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温州人实践的动机和效果

温州人实践的动机和温州人实践的效果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温州实践的动机属于主观范畴，没有无动机的效果，任何效果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温州实践的效果属于客观范畴，是动机的实践表现，是在一定动机的支配下，通过温州实践而产生的客观后果。

一 温州人实践的动机

在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中，哲学史上存在三种观点，即动机论、效果论、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动机论者片面强调动机的作用和意义，否认或忽视效果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古代的孟子、董仲舒、朱熹及德国的康德等人。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的孟子把仁义动机和功利动机绝对对立起来，倡导仁义动机，反对功利动机。汉代的董仲舒继承了孟子的思想，明确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判断善恶，主要看是否出于“道”“理”的善良动机。宋代的朱熹把董仲舒的“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思想誉为“大法”。这种重义轻利的动机论是片面的，但是这些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动机论的一个典型代表，康德认为，道德行为的善是由善良意志决定的，善良意志之所以善，不在于行为所达到的效果和利益，而在于善良意志遵循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即“绝对命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结果，只在于问意志是怎样被决定的，和什么才是它（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准则的动机。康德只重视动机，不重视利益，这种动机论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动机是效果的行动指导，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没有无动机的活动。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其活动本身就内含着对某种效果、目的的期望和追求。只要是正常的人，其行为就要受动机的支配。人的动机是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并在实践中实现从动机到效果的转化。动机的好坏及其效果的好坏，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最终的、客观的回答。一般情况下，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好的动机得到好的效果，坏的动机得到坏的效果。但由于主、客观各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动机与效果不一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好的动机产生坏的结果或坏的动机产生好的后果，即人们常说的“事与愿违”。

温州人的愿望或意向支配着温州实践活动，温州实践总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温州实践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温州人的愿望或意向的支配，没有温州人的愿望或意向，就没有温州实践。所谓温州实践的动机，就是从事温州实践活动的温州人的动机，是指温州人在温州实践活动中的主观愿望或意向，是温州人活动的直接动因或出发点。温州实践的动机对规范温州人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温州实践中，温州人的动机正确与否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温州人的活动方向。如果温州人的动机是良好的，那么，就能够帮助温州人认识到自己对自己、自己对社会、集体、他人所负的责任，从而进行有益于自己、社会、集体、他人的活动，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集体、他人的命运统一起来；如果温州人的动机是不良的，那么，就不能够帮助温州人认识到自己对社会、集体、他人所负的责任，从而进行有害于社会、集体、他人的活动。在对温州实践活动进行评价时，分析和确定温州实践的动机是对温州实践活动作出公正、客观、恰当评价的重要因素。

那么，温州人实践的动机，即温州人在实践中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温州人的动机既有丰厚的历史传承，又有前瞻的现代诉求，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就是富裕动机。温州人既为了财富又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就是富裕动机，富裕动机包括精神富裕动机和物质富裕动机。

首先，温州人实践的动机继承了永嘉学派“以功利统一仁义”的思想，具有丰厚的历史传承。永嘉学派产生于南宋时期农业发展迅速、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科举鼎盛的永嘉（今温州）地区，是当时永嘉地区社会状况的客观反映，是温州区域文化的遗传因子。永嘉学派反对以义抑利，主张以功利统一仁义，叶适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主张以利和义，薛季宣指出：“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财之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利之心，人皆有之。永嘉学派“以利和义，而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肯定了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主张以国家之力扶持工商业发展，反对重农抑商，给工商业者一定的社会地位。叶适提出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的观点。永嘉学派反对“重本轻末”“抑末厚本”，肯定工商业的思想为温州人闯荡世界提供了动力之源。

永嘉学派主张发展工商业的原因就在于：发展工商业能够解决当时永嘉地区人口众多而土地不足的矛盾，必须通过非农业生产方式来解决永嘉人的生存问题，而且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这样，从商的直接动因是使永嘉人“挣到银子”而能够生存，因而，追求利益成为永嘉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直接动因。能够解决当时永嘉地区人口的生存问题就是最大的道义，让每个永嘉人都能够生活，依靠自己生活，不是依靠国家救济生活，减轻社会负担，这就是道义，从商既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利益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义目标，这就把利益和道义统一起来，因而，从商成为当时永嘉地区大多数人的选择。然而，永嘉学派毕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封建社会里产生的，它并没有根本脱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不能直接决定温州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与发展。温州人只有把继承永嘉学派思想和发展永嘉学派思想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永嘉学派思想具有适应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分。特别是永嘉学派功利和仁义并举的思想影响着一代代温州人，经过温州人的历史实践，温州人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务实风格和做事做人相统一的生活态度，用积累财富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追求财富和承担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创造财富而不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富而不仁，没有创造财富而又不努力去创造财富就是最大的不仁，创造了财富而又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富裕，就是最大的仁义，因而，富裕光荣。富裕动机很好地把温州人的财富动机和道义动机统一起来，既为了财富的动机又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就是富裕动机，富裕动机是好的动机，是评价温州人活动的重要因素。

