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好学”说起——我和鲁迅
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不是广义的学生，而是真正的学生，他教过我的课。鲁迅先生很厉害，他是一位严厉的学监，又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好老师。回忆他就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从我的不好学说起。
“弃文就实”的选择
辛亥革命那一年（1911年）的正月，我的父亲送我到绍兴府中学堂去投考。清早从我的家乡浙江上虞雇了一只船，到绍兴府城已经是黄昏时候了。这是我第一次长途旅行，以前我不曾离开过家乡。
那年我已15岁了。我从6岁上学，在上虞县高等小学读了五年。国文已读熟了《古文辞类纂》里百余篇选文，数学学习过了大代数，历史看完了《御批通鉴辑览》，地理念完了屠寄的《寰瀛全志》，物理、化学、博物、生理都学过了一点。论到我的年龄和成绩，早两年就该进中学了。但因为我自小多病，我的祖母和父亲不放心我离开县城，所以特意嘱托县立高小的校长，把我留在县校多读了两年，直到15岁那年冬季才毕了业。又经我再三要求，家里方允许送我去离我家最近的绍兴府中学堂投考。
绍兴府中学堂是为绍兴八县而设的。清朝末年改变学制，分文、实两科，各四年毕业。绍兴中学的较高几班仍用旧制，不分文、实科。只有二年级有实科一班，一年级有文、实科各一班。当时只要投考及格，各级都可插班。清末废科举，对于学校毕业生，仍给予功名出身。小学毕业的作为秀才，中学毕业的作为举人。但必须从头修完全部功课，才给功名出身，中途插班的不给。我在小学时，常看些《新民丛报》、《浙江潮》、谭嗣同的《仁学》一类的书报，幼稚的头脑已装满了民主革命思想，对于功名出身全不放在眼里，所以我决意投考实科二年级。因为一则插班可以减少一年修业时间，二则自信学力可以考入二年级，三则我对于数理科格外有兴趣，我认为我进实科二年级最为合算适宜。但是，我的父亲却抱着不同的主张，他以为插入二年级，丢弃了将来的功名资格甚为可惜。不过他当时也受了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我的要求，倒也并不十分反对。他只说要去信同我的祖母、叔父商量后再定。在三天中，我的叔父却来了两封长信，一定叫我投考文科一年级，他说，我家“累世书香”，十余代“读书种子”，断不能“弃文就实”，究竟是功名出身要紧，多读一年书不算什么。并且说如进实科二年级，捐弃功名，祖母也极不以为然。经我叔父的极力主张，我的父亲也力劝我投考文科一年级。我费了无数口舌和父亲争执，终于是我得了胜利，我在实科二年级报了名，而且居然以第一名被录取了。直到今天，回想我当年的考虑和选择，我都以为是十分正确和合适的。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事业和道路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全面考虑，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自暴自弃，更不能急功近利，贪图虚名。一旦认准了目标，就要不为他人所左右，而应坚持不懈，以求成功。
“不好学”的学生
实科二年级的功课非常繁多，用的课本都很艰深。不过我在小学已经学过了许多中学的科目，所以除英文以外，并不感到十分困难。我在小学里已养成看课外书的习惯，还喜欢做游戏文章，比方写些打油诗，做些歪巧对联自娱或与同学打趣，进了中学还是如此。那时流行做游戏文章，报纸上也时常刊登一些这类文章。
那年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是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他在我们实科二年级每周授一堂生理卫生课，他主要是做学监，管学生读书读得好不好。他在学校以严厉出名，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每天晚饭后，学生上晚自修，或复习白天的功课，或做作文。鲁迅先生吃住在学校，每晚都要到自修室巡查，看我们自修认真不认真。有一次，我被他查到在写谑骂同学的游戏文章，但因我反应快，很快收拾起来，并马上开始认真做功课，他只是默默地注视了我一眼，就走了。经他这一眼，我老实了不少日子。过了一阵，我忍不住技痒，又在晚自修时写一篇题名《绰号》的游戏文章。那时候都喜欢取绰号，老师、同学几乎个个有绰号，我就拿这些绰号编成对仗句，再联成文章打趣。有个同学嘴巴大，外号叫“痰壶”。另一个因为颈子瘦小，外号叫“尿瓶”。开头两句我至今还记得：“痰壶口大，尿瓶颈小”，后面还有一大串，早已忘记了。鲁迅先生也有绰号，叫“假辫子”。为什么叫假辫子呢？他留学日本时剪了短发，回到绍兴，又赶上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等被清政府残杀。清王朝那时正在苟延残喘，作临死前的挣扎，镇压甚烈，到处捕杀所谓“乱党”。鲁迅先生因为没有辫子，致使同事远避，官僚严防。他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回忆说：“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就在我考入绍兴府中学堂不久，忽然来了一个剪发运动，许多高年级的同学都把发辫剪了。当时校外剪发的还很少，而剪了发的人，是要被当作“乱党”看的，乱党就有被杀头的“资格”，所以学生家长都反对剪发。但学生中间，不愿剪发的人，往往被看作无用、懦弱，被人家称作“拖猪尾巴”。我当时自然也是热心剪发的一个，只因家里来了几次严重警告，说如果我剪掉辫子，便永远不许回家。我缺乏与家庭抗争的勇气，只好暂时忍受“拖猪尾巴”的奇辱。这以后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等病快好的时候，正是1911年10月，上海各报满载着各地“起义反正”的大字新闻，清室推翻了，黎元洪在武昌做都督了，各处都挂白旗了……这些惊人的消息，使病后的我感到无限的喜悦与兴奋。而最使我快慰的是，当我病愈起床的那天，一家人都约定了一齐剪下辫发，连从前反对我剪辫子的父亲和叔父，现在自己也剪掉了辫子。我自己呢，反而不再剪发，因为我经历了这场几乎断送我性命的大病之后，头发都脱光了，已经无辫可剪了。
