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清史篇
努尔哈赤崛起与李成梁关系史事钩沉[1]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成功崛起和当时镇守辽东的明朝大将李成梁有无关系，有怎样的关系？历来治史者对这个问题各有说法，有说“微妙”者；有骂李成梁为“汉奸”者，说他“养寇”，“培养和造就”了努尔哈赤；也偶有论著述及二人交往之大略者，然寥寥数语而已，迄今少有人就此问题做专门论述。其有关史料记载又较凌乱，甚至互有抵牾之处。而这个问题其实是这一时期明清历史发展中关系重大的问题，很有必要研究，做出翔实的结论。本文钩沉有关史料，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得出一个明晰准确的结论。
李成梁，生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两次任辽东总兵，负镇守辽东之重责。第一次是从明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计22年。第二次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计8年。前后共30年。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崛起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卒于天启六年（1626年）。
从时间上看，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的前辈，李成梁镇守辽东和努尔哈赤崛起辽东有着间接和直接的关系。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呢？
一 李成梁镇辽与努尔哈赤崛起的间接关系
这要从当时辽东的局势说起。明朝享国276年，北方蒙古族和东北女真族的不时侵扰使国家安全和边境地区的稳定始终处于威胁之中。自从隆庆年间张居正入阁，至万历十年（1582年）主持朝政期间，整饬武备，加强边防，有效保障了北方边境的安定。李成梁任总兵，驻守辽东前期就正是这个时候。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建立起一支骁勇善战的李家军，使素来为蒙古军所轻视的明朝边兵“军声始振”[2]，这支能征惯战、勇往直前的队伍“师出必捷，威振（震）绝域”[3]，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辉煌战绩。《明史·李成梁传》记载：李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4]。他驻防辽东的任务是阻遏蒙古部落入边劫掠和武力保证朝廷对女真各部实行有效管辖，前后守辽30年间，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无数次的战斗既给了犯边的蒙古骑兵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蒙古骑兵牢牢地阻遏在边墙之外，也十分有效地控驭了正在谋求内部统一和强盛的女真民族，保障了一个时期内辽东地区的安定。在这个过程中，和努尔哈赤崛起关系密切的是对女真族的控驭，所以，这是本文要分析研究的主要方面。
明代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和东海（也称野人）。各部又包括若干小部，无论大部、小部，彼此都不相统属，正处在互相征伐、称王争长的英雄时代，明朝廷对他们的统治政策是“分而治之”，分别封其各部长为千户、万户、指挥使、都督等职衔，防止其统一后形成难以控驭的强大势力。如某部势力强大而不听朝廷约束，为防止其并吞其他部落，官军即出兵征剿，以削弱之。李成梁作为镇守辽东的最高军事长官，忠实地执行了朝廷这一策略。
建州部长王杲称雄于建州女真各部之中，桀骜不驯，嘉靖年间，就“屡盗边”[5]，杀副总兵以下、把总以上明军将领几十人。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其属下来力红因追索逃人与守边官军发生冲突，将官军守备裴成祖等人杀害。朝廷令其交出凶手，不听。辽东巡抚张学颜便奏请朝廷，停止其贡市，王杲便联合蒙古土默特、泰宁等部落，阴谋大举进犯辽沈地区。李成梁侦得其动向，出兵在五味子冲大败其兵，随即攻破其山寨。第二年，将其俘获处死。王杲之后，建州部又有王兀堂势力崛起，不断犯边劫掠，也于万历八年（1580年）为李成梁军所消灭。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又出兵杀了王杲之子阿台和阿海。恃强作乱的建州女真势力被彻底消灭。
