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历史：甲骨文发现120年

刘周岩

这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也是十五次发掘殷墟打破纪录的一个奇迹——董作宾

1899年，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缘际会接触到甲骨，从而开启了120年的甲骨文发掘史，早期中国的面貌变得更加清晰。从1928年10月开始，到1937年6月为止，中研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总计出土甲骨24906片，在这15次发掘中，出土甲骨数量最多也最重要的，就是第13次发掘的YH127坑。YH127坑共出土甲骨17096片，占全部殷墟发掘出土甲骨的近七成，其数量之大，在甲骨发掘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发现甲骨窖藏坑

第13次发掘临近结束，尚未有值得注意的甲骨出土。以往几次发掘往往在工作临近结束时有意外之喜，大家开玩笑说看来这次是不走运了——此时是1936年6月12日下午2点，本次发掘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按照计划，到下午4点发掘将正式结束。

6月12日下午的工作分为B、C两区。王湘负责C区，其中一个坑位代号为YH127。Y代表殷墟，H则是“灰坑”的意思，考古学中把集中生活废弃物和其他用途不明的堆积坑统称作灰坑。在YH127坑，王湘发现了几小块龟甲，起初觉得没什么，本想把它清理完就收工，若是清理不完也照常收工，下一季度发掘时再来就是了，以往对灰坑的处理就是如此。

除王湘外，当时工地上还有同样年轻而经验丰富的石璋如，他本是河南大学学生，因史语所想体现与地方合作之谊而有机会加入考古队。石璋如2004年以103岁高龄离世，堪称考古学史的活化石，其生前详尽的口述记录让大量殷墟发掘的细节得以保存。1936年6月12日下午发生的事情，后来被他如此形容：“事实就是这样，往往比小说更惊奇。”

出乎人们的意料，YH127坑的甲骨不是一片两片，一版接一版的完整龟甲陆续出现，甲骨的数量超出了所有人最乐观的预期。12日，甲骨还未清理完就已天黑，工作只能暂停。考古队意识到发现重大，晚间将虚土填回了坑内，精通多国文字的魏善臣在虚土上以蒙文写下了记号，如同一个火漆封印，如果有人翻动坑口，将无法复原蒙文标记。

第二天一早天亮后，封印完好如初，大家松了一口气。此时考古队其他工作均已按计划结束，所有人都来到这个YH127坑协助。因为害怕一般的工人下去弄坏甲骨，由王湘与石璋如二人下去剔剥，越往下挖空间越狭小，便由王湘一人下去。所有的工作人员坐在坑口，照相、取出甲骨、王湘说出一版一号，放入筐中，再放棉花以防碰撞。当时还有队员觉得，会不会有点太小题大做了，若是装上二三筐甲骨，那也心满意足了。然而直到天色再次转黑，甲骨仍在一筐筐地装，似流水般源源不绝。坑中甚至发现了一具与甲骨一起埋藏的人骨，大家终于明白，这个YH127坑，正是他们期待了许久的大规模甲骨窖藏坑！这是商人有意集中掩埋甲骨的地方——也许是储存，也许是销毁，那具人骨或许是生前负责看护甲骨档案的臣子，商王让他死后继续自己的职责。

董作宾曾经满怀希望地想要发现罗振常曾记载过的整坑整坑的窖藏甲骨，可是考古队开始发掘以来，除了零星冒出来的数片，至多数十片甲骨，8年来窖藏坑都隐而不见，考古队员们反而看到了那些甲骨之外的奇迹——宫殿、王陵、青铜……而当最后一个工作日来临时，大地却又慷慨地满足了他们最初的愿望。

6月13日当晚，考古队全体成员留宿于坑边守护。此时消息已经扩散出去，前来工地窥伺的人愈发增多——这一带日本人、地方势力的活动都非常频繁。后来果然发生了交火事件，土匪开枪，希望考古队员避散以抢去甲骨，前来增援保护发掘工作的驻军早有防备，居高临下射击，击退了土匪。

暂且躲过一劫，不过所有人都清楚，现场清理速度太慢，再拖延下去早晚会出现变数。而且骨板上的泥土本身有湿度，出土时受到阳光照射，水分一蒸发，就容易碎裂，所以能不脱离本来的土壤环境是最好的。于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案应运而生——将整个区域的土壤一起挖出，装箱运走。