我们的陈（?）校长和周学监，与同盟会及徐锡麟等都有过关系，是绍兴知府的注意对象。为了不使学生遭受无谓的牺牲，万般无奈，鲁迅先生只好装了条假辫子，戴上瓜皮帽，既可以遮掩一时，也保护了激进的学生。但却因此被我们学生取了个“假辫子”的外号。我的游戏文章里，也把“假辫子”编了进去。我正编得起劲时，忽然发现学监先生那双浓眉下的眼睛，正在严厉地注视我。这一下尴尬了，我又被鲁迅先生当场捉住了！基于上一次被“捉”的经验，我趁他一面检查别的同学，一面向我慢慢走过来的工夫，手忙脚乱地把课本盖到了那篇《绰号》上面，装作认真读书的样子，希望侥幸过“关”。鲁迅先生踱到我面前站住了，我心怀忐忑地偷着瞄了他一眼，他脸上带着一贯严肃的神情注意地看了我一会儿，却并不说什么，就把我上面的书拿掉，抽出我那篇倒霉的“杰作”看了一看，还是什么话也不说，就继续巡查去了。我呢，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除了懊悔，只有无可奈何地坐着发呆。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浪费时间做这种无聊的游戏文章了。我一直在暗暗担心，不知这位以严厉出名的学监先生会怎么处置我。可是等了又等，直等到期终考试，还无下文。
我们的期终考试也是鲁迅先生考，要是考的分数不好，下半年就不能升级。考完之后，我们天天盼望发表分数，鲁迅先生却按兵不动，迟迟不公布考分，这可把我们急坏了。我因为有“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自然比谁都更急于知道分数。鲁迅先生在学校有一间单独的住房，就在我们的教室旁边。有一天，我们看见他出去了。临走时，他锁上了前面的房门，却没有关后面的窗户。我和两个同学悄悄绕到后窗下，打算爬进去侦察考分。窗子离地面较高，窗户开得又小，要爬进去必须搭人梯。我个子小，就由我踩着他们的肩膀，爬了进去。临窗是书桌，我打开抽屉，看见试卷都在里面。那时候有两种分数，一种是课堂分数，一种是品行分数，品行分占50%，我的功课没有问题，就怕品行分不行，所以我什么也不看，急忙找到品行分，一看没打分数，只批着三个字——不好学！我心想，糟糕了！不好学，这品行分终归不行了，品行分不及格，就不能升级，我懊悔极了。后来当然还是顺利升了级，只是扣了一二十分。鲁迅先生管学生很有办法，很厉害的。其实做游戏文章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他只是怕学生浪费时间，分散精力。他不是把浪费人的时间比作谋财害命么？他总是寄厚望于青年，倒并不是要把我怎么样。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达到了警诫和教育学生的目的，很厉害吧？
师生的玩笑
后来鲁迅先生去了北京。我不久考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参加《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我曾与他通过信，请他为《东方杂志》写稿。他1922年写的短篇小说《白光》和1924年写的《祝福》，最初都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四一二事变发生后，鲁迅先生从广州来到上海。而我却因与郑振铎、周予同等联名写信给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抗议残杀工人群众，被迫远走法国，与鲁迅先生断了联系。直到1931年，我因半工半读不能维持学业，由巴黎大学中途退学，经莫斯科回到上海，才又得与鲁迅先生在一些文化界聚会上见面交谈。记得这年下半年的一天，正是我发表了《我的中学生时代》征文以后不久，在一次聚餐会上，我遇见鲁迅先生时，笑着告诉他：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绍兴府中学堂和学监先生及他的假辫子，恐怕对先生有些不恭，有些不大好呢！”
他笑道：“是你那篇写中学生生活的文章吧？发表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月刊上，对吧？你还说对我不大好呢，你的这篇文章，有小辫子给我抓住了，将来我拿出来，够你受的！我看，恐怕是对你不大好呢！”
他故作严重地向我摇着一根手指头，笑着吓唬我。他这是在同我开玩笑哩！鲁迅先生是很幽默风趣的，对青年更是有着深厚的爱心。他当时的笑容，向我摇动的手指头，还有他对我那篇小文章的关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1年8月下旬，我写的《莫斯科印象记》问世，又得到他的鼓励。他高兴地读完全书以后，还说：“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闻见录》。”