海西女真四部中开始是哈达部最强，部长王台忠于朝廷，被朝廷封为右柱国、龙虎将军，但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死后，几个儿子因争家产而分崩离析，此时叶赫部的势力强大起来，部长清加奴和杨吉奴兄弟想兼并哈达部，不听朝廷诫谕，以武力胁迫朝廷满足他们的要求。在理谕不成的情况下，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李成梁设计杀了清加奴和杨吉奴，将叶赫部一举荡平。
李成梁守辽期间最后一次对女真用兵是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五月。这时，在五年前受到沉重打击的叶赫部又慢慢恢复了元气，清加奴的儿子卜寨和杨吉奴的儿子纳林布禄继为部长，不忘替父报仇，不仅挑唆哈达部三兄弟间的矛盾，企图兼并哈达部，而且不断地纠集部众犯边。同时，由于叶赫部地处东海女真入贡的通道上，其不遵朝廷约束阻断了东海女真到开原入贡。这种情况朝廷当然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于是，李成梁率军出征，攻陷了叶赫部的城寨。在官军有力的打击下，卜寨和纳林布禄不得已降服，发誓绝不再叛乱。
以上是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控制女真的几次用兵，这几次行动很好地达到了朝廷对女真“分而治之”、有效管辖的目的。那么，这和努尔哈赤崛起有什么关系呢？
总体来讲，女真民族经过元、明时期长期的发展，正处在走向统一、强大的过程中，王杲等强势部落势力的相继被消灭和征服，阻遏了这个发展的步伐，为后来努尔哈赤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原因有如下两点。
（1）王杲是建州女真人的首领，努尔哈赤家族与其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两家互为姻亲。据孟森依据明朝人和《清实录》的记载所得结论：王杲之子“阿台前妻，生女为景祖第四子妇；阿台后妻，又为景祖长子之女也。王杲则为景祖姻家之尊长”[6]。景祖即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曹常刚），其第四子即努尔哈赤之父塔失（塔克世），其长子即努尔哈赤的大伯父礼敦，就是说，塔失之妻、努尔哈赤之母是阿台之女、王杲的孙女；而阿台又是礼敦的女婿、叫场的孙女婿，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姑父。有这样的姻亲关系，所以，“在嘉靖三十八、（三十）九年间，王杲始作不顺”时，“而景祖兄弟实为同伙，旋即自拔来归”，“嗣后屡导明兵图王杲父子”[7]。王杲作为先期崛起的建州女真势力，被李成梁消灭了，而王杲兵败之时，他的曾外孙努尔哈赤已经 16岁，正在其城寨中，此事的前因后果，必然对他的成长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可以说，王杲以及后来王兀堂的失败都是后来努尔哈赤崛起的先声。
（2）女真三部中，海西与建州大致势力相当，其中叶赫部尤其是努尔哈赤崛起的一大障碍，李成梁两次给叶赫部以重创，无疑在客观上事先为努尔哈赤崛起清除了障碍，特别是第二次征服叶赫，使卜寨和纳林布禄力量大为削弱，而此时努尔哈赤已经起兵，正在韬光养晦，悄悄地发展势力之时，叶赫却再无力与之抗衡了。所以，李成梁实际上是起到了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扫清道路的作用，增加了努尔哈赤的成功系数。
显然，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忠实执行了朝廷阻止蒙古和女真骚扰、保障辽东安宁的边防政策，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他在致力于打击不遵朝廷约束的女真反叛势力的同时，却忽略了尚在初起时期的努尔哈赤势力，客观上对努尔哈赤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李成梁镇辽对努尔哈赤的成功崛起有间接的有利作用。
二 李成梁镇辽与努尔哈赤崛起的直接关系
李成梁作为镇守辽东的最高军事将领，和“属夷”努尔哈赤家族必然发生过直接关系，这一点，明、清的官、私史书记载中都有所反映，我们综合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脉络。
（一）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父亲塔失都与李成梁有密切交往