三千年前商人的甲骨“档案馆”，变成了民国考古学家要运走的一个灰土柱。城里的木匠老板连夜为考古队赶工做好了一个大箱子，长、宽各2米，高1.2米。工人们把底板拆成五部分，和垫砖结合，费了诸多心思才在坑内拼装上了土柱的底板。考古队动用了各种地方资源，请和铁路有关系的人借来铁轨，临时制作斜面滑轨将重达数吨的大箱子运上地面，又请殡仪馆派遣抬棺人来抬运木箱。此时李济也从南京紧急赶回安阳，见证了最后封箱的时刻。

箱子有数吨重，因无合适的载重卡车，又怕牛车或其他运输方式颠坏甲骨，最后只能人力运送。一共动用70名工人，两天两夜，木箱终于运抵安阳火车站。

独创的“室内考古”

董作宾等人很快开始对YH127坑进行“室内考古”——这一坑共1.7万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代。而当人们日后检视所有的甲骨材料时，有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发现：甲骨文字不仅集中于武丁时代，而且也最早出现于武丁时代。今天，甲骨的断代已经有了多种手段，除了根据字体、贞人等来断代的不断改进的传统方式，还有碳十四测年等科技手段辅助。王子杨教授告诉我，从1899年至今120年发现并收藏于世界各国的共十余万片甲骨中，学界认为早于武丁时代而没有异议的甲骨数目是：零。

这很难不产生一个推论：是武丁，第一个决定把文字刻在甲骨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不可能是贞人自己突发奇想随手刻上去的笔记。王子杨说自己曾做过实验，真正在龟甲上刻字，即使用现代工具，难度也超乎想象，而且龟甲会崩裂。所以为了刻字必须对龟甲做特殊处理并进行练习。贞人当时有另外的“草稿本”，毛笔、典册之类在商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因材料易朽没有保存到今天，甲骨则是占卜的正式书写载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旻教授告诉我，不只甲骨，另有诸多考古证据似乎都暗示了文字在武丁时代经历了整体性的大爆发，“似乎是在王室的支持下，令文字从早期阶段过渡到全面发展的书写系统”。绿松石镶嵌制品、骨制品、青铜器等其他多种介质上，都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文字。此外，殷墟还出土了许多武丁时期的“习刻”甲骨。“习刻”就是在没有经过占卜灼烧的骨头上单纯“练字”。刻手在这些“习刻”甲骨上一遍遍刻着重复的天干地支列表，字迹明显稚嫩、多有错误。这些“实习生刻手”的作品说明，背后有某种国家机构在推动书写技艺的规范化。虽然考古这一行一向是“说有容易说无难”，也许未来哪天新的考古证据就会推翻今日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非王卜辞、尚存疑的“郑州商城甲骨”等已经拓宽了人们的认知，但截至今日，证据确凿的系统文字应用最早仍只能追溯到武丁时代。

被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有着强烈的展示目的。当初董作宾就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甲骨上面的字迹尤其硕大、精美，而且会在刻痕中涂满朱砂。经三千年之后，董作宾都感慨“色泽如新”，可想当年是怎样的精美。这些特殊处理的甲骨往往有着特别的内容，例如王在神的指示下的一次大胜。此外武丁时期卜辞数量极大，占卜不可能总是准确，然而记录总有办法挽回面子。例如一次王预测下雨，验辞中特意提到虽然没下但是乌云密布，另一次王预测不下雨，验辞中则写虽然下了雨但是很小。吉德炜仔细研究了甲骨记录的规律，认为甲骨文是“二次性材料”，即被刻上去的内容是经过严格选择和编辑的。他总结：“记录占卜结果的工作，正逐渐以助长商王的威信为目的。”

于是我们几乎可以把武丁时期的甲骨记录看作是一份官方日报或布告栏。不断出现的“王占曰”，强调着王才对神意有解释权，占卜结果的记述会大体尊重事实，但总体倾向是“商王一贯正确”。出现重大喜讯，则有红色大字标题的“号外”。

这份布告出给谁看？何毓灵说，根据对殷墟手工业作坊的考古学了解，他猜测除了王室和高级贵族外，文字应该也在官员和高级工匠中得到普及，否则那些大型工程无法协调。他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殷墟的一个特定区域，生活习俗遗存以及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十分驳杂，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区。“这会不会就是殷都的‘使馆区’？武丁把各个方国的首领轮流请来在首都居住——实际等于做人质，也是有明确记载的。”

“甲骨布告”也许就在商朝的上层集团和其他附属国的领导阶层内传阅？武丁清楚地知道，占卜并不只是和那些看不见的神灵祖先交流，更重要的是和那些还活着的、会真实影响他的统治的人沟通。文字，成了巩固自身功业最好的媒介。