因为那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谣传、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我这本小册子则如实地记录了我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亲见亲闻，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因而受到普遍欢迎，也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鲁迅先生一贯支持和帮助文学青年，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对于青年人的点滴成绩，总是竭力加以鼓励的。1933年1月间的一天，鲁迅先生托周建人先生通知我去中央研究院分院开会，并叫我邀邹韬奋同去，我和邹韬奋一起去了。那天去了十几个人，有杨铨（杏佛）、蔡元培、宋庆龄、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先生。原来是成立“民权保障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各地还有分会。这是第三国际下面的“济难会”，是声援救济各国被压迫的政治犯的，搞募捐、发表宣言等活动。由各国有名望的、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出面号召，是国际性组织。“民权保障同盟”实际是济难会的中国分会。这次开会成立了执行委员会，选出鲁迅先生等九人为执行委员，会长是宋庆龄、蔡元培先生。我也是执行委员之一。从这以后，我与鲁迅先生经常在一起开会。每次开会都由杨铨作报告，谈些有什么案子，抓了什么人，有的枪毙了，有的关起来了，受到严刑拷打等等。会议最后都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抗议，发表宣言。这些宣言在国内不能发表，主要是靠史沫特莱、伊罗生及其他外国进步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当时西欧、美国的进步人士如肖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学者和文人，根据这些材料，签名发表抗议宣言，并直接打电报给国民党表示抗议，对国际舆论影响很大。国民党反动派最怕外国人和国际舆论，对“民权保障同盟”恨之入骨。后来终于在1933年6月18日，就在上海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门口刺杀了杨铨先生。在此之前，国民党特务曾以暗杀要挟杨先生，杨先生却毫不屈服，一如既往地仗义执言，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反动派恼羞成怒下了毒手。当时还传说有五十六人的黑名单，蔡、宋两位会长的名字排在最前面，鲁迅、茅盾和我等许多执委及会员积极分子都在名单上，企图以此进行恐吓。并且放出风声，说要在杨先生出殡的那天动手。鲁迅先生自1927年到上海后，就曾为上海济难会（又称“赤色济难会”和“互济会”，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是上层组织）捐过几次为数不小的款子，始终积极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认真履行执委的职责。杨先生遇难后，鲁迅先生照常在家里工作，也照常去内山书店看书买书。杨先生出殡那天，他镇静自若地去殡仪馆吊唁，连家里的钥匙也不带，以示他蔑视反动派的威胁恫吓，即使遭到不幸，也义无反顾的决心。蔡、宋两位会长以及我们许多上了黑名单的人，也都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参加了吊唁活动。反动派到底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动毒手。可是，鲁迅先生最终还是被反动派的黑暗势力啮咬死了……
为先生守灵
1936年的阴历年初，我在香港等船去巴黎，然后转道去莫斯科时，党要我秘密回上海，转告苏联邀请鲁迅先生去休养的建议，并帮助他买船票去香港，由我陪他去莫斯科。我回到上海后，在四川北路一家饭馆约鲁迅先生见面，把苏联的邀请告诉他，并把去莫斯科的交通情况也介绍了。鲁迅先生听后，很诚恳地说：“我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是为了使我得到较好的医疗和休养，另外也因为反动派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已经50多岁了，人呢，总是要死的，就是现在死了也不算短命。我的病也没有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远行有困难。另外，我在这里，还要斗争，还有工作，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工作了。敌人想搞掉我，怕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对我没有别的办法，除非把我抓起来杀掉，但我看还不至于，因为我老了，杀掉我，对我损失不大，他们却损失不小，要负很大的责任，难免不激起公愤。而他们一天不杀我，我就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让他们不痛快一天。我不怕他们，他们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他们高兴，我不愿意使他们高兴。请转告苏联友人，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但我认为还是不去的好……”
我只和鲁迅先生谈了这么一次，我知道他坚决不去苏联养病以后，没有再找过他，就又回香港去了。万没想到这就是永诀。
我去香港是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报告张学良将军愿意联合抗战的详情。我从香港上船，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左右到达巴黎，得吴玉章同志帮助去莫斯科，找到了当时驻第三国际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联系后，邹韬奋约我去香港帮助他创办《生活日报》。后因各种限制太多，经费又困难，《生活日报》只出了55天就自动停刊了。
