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进程和成就
中国是一个有着极为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传统的国度，从清王朝末期和民国初期开始有了学科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伴随着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
一 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与实践同步发展
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可追溯的历史大体和德国、美国相同。1896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提出“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1]1908年清朝政府在北京创办的铁路管理传习班（学制1年和3年，相当于中专和大专）开设了“行政管理”课程，1918年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设“公务管理”科（系）。[2]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并开设行政管理学课程。在中国国民党治理区建立有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学术团体，1934年设立“行政效率研究会”，并创办《行政效率》半月刊，而后成立了“中国行政学会”、“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行政评论社”、“中国县政学会”等学术团体，不少大学开设有行政管理学课程。[3]1943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至1949年解散。[4]张金鉴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1935年），是我国民国时期第一部比较系统权威的行政管理学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行政管理研究。20世纪50年代高等院校课程调整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和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行政管理学被当做“伪科学”，未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予以保留，改名“行政组织与管理”，后仅存在不到三年，即告中断。全国对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提高行政效率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个迫切需要重视的课题。1978年底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任务。[5]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要“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6]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命题[7]，接着又提出“精简机构”的要求，强调精简机构“是对体制的一场革命”[8]，认为机构改革、体制改革要提到“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的“高度”来看问题[9]。这一系列论述为行政管理学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举起了一面旗帜。在张友渔、周世逑、夏书章、丘晓等一批政治学者、行政管理学者的积极奔走倡导下，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研究被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1981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政治学会年会和政治学规划会上有学者讨论到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夏书章的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提出行政管理学应当立即摆上各级领导和教育界的重要议事日程，“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这样，我们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10]。这一回应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呼吁，充分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广大学者和实务界广大行政管理人员的心声，打破了30年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沉寂局面，唤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极大热情，拉开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作为独立学科重建并复兴的序幕。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管理学讲习班，重点讲授行政管理学知识，为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全国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1983年中国政治学会又在济南举办了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研讨会，对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举办了政治学行政管理学讲座。1984年4月，国务院参事唐鸿烈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书面建议，希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管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提高我国的行政管理水平，以适应世界发展的要求。这一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同年8月20日至26日，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央行政机关发起并主持，有理论工作者和行政管理干部参加的专门的行政管理学会议，研讨会对发展行政科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论证了中国开展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了发展行政管理学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行政管理学，要为促进中国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服务，初步明确了行政管理学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研究的主要课题，提出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筹建国家行政学院的建议。此次会议为全国恢复和重建行政管理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会议形成了多份重要文件，包括上报国务院的“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的讲话，会议文件中阐述的行政管理研究的重点和行政管理学的重要观点，为以后若干年行政管理学研究描绘了基本轮廓。会议有关的论文和材料汇编成《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探》一书，[11]在全国发行。此后，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开始筹备，1985年7月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创办的《中国行政管理》（月刊）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为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信息传播、经验介绍和知识普及提供了重要的阵地。全国开始出现了学习和研究行政管理学的热潮。在各种研究行政管理学的会议和学术活动的影响下，全国研究行政管理学的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1985年3月夏书章为主编、刘怡昌为副主编的《行政管理学》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达10万余册。此后许多通论、原理、概论性的行政管理学著作陆续出版，为行政管理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各地通过各种形式举办行政管理学知识讲座，纷纷召开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研讨会，许多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行政管理学方面的专门课程，研究行政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的文章与资料不断增加。在行政管理学科发展势头良好的背景下，1988年夏书章再次撰文呼吁，“把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了”，[12]与1982年《人民日报》的文章相呼应，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共鸣。他还连续向有关部门建议，提出要设置行政管理学专业，讲授行政管理学课程，开展行政管理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等。1988年由国务院办公厅作为主管机关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学恢复建立的倡导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标志着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得到公认。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的框架基本形成。根据刘怡昌、徐理明、许文蕙主编，由中国人事出版社于1996年10月出版的《行政科学发展》一书介绍，中国的行政管理学逻辑体系是：把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协调、行政信息、行政机关管理、行政法制、行政效率、行政改革等作为研究的基本内容，形成行政管理各要素内在有机统一与联系的系统，并向层级行政、专业行政、行政案例和国际化研究延伸，形成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群。