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近代中国文化安全的格局
一 “变”——西方文化的侵入
（一）热河的“礼仪之争”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清朝廷位于热河的避暑山庄（今承德）已经退去了夏日的炎热，秋天的清凉逐渐占到了上风。就在本月，乾隆皇帝要在这里召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使团——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使团此行的目的是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中国皇帝提出开展贸易要求的。
1792年9月26日，英王乔治三世任命马嘎尔尼子爵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名义出使中国。使团来到中国，乾隆皇帝也同意接见。但是，使团应该向皇帝行什么礼呢？礼部认为：大清帝国乃世界之中心，其他国家都是蛮夷戎狄，英国使者自然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马嘎尔尼对此很难接受，提出：“我愿意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我将在下述条件下这么做：贵国同我地位相当的官员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这样，我既可以向贵国皇帝致敬，又不失我祖国的尊严。”在清朝廷看来，此等荒唐的要求，只有这些难以教化的蛮夷戎狄才想得出来。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但是，皇帝总是要见的。
9月14日，乾隆在热河接见了马嘎尔尼一行。马嘎尔尼等人很无奈，还是按照礼部规定向中国皇帝行了三跪九叩大礼。[1]尽管如此，英国使团的行为，还是引起了乾隆皇帝的不快。皇帝生气了，那结果自然是很严重的，他不仅没有同意英国使团互通贸易的要求，而且还告诉使团“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试图同中国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马嘠尔尼无功而返。
三跪九叩，是一种象征，代表了对皇权的服从，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大傲慢的心理。其实，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两重性：它作为历史传习规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2]。作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让中国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但是，在文化上的盲目自信和自大，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真正的文化安全，相反的，在这种傲慢的情绪驱使下，一个国家（王朝）很容易拒绝正常的国际交往，文化也就逐步走向故步自封，停滞僵化，最终破坏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马嘎尔尼走了，天朝留给他一个长长的、幽暗的背影。半个世纪后，英国舰队又驶回来了。令人惊诧的是，这次他们没有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是直接用大炮炸开了中国的大门……
（二）闯进大门的陌生人
在西方人看来，东方的中国是神秘的，又是不信神（上帝）的。让上帝的阳光照耀这里，是很多西方人的梦想。
1834年6月4日，一艘轮船从纽约起航。那一天阳光灿烂，一位年轻的教士站在船舷挥手同送行的人群告别，他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船驶入了公海，船上的人们为伯驾吟诵一位友人写的送别诗：
天堂轻风欢畅，伴君横渡大洋。肩负上帝重托，志在中国解放。
上帝恩泽普被，虽死犹自荣光。传播救世福音，黑暗从此光亮。[3]
经过146天航行，10月26日晚上11点半，伯驾到达了广州。他在日记中兴奋地记道：“当我登岸的那一瞬间，仁慈的上帝也自然而热情地在这个帝国中闪现了。”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内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他往往先花上几天时间，帮助病人对上帝也产生信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病人不但身体痊愈，而且心灵更新。因为，来中国前美国的教会负责人告诫伯驾：“你用我们的科技，用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之痛，这没问题。但你的技能，只能作为传播福音的婢女。你要行医，更要传教，前者不能干扰后者，更不能替代后者。”后来，伯驾作为美国特使的助手和翻译，参与了《望厦条约》的谈判。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伯驾虽然救治了一些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同时也大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像伯驾这样的美国人不在少数。
西方人来了——无论是行医、传教、冒险，还是掠夺——中国的大门已经是打开了，而且也不可能重新关上了，因为“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而来”[4]……如果说，马嘎尔尼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大批涌入中国的洋人以及他们的坚船利炮，俨然要成为中国的主人了。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5]对中国来说，洋人最可怕的地方，是带来了另外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东西，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对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来说，是最可怕的。
中国的一大批封建士大夫，已经感到了这股逼人的文化严寒。李鸿章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徐继畲说：“南洋诸岛国……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王韬说：“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又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丁日昌说：“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曾纪泽说：“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郭嵩焘也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薛福成说：“近数十年来，火轮舟车无阻不通，瀛寰诸国互为比邻，实开宇宙之奇局。”郑观应说：“今泰西数十邦叩阙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6]所谓“变局”，从安全上讲，就是军队被打败、国土被瓜分；从文化上讲，就是西洋风尚逐渐压倒了中国习俗。中国文化和清朝政权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三）中国“洋”了起来
就拿西方宗教势力的发展来说：在中国，外国传教士1889年为1296人，1906年增至3833人，1919年为6636人，30年中增加近5倍。1919年，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开设了693个传教点，1037个布道机构，其中83%为某一教派单独设立，65%的传教点仅有5名以下的传教士。大部分传教士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济南等中心城市，这8个城市平均有100名以上的传教士，总共占传教士总数的26%。约有57%的传教士分布于沿海各省，27%分布于长江流域各省，只有17%的传教士在远离海岸的长江流域的内陆省份，传教活动呈现从沿海向内陆，中心城市向四周乡村辐射的状况。1919年，据说已经建立起6391座教堂和8886个巡回布道中心。[7]1900年时全国教徒8万人，1906年即增加到17万，6年之间增长一倍，为教徒发展最快时期。到1914年有教徒25万，1918年为35万，1920年总数达36万多，14年间又翻了一番。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教徒总数增长了4.5倍。中国的教徒集中于沿海的城市和乡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的基督教徒，占总数的71%。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中教徒数量有较大增长，1907～1920年间，全国教徒人数增长105%，而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增长322%，同时期教会学校教师人数增长374%。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全国平均每75人中仅有学生1人，而基督教团体中平均每3人中就有学生1人，尤其在苏、粤、鲁、直四省，教会学校学生最多，基督教信徒的增加极快。[8]宗教势力的壮大，标志着西方文化已经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思想深处。
