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郑永年[1]
一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但这些实践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下，决策者经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外在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国总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例如，我们在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就往往采用美国提供给我们的各种方法。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所以，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研究其会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构概念和理论。不过，正是在这方面，现状很令人担忧。现在主要存在两种情况。首先是思想、思维“被殖民”的状况。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思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不过，国际关系研究大多是简单复制着西方的理论。西方盛行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也在中国盛行。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大多数学者只管应用西方理论，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经验之上的，它们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文化方面是类似的。与此相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因此就想在知识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从春秋时代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如果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至少有两大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人称之为“西方概念、中国材料”。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类型的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国是主体，但实际上形成不了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概念和理论。第二是，国际关系是最现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近现代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等经验，主要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思想等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一些概念。
二 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在近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是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两种政权形式。帝国间的国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为简单，对所辖地区（往往很小）提供一种政权形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政权形式。对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形式，理论界并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对帝国的研究比较多，但算不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事情。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于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决定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和从前的所有国际关系不同，近代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崛起。主权概念既决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间很长历史时期的战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内部构造几乎相同。从外部来说，欧洲国际关系主张主权国家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超然的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是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才会强调平等，而平等必须体现在法律上。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国际关系上所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因为不存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只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力量集团才能构成互相的制约。
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即海洋扩张战略与地缘政治相关。为海洋所包围，熟悉海洋，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些促成了很多欧洲国家实行海洋发展战略，也曾获得成功。这尤其表现在英国。作为岛屿国家，英国成为大英帝国（海洋帝国）似乎是必然的。
大英帝国衰落之后，美国就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领袖。人们一般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欧洲和美国归于一类。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的相差很大。欧洲国家之间强调权力平衡，对外则实行海洋战略或者殖民主义。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强调权力平衡，主要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间的平衡。这似乎类似于欧洲的权力平衡，只不过是美苏之间的平衡范围更大。但是决定美苏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命运的是地缘政治，而非其他因素。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这里当然有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等。不过，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地缘政治。苏联尽管征服了其周边很多国家，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体系，但维持这个体系的代价和成本极高，远远超出了苏联的经济体所能提供的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用其他强权方式（军事、意识形态等）来维持其控制范围。这种统治方式不断激发出集团内部被统治国家的反抗。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同时，苏联的扩张野心不仅仅限于欧洲。如果仅仅限于欧洲，苏联集团可能还可以多生存一些时间。问题在于，苏联也拼命和美国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竞争空间，结果造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更大和更快的消耗。苏联集团最后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没有美国集团的推动也会到来，美国的推动只是加速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美国成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和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美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任何欧洲国家不构成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决定了为什么欧洲能够集体地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处于欧洲，欧洲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大战表明，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战略失败了。权力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很难制度化。同时，欧洲各国之间的力量的旗鼓相当也表明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这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做领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不用说是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光地缘政治这一单一因素就决定了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成为欧洲领袖。美国很自然成为欧洲的领袖。美国和欧洲属于同一文化因素，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大英帝国衰落之后，就把权力移交给美国。这些都是有利于美国的领导者角色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也决定了美国维持对欧洲的领导和世界霸权的能力，即可持续性。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是最简单的，只有两个邻居国家，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并且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以其为中心并且意在巩固其地位的北美经济区域，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开放性，有效地减少了这两个邻居的被威胁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也延伸到整个南美地区。简单的地缘政治一方面使得美国维持其在北美的领导地位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使得其有能力来充当世界领袖。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也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周边被众多的国家所包围，其还能成为世界霸权？