这些内容可分为7类59门：基础行政类——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政府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结构行政类——行政组织学、人事行政管理学、中国公务员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组织行为学、机关管理学、办公自动化、秘书学、行政领导学、行政决策学、公共政策学、行政协调学、公共关系学、行政方法论、财务行政学、行政文化学、行政体制改革等分支学科，专业行政类——农业行政管理学、交通行政管理学、教育行政管理学、劳动行政管理学、卫生行政管理学、金融行政管理学、房地产行政管理学、档案行政管理学、文化行政管理学、公安行政管理学、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学、司法行政管理学、监狱行政管理学、监察行政管理学、工商行政管理学、自然灾害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层级行政类——基层行政管理学、乡村行政管理学、城市行政管理学、区域行政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历史行政类——行政思想史、中国行政制度史、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等分支学科，比较行政类——比较公共行政、美国市政管理、新加坡行政管理学、日本行政管理学、台湾行政管理学、香港行政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其他行政类——行政案例学、社会政治危机管理、临时政府管理等。这一体系的构建基本上体现了当时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建设情况。
二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行政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体制逐步走向民主和法治。面对经济、社会和政治不断发展的新形势，行政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不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面，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市场监管体制不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公共服务体系薄弱等。如何认识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如何实现政企分开，如何调整和理顺政府关系，如何实现精简和高效的行政，如何建立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公职人员队伍，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如何实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如何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中国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强劲的现实需要推动下，从停顿多年之后奋力崛起，紧紧围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对改进行政管理、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提出的要求，围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加快理论研究步伐，努力实现理论对实际的跟进、同行和先导。刘怡昌在《改革——中国行政科学发展的主旋律》一文中指出，“改革是中国行政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行政科学发展的主旋律”[13]。黄达强在《论中国行政改革与行政学教学的双向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学研究是双向影响，相互促进的。行政改革需要科学管理理论指导，呼唤行政学教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行政改革的成果又匡正、充实了行政学的体系和内容，催化着具有中国特色行政学的形成和发展”[14]。几代行政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学术良知和奉献精神，凝聚成为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力量，使每一个后学者在领教了他们的心志后都无比感动。
（一）政府职能改革与管理方式创新成为行政管理学发展的“主线”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遵循学科规律，相对独立地构建自身的体系，另一方面则围绕着政府职能改革与管理方式创新进行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决定了前者的方向和构成，是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一条“红线”、“主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计划经济，在行政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15]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如何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时代对我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要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直接成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
全国的行政管理学术团体、科研机构和广大行政管理研究人员针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涉及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和探索。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以来即注重对行政改革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从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开始的，对面广量大的县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及其体制改革需求、改革重点和路径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注意引导行政管理学研究向层级化、分科化发展；1989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广西柳州召开年会，根据县级行政管理研究的需要，成立了“全国县级行政管理研究会”；199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县级行政管理研讨会”上，对县级政府职能、体制、机构和管理方式的特点，廉政建设，群众路线等进行了讨论，按不同行政层次分别进行研究（如城市管理、县级管理、乡镇管理、社区与城市街道管理），出版了不少专著。从县级行政管理研究拓展到省市行政管理研究，再到中央政府研究，呈现梯次性和递进式。这一时期行政管理研究的突出成果是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等重要观点，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得到肯定，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这方面的改革任务。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1988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1992年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来进行改革的要求。在1993年召开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行政管理学界提出行政管理学研究要上一个新的台阶，要进一步探讨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在行政管理界和行政管理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96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集中讨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管理现代化”。大家认为，当代行政管理日趋国际化，行政信息交流更加密切，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吸取国际社会和各国市场经济的管理经验。由此而到国外、境外学习考察行政科学的人数逐渐增加，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化和提高发展阶段。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王忠禹、华建敏、马凯（现任）都进一步明确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提出要找准行政管理学的位置，加强对改革开放条件下政府机构的设置原则、组织架构、运行流程、层级关系、事权划分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求有新的突破。
中国行政管理学界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时代命题，着重研究了政府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提高行政管理质量和效率的问题；研究了行政公开性原则，政务公开的法制和制度建设，以及电子政务的发展；研究了行政道德建设、行政文化和政府机关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研究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政府行政管理如何应对、行政管理体制如何深化改革问题；研究了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以及如何提升西部地方政府管理能力等问题；研究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题；研究了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政府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运作程序等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研究，大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同时，由于研究成果与实践贴得越来越近，许多理论观点和具体思路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成为改进行政管理、促进行政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社会动力。这样，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行政管理学发展的“主体”
