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鲁迅的个性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要没有独立的卓越远见，那，他的思想，一定会堕入传统的因袭中。同样地，作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超凡的意见同风格，那，他的作品，也会堕入世俗一道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想来说一说：鲁迅先生的个性。
鲁迅先生出身于世家，而在幼小时，家道即中落，那时节，他正十三四岁。以中国人年龄论，他刚刚懂得社会人情。恰巧这时期，他得时常出入于质当店，不特受着质当店朝奉的白眼，与他同年龄的一般小孩子，以及邻居街坊，都会给他一冰冷的奚落，鲁迅先生在这一点上，定受了很大的创伤。终使他不得不菲薄众议，违反母意，跑到千里外的南京，投考洋学堂——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先生独立的个性，这里已开始发煌了。
他的个性发扬，由此作了起点，此后，便是一直发挥着，总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水师学堂不高兴蹬蹭，又转路矿学校。路矿学校毕业，又去到日本学医，学医仅能医肉体，使他又觉得：先有医灵魂的必要，终而研究文艺，在思想界动起干戈了。
由于先生的个性发扬，可以说他，对于任何人都不容易相处。如果那与他相处的人，是走的与他相反的道路的话。但因他的个性发扬，不是孤独的傲慢自大，而是对于封建势力的坚强反抗，所以什么人也都与他容易相处，只要是志同道合。下面，我将所知的先生对人对事各方面，举些例证，以作研究先生者的参考。
×××是先生的二弟，原同居于北平西直门八道湾寓所，自十二年两人翻脸后，至先生终期，再未与其弟讲过话，其间在北京大学教员休息室，虽常碰头，但一接触，即起争执，其对乃弟之厌恶心性，可见一般。可是×××，当时在思想上，是与先生起着共鸣，因此，北京报纸杂志几次大笔战，如科学与玄学之争，如青年必读书问题，如女师大风潮问题等等，凡有自命为正人君子之流，对于×××议论，有所攻击时，先生也曾用着各种笔名，代×××应战，这可看出：先生虽然厌恶×××之为人，但对×××当时之思想，还是支持的。这是一般普通人所难于及到的。因为平常的理性是：只要讨厌某一个人，任他作什么有益于人类或社会事业，也会激起讨厌的情感。不是说他如此作，定是别有居心，便是说他那样作，定有什么背景，而先生在这一点上，他是依照了他的看法而动作，把那人的过去，总先摆在一边。
其次是，先生当时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这学校里的学生，完全笼罩在政治活动中，记得当时学生中分三派：国民党，共产党与无政府党。因为有这些党派关系，在第二学年，便爆发了不可收拾的学潮，整整闹了半年，学校还是无法上课。于是有些人，便找代理校长谭熙鸿，预备另外成立一外国语专门学校，以结束其风潮。当时曾邀请与学校有关之董事、教授等，在中央公园开会商决。先生为教授之一，自亦参与其会，会议中，多数以为为解决风潮起见，还是另改学校名称，学生从新举行登记。此主张，以马夷初主张最力，后来李石曾提出：为防止再有风潮起见，学生中，凡系某党某党，一律不予接收，先生以此有失教育青年之旨，便激烈反对，始遭打销。事后，先生曾说：
“石曾先生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他那种方法，我却反对。革命不能不估计牺牲，因革命是为拯救大多数。牺牲少数，自然可以。若牺牲多数，所解放者仅是少数，那我一向是不赞成的。”
这也可以看出，先生对于自己的主张，是怎样坚持了，虽然与先生主张不同的，是先生一向佩服的石曾先生。
因了先生有那样独立的坚强个性，所以先生作起事来，绝不为威武所屈。
