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编者前言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中国读者奉献德高望重的德国汉学家福蘭阁（1863～1946）教授的自传《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中文版的翻译与编辑是与欧阳甦女士共同进行的合作项目，体现了成果丰硕的德中合作。我们力求忠实于作者的子女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和奥尔加·弗兰克（Olga Franke，1898-1991）在其去世以后整理编辑的手稿。这本传记记载了德中相互理解的跨文化努力，也是福蘭阁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

“传记文学”这一类别，在福蘭阁的自传中，超越了他本人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不仅拥有了世界史的广度，而且具备了学术史的深度。它不仅将19～20世纪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还将德国机构性的汉学研究史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为主题并举例说明。为了使中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情况和发展，中文版本增加了相关的注释、人名和机构名称的中外文索引，等等，增加的附录也包括福蘭阁在自传中提及的个人著述详细书目。此外，还增添了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他个人、相关人事和家庭照片以及历史文献图片。它们选取于较为丰富的家庭照片收藏集，属于私人遗物。如果照片本身就有以斜体标题而做的原始说明，那么一并保留，否则编者就对事件、人物和时间进行了归类注释。

我将这份对东西方生活史极为生动的描述交给读者，也许会有助于人们不要遗忘福蘭阁，也不要遗忘他在传播令人崇敬、变化多样、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中国形象时的功绩。我还要指出，与本书同时出版的一本照片集，它们是有关中国的专业照片，也是19世纪末福蘭阁在中国担任德意志帝国外交服务局翻译的13年时间内所收藏的照片。

福蘭阁一生共发表了375篇有关中国的著述，其中包括报刊文章、报告、论文、评论、8部专著和一套五卷本的历史著作，并在其82岁高龄、离世一年前完成了自传《两个世界的回忆》。福蘭阁的回忆开始于自己在中国及其邻国的旅行日记和报道；然后是与他1888～1901年在中国从事外交翻译服务的经历联系起来的文章；在20世纪的前10年，他担任柏林中国公使馆的秘书，并为德国《科隆报》撰写有关东亚政治变革的分析文章，而且在1910年将其中部分文章编选成文集《东亚重组》（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而出版。此外，与柏林组织的吐鲁番考察活动相关，他转向宗教学与文化学，并受其启发，更加深入地致力于儒教这一国家学说的研究。

1909年，福蘭阁应聘担任汉堡殖民学院的第一位正式教席教授，他也是德国第一位正式汉学教授。此后，他越来越多地献身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与著述。与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黑格尔和兰克相反，福蘭阁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他那个时代，这些观点远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研究最终汇成了其毕生的重要著作，即五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该著是他在“二战”期间，作为荣休的正式教授以及颇具名望的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期间完成的，涵盖了从上古直至元代的中国历史。

福蘭阁的求学之路，使他从小城市来到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和哥廷根，进入大学学习，并在哥廷根获得哲学（印度学与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在他成长期间，最具个人特色的是中学时代就有的“对远方的渴望”，他热爱徒步旅行，去过很多地方。到中国后，依然保持着徒步旅行和其他旅行的兴致。这使他在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不同的人的时候，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开放的心态。福蘭阁始自语言学和历史学，经过印度学，再到汉学的教育经历变化，以及他在中国外交服务部门的实践经验，让他打下了以后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广博基础。他应该是德国汉学界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学者，既致力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也重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探讨。他不囿于专业的篱笆，同时献身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工作和大量的社会活动，这使他显得尤为出众。福蘭阁对自己时代的政治、社会架构和发展的看法和评判，其可靠性独立于时代，其适用性超然于时间，这尤其产生了影响。

尽管福蘭阁拥有保守主义的民族思想情感——这要追溯到其父，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也是俾斯麦的追随者——但他的世界政治观却具有极为进步的立场。他尤其关心以康有为为核心的中国改革者的命运，并以极大的同情关注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争取国际平等的奋斗。

起初，福蘭阁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只是抱有怀疑，后来，当这些人暴露了真实面目的时候，就完全拒绝了他们。由于年龄的原因，作为荣休教授，他退回到学术研究，并在研究中放逐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前的1937年5月底，他将自己唯一活着的小儿子，即我的父亲傅吾康送到中国。这不但挽救了儿子的性命，也使德国汉学研究后继有人。傅吾康在北京的中德学会担任干事，直到战争结束该学会关闭为止。他也致力于其父努力终身的德中相互理解。1945年，中德学会出版了福蘭阁的文集《中国历史与文化——1902～1942年的报告与论文》（Aus Kultur und Geschichte Chinas. 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aus den Jahren 1902-1942）。这些文章的主题广泛，有时并不容易理解，部分已翻译成中文。从保留的大量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到，父子二人在他们继续推进的跨文化活动和中国学研究方面是如何互相支持的。战后，傅吾康继任了汉堡大学的汉学教授席位，在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一书中，与其父一样，也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

另外，对于福蘭阁的夫人，路易斯·弗兰克［Luise Franke，1877-1962，娘家姓尼布尔（Niebuhr）］也应该有几句代表性的话。她不仅是丈夫日常生活的支柱，而且在其学术研究活动中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用打印机打印其手稿、编排目录并接手了堪与秘书甚至是专职人员相比的工作。遗憾的是，《回忆》中很少提到她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在青年时代就已离世。因为在福蘭阁的时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将过于私人和家庭的事务排除在个人的生活故事之外。

福蘭阁不仅是涉猎广泛、认真严谨、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还是一位非常开放、正直高尚的人，他明白应该将德国和中国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协调起来。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尊重不仅贯穿了这本自传，也贯穿了他所有的文字和著作，通过自己兼具广度的多样性研究，并用创造性的假设命题和深思熟虑的问题，为西方汉学创造了条件，下一代汉学家可以继续研究这些假设和问题，并在各个特殊领域内加以深化。即使如今福蘭阁在德国几乎不再被人提及，他的文献也几乎不再被引用，但他的基本思想却处处见诸国际范围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因此，他完全可以被视作德国第一代汉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在世的时候，不仅被帝国总统兴登堡授予了歌德勋章，尤其赢得了中国对其传播和著述工作的认可和尊重。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些颇具声誉的中国勋章，每枚勋章都比他的实际地位高两个级别。他本人虽然没有提到这些表彰，但从自传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习惯于和中国同行平等地开展现代概念上的跨文化的对话和理解的，而且他也不惧怕对当时的国际外交发表批评性的、通常有利于中国的言论。现在，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中文版的《回忆》，深入了解福蘭阁各种各样的观察方式及其精微的讽刺评论。

应该再次提请读者注意，与《回忆》一起，还将出版福蘭阁在中国13年期间收藏的照片集，读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了解福蘭阁的生活和思想，感受那个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脉搏。

傅復生（Dr. Renata Fu-sheng Franke）

2013年2月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