从国家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体制的发展，也能很清楚地折射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轨迹。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行政管理队伍与政党干部、企业和事业单位干部统称为国家干部，没有对行政这一特殊的管理领域加以区分。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方面，建设一支精明强干的公务员队伍便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便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认为干部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为适应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得到大力发展，对行政人员的科学严格管理，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以及职业精神、伦理道德的树立，特别是对公务员的学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有了新的、专业化的要求，公务员教育和培训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和正规化。行政专业知识的教育和培训被纳入了公务员制度和国民教育制度。《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明确提出，国家行政机关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职位的要求，有计划地对公务员进行培训教育。1996年中共中央印发《1996～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人事部发布了《“九五”公务员培训工作纲要》。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2001～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06年中共中央印发的《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都对公务员培训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原则、任务以及保障措施作了明确规定。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为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除了政治理论的教育和培训以外，经济理论与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依法行政成为公务员学习的重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大规模、经常化、制度化的培训，为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成为行政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行政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行政管理学发展的“主力”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大学率先开设了行政管理学的课程，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适时批准了武汉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部分大学开办行政管理专业和院、系，在短短的几年中，行政管理专业就在许多大学开始设立。至1992年，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初成体系。1996～1997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新设置了管理学门类以及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将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归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并更名为“行政管理”。这不仅是行政学专业的学科归属上的变化，而且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国家的重视和行政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给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001年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主管部门又批准在部分大学试办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教育。行政管理学教育实现了从间接地提供知识到直接向实践工作者培训，从而进入决策和管理的深刻转变，大大缩短了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距离，这也成为社会实践推动行政管理学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16]
（四）学科的分化整合与国际化成为行政管理学发展的“生态力”
人类关于管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放射性和融合性。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力”。因此行政管理学必须有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历史学、领导科学、行为科学等相关的知识。同时，当代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实不足以解决公共问题，多元科学的研究途径符合复杂世界的本质。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包含着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起来的概念、假设和理论，也深受自然科学理论和假设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都得到了重建或发展。另外，行政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本身就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当今社会国际化已成为一个客观趋势，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乃是当代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亦是开放社会的需要。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本质是跨国之间的学术组织和研究者交流信息、相互学习、共享知识、创造知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始终都是伴随着国际化的步伐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中国行政管理学界十分重视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行政管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丛林”时期，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不断涌现，对行政管理实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
纵观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走势十分清晰，既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引发大规模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又有国际行政管理学发展对我国的积极影响。这样，在一个东方大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在走向现代化的行政实践中，经过无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中国行政管理科学已播下种子，并发芽、开花、结果。行政管理学繁荣的季节到来了。
三 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多方面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显著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内容，确立了行政管理学独立的学科地位