此时，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胡祥翰的《上海小志》记述：“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据19世纪中叶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每3人中，就有1人穿着英国纺织品，这个论断可能有所夸大，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正是看到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用各种手段掀起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从通商大埠，至内地城镇，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英国棉线更是普及到广大乡村。大量西洋商品的涌进，使消费习惯发生变化。[9]据陈作霖《炳烛里谈》记载：“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10]把西洋当作一种风尚，当然，对于本国的旧俗也就渐渐淡忘了。在西洋面前，生活改变了色调，传统失去了尊严。一方面，这是时代的进步，西装毕竟比马褂便利；另一方面，这是历史的玩笑，敌人已经渐渐成为主人。
面对这样的变局，有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与西方的文化之战，已经迫在眉睫了。戴鸿慈等人出访东西洋，伍光建随行。据戴氏《出使九国日记》载，1906年1月4日（农历乙巳年腊月十一日）夜，驻檀香山领事及众商“设宴署中，席间互致颂词。参赞伍光建因举觞称：‘方今急图，是有三战：一曰商战，二曰兵战，而笔战尤急。何也？外人所以陵藉公理，冒大不韪而鱼肉我者，非尽以无道行之也。彼人名理者甚多，而能知吾国内情者甚少。其故盖因西人不习中国文字，而吾国报界鲜有能以彼国文字作为论说，以通彼此之情实者。彼国报章又辄不加审实，一切谩骂，每每以此酿成巨患。故欲消弭于无形，笔战不可不急’云云。听者大鼓掌”[11]。无论是“商战”、“兵战”还是“笔战”，中国都处于劣势，缺少起码的安全保障。
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入侵，中国人能做什么呢？
二 “保”——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动
（一）销“烟”与销“魂”
1839年6月3日，广东虎门的滨海滩地，人头攒动，中间搭起了一座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不乏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大家最关心的是林则徐如何销毁鸦片。
18世纪末期起，英国殖民者的鸦片潮涌而入，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一时间白银大量外流，银价飞涨，清廷财政拮据，百姓怨声载道。1838年9月，林则徐上奏道光帝，极言鸦片危害，主张严加查禁。同年12月31日，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1839年6月3日至25日，广州滨海门户虎门海滩上，林则徐当众销毁鸦片。
鸦片销毁了，英国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其实他们就是要用武力征服中国的，这次只是找到一个借口而已。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接踵而至。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未受过如此巨大屈辱，从此便开始艰难探索一条发愤图强、抵御外侮的强国之路。
面对列强对中国国土的侵略，面对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对西洋文化对中华民族心理的撞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自尊受到致命的打击。与鸦片对人的身体破坏相比，这是一种对灵魂的“销蚀”，更为严峻，也更为致命！
此时，有一批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编著的《海国图志》，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并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面对西方列强的滔滔之势，魏源寝食不安，忧心如焚，他在《都中吟》一诗中写道：“筹善后，筹善后，炮台防江防海口。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议攻且议守。船炮何不师夷技，惟恐工费须倍蓰。江海何不严烟禁，惟恐禁烟激边衅。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括尔咯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美国）、佛夷（法国）、鄂夷（俄国）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病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12]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以看作是对西方列强武力入侵和文化入侵的一种防御策略，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很难实现的。
（二）从引进技术到学习制度
“江山代有才人出”，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差不多过了20年，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可谓风行一时，振聋发聩。冯桂芬说，中国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提出“法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并“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随后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从186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同时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并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后又扩建北洋舰队。
洋务运动，主要是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在思想观念的层次上，洋务派大都是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898年4月，洋务派的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提出著名的“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主张。张之洞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中体西用”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张之洞认为，文化有“变”与“不变”之分，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劝学篇》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中西的根本区别和差距在于文化和教化，中国注重治道人心，延续了几千年的纲常名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维新派主张以西方宗教取代儒教，以西方“民权”取代封建专制统治，只能使“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因此，他说：“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劝学篇》着重阐述了“保名教”即是“保国”和“保种”的论断，同时大胆地提出了改革学校、变科举、游学、广译西书、变法、练兵、兴办农工商学、修铁路、兴矿业以及建立新学制体系等建议。
从承认船炮不如人，到承认技术不如人，再到承认制度不如人，直到承认文化不如人，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与之相应的，中国从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后逐渐开始注意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其间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13]
事实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外侮，走向富强。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民权，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逐渐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1905年，实行了上千年的科举制也终于废除了。