如前所述，努尔哈赤家族与当时称雄诸部的王杲有姻亲关系，孟森曾根据明朝留下的史料做过考证，得出结论：嘉靖年间，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曾是王杲部属，参与了王杲犯辽东之乱，后来李成梁镇守辽东，两人“悔过入贡”[8]，成为李成梁的间谍，效忠朝廷。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记载说：在万历二年（1574年）那次战争中，“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夷头目叫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已又杀叫场及其子塔失”[9]。黄道周《博物典汇·建夷考》则记载说：“先是，奴酋父塔失有胆略，为建州都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向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苕上愚公著《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努尔）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向导，死兵火。”海滨野史著《建州私志》载：努尔哈赤的“祖叫场、父塔失，并从李成梁征阿台，死于阵”。
上面记载了两次事件，一是帮助李成梁消灭王杲，二是帮助李成梁消灭了阿台。而消灭王杲之役的细节又有所不同，姚希孟文中说王杲逃走后，李成梁将叫场等人作为人质，搜捕王杲；黄道周书中说塔失曾作为向导，引李成梁军攻打阿台。无论哪一说情节属实，总之都说明叫场与塔失曾与李成梁有过交往，为李成梁出过力。
那么，究竟是帮助李成梁消灭王杲，还是消灭了阿台？是叫场与塔失同为李成梁出兵的向导，还是仅为塔失一人之事？我们对照清人的记载就不难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李成梁出兵攻打阿台所住之古勒寨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是由女真人尼堪外兰为向导，叫场和塔失当时同在古勒寨中，尼堪外兰唆使明兵杀之。叫场和塔失在寨中的原因是因为叫场的长子礼敦之女为阿台之妻，他“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失往救之”。从清朝人自己的这一记载看，叫场与塔失是同时死于李成梁征阿台之役，而非万历二年征王杲之役。但这里没有为李成梁做向导的记载。那何以明人有此说呢？我们知道，清朝修史，对于曾经隶属于明朝的史实都讳莫如深，像为李成梁做向导这样非光彩之事隐而不载是很自然的。然此书中随后述及：“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这就令人生疑了，如果真如前面所说，叫场和塔失不过是因救自己亲人而身陷危城，被明兵所杀，努尔哈赤凭什么质问明朝将领？明朝又何以还尸、授职、给予补偿？这显然没道理，说明在这里清人修史时有所避讳。其实，叫场与塔失在征王杲和征阿台两次战役中都曾为李成梁统领的明军出力，这正是明朝在努尔哈赤初起时优待他的原因。这一点在《明实录》中有明确的反映：
查其（指努尔哈赤）祖父，又以征逆酋阿台，为我兵乡导，并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者盖世有其劳，又非小夷特起而名不正者也。[10]
这段话出自蓟辽抚按张国彦等人所上奏疏，当真实可信，只是较为简略。程开祜所著《筹辽硕画》一书中首篇《东夷奴儿哈赤考》叙此事较详，可作为补充：
先年叫场、塔失皆忠顺，为中国出力，先引王台拿送王杲。后杲男阿台将叫场拘至伊寨，令其归顺，合党谋犯，以报父仇，叫场不从，阿台拘留不放。大兵征剿阿台，围寨攻急，塔失因父在内，慌忙救护，混入军中，叫场寨内烧死，塔失被兵误杀，因父子俱死。时镇守李总兵将塔失尸首寻获，查给部夷伯插领回。又将寨内所得敕书二十道、马二十匹，给领。
程开祜是对辽事极为关注和颇有研究的当时人，此书辑成于明朝末年。上面这段记述原委清楚，叙事翔实，且与《清太祖实录》所记情形大致吻合，而述叫场为阿台所拘，逼其合谋叛乱，叫场不从，塔失入寨救父，结果父子同时遇难的情节与前说两人“皆忠顺”，并后面李成梁还尸、给敕之事相贯通，合乎逻辑，也就不似《清太祖实录》所记存在对李成梁还尸、给敕之事无法解释的疑问了。显然，此记载较明、清两方面其他记载都最为真实可信。
这样，将以上明、清两方面记载参照起来看，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曾为李成梁当向导，先后引官军攻打王杲及其子阿台，并消灭之，显然他们与李成梁关系密切。
（二）努尔哈赤曾为李成梁所收养，在李成梁帐下生活了一段时期
明朝史籍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也有几种说法，如：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载：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军攻破王杲寨，之后又杀了叫场和塔失，“时奴儿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11]黄道周《博物典汇·清建国别记》载：塔失为李成梁向导，擒王杲之后，“负不赏之功，宁远相其为人，有反状，忌之，以火攻，阴设反机以焚之。死时，奴儿哈赤甫四岁，宁远不能掩其功，哭之尽哀，抚奴儿哈赤与其弟速儿哈赤如子”。[12]苕上愚公著《东夷考略》载：叫场与塔失同为李成梁向导，死于从征阿台之役，当时，“奴儿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雏视之”。[13]