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厚积薄发，按照改革开放事业对行政管理的时代要求和学术演化规律，逐步形成了特定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主体、行政管理客体、行政管理流程、行政管理方法、行政管理改革、行政管理法治、行政管理发展、行政管理生态等。行政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地位得到了社会科学界的认同和政府主管部门的确立。现在行政管理学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热门学科，在行政管理实践者中兴起了学习和运用行政管理理论的热潮。各大学纷纷开设行政管理专业，各种行政管理培训、进修班数量很多。行政管理必须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做好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学习行政管理科学知识。把行政管理学作为公务员的必修课，已成为实践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共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在南京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这是我国恢复研究行政管理学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行政哲学的学术聚会，它有效地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会议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行政哲学导论》[17]一书，对行政哲学的视域、行政价值与行政责任、行政伦理与行政文化、行政发展等方面展开研究。此后，中国行政管理学界每年都召开行政哲学方面的研讨会，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2010年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召开了以“哲学和政治学视野中的行政学发展”为题的第七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具有阶段性总结性特征，会议邀请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胡福明教授做主旨发言，他提出的“政治哲学和行政哲学要解决什么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二性的基本问题，要把人民第一性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重大命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行政哲学研究对于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管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加强对行政理论的哲学概括，形成行政管理学的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18]
同时，中国行政管理学界还通过翻译介绍、出版外国著作，借鉴外国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和行政改革经验，进行比较研究，为我所用。行政管理学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努力探索新时期行政管理规律和特点，不断深化对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丰富和发展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一门成系统、能自恰、可兼容、有发展的行政管理学，已经基本形成。
（二）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了参谋咨询作用
行政管理学作为研究政府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有很强的现实性、应用性。我国从中央政府（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省、市、县、乡镇）已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放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效能、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要位置，政府积极实施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将公务员的行政管理实践与理论学习、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并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中设立行政管理研究机构，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政府从加强指导、安排任务、沟通信息、物质支持方面给行政管理学研究创造条件，支持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研究工作，把这种研究机构和社团组织当做政府改进行政管理的“参谋”，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决策的重要力量，联系社会、团结专家学者的“桥梁”。行政管理学界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科研成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力求得出科学的理论回答。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每年都有重点项目（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肯定和批示。如，2005年6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上报的《关于绩效评估的研究报告》上批示，要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人事部和中央编办对“政府绩效评估”提出意见和建议。按照批示精神，学会牵头组成联合课题组分赴各地调研，形成了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报送国务院领导同志后得到领导同志的重视，报告中提出的“当前急需建立政府绩效管理的高层组织协调机构，引导和规范各地各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实践，推动政府改革和创新”等多项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批示。截至目前，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就有关于行政管理改革方面的80余篇调研报告得到国务院和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办公厅及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和肯定，有的已被政府决策所采纳，如《关于山西隰县“小政府、大服务”为模式的县级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经验调查报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建议》、《加强政府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建议》、《事业单位改革的对策和建议》、《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完善地方领导责任制有效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等调研材料和研究报告。其中一些重点课题成果在《人民日报》、《中国行政管理》等报刊发表，扩大了成果的影响和作用，如《服务性政府：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等。我国行政管理学界编辑出版的行政管理学专著数以千计，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编辑出版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集就有60余部，如《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概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发展趋势》、《中国行政科学发展》、《周恩来行政管理思想与政府建设》、《现代行政管理学》、《中国行政管理简史》、《政府绩效管理》、《政府应急管理实务》、《中央和大城市应急管理机制》、《群体性突发事件政府对策》、《行政哲学》等。其他各行政管理学研究机构、社团以及学者也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行政管理改革，提高行政效率，逐步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发挥了参谋咨询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行政管理学理论宝库，使行政管理研究机构成为政府的重要“智库”。[19]
（三）造就行政管理学研究人才，形成了一支研究和教学专兼职队伍
行政管理学团体和教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是反映一个国家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地方成立了行政管理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以后，在促进科学研究、传播公共行政科学知识、为政府提供咨询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行政管理研究事业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已有会员近万人，其中近一半是实际工作部门从事行政管理的领导干部，另一半是教学研究机构中的理论工作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充分发挥学会优势，调动组织和吸引多学科、多层次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等精干研究力量进行集体合作，协力攻关。在2001年开始实施科研课题招标，吸引全国各地行政管理学界、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团体和个人的积极广泛参与，特别是对行政管理的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专业学术团体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在于地区性的和专业领域的学术组织的发展。目前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已建立了六个专业领域的研究组织：全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会（1987年）、县级行政管理研究会（1990年）、政策科学研究会（1992年）、后勤管理研究会（1994年）、公安管理研究会（1996年）、绩效管理研究会（2006年）。地区性和专业领域的学术组织的发展，标志着行政管理的研究向着更广泛和更纵深的方向发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对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此外，一些部门和省市区也建立了行政管理学科研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如中国人事行政科学研究院（所）、中央编办行政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才开发研究所等都是实力较强的行政管理研究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创办的《中国行政管理》、《行政论坛》、《领导科学》、《行政法治》、《现代行政》、《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中国应急管理》等期刊，以及《中国行政管理学年鉴》和为数众多的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成为传播行政管理学知识、探索行政管理学理论、交流行政管理学研究经验的重要园地。