其次，温州人实践的动机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具有前瞻的现代诉求。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人敢为人先，抢占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温州人纷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艰苦创业，勇于拼搏，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质上，温州人开拓市场、占领市场的条件并不是很有利，交通不便，不懂当地的方言，不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不了解当地的实际状况，到处遭受歧视和打击。但温州人的富裕动机不断驱使温州人去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积累了财富。温州人清楚地知道既要让自己富裕起来，又必须带动当地人也富裕起来，这样的动机才是好的动机，才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温州人的足迹遍布全国甚至世界，无论是偏远山村还是繁华的大都市，都活跃着温州人的身影，温州人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不敢言利，也不敢求利，更不敢逐利，但温州人却不耻言利，敢于逐利，善于富裕，温州人认为会赚钱、能赚钱并且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挣钱是值得自豪的。当全国其他地区其他人还在探讨社会主义的义和利的关系时，温州人已经行动起来追求能使自己和他人都富裕起来的“义和利”了。温州人“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吃千辛万苦”的直接动因是能够让自己富裕起来，同时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也富裕起来。没有富裕的动机，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就失去了依托，哪里能富裕，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能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并非是运用现代经济方法，而更多的是运用永嘉学派的“思想方法”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创造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温州人逐渐学会了用现代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把永嘉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现代经济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温州方法。不管温州人走到全国还是世界，都带上温州方法，用温州方法解决温州问题，温州方法伴着温州人从传统走向现代。富裕动机支配着温州人的所有活动，温州人的一切活动及其客观后果都是由富裕动机引起的，任何温州实践的效果都是在富裕动机的支配下，通过温州实践活动达到的。

二 温州人实践的效果

在哲学史上，效果论者片面强调效果的作用和意义，否认或忽视动机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宋代的陈亮、颜元和英国的边沁、密尔等。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带来一定效果的活动才是有意义的，不能带来一定效果的活动就是无意义的。中国宋代的陈亮针对空谈“义理”“不知事功”的虚伪说教，明确提出“功利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中国清代的颜元强调践履、功用，明确主张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陈亮、颜元注重效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只重视效果、不注重动机的观点是片面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效果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边沁、密尔等。边沁虽不否认动机的作用，但他认为一个人的动机如何，与行为是否道德无关，道德的价值不存在于主观领域之中，而只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存在于行为的效果之中。密尔发挥了边沁的这一思想，密尔认为不管动机好还是不好，只要达到具有功利的效果就是好的。功利主义者为了替他们强调效果的片面观点作辩护，还提出要把行为者与行为区别开来，认为对行为进行评价，可以只考虑行为的效果，不考虑行为的动机；如果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就要考虑他的行为动机。这种把人的行为和人本身分离的做法，并不能解决效果论在理论上的矛盾。因为行为和行为者不是绝对对立的，行为的动机就是行为者的动机，只有把行为和行为者统一起来，才能作出公正、客观、恰当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效果是实践活动的客观后果，是动机的行动体现，任何效果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只有在一定动机的支配下，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才能产生效果，动机与效果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人的动机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在实践中实现从动机到效果的转化。实践是检验动机和效果好坏的客观标准，只有把一定的动机转化为相应的效果，才能体现动机的作用和意义，只有讲求相应的效果，才能把效果转化为新的动机。

温州人实践的效果是标志温州人在实践活动中的客观后果的哲学范畴，是在温州人的动机支配下，通过温州人实践而产生的客观后果，是温州人的动机的实践表现，就是富裕效果，温州人既创造了财富又承担了社会责任的效果就是富裕效果，富裕效果包括物质富裕效果和精神富裕效果。温州实践的效果属于客观范畴，温州实践的效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温州人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问题，直接体现了温州人的能力水平、智慧水平。如果温州实践取得了好的效果，那么，温州人就很好地把富裕动机转化为富裕效果，既让自己富裕起来了，又带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也富裕起来了，温州人就真正做到了创造财富和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从而更加坚定地从事有利于自己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动，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统一起来；如果温州实践取得了坏的效果，那么，温州人就没有很好地把富裕动机转化为富裕效果，或者是偏离了富裕动机的轨道，抑或温州人的富裕是以损害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也可能温州人自己根本就没有创造财富，温州人就没有做到创造财富和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在对温州实践活动进行评价时，分析和确定温州实践的效果是对温州实践活动作出公正、客观、恰当评价的关键因素。

温州人在温州实践中创造了温州经验、温州现象、温州奇迹，形成了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经历了“小商品，大市场”“小资本，大辐射”和“小区域，大发展”三个发展阶段，温州人一步步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温州实践的效果是良好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和温州人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造就了一批甚至一大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但温州人自己富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也富裕起来了。大量温州人向外流出和温州资本对外扩张，形成了行业性的温州市场和跨区域、跨所有制的温州经济。温州人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考验，不断地超越、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特别是不断地超越、继承和发展永嘉学派，不断地崛起温州区域文化。温州积极实施温州模式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个工程的实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千年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温州模式是涵盖温州经济、温州政治、温州文化、温州管理、温州教育、温州科技、温州地理、温州人文、温州战略、温州战术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温州模式需要系统地回答温州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民创业、效率公平、共同富裕、内外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社会保障和文化崛起以及温州特色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温州实践的效果会越来越好，积累的财富会越来越多，社会会越来越和谐，离大家富裕的目标会越来越近，科学发展能力会越来越强，从而实现温州跨越式发展和持久繁荣，温州人为了把温州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公平、正义、理性的大温州^[5]而努力奋斗。