海滨野史著《建州私志》载：叫场与塔失同死于从征阿台之役，“成梁雏畜（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事成梁甚恭。”[14]
归纳一下，以上这些记载同记一件事，但具体情节各不相同，一说努尔哈赤之父、祖同死于李成梁攻王杲之役，时努尔哈赤年十五六岁，为李成梁收养；二说努尔哈赤之父塔失帮助李成梁消灭王杲之后，被杀，时努尔哈赤刚4岁，李成梁视之如子；三说努尔哈赤之父、祖同死于从征阿台之役，李成梁视年幼的努尔哈赤如子；四说与三说意思相同。有如此多的不同说法并不奇怪，因为明人所记都得自传闻，讹误难免。而且，由于传言甚多，正说明了其事尽人皆知，并非无中生有之事。问题在于究竟哪一说可信，抑或都不可信？下面我们通过辨证来弄清真相。
首先，前面已经考证，叫场和塔失在征王杲之役和征阿台之役中都曾为李成梁向导，同死于征阿台之役，而非死于征王杲之役，这一点已经明确，不必再重复。
其次，李成梁征王杲之役是在万历二年（1574年），根据《清实录》记载，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一年他正是16岁，可证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所记为实，而黄道周《博物典汇·清建国别记》“甫四岁”的说法有误。
最后，根据明、清两方面史籍记载，李成梁征阿台之役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这一年，努尔哈赤25岁，他就是在这一年以为父、祖报仇的名义起兵的。显然，苕上愚公著《东夷考略》和海滨野史著《建州私志》两书所记叫场和塔失从征阿台死后，努尔哈赤尚年幼，李成梁“雏视”“雏畜”之，这是把传闻中的两件事混为一谈，时间搞错了。
以上三点将前述四说辨证清楚了，事情真相也就清楚了，努尔哈赤16岁时在外曾祖父王杲家中经历了全寨覆灭的惨祸，侥幸的是，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为李成梁做向导，他本人又机智地“抱成梁马足请死”，李成梁因此“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建夷授官始末》一文的记载合乎情理，真实可信。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努尔哈赤16岁时确曾为李成梁所收养，在李成梁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
至于生活了多长时间，没有发现史料有明确记载，但据《清太祖实录》所记，努尔哈赤10岁丧母，继母待他寡恩，19岁的时候，唆使其父与他分家，“家私止给些须”，由于家贫，他不得不自食其力，采集榛子、松子、蘑菇和挖参，拿到抚顺马市贸易以谋生。由这段记载看，他似在19 岁之前已脱离李成梁，回到了自己家，分家后，即自谋生路。
另外，有人质疑，所有关于努尔哈赤为李成梁收养的记载都出自明朝方面，未必可信。笔者认为，这倒不成为疑问。因为如前面所说，清朝修史，对于曾经隶属于明朝的史实都讳莫如深，这样的事自然不会载入史册。不过，还是能找到一点痕迹，如康熙朝徐乾学所修《叶赫国贝勒家乘》有这样的记载：“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叶赫国，时上脱李成梁难而奔我。”这是说1582年以前，努尔哈赤曾为李成梁所羁留。可以说，这是清朝人透露出的一点信息。
关于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这个问题，还有一种说法有必要述及。管葛山人著《山中闻见录》第1卷《建州》记载：“初，宁远伯李成梁之诛阿台（左卫指挥使王杲子）也，王台（左都督加龙虎将军）所属建州部教场（即叫场——引者注）、子塔失并从征阿台，死于兵。塔失有二子，长即太祖，次速儿哈赤，俱幼，李成梁抚之。太祖既长，身长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受奖者，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成梁俾为都指挥，领祖父遗众。”同书第7卷《李成梁传》又记：“初，清太祖赞画成梁军务，在幕中，成梁使长建州。”这里记叫场和塔失之死及李成梁收养年幼的努尔哈赤之事与《东夷考略》《建州私志》两书所记相同，但后面说努尔哈赤长大后，为李成梁幕僚，屡立战功，又“赞画”军务，这是其他史籍所没有的。管葛山人不知为何人，然从书中述事口气看，当是亡明遗民，入清以后著此书。笔者认为，后面的“立功”“赞画军务”之说仅见于此书，没有其他史料可为佐证，或有为当朝帝王称颂之嫌。不过，如与《叶赫国贝勒家乘》的记述联系起来的话，或许努尔哈赤在1583年起兵前曾在李成梁军中服务过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从史料的考证来看，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帐下生活过一段时间，和李成梁关系密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因如此，李成梁有意无意之间对努尔哈赤初期的崛起有所帮助。
