估计月的迷失开驿的巨大经济效益了”[6]。诚然，南宋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包括潮州在内的岭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地要求交通建设的加快。因此，驿道交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自然是非常密切的。然而，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中央王朝通过地方官府组织对驿道开辟和建设的初衷，更多的是从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的角度出发的。特别是像潮州这样离王朝的统治中心较远的偏僻地区，驿道的政治功能就更为明显。而且，从驿道建设及其使用的实际效果来看，其政治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 南宋以前潮州地区简陋的驿道建设
唐代及以前的潮州地区，还比较蛮荒，史料的记载及保存尤其缺乏，故对于唐代以前潮州地区的驿道情况，我们几乎不得而知。但是《永乐大典》残卷中保留的《三阳志》潮字头相关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宋代潮州地区的一些史料。综合《三阳志》和其他史料的记载，南宋以前潮州地区的驿道主要有三条。一是潮漳道，现存的史料没有对这条驿道开辟的时间进行具体记载，它主要起到沟通潮州与闽南地区交通的作用。二是由潮州“南自潮阳，历惠之海丰”一直抵达广州府的潮惠下路。这条驿道似乎很早就有，从《三阳志》记载来看，南宋初年，它即与其北面并行的潮梅循水道对称为“上、下路”了，因为广州在唐宋时期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此路“坦荡，烟岚稀远，行人都喜由之”[7]，因此这条驿道是潮州与外界最重要的一条陆上交通线。第三条驿道为纯山路，由潮州经揭阳至龙川，[8]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其地位与作用皆不及前几条驿道。从南宋初二三十年的记载来看，这些道路情况也不甚理想，不仅设施破败简陋，管理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对于条件相对较好，且通往广州府的潮惠下路，时任广南东路转运使林安宅有如下真切详尽的描述：
自有下路以来，役保甲为亭役子。亭驿距保甲之家且远，客至则扶老携幼，具荐席，给薪水，朝夕执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须臾离焉，候其行乃去。客未至则尉之弓手，巡检之土兵，预以符来，需求百出。客或他之，则计薪刍、尽锱铢，取资直而去。民以为苦。此其不便一也。官兵商贾鱼肉百姓，编氓远徙，不敢作舍道旁，行人无所呼阍以求水火。长堤旷野，绝无荫樾，炎天烈日，顶踵如焚，莫可休息。渴则饮恶溪之水，其不病者鲜。此其不便二也。驿可宿，亭不可宿，日行至于三四十里，过是则投夜无所。桥道颓毁，积水不泄，春霖秋潦，横流暴涨，行人病涉，往往多露宿，以待涸而后进。此其不便三也。沙汀弥望，杳无人烟。盗贼乘之，白昼剽劫，呼号莫闻，受御者不一，而州县莫之知。此其不便四也。[9]
广州府作为广南东路的首府和整个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潮州连接的道路尚且如此简陋，通往潮州的其他道路的情况想必更加不堪。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除了与北宋时期潮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有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潮州在岭南地区处于相对次要的政治地位。自秦汉至北宋时期，岭南地区的交通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广州与统治中心的联系，因为广州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央王朝对岭南实行统治的最重要基地。王朝要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就必须建立起统治中心（首都）与广州之间便捷和完善的交通线。随着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由秦汉时代的关中地区转移到北宋时期的开封地区，岭南地区与中原最重要的交通线也经历了三次东移，到北宋时期固定在大庾岭路。[10]这条道路的质量之高，整修之及时，都表明政治因素对北宋政府驿道建设决策中的重要性。而潮州偏处岭东一隅，开发也比较晚。唐代潮州的开发程度还是很低，生存环境仍旧恶劣。韩江三角洲许多地方还没有淤积成陆，中原移民对此地高温多雨的湿热气候很不适应。一直到北宋时期，潮州仍然是犯罪官员的贬窜之地，交通运输的需求量不大。再加上唐代岭南道和北宋广南东路治所一直都设在广州，潮州也一直属于广东这一地域范围内。所以，直到北宋时期，潮州与内地的交通联系主要通过广州进行，并没有与内地联系的主要交通线，故通往广州的驿道也很简陋。
二 南宋潮州驿道的整修改造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立者宋高宗将都城（当时称为“行在”）定在临安，宋朝的统治中心由中原地区转移到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岭南地区通往统治中心临安及东南两浙地区的交通极为重要，岭南地区与临安之间最短的陆上联系通道，当属沿海岸线东北而上的道路，其基本走向是广州—潮州—漳州—泉州—福州—临安，潮州成为联系都城临安与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如上文所述，潮州通往外界的驿道简陋不堪，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因此对潮州通往广州与漳州的驿道进行改造和整修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工程。