三 温州人实践的动机和温州实践的效果的关系

在哲学史上，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主张人的活动是一个动机与效果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虽然认识到了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实践的意义和作用，并不知道动机和效果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先秦的墨子和德国的黑格尔等。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从人的行为的动机和效果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中国先秦的墨子最早提出了“志”“功”两个概念，“志”就是动机，“功”就是效果。《墨子·鲁问》中说，鲁国君曾问墨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爱好学习，一个爱好把钱财分给别人，你看哪一个为太子合适？墨子回答说，不能光看他们的效果，还要看他们的动机，最后才可决定。因此，他劝鲁君“合其志功而观焉”。墨子论述了动机和效果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思想包含着合理成分，但墨子并不懂得动机和效果相结合的基础是实践。

在西方哲学史上，德国的黑格尔阐释了动机和效果之间的辩证关系，黑格尔认为，人的行为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动机规定着行为的内容，没有动机就没有行为的效果。但是，对行为进行评价时，不能只看动机，还要看在一定动机的支配下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因为行为的客观结果体现着动机的好坏。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就在人的行为中，因此，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时，必须坚持内外统一、主客观统一的原则，任何把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或片面夸大一端的观点，都是“抽象理智”。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但是黑格尔并不懂得实践是动机和效果统一的基础，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动机与效果是辩证统一的，动机是效果的行动指导，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没有无动机的活动，效果是动机的行动体现，任何效果都是在一定动机的支配下，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达到的。动机与效果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动机的好坏及其效果的好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6]一般情况下，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好的动机得到好的效果，坏的动机得到坏的效果。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动机与效果不一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好的动机产生坏的结果或坏的动机产生好的后果，即人们常说的“事与愿违、歪打正着”。因此，评价任何活动都要既看动机又看效果，把动机和效果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就要求人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既不能只看动机不看效果，也不能只看效果不看动机，而应在确定良好动机的前提下，努力得到较好的效果。当动机与效果发生矛盾时，要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动机和不能达到良好效果的方案，在实践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

温州人实践的动机是标志温州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观愿望的哲学范畴，是指从事着解决温州问题活动的温州人的动机，在温州人实践中，温州人的动机集中体现在富裕动机中。温州实践的效果是标志温州人在温州实践活动中的客观后果的哲学范畴，是指在一定的动机支配下，通过温州实践得到的客观后果。温州实践的动机属于主观范畴，温州实践的效果属于客观范畴，温州实践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温州实践的动机和温州实践的效果辩证关系的原理，为温州人正确解决社会责任评价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对温州人全面认识现实生活中动机和效果的矛盾，正确进行社会责任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温州人实践的动机和温州人实践的效果之间的辩证关系集中体现在富裕动机和富裕效果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温州人认为，富裕动机和富裕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在温州实践的基础上把富裕动机和富裕效果统一起来，温州人既为财富又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是好的动机，就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温州人既创造了财富又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也创造了财富，承担了社会责任，这种效果是好的效果，就会受到其他地区其他人的欢迎；只是为了自己积累财富而不为了其他地区其他人积累财富的动机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都是不好的动机，以损害其他地区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效果是不好的效果，有为大家富裕的动机但没有达到大家富裕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必须在温州实践的基础上把富裕动机和富裕效果统一起来，对温州人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时，必须坚持内外统一、主客观统一的原则，任何把富裕动机和富裕效果割裂开来或片面夸大一端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温州人总能根据温州人实践的动机和温州人实践的效果来修正理论和政策，非常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确立了“温州实践有出路”的基本构想，贯彻从温州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唯物主义原则，不是在与人争辩中解决温州问题，而是在温州实践中解决温州问题。温州人埋头苦干，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坚信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只有实践才能长才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实践形态，即温州实践。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中，温州不断地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温州人总能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例如，个体、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问题，温州人总能从实际出发对合法经营的个体、私营企业先给予肯定和保护，再进行鼓励、支持、引导，使个体、私营企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努力向中央建议，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温州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温州人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温州，为实现温州跨越式发展和持久繁荣而努力奋斗。温州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温州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打造了民营经济的特色和品牌，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行区；温州形成了改革创新的先发优势，成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区；形成了温州人精神，为时代人文精神注入了积极元素。温州实践的动机和温州实践的效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尤其是温州人，因为温州人是温州实践的动机和温州实践的效果相统一的实践者，温州人的富裕和实现富裕的能力闻名于世，温州人的富裕是富裕动机和富裕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