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个高丽共产党的产生

1920年9月初，韩人社会党在共产国际特派员的直接指导下，^[16]在上海召开党代表会议，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韩人共产党”，把机关志《自由钟》的名称改为《共产》，扩大改编其组织。李东辉、金立、李汉荣、金万谦、安秉璨等被选为中央委员，李东辉为其委员长。^[17]他们在共产国际远东部的援助下创办印刷厂，用朝鲜文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5000部马列主义书籍。^[18]

这一时期，以远东地区为中心的苏俄朝鲜民族社会里出现了一世党（1919年）、莫斯科韩人共产党（1919年3月）、奥姆斯克韩人共产党（1919年11月）、赤塔韩族共产党（1920年）、阿穆尔（黑龙）州韩人共产党（1920年4月）、韩族共产党沿海州联合总会（1920年8月6日）等众多的共产主义团体。1920年1月，以苏俄红军第五军团的“高丽特立中队”朝鲜人35名为中心，在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县委员会组织了“高丽部”。^[19]同年7月7～15日，以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县委员会高丽部为中心，在伊尔库茨克召开“全俄韩人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员会议”，成立了“全俄韩人共产党中央总会”（从9月25日起改称“高丽共产党中央总会”）。中央委员有5人，李成、蔡东顺分别任正、副会长，设立组织、宣传和联络交通等三个科，并以朝鲜文刊行其机关志《东亚共产》（8月14日创刊号），在苏俄朝鲜民族社会扩大其影响。至1920年末，在苏俄境内的朝鲜人共产主义团体共有16个，有2305名党员和候补党员。^[20]

高丽共产党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总会东洋局韩族部的支持和协作下，创办“党学校”，以苏俄红军第五军政治部党校教材为教材，培养朝鲜民族军政干部，动员和组织朝鲜民族，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同时，努力掌握朝鲜革命运动的主导权，使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总会成立伊始，就派遣总会长李成的弟弟李括前往中国上海，与韩国临时政府取得联系。而且自1920年11月起，总会把工作重点转向苏俄沿海州地区、朝鲜国内和中国东北地区，决定派遣总会长李成、朴承晚、金哲勋等“最优秀的主要力量”到那里开展工作。这些工作员带着俄共（布）西伯利亚总会东洋局所提供的活动资金，分别前往沿海州、朝鲜国内和中国东北地区，开展其革命工作。^[21]可以说，高丽共产党中央总会的建立及其在远东地区、朝鲜国内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标志着伊尔库茨克派的最初形成。

1921年5月4～15日，伊尔库茨克派得到共产国际东洋局秘书部（1921年1月组织）的支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第一次高丽共产党代表大会。来自苏俄、中国和朝鲜的代表83名，代表着32个团体和8730名党员（其中正式党员1880名）。大会完全排除了李东辉等上海的韩人共产党系统，尽管原韩人共产党中央委员金万谦、安秉璨等人也参加大会，但他们是已与李东辉一派发生矛盾而决裂的人物。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韩明世、南万春、崔高丽、金哲勋、安秉璨、金万谦等11人为委员，安秉璨和韩奎善分别任正、副委员长。这次大会标志着高丽共产党伊尔库茨克派的最终形成。会后，金万谦等回到上海，开始组织与李东辉一派相对立的伊尔库茨克派的高丽共产党上海支部和“高丽共产青年会”。原上海韩人共产党的主要成员吕运亨和金奎植、赵东祐、朴宪永等人也加入了这些组织。^[22]

1921年1月，因反日民族革命路线上的分歧斗争，李东辉完全脱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于3月前往广州访问中国革命先行者、时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共同协商了东方各国的革命前途问题。^[23]在伊尔库茨克派的第一次高丽共产党代表大会刚刚结束的第5天，即5月20～23日，李东辉等在上海组织召开高丽共产党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来自中国东北、朝鲜国内和日本等。1920年秋天成立的朝鲜国内早期共产主义秘密团体“社会革命党”也派来了8名代表。会议宣告成立又一个“高丽共产党”。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李东辉、金立、金奎冕、朴镇淳（共产国际远东代表）、李镛、韩馨权等17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以李东辉、金奎冕为正、副委员长，金立为秘书长。^[24]会议决定把朝鲜国内的社会革命党组织改为高丽共产党的国内支部，创办国内机关志《新生活》（1922年3月创刊）。^[25]金明植、尹滋英、韩伟健、张德秀、崔八镛等负责朝鲜国内支部的领导工作。这次会议标志着高丽共产党上海派的最终形成。自此，高丽共产党分裂为南北两派。

从1918年4月开始的朝鲜民族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极为混乱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经过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分化和再组合，终于分立为两大派，即高丽共产党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派。大体上讲，伊派是以归化于俄国的朝鲜人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其活动主要归属于俄共（布）组织，他们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朝鲜的革命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革命，试图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上海派则以亡命在苏俄、中国和日本等国外的朝鲜革命者为其主要成员，联合国内革命者，他们把朝鲜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作为首要的时代任务，被伊派批判为“民族国粹主义”和“冒险主义集团”。^[26]这两派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歧与对立斗争，将一直持续到朝鲜民族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过程。