无论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他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如何在西方列强强大的武力和文化的威胁下，能够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富强。然而，没有文化上的彻底变动，就不会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自觉借鉴，加上对西方文化的不断深入了解，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恢复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西方列强之间的混战，更加强烈了，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集中反映了这种情绪：“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14]当然，这种情绪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的加深和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来临，而逐渐消退了。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紧密相关的，也是与国民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认识密切相关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就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三 “新”——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北京，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一场风暴在悄悄地酝酿。北京《晨报》的记者记录了当时情景：“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纷纷由东西各方云集而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因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但是，由于《新青年》等刊物影响的扩大，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深入，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激发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既是文化自省，也是文化自卫。从文化自省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将传统文化作了重新的审视，努力剔除其糟粕，甚至有些矫枉过正；从文化自卫的角度看，随着新文化的传播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人开始真正自觉起来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这正是自觉维护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开始。
两年以后的5月4日，北京《晨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的一篇短文《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文中写道：
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谨祝中国学生界的进步无量！[15]
当历史刚进入20世纪，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朝廷签订了《辛丑条约》，抵抗西方列强遭遇接二连三的失败，悲观的社会情绪笼罩了全中国。
我们试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的政府打败，续把我们的民族打败，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洋人并未打我们的文化，当然无所谓败不败，文化是自己努力的事……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的。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16]
辛亥革命后，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输入中国。与此同时，大批青年人到国外留学。此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其主要主张有：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认为：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因此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宗法制度造成“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受之者“习为贪情，自促其生以弱其群”。[17]因此，西方文明肯定要比东方文明先进，中国文化“若是决计荣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8]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更是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9]对中西文化的贬褒一目了然。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态度，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在西方文化强力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过程急剧地加速了，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出来。
（二）新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
关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来源及走势，毛泽东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0]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时期全国出版的期刊猛增至500种左右，其中各地学生刊物影响较大的有：《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日报》和《学生周刊》（武汉）等。各地学会社团也开展办报活动。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南京、成都等城市，分别创办《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等。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武汉互助社出版《互助》，瞿秋白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一些政治组织和代表人物，也创办新的报刊，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梁启超、张君劢等组织的新学会，出版了《解放与改造》。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进化》《奋斗》等。“五四”前后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大批涌现，先后约有400多个。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增强了新文化的影响力，在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周太玄后来回忆：“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都感到现状不能容忍，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谓‘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21]
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增强了社会民众的组织和凝聚力。组织起来的群众，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说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使新文化运动有了自己的组织基础。逐渐地，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两个方面作战：一方面是宣传新思想打破旧传统；另一方面是唤醒民众，提高觉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但是，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一般性地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倚重西方文化反对旧的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试图实现现代创造转化的一种努力。因为，一种文化传统越是厚重就越不容易做到与时俱进，就越需要对其进行批判转化。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动摇的传统确实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疏离和游移的感觉，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要把传统原封不动保存下去的理由。正如鲁迅说的：“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22]要保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安全，最重要的还是顺应时代发展，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中国近代文化演变和更新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