在潮州与外界沟通的几条重要的驿道中，最先得到整修的是潮惠下路，因为它是潮州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交通线。这项工程自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开始，由新任广东路转运使林安宅发起主持，潮、惠两州州县长官具体负责。工程完成的时间史无明文记载，故无从考察，但最迟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七月前就已竣工。因为在这年八月初，林安宅撰《潮惠下路修驿植木记》，对此道改造情形进行了颇为明确的叙述：
创盖铺驿，增培水窟，夹道植木，跨河为梁。诱劝乡民，移居边道，而海丰令陈光，又唱增置铺兵之说于予；而潮惠二守深以为然。每亭驿各差兵士以供执役之劳，而百姓之为亭驿子者，率皆罢去。……予又刷上路驿铺之冗兵，以益下路。依闽中温陵上下路各置铺驿，闻于朝廷。[11]
由此可知，这次大规模的整顿完全是针对前述此道的种种缺陷与不足展开的。潮惠下路经过这番改造，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林安宅是这样描述改造的结果的：
铺兵与居民相为依倚，道旁列肆，为酒食以待行人，来者如归，略无前日之患。[12]
这当然有些自夸的成分，但是现存《永乐大典》所引《三阳志》的记载说潮州“虽为岭海小郡，而假道者无虚日”，“凡趋广者，糜不经焉”[13]。杨万里也有诗称赞潮惠下路“厌穿山径石嵚崎，喜见山原路坦夷。更着两行围树子，引人行远不教知。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14]。可见由林氏主持的这次改造确有成效。
对潮惠下路的改造完成以后，潮州当地的地方官员又对潮漳道进行了改造，工程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在南宋庆元末年（1200年），现存史料对这次工程的记载语焉不详，只是提到改造的原因是“漳潮界上道路硗确”，知府林□“捐金砌石，以便往来”[15]；第二次是在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0年），文献对改造前这条驿道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蹊道硗确流断绝，旧桥砌以石者，仅秋溪一，思古亭一，后增十有余所。大率规模苟就，阅历未几，颓仆继之，其路又多泥淖，间或筑砌，第累小石，才遇淫潦，行者涉者病焉。[16]
针对上述情形，知州陈圭“捐金市石，依私值僦工。石而桥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余丈”[17]，工程规模不小。经此兴筑，这条驿路也畅通无阻了，“憧憧往来，无复畏途病涉之患”[18]。
经过整修和维护，这两条道路在联系南宋中央王朝与岭南之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南宋时期广州与临安的繁忙交通往来和大规模物资运输活动，多由下路至潮州经漳泉至临安。中央王朝在维护对地方的统治中，政令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而政令主要靠各种文书传达。因漳、潮分属于福建路和广南东路，管辖权属不同，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书转达和道路维护的不及时。为了加强临安与广东各地的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协调两路地方道路行政管理机关的权限，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监登闻鼓院张镐言：
潮州属广东，若取本路递角，则自江西至广州而后达潮，其路为迂。故多由福建路转达，取其便速也。惟是福建路递铺官兵与潮州不相统属，故每每有沉匿之患。乞朝廷深酌以福建路漳、泉州提辖递铺官至任满罢，令从潮州报明批书，广东路潮梅州巡辖递铺道路任满罢，即从漳州报明批书。异时赴部注拟，得以点对递角有无通滞以为升点，庶几，两路互有统摄。[19]
南宋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由福建至潮州段增设了递铺，并协调了两地的交通管理机构的职责。
南宋时期潮州地区通往广州府和漳州的驿道都得到了整修。通过整修改造，不仅方便了临安与广州之间的人员、物资、文书的往来与传递，也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三 元朝时期潮州新驿道的修建
宋元政权鼎革之际，潮州原有的交通设施遭受了较大的破坏，特别是铺驿馆舍，损失殆尽，“以上铺驿庵亭，世变后皆废，不复存矣”[20]。由于南宋的灭亡，潮州失去了其联系岭南与中央王朝的交通要道地位，但因其地处粤闽交界，仍是从广州至福建福州、泉州这条最便捷道路上的必经之地。因此，各种设施在元初经过重建后，[21]尚能继续发挥作用。
元代的统治者不仅修复了原有的交通设施，而且新建了一条驿道来维护和巩固其对潮州的统治。新驿道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开辟，自隆兴（江西南昌），经抚州（江西临川）、邵武（福建邵武）、汀州（福建长汀）至潮州。全程“径道一千六百余里”，“立站一十七处”[22]。有关此一驿道，颜广文《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一文已有详细的考订，[23]本文不赘。这里仅是进一步探讨新驿道的修筑对元王朝政治上的功能和意义。