行政管理教育教学方面也取得了系列成绩，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1994年9月，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成为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培养公务员的高级学府。包括省市区县级在内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都成立了行政学院（校）。20世纪20年代开始恢复行政管理学科教育时，仅有少数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设立行政管理专业。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13所高校设有行政管理本科专业，432所高校设有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79所高校设有公共管理本科专业，100多所高校开设MPA硕士点，137所高校拥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数十所高校拥有行政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在大学的公共管理（政府管理、行政管理）学院（系）讲授行政管理学的教师，加上广播电视大学、网络及函授学院等教育机构的专业教师，已有数千名，充分显示出我国行政管理学教育的较强实力。[20]
这些行政管理学团体和教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行政管理学研究、教学和实践三者相结合的队伍。这对于开展行政管理研究，推动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大量引进外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成果
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很重视与外国的交往，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不仅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同时也重视学习外国的优秀成果，与国外和海外的行政管理学术团体、学校和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联系，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为借鉴外国新成果、培养和引进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以开放的姿态，大胆学习和借鉴国外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组织学术力量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大量原版翻译的行政管理学名著，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推动了国内行政管理教学和科研的发展。第二，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机构积极同国际组织合作在中国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已经取得了系列成绩。从1984年开始，我国政府和学界承办了多次大型国际公共行政研讨会，如1984年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研讨会、1991年东部地区行政组织第14次大会、1995年世界反贪大会、1996年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第三届国际大会。2000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人事部、中央编办、国际行政科学学会、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在北京举办了“亚洲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经验”研讨会。2002年以来，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美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罗格斯大学在中国和美国联合举办了五届“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行政管理学界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一些国家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特别是每年都参加国际行政科学学会和东部地区公共行政组织召开的年会。从2005年起，由电子科技大学发起，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美国行政管理学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莫斯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公共管理国际会议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广泛的世界性学术活动。第三，学者之间互相交流。30多年来，中国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出访国（境）外，进行学术交流，也请外国许多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先后到国内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活动。第四，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国内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学者和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共同关心的许多议题领域，如政府改革、环境管理、治理与发展、公共服务等领域开展共同研究。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了解，发展了友谊，更重要的是通过互相学习，促进了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学的创新发展。
四 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和发展的特点集中在“四化”
行政管理学研究越是深入，咨询研究和决策服务越是加强，教育和培训越是普及，对于政府行政管理实践的影响就越大；反之亦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越是深化，行政管理效率提升的要求越高，对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提出的要求就越高，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行政管理学研究与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互动，一方面逐步实现着行政管理研究路径的正确选择和管理范式的转换，另一方面推动着行政管理学对实际工作的前瞻引导、参谋智囊、辅助决策的作用，充分表现出行政管理学研究工作者的伟大智慧。中国的行政管理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长足发展，集中起来，可以用系统化、中国化、拓展化和应用化这“四化”来概括其基本特点。
（一）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系统化
把行政管理研究确立为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需要对行政管理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不实现系统化，就不能使行政管理成为真正的学科。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及地区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逻辑体系，构建了行政管理理论范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
中国行政管理学系统化的过程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遵循自己的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行政管理研究的过程，是行政管理学研究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紧紧围绕改革和发展的主题，研究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总结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促进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而不照搬硬套的过程。
（二）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集中体现在其指导思想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与发展的根本要求。行政管理学研究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学最鲜明和最有时代感的特色。中国行政管理学界从恢复研究的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这一重大课题，并以此为目标建立中国的行政管理学。不少学者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研究行政管理学，比较突出的成果有彭国甫的《毛泽东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21]。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西方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意涵已超越了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还体现在其发展历程中的反观上。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在起步和一段时间中，相当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与经验上，学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移植特点。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后，中国的行政管理研究者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政府的应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开始反思，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路。这就是要合理借鉴西方行政管理学研究成果，不断追踪国际上关于行政领域的新理论，同时，要吸取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营养，对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传统进行思考，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对中国行政改革进行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这样才能使行政管理学的繁荣成为真正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东西。此后，有大批学者脚踏实地，走出书斋，联系实际，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潜心研究，搞出了很多扎根于中国土壤的学术成果。