（三）李成梁给予努尔哈赤崛起的帮助
由于关系密切，李成梁作为威镇辽东的大帅，肯定对正在成长中的努尔哈赤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李成梁还有所帮助，具体表现在四件事上。
一是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阿台被灭之后，李成梁将被误杀的塔失尸首找到，交还努尔哈赤，并将寨内所得敕书、马匹全部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袭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起兵时，不过是一个无助的“孤雏”，仅有“遗甲十三副”，既无影响，又无实力，连他本家族内的亲属都与他为敌，处境极其艰险。李成梁在这个时候给他敕书、马匹，交还塔失尸首，承认他袭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不仅是对他的安慰，更是对他莫大的支持。敕书对于女真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敕书，才有通贡市的权利，而贡市是女真人获取必要的生活物资、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这也标志着朝廷对他地位的承认。
二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向明边吏索要仇人尼康外郎，明边吏即交出。并因以前误杀叫场和塔失之事，对努尔哈赤“自此每年与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了其事”。[15]这事实际上是上一件事的延续。努尔哈赤初起，当然不敢表现出丝毫对朝廷、对明边吏的任何不满，只以报尼康外郎唆使官军杀害其父、祖之仇为由，而尼康外郎得到官军的保护，努尔哈赤向官军索要尼康外郎，官军竟然同意交出，任他将尼康外郎杀了，这是在女真人中给足了他面子。至于每年给予银、缎作为误杀他父、祖的补偿，就更不仅是抚慰、给面子，更是经济上的支持。虽然交出尼康外郎这事是边塞将吏所为，未必是李成梁直接干预，但和他三年前给予敕书、马匹的态度一定是有关系的。特别是银、缎之赐更不会与他无关。
三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授予努尔哈赤都督佥事职衔。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全力以赴统一女真各部，对朝廷努力表现“忠顺”，以取得官方支持。他谨慎地按照要求派人到明廷朝贡，在抚顺、清河、宽奠、叆阳四处关口进行互市交易，照例领赏；几次将部属抢劫的汉人及牲畜送回；这一年，又杀了入边抢掠的女真酋长克五十，向明边吏献上首级报功。于是，经总督张国彦、巡抚顾养谦等上疏奏请，朝廷同意予以嘉奖，授予努尔哈赤都督佥事职衔。当时，对女真人来说，能得到朝廷封赏，意味着具有了高出他人、可以号令其他部落的地位，是莫大的荣誉，所谓“窃名号夸耀东夷”[16]。所以，努尔哈赤“慕都督之号益切”[17]，经过努力争取，终于达到了目的。万历十九年（1591年），当叶赫部纳林布禄派人以发兵征伐相威胁的时候，他骄傲地怒斥道：“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18]这段话很能说明李成梁对他的支持是多么有力，使他在女真各部中有了多么优越的地位，有了骄人的资本。
不过，上面这段话里有个问题需要辨明，那就是“续封龙虎将军”之事。明廷加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事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19]《清太祖实录》修于天聪九年（1635年），这里为了夸耀而把后来的事提前说了，这是修书人的问题。还要说明的是努尔哈赤封龙虎将军时，李成梁已于三年前被劾去职，所以这事不能说是他的责任，当然，还不能不说这事和此前努尔哈赤的受封所打下的好基础有很大关系。
