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文化安全面临外部挑战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大背景下，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市场和网络也给个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中国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恶意对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进行渗透，不断侵蚀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问题令人担忧。

一 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此时，刘晓波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正在监狱服刑。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奖委员会此举进行了谴责，认为诺贝尔委员会违背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刘晓波事件”是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一次恶意攻击，是力图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步骤。

太阳下没有太新鲜的事！给“持不同政见”者颁发诺贝尔奖是西方惯用的反社会主义手段。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被禁止出版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苏联是这样，对中国也是这样。1989年，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正在中国监狱中服刑的刘晓波。

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萨特早就指出过诺贝尔奖所存在的政治含义。他在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说：“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1]

萨特所说的在今天看来仍然正确。

刘晓波确实是一个叛逆者，他崇拜西方理念，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反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于质疑中国人的人种。刘晓波最著名的言论就是“三百年殖民地说”。刘晓波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2]

客观地说，刘晓波这些言论偏激但并不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了“新启蒙”运动，其特点就是把西方理想化，并用理想化的西方质疑、反思中国现实和历史。这一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不可抹杀，但发展到极端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当时的《河殇》就是其代表，而刘晓波只是用最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如果说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有些书生意气，那么，在目睹苏东剧变、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而崩溃、独联体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之后，在经历了美国不惜以侵略战争扩张霸权的行径之后，同时，在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不断探索取得巨大成就之后，还在不断地搬弄这套全盘西化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了。

但刘晓波很难说是无知。他背后有西方势力的支持。据中新网披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了一个名为《民主中国》的刊物，刘晓波就是《民主中国》杂志的主编。从《民主中国》杂志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30日财政年度报税表来看，刘晓波的年薪是2.3万美元。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刘晓波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入狱后，刘晓波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误。^[3]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致力于全球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但它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国会，近年来发生的颜色革命背后都有这一组织的身影。

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人更是值得关注的。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披露了几个重要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他本人就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瓦茨拉夫·哈维尔也是一个提名人，很多人知道他是捷克前总统，但他还是乔治·索罗斯赞助的人权观察组织国际委员会主席。另外，有三个人对国人来说有些陌生，他们是捷克外交部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亲王、世界贸易组织前主管迈克·穆尔、俄国自由市场反对派政客G.A.亚夫林斯基。这三个人都是著名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三边委员会表面上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等14个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却是西方超级精英俱乐部，是西方国际金融财团及其控制下的跨国公司的政策协调机构。这些提名人足以说明刘晓波获奖背后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

因此，给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奖，实际上是西方妖魔化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手段，是颠覆中国的主流价值体系的一个步骤和环节。对地缘战略有深入研究的威廉·恩道尔认为，“这是一个被美国引导的、非政府组织孵育的、反对中国主权的、非正式战争宣言的一部分。”^[4]

二 关注中国“民主人权”的“全球之声”

2004年12月，伊丹·查克曼和丽贝卡·麦康瑞建立了“全球之声”网站，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网站的赞助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贝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全球之声”的目标是以博客为桥梁，让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相互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它不要求专业性，而是用日常百姓的观点来看待事件。它通过国际互联网，搜集各个国家的民众所发表的博客和照片等，然后进行精心选择，选择有意思的事情或评论，翻译为英文，粘贴在网站上。

但是，“全球之声”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关注点很值得玩味！从2004年底成立到2007年5月15日，“全球之声”所翻译报道的“公民新闻”按来源地分，条数最多的前五名为中国（1589条）、俄罗斯（1006条）、印度（994条）、伊朗（822条）和尼日利亚（635条）。而其关注的内容则主要分布在政治（4129条）、政府治理（2870条）、人权（1997条）、国际关系（1980条）、艺术与文化（1925条）、媒体（1733条）、历史（1701条）、战争与冲突（1630条）和言论自由（1589条）。^[5]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政治和人权是网站关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关注中国的政治和人权状况。

