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情况

“适应”最早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主要指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适合环境条件而形成一定性状的现象，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体（包括人）具有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身特性和生活方式——“适应”的能力。我们首先调查了北京、杭州、东莞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情况，请他们分别对自己最初来到城市时的社会适应程度和目前的社会适应程度作出评价。

一 进京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情况

对于农民工来说，从农村进入城市，他所需要的适应是广泛的、全面的。调查表明，在最初进入北京时，有7.7%的农民工感到很不适应，有29.8%的农民工感到不太适应，有48.7%的农民工感觉适应程度一般，只有13.8%的人感到比较适应或非常适应。也就是说，86.2%的农民工在刚刚进入北京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感觉，其中有37.5%的人存在明显的不适应状况。

在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城市居住后（我们的抽样调查是按照外来常住人口的登记原则，要求被调查者至少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有38.6%的农民工表示已经基本适应或完全适应了北京的生活，适应人群比重较之初到北京提高了24.8个百分点；感到不太适应或很不适应的人仅占8.0%，不适应人群比重较之初到北京降低了29.5个百分点。通过五级量表赋值法计算得出，目前进京农民工的总体适应度为3.33，处于“一般”和“比较适应”之间的水平（见表2-1-1）。

表2-1-1 北京外来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情况

二 在杭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情况

在杭州的调查表明，在最初进入杭州时，有17.2%的农民工感到很不适应，有48.6%的农民工感到不太适应，有25.7%的农民工感觉适应程度一般，只有不到1/10的人感到比较适应或非常适应。也就是说，超过90%、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在刚刚进入杭州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感觉，其中有65.8%的人存在较为明显的不适应。

在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城市居住后，有超过3/4的在杭农民工表示已经基本适应或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这一比例较之最初大幅提高了67.1个百分点；而仍感不太适应的只占5.4%，感到很不适应的人数为0，二者比重较之最初大幅降低了60.4个百分点。通过五级量表赋值法计算得出，目前在杭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总体适应度为4.02，基本处于“比较适应”的水平（见表2-1-2），在三座城市的农民工中城市适应程度最高。

表2-1-2 杭州外来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情况

三 东莞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情况

在东莞的调查表明，在最初进入东莞时，有18.7%的农民工感到很不适应，有37.9%的农民工感到不太适应，有33.5%的农民工感觉适应程度一般，只有9.8%的人感到比较适应或非常适应。也就是说，九成以上的农民工在刚刚进入东莞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感（见表2-1-3）。

表2-1-3 东莞外来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情况

在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城市居住后，目前对东莞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的农民工比重为20.7%，适应人群比重较之初到东莞提高了10.9个百分点；目前对东莞生活很不适应和不太适应的农民工比重为16.9%，不适应人群比重较之初到东莞降低了39.7个百分点；但感觉适应程度“一般”的农民工仍然占到六成以上。通过五级量表赋值法计算得出，目前东莞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总体适应度为3.04，基本处于“一般”水平（见表2-1-3），城市适应度在三座城市的农民工中最低。

四 进城农民工社会适应度的总体评价

综合上述三市的总体情况，在最初进入城市时，有14.5%的农民工感到很不适应，有40.8%的农民工感到不太适应，有34.2%的农民工感觉适应程度一般，只有约1/10的人感到比较适应或非常适应。也就是说，近九成农民工在刚刚进入城市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感觉。而在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城市生活后，目前，有54.2%的农民工表示已经基本适应或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这一比例较之最初提高了43.8个百分点；而仍感不太适应或很不适应的人占8.3%，这一比例较之最初降低了47.0个百分点。通过五级量表赋值法计算得出，目前调研区内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总体适应度为3.63，处于“一般”和“比较适应”之间偏向于“比较适应”的水平，总体适应度比刚刚进入城市时提高了1.2（见表2-1-4）。

表2-1-4 进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总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