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环境：“畸形的繁荣”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战争的硝烟把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中心和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湮没了，上海的经济也大伤元气[44]。可以说，战争对于上海经济的破坏近乎致命。但孤岛的经济却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我们现在见到的诸多回忆孤岛时期经济生活的文章中，“畸形繁荣”一词是最为常见的一个。繁荣是经济上的现实，畸形则是因为繁荣的出现并不是常理上的生产发展导致。在度过战争对经济的创伤期以后，孤岛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到了1939年中期，上海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许多企业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据工部局的报告，1937年底，租界开工的工厂仅442家，1938年底，设于租界内的工厂已达4200余家，一年之内，猛增8倍[45]。而到了1940年，上海的民族资本工厂已达到5000余家[46]。工业的复苏带动了商业和消费的繁荣，战前凋敝的旅馆、舞厅、饭店、游乐场等人满为患[47]。
孤岛经济的繁荣，主要原因是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随着人口而来的大量资金涌入。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见表1）。
表1 上海1937年、1942年人口统计及地区分布统计[48]
从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从1937年到1942年3月，上海的总人数区别不大，但人口的分布区域却有了很大变动，有101万人从华界转移到了租界内，租界人口占据上海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937年的44.1%增至1942年的62.2%。当然，这个统计数字只是国民政府以及沦陷后汪伪政府的户籍统计，其中并不包括因为战争而大量流入的外地居民。而另外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到1938年下半年，“两租界人口估计四百五十万”[49]，1940年初，孤岛人口则突破了500万[50]。
孤岛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急剧增长，首先为文学期刊发展准备了充足的读者群体。孤岛上创办的报纸和文学期刊，其发行区域主要是上海周边，因此，孤岛读者市场的大小对于文学期刊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左翼”文学期刊来说，其侧重于政治经济性的《译报周刊》《上海周报》等，销量高达两万，位列孤岛期刊前茅。正如一位时人所言：“充分证明了信息媒介对人民生活血肉相连的关系，特别是处于重大的历史时期。上海沦陷，对三百万市民来说……在政治上完全陷入盲聋状态……抗日报纸的兴起，就使‘孤岛’不孤。”[51]从《华美周刊》主办的《上海一日》征文可以看出，“左翼”文人主要追求的潜在读者群体为身处中下层的市民大众，孤岛经济的“畸形”繁荣，为之准备了充足的读者对象。而且由于日方的新闻限制，上海市民获得抗战信息大多来自“左翼”文人主办的政治性刊物，因此，虽然大多数“左翼”文学期刊的发行并不好，“销路能突破两千份的极少，怕只有十种左右（现在怕连十种也没有）”[52]，但依靠着众多的底层大众，“左翼”文学运动还是有着一席之地。
读者群体的增加，同时使阅读市场形成细分趋势。以中产阶级而言，根据顾准在1939年4月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中的统计，上海的职员人数为20万～30万，“许多人在空闲时间所品味的书，只是《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小说之类”[53]。也就是说，在具有阅读能力且具有阅读资本的读者群体中，消闲类的文学作品是他们最优先的选择。中产阶级与底层大众的消费口味差异，反映了孤岛读者市场的差异，这也就为孤岛文学期刊的多样化提供了前提，使多种多样的文学期刊都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
其次，畸形繁荣的经济影响着大众的阅读趣味。战争之初，市民热情高涨，对胜利也都怀有狂热的信心。然而，随着国军西撤带来的压抑与战争陷入持久，孤岛上的市民因为对生活失去了最初的斗志，一种颓废的情调在上海市民中间弥漫。与此同时，日伪势力也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尽可能地打击上海市民的道德勇气”[54]。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控制大米。自1939年起，日本军队就开始切断上海与内地的物资联系，“居民生活必需的大米因此得不到补给”[55]。生活用品的紧缺造成上海物价飞涨，底层人民不得不终日为生活奔走，而少有余裕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关注孤岛文坛的新变动。孤岛初成之际，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感受着上海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雄心，可是当她在1941年重回上海时，“却感觉到了中国精神的崩溃”，她问中国朋友为何如此消极，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大米[56]。而携带大量资金到租界避难的商人，随着战局转入相持，也开始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一改初期谨小慎微的态度，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经济现实的转变造成了读者兴趣的转变，这在当时的一幅漫画中可以鲜明地显现出来。漫画的题目是“一样看新闻，这些调调要够劲得多啦”[57]，第一幅画有一些报纸的剪影，上边印着“抗战到底”“沦陷”“继续进犯”等字样，旁边两个读者疾首蹙额；第二幅画里的报纸上印着“贞操检查”“男女痛快之至”“真假贵妃”等，两个读者喜笑颜开。消闲性的通俗文学能在孤岛上再次复兴，并通过与新文学的相互渗透，产生通俗海派这样的新文体，与孤岛时期畸形繁荣的经济有着莫大的关系。
再次，畸形繁荣的经济影响着印刷物资。孤岛初期，众多书局的停办与出版工作的终止，使战前作为中国新文学中心的上海，印刷物资出现了暂时过剩的现象，印刷费用尤其是印刷工人的工资都比战前下降不少[58]。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孤岛经济出现繁荣，物价飞涨，与文学出版相关的费用一路走高。譬如排字工费用，1940年7月由战前“每千字五角涨至一元四角”[59]，上涨了近两倍，相较于孤岛初期下滑的价格来说，涨幅还要扩大。而给文学期刊出版带来最大阻碍的，还不是工人的工资，而是新闻白报纸的高昂价格。到1940年7月，每令白报纸的价格已由“战前五元涨至三十元”[60]，致使《华美晨报》《国际日报》等因经费不支而自动停刊。而且，新闻纸每令三十元，还只是当时的官方数字，据当时一份杂志编者的抱怨，早在1940年的5月，“上海报纸售价，五月起飞涨至五十元一令，较四月底市价几增一倍，此后如何，更难逆料”[61]。而据另一份杂志的记载，到1941年底，“就黑市来说……已飞涨二十倍以上”[6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孤岛初期的新闻纸价格尚且低于战前的五元一令，直到1938年6月，“那时白报纸三块半钱一令”[63]。两相比较，可见孤岛后期物价飞涨的情况。相应的，因为纸价飞涨而难以维持的怨言也开始在各文学期刊的编者后记中屡屡出现，“本刊方出四期，欧战爆发，纸价飞涨，成本倍增，致经济上无法维持，迫得至四期止暂行停刊”[64]。这些话语的背后有着刊物编辑们无奈的神态。汪伪势力深入上海之后，与出版相关的新闻纸被列入战略物资纳入政府监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与抗战救亡过分紧密的文学期刊的发展，同时也逼使编辑们不得不更加考虑期刊销量等市场因素（见表2、表3）。
表2 “八一三”前后上海报章杂志对比
表3 孤岛四年出版情况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