中国行政管理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行政管理研究领域，提出了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等理论观点，提出了改革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等理论观点，提出了建立应对突发事件包括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管理法制在内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等思想。这些都是中国自己探索的结果和具有中国烙印的行政管理思想。
（三）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拓展化
从研究领域上来说，在早期恢复和重建时期，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相对比较狭窄，主要偏重于行政管理一般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行政管理研究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上都有更大的拓展。在宏观层面上，将研究领域从政府自身拓展到公共领域，拓展到研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间关系等领域，创建并发展了公共管理学、公共服务学等新兴学科。在中观层面上，更加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问题以及具体公共事务领域的政策与管理问题（如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环境政策与管理、土地资源政策与管理、教育政策与管理、能源政策与管理等等）。在微观层面上，研究的核心更加关注政府内部体系的科学管理问题（如公共组织的管理、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与预算的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的管理、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等等）。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研究更趋于符合中国的行政现实，更趋于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更趋于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研究行政问题。
从研究手段和模式上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组织扁平化趋势逐步明显，行政管理手段信息化发展迅速，政府管理正在适应新时代特征和任务的需要，向高效、民主、廉洁、公正、法治和全球化等方向发展，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对行政管理学也提出了转型和拓展的要求。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发生了多重变化：向多模式发展。行政管理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诸多划分，无论是从过去的学科归属，还是从现有范畴体系等方面看，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模式都从单一的政治学取向转为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取向，行政管理学内容也在与公共管理学、公共服务理论相互融合，体现出多学科取向以及复合取向，比如发展管理学取向模式、经济学取向模式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等。
（四）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应用化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只有在应用中才有生命力，应用的范围越广、层次越高、领域越专，其发展才能越快、越好。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在决策、管理、执行、监督、教学、培训等方面的应用，取得了积极进展。比如，在政府决策、管理中，行政管理学在理念引领、创新培育和服务指导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政府的行政首长与西方的情况不一样，西方行政首长是政务官（事务官不能进入政务官的岗位），来源是多渠道的，有议员、企业家、学者及社会贤达等转换而来的，很多人不是在行政管理岗位上提升上来的，因此他们中很多人缺乏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有的连政府部门的历史沿革、体制架构、职能定位、运行机制都不了解，他们上任后就需要行政管理学研究者给他们充当智囊，出主意、助决策。我国较高层级的行政首长都经历了从低到高的职位，是一级一级地干上来的，有着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加上这些年来重视学习型政府建设，他们一般都有了一定的行政管理理论知识，所以他们在决策和管理中贯彻科学化的要求，对行政管理学研究者咨询、参谋的需求，与西方政坛不同。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参与到行政决策和管理中去，应用行政管理理论为实践服务。一是用新的行政管理理念武装实践者。我国行政管理学者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的行政管理最新理论成果和现实经验，提出了“从机构改革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适度政府规模”、“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危机管理”等宏观层面的新理念，对于政府行政管理领导人有一定的启发。二是对行政管理创新实践进行理论上的解析和提炼。近些年来，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对行政管理创新充满了激情，行政审批改革、效能建设、“一站式”服务、问责制度、政务公开、民主决策、综合执法、电子政务……无数的创新实践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行政管理学者紧跟实践的步伐，跨越理论与实际的界限，从正面、侧面，甚至反面对各项行政管理创新进行了研究，他们跟踪调研、理性思考、向外推广、进行舆论呼吁，努力尽一份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肯定和好评。三是在某些相对比较专业的领域发挥专家学者的学术作用。如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需要大力加强公共服务，而多数行政管理负责人在过去的工作经历中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对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计量标准、实施手段及国际新经验了解比较少，如何拟订公共服务的规划、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如何确定公共产品的标准、如何制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策略、如何评估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如何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公共服务、如何促进公共服务机构的适度竞争降低行政成本等等，很多实践中的问题急需从理论中寻找答案，需要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从外国、外地的创新理论和成熟经验中借鉴、总结和提炼，特别需要有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计量学、统计学等学科背景的行政管理学者在技术层面上提供决策支持，行政管理学在这些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如在政府应急管理领域，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原因和机理分析、风险和损失评估、预警和响应机制等技术性较强的问题，以及应急管理中的决策模型、信息平台、规划预案、能力评估、灾后恢复等问题，都需要专业人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应急管理研究在这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行政管理学的应用还体现在政府行政执行、行政监督中大量运用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案例分析和理论引导。行政管理学通过学者的工作，为政府执行力、公信力的提高，做了一定的贡献。行政管理人员接受行政管理专业化培训，行政管理学历学位教育、专业学位教育、公务员培训等，这也是行政管理学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大批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决策专家把研究成果通过教育和培训的平台向外传播，推动了行政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
五 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尚未成功仍需努力