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霸权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使得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市场经济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市场经济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市场经济为美国构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苏联集团搞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因此其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区域，集团主要依靠政治和军事手段来维持，因此成本非常高。而美国依靠的是市场制度。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其盟友之间实行“战略性贸易”，这是一种基于市场之上的战略同盟。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更是减少了维持和盟友关系的成本。当然，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小国所接受。不管怎样，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一直是美国用来巩固其和盟友关系、打压其敌人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税收”国家这一事实。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本来就使得其有能力伸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进一步，美国也是国际“税收”国家，即通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让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美国主导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是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其具备了这种“征税”能力。
很容易理解，现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这些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现实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justification）。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理论、民主和平论都是美国国际关系现实的直接反映，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的普遍一般规律。
三 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上面讨论了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也必须、必然源自于中国的地缘政治。
传统上，中国没有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政策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地缘政治原理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区别。传统的地缘政治分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还可以加上太空地缘政治）。
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也因此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主体和主题。概括地说，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和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消极防守。消极防守的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长城”了。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的进攻，把敌人拒于国门之外。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国保守国防的象征。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成像西方那样的具有扩张性的国家。除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期呈现出扩张趋向，但扩张不是历史的主流。
第二，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陆地国家，限制往海洋发展。中国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海洋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发展外部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非常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不是因为其能力，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地锁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地”锁住的，而是被政策锁住的。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任何理性。决策者的决策是受地缘政治决定的。中国周边有那么多的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倾向于实施这样的政策。
第三，正是因为被众多的小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周边外交就变成中国“国际关系”的重点。处理边疆问题始终是中国传统“外交”的重点。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所谓的外交关系就是处理周边外交。
第四，朝贡制度。最近这些年，人们对朝贡制度的研究比较多，这里不再叙述。但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朝贡制度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表现，就是为了稳定周边环境。如同其他所有方面的国防和外交一样，朝贡制度也具有深刻的保守性。
第五，处理海洋问题的能力欠缺。因为不注重海洋地缘，中国尽管有这么长的海岸线，但没有足够的海洋知识。这种局面即使在进入现代之后并没有改变。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要素的扩张，从资本短缺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国家，才开始有向海洋国家转变的内部动力。但缺失处理海洋问题的知识贮备和能力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改观。这尤其表现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仍然面临种种困难。
不管人们对中国传统外交如何评论，这种外交维持了数千年。除了很可惜没有发展成为海洋战略，中国的边疆、周边和区域外交（朝贡制度）还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其他所有形式的帝国都解体了，只有中华帝国生存下来了。如何生存下来的？很多人强调文化的因素。文化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如何理解文化因素的作用。离开了地缘政治，文化就很难解释。中华帝国能够在长城之内造就了一种统一的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和地缘政治相关。世界历史上，很多帝国只顾向外扩张，而忽视了帝国内部的文化建设，因此就缺少内聚力。中华帝国经过近代的艰苦历程，得到现代转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版图就是清帝国留给我们的遗产。
四 当代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从近年来的经验来看，中国的边疆、周边外交和区域外交等层面都面临一大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了很多陆地边界问题，现在只留下和印度的边界划分问题。但陆地边界解决了，并不是说边疆问题就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只是管理边疆问题一个重要条件。很显然，边疆问题尤其是新疆、西藏等地区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海洋边疆问题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东海和南海。边疆问题牵涉周边外交问题，而且与周边外交和区域外交，甚至大国外交都密切相关。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这里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代中国外交并不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地缘政治来制定的，或者说，当代中国外交并没有遵循中国地缘政治应该所遵循的原则。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现在讲中国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就首先不仅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处理亚洲问题。对这些，决策者们应当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但是，一旦当焦点转移到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政策行为和政策绩效时，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向并不十分明确，并且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当代中国外交战略重点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人们可通过考察中国的外交行为来得到一些答案。从行为看，在很多年里，中国的外交重点有二，一是大国外交，二是资源外交。大国外交比较清楚，就是中国和主要大国的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可以说，这方面花费了中国最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
在资源外交方面，主要是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也看到，中国高层有强烈的意愿要和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感觉。尽管中国是亚洲国家，并且是最重要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对它们有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客观地说，不能说中国忽视了亚洲。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有特殊的意义，而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的行为也不少。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上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以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的角度看，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显著。实际上，中国的亚洲邻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多。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和中国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堆，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应当包括钓鱼岛问题）、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南海主权纠纷、同印度的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等。
