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理论框架
自2007年以来，边燕杰提出了“中国转型经济与关系主义上升”的理论框架，在国内外若干场合讲演过，这次作为八城市调查的理论框架[41]。这个理论框架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微观层次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体行为的作用究竟是持续不变还是上升或下降，将由宏观层次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来决定。所谓“有条件的关系上升论”，其“条件”指的就是宏观结构条件。二是，我们采用边燕杰“关系作用空间”的概念[42]，把任何经济体看做二维或多维空间，其中关系作用的上升和下降，被视为关系作用空间的增大和缩小。
（一）宏观经济结构及研究假设
该理论框架从两个方面把握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即市场竞争程度和体制不确定程度。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要素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垄断程度越高，即由国家政府或经济寡头把持要素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比例大，则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如果要素资源在经济体内是离散分布的，发展机会是面向众多行动者的，则市场竞争程度就高。关于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作用的研究假设是：一个经济体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对个体的相对比较优势的要求就越高，不但要求拥有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而且要求拥有社会资本。所以职业地位获得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嵌入程度就越深，关系作用空间就越大，关系回报率就越高。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市场竞争都有其特定的体制条件，而体制的不确定程度将发生重大影响作用。所谓体制，按照诺斯的观点就是市场规则，而体制的不确定性由市场规则的特性决定[43]。市场规则的特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规则的表述或是具体而明晰的，或是抽象而模糊的。二是规则的执行或是公开和透明的，或是隐秘和不透明的。三是众多规则之间或是兼容和一致的，或是非兼容和矛盾冲突的。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市场规则是模糊的、不透明的、非兼容的，则体制的不确定程度就高；反之，市场规则是清晰的、透明的、兼容的，则体制的不确定程度就低。关于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作用的研究假设，一个经济体的体制不确定程度越高，信息沟通、信任建立、行为管制的正式规范效果就越弱，则职业地位获得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嵌入程度就越深，社会网络作用空间越大，关系回报率就越高。
（二）关系作用的时代变迁及研究假设
综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其市场竞争程度和体制不确定程度是一个共同演变的过程，经历了四个经济体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作用也随之发生了时代的变迁（见表1-1）。
表1-1 关系作用的时代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是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市场竞争程度很低，主要经济资源都按照单一体制的国家计划分配，这其中包括劳动力的分配和调拨。市场竞争程度和体制不确定程度均低。这是经济体 I：经济领域的关系作用空间是相对有限的。例如在劳动力分配领域，人们利用关系获得劳动力调配指标，利用关系寻找接收单位，利用关系争取进入较好的单位和职业，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统一计划的夹缝内，运作空间是有限的[44]。
经济体Ⅱ是1978年以后到1992年以前的初步改革时期。这一时期，体制不确定程度由于改革推进策略的三大特征迅速提高。一个特征是改革的起步没有完整的蓝图，“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做法虽然不失政策探索的灵活性，但市场体制建设滞后，体制缺乏透明，产生“体制洞”[45]。另一个特征是渐进改革策略，它使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互不兼容的体制共存，为短期暴利、违规经营、非法交易、权力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很大空间[46]。还有一个特征是试点先行的改革策略。它为地方任意解释创造了空间，使改革措施增加了人为的模糊性[47]。这一时期的体制灵活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体制不确定程度同时迅速上升，关系作用空间迅速增大。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研究证明了这一点[48]。
经济体Ⅲ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市场竞争程度空前提高。从农产品和小商品市场，发展到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最后是“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引发资金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开放和竞争。与此同时，由于前述三个改革推进策略的持续影响，体制不确定程度也在提高。为此，经济体Ⅲ的关系作用空间比经济体ⅡI再次增大。
经济体Ⅳ是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向型产业迅速增加，使我国市场竞争程度上升到全球化水平。世贸组织的重要影响不仅是提升了市场竞争程度，而且加强了市场的规范性。所以，在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波及的地区、部门、产业、企业，体制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关系作用空间相应缩小。但在世贸组织影响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力的地区、部门、产业、企业，体制的不确定程度仍然很高，关系作用空间保持在较高水平。
（三）关系主义文化结构的作用及假设
上述宏观经济结构对关系作用空间的影响作用是在中国关系主义文化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我们的理论框架的另一个宏观结构条件就是文化结构。这里，我们采用边燕杰对中国关系主义规范的概括：关系主义文化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以“熟、亲、信”为准则的行为规范[49]。这套行为规范与利益本位、个人导向，以“权、责、利”为准则的理性主义文化相区别。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前者是“差序格局”，后者是“团体格局”。我们可以假定，关系主义文化规范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组织之间是有差异的。为此，某个经济体内，越多的人承认、默许、接受和使用关系主义文化规范来约束个体行为，并据此来与他人互动，该经济体内的关系拥挤程度就越高，职业地位获得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嵌入程度就越深，关系作用空间就越大，关系回报率就越高。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内越少的人承认、默许、接受和使用关系主义文化规范来约束个体行为，而是用理性主义文化规范来与他人互动交往，那么该经济体内的关系拥挤程度就越低，理性行为越多，职业地位获得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嵌入程度就越浅，关系作用空间就越小，关系回报率就越低。
（四）本书的理论模型
图1-1是对本书理论模型的概括。根据理论导向实证研究的原则，我们的理论模型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在解释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和结果方面，包括人力资本模型、先赋—自致模型、结构分割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型的相关解释变量。相比较这些“传统的”地位获得模型，本书的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改进是：第一，引入了人际社会网络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第二，将整个地位获得模型置于市场转型和关系文化的宏观环境背景下考察。
图1-1 本书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