“灰土柱”和纪念碑

一个开始大规模有意识应用文字的时代，和一个精神、物质极大变化、丰富的时代两相重合，难道仅仅是一个偶然吗？

李零介绍，关于文字的起源，有过程说和突发说两种理论。“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之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这个理论，难免让人产生大胆的猜测。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甲骨文太过成熟，此前一定经历过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的酝酿，否则就是“婴儿生出来就长着胡子”。但武丁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仓颉”？他是否可能进行了某种文字改革并有意推广？

每一个伟大文明都有着自己的纪念碑，埃及金字塔、雅典卫城、美国总统山雕像，高耸入云、屹立千年不倒的建筑醒目地塑造着共同认知。中国古代以土木而不是石材为建筑材料，唐以前遗迹无存，似乎缺少对等的纪念碑。不过艺术史学家巫鸿提出，中国古代虽没有纪念碑，但同样存在着“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形式包括：青铜九鼎、墓葬宗庙、汉魏碑刻、长安城……它们凝聚着最具象征性的意义。我们能否借用这一概念，认为对文字的应用——那些刻字卜骨就是武丁时代的纪念碑？

武丁利用文字的灵感又由何而来？李旻向我介绍，他在刚刚出版的英文专著《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哑王假说”：也许那“三年不言”的传说其实是暗示了武丁的某种语言功能障碍——就如同著名的有口吃症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以至于他对文字交流表现出独特的兴趣，并在最开始不得不借助于文字沟通来处理王室事务与治理国家。而一旦开启文字的“潘多拉魔盒”，书写在王室的推动下迅速发展，统治也发生连锁反应。虽然武丁之后的商王对用甲骨文记录占卜不再认真，但由此而来的贞人集团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字群体，承担起关键职责。这些猜想，因为缺少确凿的考古学证据，不能被“证明”，却也足够为我们留下想象空间。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位商朝国王，他重视文字，他的时代开始着一些变化。三千年后，一群对文字同样怀有执念的民国知识分子，和他在安阳的YH127相遇——那是武丁留下的档案馆，是考古学家的灰坑，也是文明的纪念碑。

1936年7月，装载YH127坑的木箱顺利运抵南京中研院。这中间又经历了诸多插曲：箱子太重压坏了铁轨，搬运时不小心颠倒了个儿，卸开箱子木板发现坑底朝上，只好反着清理……无论如何，这宝库三千年后重见天日时，是被当时最有能力与意愿去破解其奥秘的一群人获得，终得妥善处理。殷墟发掘40年后，李济在《安阳》一书中回忆整个过程，认为YH127坑是全部发掘中的“最高成就和最伟大的业绩”，不仅学术意义重大，而且“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

YH127坑发现一年之后，正当队员们以为可以继续大展宏图，甚至已经开始规划第16次发掘时，“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了。日本人迅速占领中原省份，安阳发掘戛然而止。

石璋如到晚年仍然印象深刻的是，史语所转移到长沙后，日军前来轰炸所部附近的军事目标，大家狼狈逃避。长沙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史语所正式吃了一次“散伙饭”，此后要跟随研究所的人员需转移至更深的内陆，另有安排的人，自便。比如亲手发掘了YH127坑的王湘，就前往延安，从此脱离了考古事业。

在长沙有名的清溪阁，散伙宴还未上菜就先干了11杯酒，许多人直接倒下不省人事。石璋如记得，那11杯酒的敬酒词是：“中华民国万岁！中央研究院万岁！史语所万岁！考古组万岁！殷墟发掘团万岁！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李（济）先生健康！董（作宾）先生健康！梁（思永）先生健康！十兄弟健康！”

这一别，殷墟考古队的许多人终生未能再相见。

尾　声

1818年，诗人雪莱（P. B. Shelley）参观大英博物馆时被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塑吸引。雪莱熟知法老时代以后埃及政权落入异族之手的历史，他感慨世俗权力的稍纵即逝，写下了自己广为流传的诗句：

吾乃奥兹曼迪亚斯，万王之王，
功业盖世，强者折服！
此外空无一物，
废墟四周，黄沙莽莽。
寂静荒凉，伸向远方。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最强大的一位国王，从约公元前1279年到约公元前1213年共在位60余年。这正好是商王武丁的年代，二人在位时间有近40年重叠。雪莱感慨功业盖世的拉美西斯二世，千年过后“空无一物”，武丁的结局与之相似又不同。

