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鲁迅教书时

一个江浙籍的人，如果能在北平待长久时间，对于北平话再肯留意，那他讲起话来，虽不及老牌北平人讲话清朗，干脆，但后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又很真切，听起来也是满好的。鲁迅先生讲话，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是一个人要有幽默感，如果一天到晚，板起面孔，无论对于什么人先拿出教训的态度，或者仁义道德的讲空话一堆，大抵听的人，也会头痛的。而鲁迅先生就刚刚取了相反的态度，不论讲什么，他是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用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便会起一种兴味感。

再者，就是鲁迅先生是博学而又多能。他受过军事训练，学过采矿同医药，研究的是文学与艺术。他作过学校校长及教职员，当过长久的政府官吏。因有此种种经验与实生活，所以无论他讲什么，不管是引证或比喻，那材料要格外丰富而生动。

因有以上三种条件，鲁迅先生在学校教课，便获得空前的成功了。

先生教课，是从民国九年开始的。当时教育部职务甚清闲。北京大学马裕藻要周作人去讲中国文学史，周作人又转推先生。先生慨然应允了。但先生因有教育部职务在身，不能作教授，便担任了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名高等师范）的讲师。在这两个学校里，一直教到十五年离开北京时为止。其间十二、三年又担任了女子师范大学及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讲师。到十四年，更担任了中国大学的讲师。俟后，燕京等大学，虽曾托人请先生任教，但先生以时间及交通的关系，终未应允。

十五年因环境关系，不能在北京安居了，应了林语堂之请，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因学校当局不肯拿出已答应过的设备及计划与夫人事上的不调，先生乃走广州，刚好朱家骅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帮戴季陶校长忙，乃请先生担任中山大学之文科系主任，在先生应允之后，又以教务主任相托。与在厦门大学一样，先生因不满学校当局之措置，立刻辞职，后来到上海，先生便灰心于教育事业之不易作，便决计不教书。记得在上海时，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劳动大学等等，皆曾请先生教书，先生以时间及健康为理由，统通辞谢了。在先生本身，不教书，当然可免去时间浪费之苦。但有许多敬仰先生的青年，竟因此而失掉听取先生独到的伟论的机会，亦不能不说是大部分青年的悲哀。

在厦门与广州，先生在校所教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大明了，在北平各大学，先生所教的是他有特殊研究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先生所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先生当时所用的讲义稿，根本不曾要各校印过。是给先生出版的印刷所，依照了所排的版本样，用中国出产的水廉纸，单面印起来（水廉纸正面有亮光，背面粗糙）。先生在上讲堂之前，交由学校教务处散发。可是先生的讲义数目，是依照学校选科人数散发的。而听讲者，无论在那一个学校，都有非选科的学生自动来听讲。甚至在北大，每次遇到先生讲课时，连校外人都有许多去听讲。讲义不够是小事，校外人将课堂常常坐满，而选先生课的学生，反无座位可坐，亦是常常有的事。而学校其他学院或其他学系的学生，有时来了找不到座位，找不下站位，坐在窗台上，又是常常有的事。先生对于青年的感召，可见一斑了。

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曾忆有一次，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时，书中举了一个阿那托尔法郎斯所作的《泰倚思》的例，先生便将泰倚思的故事人物先叙述出来，然后再给以公正的批判，而后再回到讲义上举例的原因。时间虽然长（先生授课，两小时排在一起继续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些，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先生的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讲出幽默话来，使大家轰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中，特别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讲授时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

因为先生对青年有那样的吸引力，所以无论是十六年在上海时，到劳动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立达学园等处；或十八年及二十一年两次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等等；一听到先生来讲演，青年人像发狂似的，都拥挤到会场，后来的，就只能站在窗子外或大门口来听了。而在北平师范大学，竟因大礼堂容不下众多的听众，致将窗子都打破。催讲者，不能不请鲁迅先生到露天操场上去作狮子吼，因那次听众实在太多了。鲁迅先生晓得站在后面的青年，绝对听不见，他自己只能提高嗓音吼叫了。这是先生由北平回到上海时，以幽默口气讲出的。

固然，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感召力，他的几十册的著作与翻译，是一个动力。但先生讲话能更吸引青年，却是更重要的动力。

一九四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