元代潮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南宋相比，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从人口数字来看，元代中后期潮州人口在50万上下，比南宋时期潮州的人口还要少一些；从工商业而言，在宋代时潮州极为发达的陶瓷业完全消失，剩下盐业也仅能满足本地的需要。[24]因此，笔者认为促使元朝下大力气修建一条从江西经福建到达潮州的驿道，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为巩固元朝对潮州地区和东南地区的统治。
首先，如前所述，唐宋时期，潮州分别属于岭南道和广南东路，它们的治所一直都设在广州，潮州也一直属于广东这一地域范围内。然而，元代的行政区划有了较大变化，潮州在元代被划入了江西行省，省治为隆兴。可是，隆兴与潮州之间却没有道路直接相通。如此一来，如果官员、公文要从省治到潮州，就必须先从隆兴到广州，再转潮州，绕了一个大弯，需浪费大量时间。对远在隆兴的江西行省而言，如何管理潮州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更令元朝统治者头疼的是，因为黎德、欧南喜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持续了好几年，起义队伍一度包围了广州城，元朝军队只能龟缩在广州城中。从隆兴到潮州的驿道就只好改道从江西出福建，绕福州、泉州、漳州，抵潮州了。这样一来不仅给往来的官员和文书的传递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且也削弱了元朝政府对潮州的统治。亲身走过此道的广东道宣慰使月的迷失上言：“抚州至潮州，经由汀梅，径道一千六百余里，比之福建近便七百五十余里。若于汀梅往道立站，官民利便。”[25]在这种情况下，江西行省向元朝中央政府核呈了修建新驿道的议疏，最后“都省议得，准拟回咨”。“如委便，当就于附近驿站内，量拨驿马安置，若有不敷，差拨相应户计充之”[26]。于是，江西、福建各方有关官员开始了修驿工程。[27]
其次，元朝政府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批准这一计划并着手实施，这与元朝的统治策略有密切关系。元代是历代王朝中统辖区域最广的一个朝代，元人自谓：“开辟以来，幅员之广，莫若我朝。东极三韩，南尽交趾，药贡不虚岁；西逾于阗，北逾阴山，不知各几。”[28]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草原游牧民族，要在如此广大的疆域里，在一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家里成功实现其统治，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政令通达和各地信息反馈是其关键所在。为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尤其是在驿道的建设、管理和使用上成效显著。在驿道建设上，元朝政府继承和利用了南宋原有的官道道路交通体系，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驿道和驿站建设，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借此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盖使九州四海之广大，穷边辅邑之远近，文书期会络绎周流，如人之血脉贯通于一身，诚有国者之要务也。”[29]潮州正是一个地处偏远，距元朝统治中心较远的地区。可以说，修建通往潮州的驿道不仅是因为旧有驿道的通行状况受阻，也是其统治国策的贯彻。
再次，元朝初年潮州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也是促使元朝统治者作出这一决策的重要原因。元兵在追击逃亡的南宋小朝廷的过程中，于1278年攻陷潮州城，但并没有久驻，而是随即撤离，将潮州地方事务交由陈五虎兄弟主持。所谓陈五虎就是海阳人陈懿及其兄弟忠、义、勇、昱的合称。陈氏本是当地豪强，在宋元易代之际，他们选择了助元兵攻潮州城，并从元兵征崖山。元朝也承认了其在潮州地区的统治。陈氏得以割据潮州是利用了元兵初下江南，各地反抗势力层出不穷，元兵疲于应付的特殊局面。元朝一旦稳定了形势，就不会容忍这一割据势力的存在。短短几年以后，元朝政府于1284年就开始对潮州进行直接统治。主持修建驿道的月的迷失正是元朝政府派来取代陈氏兄弟管理潮州的广东宣慰使，他的修驿活动正是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潮州的直接统治。
最后，新驿道还与元代海上交通运输相连接。元代统治不稳定，内陆农民起义频仍。尤其是元后期，长江中下游驿道全塞。不少官员到广东、江西等地上任就是利用海道抵潮州，通过新驿道到隆兴，再转赴各地。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朝廷任命朵列不花为江西行省平章，是时“武昌、湖南诸处，道里不通，遂远涉海洋，几万余里，而至于潮”[30]，然后到隆兴上任的。
综合看来，元朝重视驿道建设的既有国策及元初潮州复杂的政治形势促使了新驿道的建设，而经济因素在其决策考虑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新驿道的修建，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潮州乃至岭南地区的统治，其对巩固新王朝的政治权力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央王朝要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必须建立发达的驿道系统，以利于文书传递、人员流动，并在必要时通过驿道调配军队、给养。所以，相对于内地来说，道路交通的发展对远在南疆，与首都远隔千里的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宋代以前，潮州地区经济社会不甚发达，与外界交流的需求也不大，加上文献的缺失，我们很难考察当时国家是如何通过驿道扩大潮州与外界交流，加强其对潮州的统治的。