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功——王世襄追索收回大批文物的坎坷历程
2009年11月28日，一代文物鉴藏大家王世襄先生在北京不幸辞世。笔者在这里就王世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或参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追索收回大批流失散佚珍贵文物的那段坎坷往事，向读者做一次较为精细确凿的梳理。
1945年10月6日，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王世襄，在梁思成与马衡两位先生的举荐下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驻平津区办公处助理代表一职，并遵照“清损会”指示陪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翟荫离开重庆，先后到成都、西安和上海三地进行了各为期一周的文物调查工作，之后便于10月27日抵达北平。一路上，王世襄遵照“清损会”副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其临行前的嘱托，始终与翟荫形影不离，密切注视着他的一切行动，以防其借调查中国文物损失之机行盗窃搜购中国文物之实。
到达北平后，王世襄将翟荫安排住进了六国饭店，便立即前往设在东厂胡同的教育部特派员兼“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沈兼士先生的办公处报到。随后，王世襄又来到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府第汇报关于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王世襄就此结识朱启钤，为他随后成功地追查清理几批文物埋下伏笔。“清损会”平津区将如何开展工作等事宜，沈兼士向王世襄做出了明确安排：办公地点到故宫博物院找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帮助解决；“清损会”平津区许多具体事宜都交由王世襄负责办理。
王世襄遵照沈兼士先生的这一安排，找到了张庭济，并由他协调将北海团城上的两间房子提供给“清损会”驻平津区办公处办公使用，另借调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贾玉田到团城协助“清损会”驻平津区办公处收发文件通告等相关事务。一切准备停当，王世襄又以“清损会”驻平津区办公处的名义，在《华北日报》上刊登了清理这一地区战时损失文物的通告，明示平津区有关战时损失文物的机构和个人可以按照通告要求将函件寄到团城来，以便“清损会”驻平津区办公处负责追缴索偿。通告一出，平津一带在抗战时期有文物损失的单位和个人纷纷将有关材料寄到了团城，只是所报内容多属一般性旧物或根本不属文物范畴之列。对此，王世襄明白如果照此追查所获，实与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损会”的宗旨有违，所以他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清查日本人与德国人所盗藏搜购文物等方面。为了获得相关方面的信息，王世襄不仅广泛走访北平城内的古玩商人及店铺，还特意在中山公园董事会设宴招待诸多知名古玩商人，希望他们打消顾虑积极提供线索，并表示凡是提供有价值线索者将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果然，王世襄的这一方法很快就有了明显效果，使他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9月为国家先后追查、清理、收回了六批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
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
1945年11月，王世襄得到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与张彬青等人提供的信息说，在沦陷期间河南等地出土的诸多重要青铜器大多被德国商人杨宁史搜购。王世襄得知杨宁史这位德国商人是禅臣洋行的经理，该洋行及其住宅位于北平东城区干面胡同中间路北，并在天津也设有洋行分号及住宅。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来到禅臣洋行进行调查，他一进门便见到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文件，而文件内容竟然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随即将那份目录拿到手，并声称正是为此而来。那位女秘书见状，告诉王世襄说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印的，如果王世襄想要这份目录须向他本人索要。王世襄一听心中暗喜，因为女秘书所提到的那位德国人罗越早在他当年南下求职时便认识，而且就住在自家东隔壁的芳嘉园1号。于是，王世襄拿着这份目录找到了罗越，罗越承认这份目录是他编写的，但是器物则为杨宁史所有，而当时杨宁史并不在北平而寓居天津。又因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限制日本人与德国人在中国境内自由行动，所以王世襄要想追查收回这批青铜器，必须让罗越与杨宁史两人当面对质后，才能得知这批青铜器的下落。为此，王世襄决定带着罗越前往天津。