两派斗争中最为严重的事件是1921年6月28日发生的自由市事变（又称黑河事件）。此时集中在苏俄远东自由市的朝鲜人各种武装部队共有4500余名（一说是超过5000人）。伊派影响下的朝鲜人部队联合苏俄红军（远东第29团270名军人和两辆装甲列车）围攻上海派影响下的朝鲜人部队（主要是经过1920年延边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役，消灭大量日本侵略军之后，刚从中国东北转移去的原大韩独立军团部队）。在这一武装冲突中，死亡40人，失踪约450人，900多人被捕。被捕人员中70多名干部入狱，400余名被强制劳动。^[27]其余的2500余名朝鲜人部队被移送到伊尔库茨克，编入苏俄红军韩人特别步兵旅。^[28]这一事件是由朝鲜民族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伊派和上海派的矛盾、共产国际东洋局秘书部和远东共和国韩人部对朝鲜人共产主义团体的有些相异的认识和方针等各种错综复杂的诸多原因所造成的，它给朝鲜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留下了极为沉重的阴影和教训。

1921年6月，李东辉、朴镇淳等人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而南万春、韩明世等伊派代表团则在5月末已与列宁进行过会谈，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伊派代表南万春发表演说，宣扬伊派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批判上海派是借用共产主义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李东辉等历经千辛万苦，于9月才到达莫斯科。他们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中央报告上海派党务工作及伊派的错误问题。11月3日，李东辉等参加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活动，并以高丽共产党代表身份致祝词。共产国际根据伊派和上海派各自相异的报告，于11月15日发表了“第三国际共产党检查委员会决定书”。该决定书指出，伊派和上海派两派都不能标榜代表朝鲜革命，要求将来召开朝鲜国内外共产主义诸团体代表大会之前，先联合组成两派同等人数的中央领导机关。由此，两派各选4名代表组成高丽共产党联合中央，以李东辉为主要代表。共产国际又决定立即释放自由市事变中被捕入狱的朝鲜革命者。11月28日，列宁亲切会见以李东辉为首的高丽共产党代表团，肯定上海派的政治路线，批评伊派的“左倾”错误，高度赞扬了朝鲜革命者的奋斗精神。列宁指出，朝鲜革命应以民族革命为第一阶段，用组织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团结日本无产阶级在内的国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可用恐怖手段等，指明了朝鲜革命的方向性问题。^[29]12月21日，李东辉和伊派代表韩明世，与共产国际东洋局秘书部领导等举行会议，讨论两党联合问题。会议决定执行共产国际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书，停止派别斗争，为实现真正的联合尽一切努力。

1922年1月21日至2月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的中国代表37名、日本代表13名、蒙古代表14名，而朝鲜代表则达56名，人数最多。朝鲜人代表中有朝鲜国内代表15名，中国延边地区代表2名。^[30]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次会议对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但是，由于自由市事件的影响、对朝鲜革命性质的认识差异、俄国归化人和非归化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苏俄支援金40万卢布的使用问题等，高丽共产党两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纷争依然没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共产国际为了解决高丽共产党两派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于1922年4月22日作出六项内容的决定，批判派争，停止两派一些干部的党务工作，暂停共产国际的财政支援，并要求三个月内实现其团结统一。同年10月19～28日，高丽共产党在俄共（布）中央远东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组织指导下召开了党联合大会，与会的两派代表共128名。在讨论代表资格问题等会议事项上两派发生纷争，伊派大部分代表退出会场。以上海派为主的大会选出了李东辉、洪涛、尹滋英等新的高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干部10名，并决定在朝鲜国内和中国东北等地设立秘书部，培养组织宣传员，集结和训练武装队伍等事项。而脱离大会的伊派主要人物韩明世、金夏锡、金万谦等在赤塔组织召开另一个大会，选出伊派新的中央委员会。由此，以联合大会实现两派团结，试图建立统一的高丽共产党的希望终归失败。12月，共产国际解散两派组织，要求“互相妥协，要完全地建立朝鲜共产党”，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设立其所属的“高丽共产党总局”，任命上海派的李东辉、伊派的韩明世、朝鲜国内派的郑在达等各派代表为其委员，直接领导朝鲜共产主义运动。^[31]但伊派和上海派的纷争仍然没有消失，甚至愈演愈烈。

1923年12月31日，李东辉、郑在达等脱离高丽共产党总局，总局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24年4月，共产国际解散高丽共产党总局，为了在朝鲜国内建立共产党，于5月7日设立了“高丽共产党创立代表会议准备委员会”，南万春、李亨建、金哲勋、金若水等人被任命为委员。^[32]共产国际根据远东地区的形势变化以及国外高丽共产党活动中难以解决的派争问题，决定国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在朝鲜国内开展工作。这期间，高丽共产党总局和准备委员会先后派遣金灿（本名金洛俊）、金在凤^[33]（又名权田）、辛容箕、郑在达等工作员到朝鲜，使之在国内秘密进行共产党的创建工作。^[34]

总之，马列主义思想与朝鲜民族反日解放运动初步相结合的产物——高丽共产党诞生在朝鲜国外，主要活动在苏俄远东地区和中国。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它具有很多难以克服的主客观局限性和缺陷，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战斗组织而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派，没能很好地起到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它在国内外的朝鲜民族社会广泛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为朝鲜革命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