在安阳市，何毓灵带我们参观建于2005年的殷墟博物馆。殷墟已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保护遗址区域整体风格，这座博物馆深藏于地表7米以下，地面上不见踪迹。展厅里的器物大多是1949年以后出土的。此前史语所发掘得到的珍贵文物，在战火中辗转流离，绝大多数最终到了中国台湾。也有例外，如李宗焜教授告诉我，YH127坑里的那位“档案保管员”的遗骨就神秘失踪了——李宗焜在任职北大前曾多年担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陈列馆主任，管理着YH127坑出土甲骨，却从未见过那具清楚地显示于老照片中的坑内人骨。抗战全面爆发后，史语所继续研究工作，艰苦的环境中李济的两个女儿都因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过世，董作宾则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研究商代历法的名著《殷历谱》。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们二人本自认为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但鉴于全部殷墟材料已经被运至台湾，“不跟着走还有什么选择呢”，却未曾想终生再没能回到祖国大陆。

何毓灵带我们匆匆绕过那些吸引了最多游客的甲骨、青铜器、玉器、金器……停在一堆黑乎乎的“铁饼”之前，这才是他最感自豪的成果。这其实是2015年发现的一个大型铅锭坑——铸造青铜器的铜、锡、铅三种金属原料之一，发现过程同样充满曲折：地产开发商为了不让这个忽然冒出来的考古发现耽误建设进度，企图“毁尸灭迹”，意外得到情报的何毓灵匆忙赶到现场，当他踢开故意盖回坑口的虚土见到眼前景象后，立刻拨通了所有相关的报警电话——考古队和“地方势力”的斗智斗勇从未停止。

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铅锭贮藏坑，但真正让何毓灵兴奋的是，它可能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商周之变。通过对这一铅锭坑的掩埋方式和周边许多故意打破的青铜器碎片的分析，可以判断商人应该是匆匆撤离的。“这一带的许多商末周初之际的建筑，都显示出房体倒塌的情况，还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很可能是人为的大火。”何毓灵说。

殷墟究竟如何从一个繁华都市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废墟，是一个谜团。史语所考古队一度认为是因为洪水，后来推翻了自己的结论。文献上记载周人“二次东征”后强制殷人搬离，但究竟是因人口衰落而自然废弃，还是某种强制降临的人为力量故意摧毁了这座城市？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倾向于后者。

这恐怕是武丁未能预料到的情形。这些很可能一把火烧了他曾经的都城的周人，在武丁时代只不过是一个文明几乎没怎么开化的小部落，他们的首领也许曾在殷都战战兢兢地阅读“甲骨布告”，歌颂商王的神威。近几十年来殷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1999年在洹河北岸发现了一个年代早于殷墟而规模小于殷墟的城市遗址，被称作“洹北商城”，曾长期领导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唐际根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洹北商城的发现甚至让人们大胆猜想，整个洹河南岸的殷墟有可能是武丁时候才开始建设的，而此前的商王居住在洹北商城，这将大大改变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识。此事还未有定论，不过即便把这座城市也算入武丁的功劳簿，也未能改变它最终被毁的命运。

技术相对落后、实力也较弱小的周如何打败强大而有组织的商，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评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全球文明时认为，某种大的轮替周期在那时到来：几乎是商周之变的同时，从地中海到太平洋地区旧有的社会都在崩塌，新的势力取而代之，库施人征服了埃及。

周人改变了武丁苦心建立的祭祀制度，人牲制度也不再使用，周人甚至有意在记载中回避了这一点。极为关键的王位继承制度也被改变，兄终弟及被嫡长子制取代。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认为，由此导致了宗法封建制度的出现，故而商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周朝人也不再那么相信巫术，更多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德”之上。

然而有一点周人继承了下来并且发扬光大，那就是沿袭同一套文字和对文字的“纪念碑性”的利用。周人对文字记录的热衷有过之无不及，“巫”逐渐转化为“史”，历史记载的传统出现了。李泽厚曾说，这一过程中“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就是中国思想的根本支柱。

至于那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后来又经过了许多发展，形成战国文字，再到秦始皇“书同文”，一直使用至今。它写下了武丁的梦境，孔子对商代历史的苦恼，司马迁准确但不完美的商王世系，罗振常的日记，王国维的绝命书和李济的安阳发掘报告。

（除文中采访对象外，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文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岳洪彬、牛世山、常怀颖、严志斌；北京大学孟繁之；广西师范大学陈洪波；作家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