11月14日，王世襄带领罗越来到天津后，立即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顺利地找到了德商杨宁史。面对王世襄的追查及罗越的当场对质，杨宁史只得承认他确实拥有这些青铜器，但是所有器物全被封存在他天津的那栋住宅内，而那栋住宅当时已被国民党九十四军所占用，并告知王世襄，如果要接收这批文物只能与九十四军直接接洽，他本人则无能为力。对此，王世襄明白他要想顺利地接收这批青铜器文物，没有相关手续是无法进行的。于是，王世襄于11月20日返回北平后，来到沈兼士办公处开具了一份公函，公函中不仅说明杨宁史那批青铜器的重要文物价值，而且在言辞中请求九十四军允许王世襄进入杨宁史住宅察看，并希望予以协助清点接收等有关事宜。11月26日，当王世襄再次来到天津，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来到九十四军驻地送交那份公函时，不料却遭到了九十四军办事处人员的冷遇：“放在这里，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们的回信再来。”对此，不甘心就此无功而返的王世襄于第二天再次来到九十四军催问，得到的同样是一句爱搭不理的托词：“你还是回北平等着吧。”王世襄只好返回北平向沈兼士汇报情况，而沈兼士对此也表示无可奈何。几天后，沈兼士突然通知王世襄说：教育部长朱家骅此时正在天津，你拿着我的介绍信去找他，请他就近过问一下清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一事，也许会有些效果。就这样，王世襄来到天津，当日傍晚见到了朱家骅。朱家骅交代其秘书办理。不日，当王世襄手持由朱家骅签名的公函又一次来到九十四军交涉时，九十四军虽有人出面接待了王世襄，但是说：“什么教育部不教育部的，管不着我们九十四军。”第二天，王世襄将其与九十四军交涉一事面告朱家骅秘书后，那位秘书无奈地说：“那就等等再说吧。”
关于调查接收德商杨宁史青铜器一事就此搁置，直到1945年12月28日才出现转机，并一举解决了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与收购郭觯斋所藏大量瓷器两件清理文物大事。原来，就在王世襄为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一筹莫展遂向朱启钤请教今后将如何开展清理战时损失文物一事时，朱启钤则笑着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来看望我，你赶快把洽办杨铜、郭瓷的经过及当前存在的问题简要地写个节略，等他来时我当面交给他。”果然，午饭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来到了朱启钤的宅第，王世襄旁听了朱启钤与宋子文交谈的全过程，当谈到了收购郭觯斋瓷器与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两件事时，朱启钤将王世襄所写的节略交给了宋子文，并指着王世襄说：“他是专门派来清理战后文物的，我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补充。”宋子文接过节略看了一下，随即向朱启钤表示他马上办理这两件事。
宋子文自朱启钤家离开后不久便前往南京而途经天津暂留时，专门找到德商杨宁史与其谈及接收其所藏青铜器之事，不仅表示在名义上算是由其呈献，而且答应在故宫博物院为其开辟专门陈列室，并准许德国人罗越与康斯顿前往故宫博物院参阅这些器物直至他们将有关图录编写完成。1946年1月18日，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分别接到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及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的通知，准备前往北平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装运杨宁史所藏的那批青铜器。至此，王世襄才明白原先杨宁史所说其所藏青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其实是一个谎言，其目的是想增加王世襄查没这批青铜文物的困难，以便其伺机偷运出境。1月22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派车运输，王世襄等人亲自前往台基厂装运杨宁史所藏青铜器，随后直接运送到故宫博物院御花园绛雪轩进行清点交接。清点交接完毕，由杨宁史所藏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随即被送到古物馆延禧宫库房存放。这批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不仅全部是生坑所出之器物，而且类别全、涵盖广、时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其珍贵程度超过民国年间其他各家所收藏品，比如最为著名的战国宴乐渔猎纹青铜壶、商饕餮纹大铖及诸多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器物，都曾在南京举办的抗战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
