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原理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问题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在此，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原理可为本书提供方向指导与理论支撑。
一 价值观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思想意识都是在一定物质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客观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中，社会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并且只按照自身固有规律发展的客观物质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主要是物质生产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物质生活过程中的特定地位。正是在这种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中人们形成了各自的社会性质——阶级性和价值取向。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的哲学意义，不仅论证了社会生活中精神现象对于物质现象的依赖性，更揭示出了价值观内容的客观性。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形成来源于其生存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他们既不同于城市市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他们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个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3]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资源的享有，也在其价值预期实践中设置了障碍。比如户籍制度虽然在制度层面上逐步放宽，但它所包括的等级意义留存在城市市民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中，一时难以消除。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还受制于他们早期在农村生活中所形成的小农意识和乡村传统价值观。这些观念阻碍了他们社会资本的形成。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不仅是一种意识范畴，更是一种实践范畴，全面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其市民化过程中对社会、对个体自身的认知及采取的行为。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问题，必须将其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考量之下，同时，摆脱客观主义的束缚，始终从“社会”的宏大视角出发聚集个体和群落精神世界的反溯性推演，从社会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中来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
二 价值观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1.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
马克思主张，价值观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像镜子反映对象那样是被动地、毫无选择地反映着人们的社会存在或实际生活过程——“是”怎样的，而是主动地针对实际生活过程中的种种矛盾，能动地体现特定阶级的立场、价值取向、态度、要求、现实生活及社会关系——“应当”怎样。由此，价值观念不仅能反映客观物质世界，而且能能动地创造物质对象的形式。这种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每个人对外部世界影响的反映不一样，而且体现在人们“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4]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5]因此，任何思想意识的生成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把握，具有能动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性，从质的方面看，既有先进的社会意识及其作用的结果，也有落后社会的意识及其作用的结果；从量上说，只有广泛深入地被人们接受的意识，才能最终形成具有长久影响力的社会意识。
2.阶级意识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互依性
价值观的形成归根到底是以客观生活过程为对象，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这种精神活动不是费尔巴哈所认为的“是一种隐蔽的、非感性的、甚至是非对象性的活动”，[6]而是体现了人的“创造对象世界”的感性活动在人的思想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决定作用。正如汤普森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指出的：“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7]这种形成是由于现实的需要、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和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阶级意识的形成并非容易，阶级意识形成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发现这个原因，就找到了历史活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给阶级意识下的定义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在他看来，“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这一经济状况被既定为一种明确的结构关系，被既定为一种似乎控制着生活的全部对象的明确的形式关系。”[8]他认为，阶级意识不是超验的东西，而是阶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推动人们阶级意识、价值观念发展的因素十分复杂，传统的“阶级决定论”会出现失灵的情况，甚至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但无论如何，推动阶级意识形成的最终动力不在思维本身而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意识形态来关注阶级意识命题。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能够制造出一种相当实际的共识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种思想共识来源于既定的、客观的物质经济结构，来源于社会物质基础掩盖下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意识永远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这种社会存在又浸透在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过程中。葛兰西把这种可以组织人民的所谓历史必需的思想共识称为“文化霸权”。葛兰西指出，这种霸权已经不是通常所谓的强制性力量与暴力形式，而是一种人们同意的领导权形式，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9]统治阶级为了取得文化的支配权，可能采取与对立阶级、集团进行谈判的方式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某种调整与修正，通过普遍共识的方式让群众自发地同意统治阶级对社会生活所作的指导，并将之内化为自己的生活观念和指导原则，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阿尔都塞则从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他说：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等途径进入个体，使个体成为一个有见解、能行动的主体。意识形态把人建构成主体，就是镜像结构。这种镜像复制由意识形态所构成，而它又保证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正是通过镜像复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10]的确，不论是葛兰西还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分析都主张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最后化约为社会性现象，倚重于结构与思想的互依。
就我们的论题而言，目前总数1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正日益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观关系到其市民化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关系到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处于非城非农、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这些状况必然反映到他们的价值观中，使其价值观既有符合时代潮流的方面，也有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不相符的方面。因此，深刻认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矛盾多样性、潜在冲突性特征，并从意识形态层面深入揭示产生以上现状的根源，为他们确立正确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对于努力克服该群体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使其对社会意识并通过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发挥积极的反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