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实属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由于“起早赶晚集”，加之研究力量较之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比较薄弱，技术手段落后，行政管理学总的来说还是一门不完善的学科。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反思与评估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不足。[22]最近，又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密集的关注。[23]如张康之、张桐在《论“公共行政”的确切含义》一文中认为，学术界存在着概念混乱的状况，学者们在使用“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等概念的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不仅对于理论建设会造成消极影响，而且对于实践方案的设计，也会造成误导。张康之、张桐认为，“我们在谈论一些与政府相关的现实问题时，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中，更多地使用‘行政管理’一词，可能会显得较为合适一些”[24]。马骏、刘亚平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25]一文中指出，中国行政管理学存在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并将其存在的问题概括为：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管理主义”盛行，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消解了“历史”的公共行政研究，规范理论贫困，研究质量存在问题，缺乏学术规范，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何艳玲在《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述评（1996～2008）》[26]一文中指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反思工作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行政管理学在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本土化与规范化问题，这一双重困境使行政管理学发展隐含着一定程度的身份危机，而建立“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标准的行政管理学）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对于如何解决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身份危机，已有的反思工作在对策研究还是问题研究、经验研究还是非经验研究、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从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指向真实行政实践的行政管理学经验研究的积累非常重要。张成福在《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27]一文中认为，中国公共行政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不足。因此，从行政理论发展的角度，有必要摆脱传统的技术理性的行政典范，建立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陈辉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与反思》[28]一文中认为，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都是在政治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普遍存在着课程老化、陈旧，课程内容交叉、重复，重理论、轻实践，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学科理论基础薄弱，学科视野狭窄等问题。陈辉提出，要尊重科学的方法，构建知识研究的规范性与学术社区；从真实的世界中提炼真问题，注重实证研究，运用深描、因果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抽样统计方法探寻问题解决的策略，此应成为今天中国行政管理学者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方法论意识。
“爱之深，言之切”。或许有的学者说得有点重，但是，总的看，这些学术批评都是诚实的、中肯的、深刻的，也是战略性的、前瞻性的和建设性的，这些意见将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参考。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深刻转型，行政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行政管理学研究将致力于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和提升，再到行政管理的实践中去验证和指导，这将为学科发展提供极好的机会。行政管理学界以及广大行政管理实务工作者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明确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性质、方向、内容、目标、方法和要求，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创新进行不懈的理论求索，为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和法治提供理论支撑，为发展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再做新贡献。[29]
（高小平）
[1] 马经：《中国行政管理学从思想到学说的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 郭济：《在改革开放中繁荣发展的中国行政管理学》，载《秋实》，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内部出版，2008，第26页。
[3] 甘乃光：《行政效率研究会设立之旨趣》，《行政效率》1934年7月第1号，转引自傅荣校《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行政效率运动与行政效率研究会》，《浙江档案》2005年第1期。
[4] 沈清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稷社）始末》，《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5] 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公报》。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80～181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20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97页。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408页。“四个保证”是指：（一）体制改革，（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四）党的建设。
[10] 夏书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人民日报》1982年1月29日。
[11] 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编《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探》，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
[12] 夏书章：《把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了》，载《学林寄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154页。
[13] 刘怡昌：《改革——中国行政科学发展的主旋律》，《中国行政管理》1991年第12期。
[14] 黄达强：《论中国行政改革与行政学教学的双向影响》，《中国行政管理》1991年第12期。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28页。
[16] 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9期。
[17] 郭济主编，高小平、何颖副主编《行政哲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8] 何颖：《行政哲学的图景》，《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6期。
[19] 郭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及其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1期。
[20] 教育部官方网站：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zsml/zyfx_search.jsp。
[21] 彭国甫等著《毛泽东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22] 张成福：《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2期。
[23] 郁建兴、张建民：《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3期。
[24] 张康之、张桐：《论“公共行政”的确切含义》，《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8期。
[25] 马骏、刘亚平：《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6] 何艳玲：《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述评（1996～2008）》，《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
[27] 张成福：《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8] 陈辉：《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与反思》，《行政论坛》2008年第5期。
[29] 王澜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几个问题》，《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