1936年8月，我再次回到上海时，鲁迅先生已经生病了。但是他素来体质很差，时病时好，大家以为他这次生病，也会像前几次一样慢慢好起来，谁也想不到他就此一病不起。我当时搞地下工作，是救国会负责人之一，不宜公开露面。鲁迅先生住在越界筑路，处于法租界边沿，鱼龙混杂，“包打听”之流处处皆是。为了先生的安全，尤其怕自己被盯梢而连累先生，我从未去过先生的家，有事多通过周建人先生联系（周建人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和我同事）。但我对先生的情况总是设法了解的。及至10月19日清晨，我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听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电话筒都差点从我的手里掉下去。我甚至懊悔自己不该只找先生谈了一次话，而没有力劝他去苏联养病，要不，他现在或许还会在苏联某地疗养吧？但我没有时间哀痛，我马上通知沈钧儒先生和救国会。
鲁迅先生的葬礼，是由当时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当时正处于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我们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了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鲁迅先生的遗体安放在租界内的万国殡仪馆，供群众吊唁。灵柩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送的一具价值3000元的棺木。灵堂四周摆满了各界人士和民众送的挽联和花圈。吊唁期间，数万群众扶老携幼前往守灵吊唁，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情景十分感人。三天吊唁过后，于10月22日下午2时起灵。租界内是不允许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的。出殡那天，外国工部局派了马队在万国殡仪馆四周巡逻，那些耀武扬威的马兵，也不敢触怒那数千悲愤填膺、秩序井然的送葬群众，只好无可奈何地勒马徐行，前后左右地监视那四人一排的、六七千人组成的庄严肃穆的送葬行列。蔡元培先生、沈钧儒先生、宋庆龄女士等德高望重的老人，走在队列的最前面，并一直步行到万国公墓。追悼会就在公墓礼厅的石阶前举行。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章乃器、内山完造、邹韬奋等人都在墓前讲了话，公开批评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鲁迅，号召大家继承鲁迅精神，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走狗，完成民族解放运动……最后由我致哀词，由章乃器、王造时等四人献“民族魂”大旗，覆盖在棺木上。“民族魂”三个大字是沈钧儒先生的手笔，用黑丝绒绣在白软缎上面。
鲁迅先生的葬仪团结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体现了鲁迅先生不分派别，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精神，向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和甚嚣尘上的日本侵略强盗显示了团结抗日、一致救亡的威力。反动当局因此对救国会又恨又怕，终于在事隔一个月后的11月22日深夜，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七君子”。
我平生参加过无数次葬仪，而最使我伤痛、留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鲁迅先生的葬仪。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当时守灵时的心情。我守立在先生的灵柩旁，从半开着的棺盖下，望着他瘦削的熟睡般的面容。我望着先生的遗容，想到这个与黑暗奋斗了一生的战士，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的。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天，他还在工作，只有死亡才使他放下了那支如投枪匕首的笔，彻底休息了……他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是血。”还有比这更恰切的比喻吗？他确是“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到死还是个被密令通缉者，怎能不叫人悲愤交加！但眼前是络绎不绝的吊唁的人群，人们冒着被盯梢、被逮捕囚禁的危险，前来向他们心中的楷模、精神的导师致敬、告别。满目是“哭鲁迅”、“鲁迅先生精神不死”、“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存”的祭幛、挽联。这就是力量！是悲愤化成的力量！多少过去的文场对手、政治论敌，都因了这共同的悲哀走到一起来了，从此捐弃前嫌，为纪念鲁迅先生，努力为民族解放斗争，一起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是的，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做一个生前死后都有益于大众的人，做一个有鲁迅精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