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对中国投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本部分的文献述评将按照文章中的内容分四部分。它体现了这样的顺序，先是对日本、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再是对中日两国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最后是对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影响。
一 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
对中国投资引起的最受日本国内关注的问题是产业空心化。对此，江瑞平（2003）给出了最为充分的讨论。以经济长期严重萧条为背景，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导致的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在日本引起高度重视与普遍担忧。由于中国内地正在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将其主要生产和经营基地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中国内地，从而也使对华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被视作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因素，并将此作为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7]通过分析，江瑞平指出，当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进展程度及其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被过分夸大了，即使在日本有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其根本症结也在国内而不在国外，更不能完全归罪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产业空心化方面，“中国因素”作用有限，远不足以构成“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在对产业空心化分析的基础上，江瑞平对另外一个受日本国内关注的问题，即就业状况恶化问题，给予了分析。江瑞平指出，日本失业问题空前恶化的主要症结在日本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只是很小的次要因素，结构升级迟缓导致结构性失业增加、企业破产严重导致破产企业职工失业，以及企业雇佣制度僵化、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才是导致日本失业日趋严重的真正根源。[8]
上述两方面因为是负面影响而备受关注，而对于正面影响，现有的文献较少进行系统论述。但刘昌黎和金凤德（1990）关于日本对外投资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很有借鉴价值。两位学者为此总结了七个方面，即：①巩固了国外市场，扩大了对外贸易；②保证了日本所需原材料的稳定供应；③充分利用了国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增强了国际竞争力；④扩大了剩余资金的海外运用，推动日本加速走上金融、资本大国的道路；⑤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有利的国际分工；⑥推动了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向“日本跨国公司”时代迈进；⑦提高了日本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改善了日本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虽然上述阐述有些脱离实际，但它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的思路。而且上述论述体现出的全面性，在当前的有关研究中并不多见。
所以，从总体来看，在有关的文献中，有关日本对中国投资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的研究相对充分，而对正面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从现有的文献看，一些对正面影响的阐述是通过对负面影响的反驳得出的，而另外一些专门针对正面影响的研究则做得不够全面。
二 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应该说，有关日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文献相对丰富，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探讨。下面将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予表述。
首先是王志乐（1998），他将上述影响分为五个方面：①引进资金。指出日本跨国公司投资不仅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分担了我国企业的投资风险，使一些急需的项目及时投产。②引进技术。说明透过日本投资引进了一批填补空白的技术、工艺或设备，通过中日企业合作使我国的产品具有高科技含量，通过中日企业合资不间断地获得新技术。③学习管理。指出日益增加的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为中国管理人员学习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管理人员通过合资合作，深入日本企业管理结构的内部近距离学习、模仿乃至消化、创新。④开发人才。说明日本在华企业为实现人才开发当地化，建立了大规模的人才培训体制。这种人才培训体制由企业、投资管理公司（地方总部）和母公司三个层面构成，在企业中对各级各类人员进行全面培训。⑤推动竞争和促进发展。对此，从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促进电子电器行业振兴和促进经济繁荣三个视角给予了阐述。王志乐的研究还有一个能证明其极具价值的原因，就是这些研究成果都建立在作者的实地调查基础之上。[9]
同时，很多学者是从全部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因为在影响方面，日本的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并无太大差别。在此来看稻田实次（1998）的分析。通过吸收外国投资，可以期待得到资金、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方法、扩大出口市场等经济效果。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资料，截至1996年底：①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外国投资（实际利用金额）所占的比例是14.9%，但是福建省却高达将近60%。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1371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2899亿美元）的比例为47.3%。③外商投资企业雇佣的职工人数为1750万人，占全国的2.5%。④税收从1995年的659亿元增加到870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4.3%。[10]不难看出，在资金、技术、管理的影响之外，上述分析还强调了贸易、就业、税收方面的影响。
另外，于灵（1999）从资本形成、就业创造、外贸扩张、技术提高四个方面给予了阐述；赵晋平（2003）在和其他国家对比的基础上，从吸收就业、增加税收、保持贸易盈余三个方面给予了分析。在此，必须提到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桑百川（2000）从制度创新效应、推进改革效应和观念更新效应三个方面论述了外商投资的非经济影响，这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启发。