从传媒的角度，“环球之声”以公民博客为主要内容存在着重大问题。博客不同于新闻，往往很随意，而且情绪化，对某些事件的了解未必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一定的先入之见选取博客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很容易歪曲一个国家的形象，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如果人们通过这样的网站来了解中国，往往会看到一个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之声”本身也有很多疑点。“全球之声”发展非常迅速，2007年，“全球之声”推进多语计划，要把英文翻译为其他语言，这些计划依靠的是志愿者。2008年，“全球之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6]但是，网站工作人员在160个国家的网络传媒中挑选博客，如此庞大的虚拟空间，如此庞杂的博客内容，再加上各国不同语言，网站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全球之声”只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网站和组织，越来越大的规模和组织，其经费需求何以维持？仅仅志愿者怎么能够维持呢？从维基百科的介绍来看，“全球之声”得到了哈佛大学贝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支持，另外，路透社曾在2006年的1月，给予“全球之声”一个未设上限的补助金。^[7]一个大学研究所能够给多少经费？路透社给的“未设上限”的补助金有多少呢？

实际上，“全球之声”还有另外的经费来源。“全球之声”计划负责人David Sasaki的回忆文章提供了另外的资助者的线索。

“各位今日所见的网站，源于我和Ethan Zuckerman筹办工作坊的博客，我们的目标若简而言之，即讨论‘如何使用博客工具，才能帮助不同国家人民产生更直接、更有意义的对话’。这场工作坊亦附属于网络与社会研讨会之中，由哈佛大学柏克曼网络与社会中心主办，开放社会研究所则慷慨地提供经费，让我们能邀请世界各地博客前来，我们将活动讯息张贴在网络上，David和其他人也主动前来参加，真是感谢老天！”^[8]

开放社会研究所！只要对“颜色革命”稍有了解的人都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是美国输出自由民主观念的重要非政府组织力量之一。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中，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民主基金会提供了大量资助，在当地成立大量分会，培养了很多反政府人士和反政府组织。美国“颜色革命”的成功，开放社会研究所自然功不可没。

“全球之声”创始人的愿望也许是美好的，志愿者们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所做的工作也许是真诚而无私的，但是，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对它进行资助说明，这个组织已经被纳入了美国对外文化渗透的网络。在无国界的虚拟空间中，我们很难说这样的网站有多少。这对中国文化安全的挑战不言而喻。

三 经济学家该淘汰了：学术西化的忧虑

2009年3月10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在讨论中提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个民间独立机构对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部分经济学家，刘革新甚至提出，“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9]刘革新政协委员这些看似过激的说法，在社会上却引起了一片赞同之声。

经济学家的这种尴尬境遇，更多的来自他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误判。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金融风暴席卷世界，并从金融危机转变为实体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但是，在2007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我国经济学家很少有人预测到危机爆发，爆发之后，又相信美国方面的言论，低估危机的危害程度，甚至认为是美国的危机，对我国影响不大。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研究者很少有自己的声音，更多的是跟在美国研究机构的后面人云亦云，从而引起了民众对经济学家的质疑。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众多，但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的崇洋、媚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出现了畸形的移植特征，西方学术话语占据了统治地位。西方的学术机制被机械地移植过来，西方的教材被原版引进，西方的学术也被简单地移植了过来。西方的学者被捧为大师，走马灯似的进入我国学术界，西方的学术思想在未经细致研究批判的情况下，就被拿来对中国的社会实践颐指气使。这样一来，西方学术话语流行，我国社会历史的经验材料只有纳入西方理论话语才能得到认可，可以说达到了“无西不能学术”，“非西不能学术”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主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的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此即彼的判断。”^[10]经济学只是在其中更有代表性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运行机制、规律和特征，为我国的改革服务。而西方社会科学无疑是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我们接受但缺乏批判，忽视了这些理论也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与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政治活动有巨大的差距，不能生搬硬套。同时，在世界上，国家间不仅有合作，还有利益博弈，在具体政策上，这些社会科学是为西方国家服务的，对它们适用的不一定对我们也适用。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西化现象，也是西方主动进行文化渗透的结果。2008年3月，西方某著名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这个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11]西方的基金会具有公益性的一面，但是，二战以后，一些著名的大基金会也都不同程度为西方的文化冷战服务，参与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西方的这些力量一开始是影响研究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然后是研究的成果，而最终的目标是我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西方基金会影响的学者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西方对我国文化渗透之深。

前面所讨论的这些文化现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果。这些文化现象绝对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西方有意识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操纵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