收购郭葆昌所藏数百件瓷器
紧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之后的，便是收购民国年间最著名瓷器收藏家郭觯斋所藏的422件瓷器，其中包括：后周柴窑瓶1件、唐昌南窑宫碗1件、唐邢窑3件、宋景德镇窑10件、宋钧窑9件、宋东窑8件、宋汝窑4件、宋官窑3件、南宋官窑4件、宋龙泉窑8件、宋哥窑6件、宋定窑11件、宋建安窑3件、宋建阳窑5件、宋河南窑1件、宋磁州窑1件、南宋吉州窑9件、南宋广窑5件、金宿州窑3件、元临川窑2件、元枢府窑5件、元景德镇窑1件、元钧窑天青窑2件、元龙泉窑2件、明钧窑3件、明景德镇窑11件、明处州窑1件、明德化窑5件、明洪武窑2件、明永乐窑9件、明宣德窑27件、明厂官窑8件、明成化窑29件、明弘治窑2件、明正德窑9件、明嘉靖窑5件、明隆庆窑1件、明万历窑2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量瓷器。由此可见，郭觯斋所藏瓷器可以说是时间跨度大、种类器型多，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史上各个阶段的代表器物。
作为民国年间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郭觯斋于1940年因胃癌而病逝，其所藏瓷器随后由其子女郭昭俊等人所有。1945年10月，王世襄离开重庆前马衡曾特意叮嘱他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平后要注意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所以，王世襄回到北平后便专程找到郭昭俊与其协商，郭昭俊表示他也不愿意看到其父所藏的这批瓷器散落四方，如果政府部门能够收购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确实，由于郭家所藏这批瓷器不属于敌伪资产，除了收购外别无他法，而当时要想申请到这样一大笔专款，实在是一件容易遭到非议的事情。为此，王世襄先后向马衡与沈兼士进行了汇报，但他们也想不出具体办法，直到王世襄那次拜望朱启钤时此事才出现了转机。
前面谈到宋子文看望朱启钤时，朱启钤向宋子文提及此事，当晚，朱启钤便将张重威与郭昭俊两人找来具体商谈收购觯斋藏瓷一事。不久，宋子文便批示由财政部拨款10万美金收购了郭觯斋所藏这批瓷器，并为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排了工作，随后由郭昭俊与张重威两人亲自到故宫博物院面告张庭济，商定日期前往八面槽锡拉胡同14号郭府清点接收。于是，自1946年2月20日至23日由故宫博物院、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及王世襄与周士庄代表的“清损会”驻平津区办公处三方共同前往郭府，对照《觯斋瓷乘》中所载瓷器的照片及注明尺寸等，逐箱逐件进行一一清点后再装回原箱，最后加贴上故宫博物院封条，直接运往故宫博物院存入了古物馆延禧宫库房。与接收杨宁史铜器一样，王世襄于同年10月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人员在景阳宫后院的御书房，为郭葆昌所藏瓷器也开辟了专门陈列室。关于这批瓷器的文物学术价值，有专家指出即便与故宫博物院原有藏瓷相比较，也称得上是极为难得的瓷器珍品。
追查收回美军少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所藏宋元瓷器
1946年3月15日，王世襄得到北平成古斋古玩铺商人孙成章的报告，说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知道日本人原田广治和税田义人藏有一批精美的宋元瓷器，应该予以追查收缴。于是，王世襄遂宴请孙成章在北京墨蝶斋吃饭，并在饭桌上商定于3月21日一同前往天津办理此事。当王世襄找到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并向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及天津市警察局说明来意后，这两处也均派人与王世襄等共同找到了原田广治、税田义人这两名日本人。不料，原田广治和税田义人两人却说他们因为知晓不能携带中国文物出境，已经将那批瓷器转让给了美军少尉德士嘉定。非常巧合的是，这位美军少尉德士嘉定就居住在原田这两名日本人的楼上，于是王世襄等人当即带领原田这两名日本人与其当场对质，美军少尉德士嘉定见状无法抵赖，遂承认他确实接收有这批瓷器，但已经采取军邮方式寄往了美国。对此，王世襄并没有放弃追查，而是在严厉指出其行为违反了中国有关法令规定之后，令其与原田等人开具出这批瓷器的品名、件数，以及邮寄的地点、收件人姓名、日期和收执号等内容，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前往驻津美军军邮处进行核对。在核对无误后，王世襄返回北平向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清损会”分别作了汇报。