曾忆十四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先生不赞成该校校长杨荫榆女士的开除大批学生的办法，便在北京报章杂志上，为学生声援，而杨荫榆之所以能作女师大校长，因为她的朋友章士钊，是当时的教育总长，于是她便以鲁迅攻击她的文章，哭诉于章士钊之前，不幸的是：鲁迅先生当时还任教育部佥事，章士钊不顾是非公理，竟公报私仇，下令将先生免职，但先生到教育部任事，起自民元，而先生所任之佥事，又系荐任官，依照官规，荐任官之任免，须呈请大总统，且老职员，若在公事上无重大过错或触犯刑法，是不能随意免职的。但先生竟因作公事以外的文章，而被免职了。依常理，总长为内阁阁员，在黑暗的当时北京政府，本可任所欲为，免一个区区佥事，甚为平常。在旁人，若被免职，只有卷铺盖走路之一法，然而，先生实行反抗了。他向平政院提起诉状，控告章士钊违法，记得当时诉状上，曾指明章士钊手谕免职令，为某月某日，而免职令理由是说先生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先生参加校务会，是在章士钊下手谕之次日，章士钊总不能预知先生的行动，而先予免职吧！其为挟私无疑矣。控诉的结果，先生竟胜利了，府令仍令先生官复原职——虽然先生因总长仍系章士钊，再不高兴去到教育部办公，但先生不畏强权之精神，已完全表现出。
但还不止此也哩，先生个性发扬之结果，不特不畏强权之压迫，且不逢迎任何权贵，曾经有过以下的故事：
十八年春天，先生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时，应黄埔军校之约，前往讲演那有名的《文学无用论》。讲毕，有某政治家约先生前往其官邸吃饭，先生再三辞不掉，只得前往应酬，酒席自然是很丰美的，但在吃饭时，先生发觉主人，虽对自己再三恭维，但实际，是什么也不懂得的俗人，更不必谈文学了。自然，主人所谈的对于先生的讲演，怎样佩服，怎样同感，完全是假话了，先生于是很讨厌起来，刚巧上来一道菜，特别称道其好处，并说明：此菜系某先觉所喜食，而此菜之制作人，就系为某先觉作菜的原厨子等语，在旁人，得到这样的恭维，除了随同生人赞美菜好而外，恐无别话可说了。而先生当时连筷子都不动一动，竟说：
“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其不喜逢迎人，可谓到极点了。
可是，这以外，还有更怪的故事呢。
大约是民国十八、九年罢，先生有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而且平素还常同先生往来的某君，忽然作了大官了。有次到上海去看先生，先生竟由后门走出，避不见面，只让娘姨告诉客人，说主人不在家。而某君又系晓得先生脾气的人，便在先生前门附近徘徊起来，大约等候了有半小时以上，先生又由后门回来，在楼下堂屋讲话，某君听见了，便一下冲进去，先生要再躲，已是来不及了，而某君还说：
“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
先生当时虽然有点窘，但也即刻答复：
“你不是已经作了官了么？”
某君晓得先生的意思所在，便接着说：
“作官归作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呀！”
两人才一同上楼去谈天。
类于此的事，在先生是很多很多，我现在再举一件，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吧。
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北上后，给青年界以很大的刺激，但缺乏的是理论的指导，同真确的消息报导，于是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北京办一《国民新报》，已故中委邵元冲曾面请先生代写文章，此事被未名社几位朋友晓得，决定活动《国民新报》副刊，于是由某君出面，要求先生写介绍信，同时又找正在办《猛进》的北大教授徐旭生先生亦写介绍信。可是，某君的话是两样讲法，他对徐旭生先生说：是鲁迅先生要求徐旭生介绍韦素园去编副刊，而对鲁迅先生则说：是国民党方面要求先生介绍一位副刊编辑去。总之，两方面都写了介绍信去，事情算是成功了，便由素园出面去编辑，鲁迅先生还代他各方面拉稿，后来不知道怎样一弄，鲁迅先生知道了某君两样话语，竟非常之生气，说：
“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
俟后，便再不与某君讲话了。直至他死时为止。
一九四一年，四月，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