三 对中日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国际经济活动包括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所以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对中日国际关系的影响就意味着研究上述投资对中日两国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影响。事实上，研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文献较多，因此这方面的文献述评也以此为主。
在中日贸易的表现方面，很多学者，如刘淑琪（2002）都给予了相当充分的描述，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更重要的是，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料可供参考和研究。日本财务省（原大藏省）、经济产业省（原通产省）以及如贸易振兴机构的其他部门都会有相应的贸易统计资料公布。例如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发表2004年贸易统计（快报），指出中日进出口总额增加17.9%，达22.2万亿日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额20.48万亿日元。同时强调这标志着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由美国变为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分析中日两国贸易互补性的文献也相当丰富，在此以于津平（2004）的分析作为代表。发展水平的不同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中日之间的贸易以行业间贸易为主，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成分的机械电子产品（如家电）、纺织和食品为主，而日本对中国的主要出口项目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械电子产品（如电机）、汽车和化学制品。两国在产品生产上比较优势的差异是行业间贸易形成的主要原因。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特征表明，加强中日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比较优势的发挥，而且在短期内也不会对两国经济形成明显的冲击。中日贸易可以使双方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
在以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来解释中日贸易良好表现方面，有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但王洪亮和徐霞（2003）却做出了显著的成果。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两位学者得出了以下结论：①长期和短期中，总出口、制成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FDI）之间都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②长期中，FDI是初级产品出口、总进口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进口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这只是单向的；③初级产品出口、总进口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进口对FDI仅有短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1]
对这部分文献来说，日本对中国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很少。已经有一些学者从逻辑关系上给予了探讨，但仍不够充分和系统，实证方面的研究则几乎没有。上述两位学者虽然给出了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但在分析时数据较少，使其结果存在不足。
四 对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影响
这部分文献主要体现在日本对中国投资的相对增加和对以东盟为主的东亚其他国家投资的相对减少上。关志雄（2003）指出，中国与日本处于互补关系，而与东盟（ASEAN）各国则处于竞争关系。互补关系意味着双方相互合作的余地很大，彼此是一种双赢的关系，而竞争关系则可能是一种零和博弈。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绩显示，2002年对华投资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9.1%，而对东盟各国的投资均出现减少。国际协力银行开发研究所发表的《2003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征询结果（第15次）》也清楚地表明，对外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在东盟与中国之间更多地把中国作为海外业务据点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剧。日经报纸2004年7月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日本的制造商们正将他们的生产活动从东南亚转移到中国。[12]
伴随此情况出现的是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在引资方面的竞争。染川弘文（1994）指出，包括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的外资引进政策正趋于正规化，纷纷（对中国）诉诸对比优势，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选择范围扩大。从中国商务部历年的研究报告以及刘迪辉（1994）和田贵明（2003）的有关著作中可以看出，东亚其他国家近年来的投资政策修改具有和中国竞争的性质。赵晋平（2004）指出，中国在引资方面的政策优势正在逐步消失。但在很多方面东亚其他国家和中国无法相比，尤其是中国巨大的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张晶（2004）研究认为，中国有一个由13亿消费者形成的巨大市场，过去10年里，全世界30%的煤炭、36%的钢铁、55%的水泥都是中国消费的。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每年增长15%，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消费大军。[13]
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在吸引包括日本投资在内的外来投资方面的竞争是一个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新问题，所以在此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系统的研究迄今为止笔者没有见到。东亚是一个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特殊区域，中国和日本都作为其中的成员。在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的时候，如果不考虑东亚其他国家的反应，则这样的研究成果必然存在缺陷，这也就是当前有关文献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