周边外交问题又很容易转变成为边疆问题，例如新疆和西藏问题。前些年，与朝鲜半岛也产生了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似乎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导致边疆问题发生的因素则越来越超越出中国本身的控制。同时，边疆问题尽管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很容易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和新疆的东突问题等。
应当说，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表现得非常特殊。和周边国家相关的众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稍不注意，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除了应付，现在还没有发展出任何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求得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更不用说是解决问题了。
中国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外界则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鲜核武器危机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着中国能够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非常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几年下来，人们发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中国也并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倒是来自远方的西方国家则时刻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施加影响力。中国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这更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预这些问题。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
出现这种窘况表明中国在地缘政治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就周边外交来说，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与其他区域相比，对亚洲的人财物力投入不够。在外界看来，中国往往说得多，说得高调，但做得少。中国的周边外交中有很多很好的概念，例如睦邻、安邻和富邻，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为则很少。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人民币不贬值等非常有效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视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大国，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国对亚洲的穷国家有援助，但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多。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外交中，外交部似乎并非是主角，甚至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经济主管部门则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是决策者。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和物质的利益出发，很难把政策放在国家利益中来执行。在一些地方官那里，有些钱就觉得很了不起，对周边国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在境外国家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在很多年里，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抱怨，只是没有办法，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当，反而导致了很大的抱怨。但有一点很明确，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一旦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关方面的确需要考量中国的软力量问题，问一问，花了很多精力，但到底哪些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还有一个重大的方面就是在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多边主义，无意中忽视了双边关系，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双边主义，忽视了多边主义。多边和双边关系有个发展过程。中国从前只相信双边，不相信多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拒绝接受多边主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型，中国现在更重视多边。在亚洲，中国不但参与和加入现有多边组织，而且更是积极地组织多边关系，例如上述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多边主义而是要通过双边关系来解决的。中国和周边国家中大多数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关系得到管理或者解决，例如领土纠纷问题。即使在经贸领域，因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需要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双边关系上。多边关系是个基础，必须在多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双边关系上多做文章。国家间的信任更需要双边关系的推进。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和本区域国家间的元首外交关系上。令人迷惑的是，传统上中国本来在亚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正是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严重缺失。
不过，很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既然在那么多方面强调多边主义，但就其本质上来说是多边主义的南海纠纷，中国则坚守传统的双边主义。南海岛礁的纠纷是多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更是多边的。传统的双边主义因此很不适用。如果能够从传统的双边主义转型成为新形式的双边主义，就是在多边构架内的双边主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局面。中国是否能够实现这种转型，还需要拭目以待。
同样的，中国也要转变边疆战略。传统上，边疆一直被视为是军事和战略要塞。这种传统到当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型。加强控制的手段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但是，这并不是最有效的战略，成本极高。很多年来，中国开始要把边疆转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让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种族、各宗教人民的互动平台。但能否可以把军事和战略要塞转型成为经济要塞呢？这方面并不很清楚。欧盟、北美有做得相当成功的边疆政策，中国的一些边疆地区做得也不错。发展经济很重要。中国边疆面临着分离、恐怖主义和其他种种极端势力的挑战。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经济发展可以大大减弱极端势力可以加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在世界任何地方，贫穷是极端主义的基础，而经济社会发展是理性的基础。
把边疆转型成为经济社会要塞并不是要放弃军事和战略斗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说极端势力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刺激宗教、种族、民族认同等意识的觉醒，一些人会变得极端。对付极端分子，暴力还要继续扮演作用。军事和战略方面甚至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不过，暴力必须处于第二位置，或者隐性的位置，作为最后的安全保障。走在前线的必须是经济和社会。
五 根据地缘政治调整外交战略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大国外交上，中国的外交思维过于美国化，重大国，而忽视小国。中国的战略和外交必须考虑到中国周边的特殊环境。即使美国，其小国外交也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美国也没有从大国那里吃多少亏。冷战期间和苏联对峙，美国没有吃亏。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合作，美国更是有利可图。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危机大都来自小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考虑到周边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危机更容易来自小国。大国关系很重要，也不会被人忽视。但与小国的关系则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忽视。现在中国的实力还不容许中国的影响力到达世界各地，但中国似乎已经成了西方富国的“救星”。这种过分卷入已经使中国力不从心。
根据中国的地缘政治因素，外交政策和策略的重点还是要根据边疆、周边、区域和国际化这一等级秩序来决定。很多问题需要国际的合作，例如反恐，但基点仍然是边疆和周边。需要国际合作是因为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这一点中国也已经意识到。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点是反恐方面的多边合作。不过，国际和区域合作并不能取代有效的边疆政策。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要求，战略“走出去”，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势必要成为国际秩序构架中一个重大支柱。很显然，要成为这样一个主柱，中国就首先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边疆、周边和亚洲。一旦这些领域发生重大危机或者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出现重大危机，那么就会导致中国国际秩序的解体。亚洲是中国的根基，根基不稳，谈何崛起。
[1] 郑永年（1962～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