南宋以来，关于驿道建设的文献记载相对较丰富，我们也可以对此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事实说明，南宋和元朝政府都十分重视对驿道的建设，以此来加强其对潮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统治。南宋时期潮州与广州府和福建漳州之间的驿道建设得到了整顿和改造，这是因为南宋定都临安，潮州是从广州往来临安最便捷陆上交通线上的必经之地。加强潮州的驿道建设，不仅密切了潮州与广州的联系，也方便了广州与南宋朝廷之间的联系，因而有利于加强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治。而元代则更加重视潮州与江西行省省治隆兴之间的交通，隆兴是元代东南的政治中心，潮州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与中央王朝首都的距离很远，没有直接的交通线，中央王朝的统治权威只能通过在隆兴的行省机构贯彻到处在边疆的潮州。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潮州的统治，就只能而且必须加强潮州与广州和隆兴之间的驿道建设。虽然，南宋和元朝时期行政区域划分与政治形势迥然不同，驿道修筑的模式也存在着差异，但是，无论南宋还是元朝，驿道的整顿、改造和修建都是出于朝廷对潮州乃至岭南地区统治的目的，其政治功能应该是先于经济功能的。
责任编辑：卢颐
[1] 陈泽芳，1971年生，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于《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 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年第3期，第68～71页。
[3] 黄挺、陈占山：《潮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114～121页。
[4] 颜广文：《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18页。
[5] 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年第3期，第70页。
[6] 颜广文：《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第18页。
[7] 解缙：《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卷5343，《潮州府一》，第2460页。
[8] 解缙：《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卷5343，《潮州府一》，第2460页。
[9] 林安宅：《潮惠下路修驿植木记》，载黄挺、马明达编《潮汕金石文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94页。
[10] 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33～42页。
[11] 林安宅：《潮惠下路修驿植木记》，载黄挺、马明达编《潮汕金石文徵》，第94页。
[12] 林安宅：《潮惠下路修驿植木记》，载黄挺、马明达编《潮汕金石文徵》，第94页。
[13] 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第2460页。
[14] 杨万里：《诚斋集》卷17《揭阳道中》，收入《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15] 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第2453页。
[16] 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第2453页。
[17] 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第2453页。
[18] 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第2453页。
[19]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第7519页。
[20] 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第2460页。
[21] 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第2453、2462页。
[22] 解缙：《永乐大典》卷19418《经世大典·站赤三》，第7207页。
[23] 颜广文：《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18页。
[24] 黄挺、杜经国：《潮汕地区人口的发展（唐 - 元）》，《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24～35页；黄挺、陈占山：《潮汕史》，第250页。
[25] 解缙：《永乐大典》卷19418《经世大典·站赤三》，第7207页。
[26] 解缙：《永乐大典》卷19418《经世大典·站赤三》，第7207页。
[27] 颜广文：《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18页。
[28] 许有壬：《至正集》卷31《大元本草序》，收入《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9] 刘诜：《桂隐文集》卷1《螺川重修马驿》，收入《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30]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12《关丁郎中赴京师诗序》，收入《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