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州鱼鳞册所反映的土地占有规模正误

图1 悲字圩局部坵号示意图

资料来源：《鱼鳞图册》（不分卷），钞本，第2册，第1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贵重—63。

鱼鳞册中记载业户土地占有状况是认识地权分配的重要信息。鹤见尚弘先生对康熙长洲鱼鳞册进行了一系列精湛的实证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如前所述，鹤见尚弘先生研究长洲鱼鳞册时，采取了收租地主、地主兼自耕农、地主兼自耕兼佃农、地主兼佃农、自耕农、自耕兼佃农、佃农的阶层占有土地分类法。他曾对悲、量、难、阶、墨字圩占地较多的业户进行统计，我也对上述各圩做了统计，二者的统计如表5。

统计结果显示，“金万年”“金年”均属占地面积大的业户。一字之差，令人半信半疑，“金万年”“金年”是两个业户，还是同一业户？如果仅从业户栏所填姓名来判断两者不同，答案则是肯定的。但笔者研读鱼鳞册的经验是，业户、佃户、四至业户姓名等内容，经常会因书写者的缺笔、省笔、误笔，导致鱼鳞册记载信息的错乱，所以不能单纯从业户、佃户栏所填的字面来直接进行统计，还必须根据鱼鳞册相对应的坵号、业户的东西南北四至情况加以仔细考证。

释此疑惑，画出田图，一目了然（见图1）。据康熙长洲鱼鳞册所载，各业户之间多数能依田亩四至所示，相互连接，有所凭依。根据“悲字圩”总形，本文截选了局部田块，当然，这些田块仅是“金万年”“金年”姓名出现较为集中的部分。

鱼鳞册绘有每一坵的形状，标有步尺，同时注明东西南北四至，结合总圩图形，通过四邻，可以考辨、分析业户姓名。

表5 《抄录县康熙十五年分奉旨丈量鱼鳞清册》悲、量、难、阶、墨各圩占地较多业户所占面积统计

参照对比图、表，第30、31、32坵与第36坵业户相互连接，最为明显，而且从业户姓名可知，第30、31、32坵属不同业户，三个业户东至田块的业户均标注为“金年”，但第36坵的业户为“金万年”。由此可知，金万年和金年当为同一业户。

还有，第36、37、38坵自西向东紧密相连，业户均为“金万年”，第37坵的东西南北四至业户分别为“金年”“金”“金年”“金年”。圩图清晰显示，东、西二至均为“金万年”确定无疑。第37坵南、北相接的坵号分别为第47、23坵，根据业户姓名栏的记载可知，这两坵的业户正是“金万年”，因此，“金万年”与“金年”同属一户证据确凿。

表6 悲字圩局部业户各坵及四至统计

“金万年”“金年”只有一字之差，却和精确统计业户占地数据关系重大，进而影响到研究者对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业户占地规模的理解和认识。显而易见，如果把“金万年”“金年”看作两个业户，分别占有250.598亩、206.147亩土地，皆在200亩以上，占地不谓不广。经考证，二者为同一业户，合并计算后，业户“金万年”一人在悲、量、阶、难、墨各圩占地面积则多达456.745亩！规模扩大了一倍多！这也充分说明，土地集中程度比鹤见尚弘先生的判断还要高。

此外，鹤见尚弘先生对《康册》“孔字圩”“兄弟字圩”“气字圩”的地权分配统计和我的统计存在一些差别。据他统计，两个占地较大的业户张越凡、顾玉侯占地分别为129.57、100.001亩^[35]，据我统计张越凡占地137.1亩，顾玉侯占地113.609亩（全部出租）。张、顾二业户占地均集中于气字圩，该圩共地721.975亩，二者占地在“气字圩”中达34.73%。

经过对《康册》《抄册》业户占地状况的正误，统计结果表明，清代前期长洲地权集中、存在大土地所有者应当是事实。

早在明代，江南地区已经出现田面权、田底权分离的现象。但这种形式普遍程度如何，还缺乏具体史料。论者常引用顾炎武“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之说，作为明末清初江南地权高度集中的证据。范金民先生对光绪初年陶煦所讲的“吴中之田，十九与绅富共有之也”别有新解，认为在苏州底面不分的土地占10%左右，底面分离、佃户与“绅富共有之”的“租田”占90%。他认为，章先生的研究成果可资证明。因此，顾炎武所说之含义，指地权极度分散，底面普遍分离。^[36]我认为，顾炎武所言是否指底、面分离，尚待进一步研究，顾炎武所指与陶煦所述之时代背景大不相同，其间形势纷扰变化，还缺少一些资料环节，所以，苏州地权特点是否从清初一直保持到清末还需要更多资料来证明。

经过对《康册》《抄册》的考辨，结合当地调查资料，我尝试对苏州鱼鳞册与“太湖模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一些粗浅认识。《康册》《抄册》属于不同类型的资料，《康册》属于官方清丈，信息相对完整，体现了明确业户、突出土地实际耕作利用的静态截面，《抄册》属于民间管理，内容残缺疏漏，关注土地的底面权，留存了土地交易、底面变化的动态过程。《康册》《抄册》佃户栏的“自”指业户所占底面不分的土地，而非章有义先生所认为的底面分离、业户自有田面权。佃户栏空白或系资料残缺，或有其他原因，章有义先生对佃户栏空白的理解仍待商榷。《康册》佃户栏的“自”指底面不分的自耕田（一些情形可能出租），《抄册》佃户栏的“自”指底面不分的自田，业户可自耕也可出租，在这一点上章有义先生的认识是正确的。《抄册》佃户栏“自”田的比例为14.076%，1950年代与其地点大致对应的调查资料显示，自耕田比例为14.89%，可以谨慎推论当地自耕田的比例较长时期保持在15%左右。鹤见尚弘先生认为《抄册》业户占地规模有达200亩以上者，我结合田址对业户姓名加以考证，认为“金万年”“金年”系同一业户，其占地规模达400亩以上，大地主的存在应是事实。

简言之，苏州地区田底权、田面权分离时间之早，在一定时期分离比例之高确属史实。我想说明的是，从田底权、田面权分离的角度理解康熙初年鱼鳞册业户、佃户分写的记载形式还存在不少可以商榷之处，就现有资料条件、认识水平而言，还无法从中剥离、解析出可信、精确的底面分离土地面积，利用这些鱼鳞册来研究田底权、田面权分离还不可靠。从租佃关系来理解业户、佃户分载的形式，从业户占有土地面积的统计数据来考察当地的地权状况相对稳妥。

行文至此，或有人问，为何研究者对“自”的理解不同，结论却相同，研究者对“自”的理解相同，而观点却相反呢？鹤见尚弘与章有义先生虽然对佃户栏“自”的认识有分歧，但章先生仍是根据业户占有田底权的状况来进行地权分配统计，因此两者所得结论一致。赵冈先生虽然同意章先生“自”为自有田面权之理解，但他是把田底权、田面权一分为二计算地权分配的，所以结论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