四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明军放弃宽奠（宽甸）等六堡已开垦多年之地，为正在发展中的努尔哈赤提供了势力扩展的空间。万历元年（1573年），由李成梁倡议，将官军的防线向鸭绿江边推进了800里，将原来的孤山堡移建到张其哈剌佃，险山堡移建到宽甸，沿江新安四堡移建到长佃、长岭等处。这就是著名的宽甸六堡。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经过三十几年开发，“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20]。李成梁第二次守辽时，军事力量大不如前，防守吃力，便与总督蹇达、巡抚赵楫一起建议，放弃了这一带地方，将防线后撤。于是，这一片已开垦之地就落入了努尔哈赤之手。这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以及海西女真三部，势力蓬勃发展，地盘的扩大对发展更加有利了。
李成梁作为辽东大帅，而且是在朝中和地方都极有影响的“太师”，在以上四件事上对努尔哈赤崛起初期的顺利发展无疑起了很有利的外因作用，也可以说，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是有帮助的。
所以，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成梁和努尔哈赤关系密切，对努尔哈赤的崛起起了有利作用。正因如此，后来努尔哈赤叛明为患时，朝野都说李成梁“养虎自贻患”[21]，至今也还有人骂李成梁是“汉奸”。笔者认为，如此评价未免有些过激，客观地来看，李成梁守辽30年的所作所为，虽然无论间接，还是直接，都于努尔哈赤的崛起有利，但他是在忠实地执行明廷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22]，对不听朝廷约束的王杲及其子阿台，叶赫部清加奴、杨吉奴及他们的儿子卜寨和纳林布禄等进行严厉的惩罚，给予彻底的打击，但对表现“忠顺”的努尔哈赤却是宽容的，希望他能像哈达部王台父子一样效忠朝廷、忠顺守边，对于他后来的叛乱始料未及。再者，李成梁镇辽后期，当年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早已消退，辽兵的实力也早已不如当年，要控制辽东局面他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才有了他万历三十四年放弃六堡之防的举动，当时他提出放弃六堡的理由就是“地孤悬难守”[23]，这是一句实话，也是实情。这时候他所求的只是维持辽东暂时的平静无事。所以，也不能说他是有意扶持一个他所服务的王朝的叛逆者、掘墓人。
[1] 原载《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2008年第8期。
[2] 《明史·李成梁传》。
[3] 《明史·李成梁传》。
[4] 《明史·李成梁传》。
[5] 《清史稿·王杲传》。
[6]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中华书局，1959，第161页。
[7]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中华书局，1959，第161页。
[8]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中华书局，1959，第161页。
[9] 《姚宫詹文集》，《明经世文编》第501卷。
[10] 《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2册，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3月内部刊印本，第134页。
[11] 《姚宫詹文集》，《明经世文编》第501卷。
[12] 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第8卷，吉林永衡印书局，1927。
[13] 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50页。
[14] 谢国桢：《清初史料四种》，进学书局，1933。
[15] 《清太祖实录》第1卷。
[16] 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65页。
[17] 《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2册，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3月内部刊印本，第134页。
[18] 《清太祖实录》第1卷。
[19] 郇孟森：《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中华书局，1959，第183页。
[20] 《明史·李成梁传》。
[21] 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131页。
[22] 《杨宗伯奏疏》，《明经世文编》第453卷。
[23] 《明史·李成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