随即，王世襄又找到沈兼士以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的名义向美军驻平司令迈尔斯中将发函，通知其美军少尉德士嘉定的违法行为及所获证据，要求其追查处理此案。此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从原任国家文物局处长王振铎处得知了其中的具体情形。原来，这批文物于1947年由美国驻华大使馆送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据有关资料记述，这批由美军少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的瓷器共有25件，其中包括：宋定窑碗、宋黑定窑碗、宋梅瓶、元钧窑香炉、宋香炉、明宣德碗、三代铜器、三代小爵、三代香炉、明初青花梅瓶各1件及松画2幅；税田义人赠送美军的古物25件，其中包括清康熙青花壶1件、清乾隆粉彩皿6枚、清康熙青花小壶1件、明青花小壶4件、清雍正青花小杯5件、宋磁州窑花瓶1件、宋龙泉窑皿1件、宋龙泉窑碗2件、元钧窑碗1件和明青花皿1件。
抢救朱启钤存素堂旧藏丝绣
1946年5月的一天傍晚，王世襄忽然接到朱启钤的电话，原来朱启钤获悉长春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他担心原先由他收藏的一批古代丝绣在炮火中遭到损毁，遂找到王世襄商量如何进行抢救。众所周知，朱启钤在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多方面特殊而卓越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存素堂丝绣录》一书中所涉及的丝绣文物。据《朱启钤的文物账册》中记载，朱启钤所藏缂丝刺绣珍品多达200余件，时代自宋至清各个朝代都有，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辛亥革命后收购清恭亲王府斥卖之旧藏，至于清内府旧藏及明朝项子京与清朝安岐、梁清标、盛昱等人所藏，也都大多被朱启钤所购藏。比如，收录于《存素堂丝绣录》中的珍品有：宋缂丝绣线合璧册（朱克柔缂丝牡丹、朱克柔缂丝山茶、缂丝宋徽宗御笔花卉）、宋缂丝崔白《三秋图》轴、宋缂丝《八仙介寿图》轴、宋缂丝《迎阳介寿图》、宋缂丝《海屋添筹》卷、宋缂丝吴熙《蟠桃花卉》轴、宋缂丝《蟠桃春燕图》轴、宋缂丝《天官》轴、宋缂丝《紫鸾鹊谱》轴等。
20世纪初，当日本商业巨头大仓喜八郎准备以银洋100万元购买他的这批丝绣时，朱启钤婉言谢绝。后来，朱启钤经时任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的介绍，在不得出售给外国人（当时主要是指日本人）的前提下，以2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东北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这批珍贵丝绣随边业银行一同陷入日本正金银行之手，朱启钤遂通过曾任吉林省财政厅长后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其盟弟荣厚（字叔章）的职务之便，设法将这批丝绣定为伪满洲国的“国宝”，从而达到长期保存在东北边业银行保险库中，不致被日本人劫夺而去。所以，当朱启钤得知保存有这批丝绣的长春城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并随时都有被战火毁坏的消息后，内心十分焦急。如今，朱启钤之所以急招王世襄来见他，是因为他得知宋美龄已经来到北平，并即将飞赴东北战场，所以朱启钤希望这一次通过宋美龄抢救出这批珍贵的丝绣文物。朱启钤对王世襄说：“现长春被围困，危在旦夕，如遭轰炸或发生巷战，丝绣极可能被毁，所以最好是抢运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好。现在宋美龄已到北平，将去东北，你赶快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你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呈文，就说长春危急，这批丝绣十分重要，建议将它空运到安全地点。写好呈文交给我，一切就不用你管了。”当王世襄接到教育部“清损会”秘书郭志嵩从南京寄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一封申斥信时，才得知那批丝绣已经空运到北京并存放进了中央银行的保险库中。原来，当朱启钤将那份呈文及亲笔信面交宋美龄后，宋美龄随后在东北观赏了那批丝绣文物，并经其干预将那批丝绣文物安全地抢运出了战火纷飞之地。到了1947年3月，当王世襄从日本押运一批善本书回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时，他又得知那批丝绣已经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接收末代皇帝溥仪遗留天津张园保险柜中大批珍贵文物
1946年7月10日前后，王世襄应沈兼士之召前往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受命前往天津张园接收溥仪存放在保险柜中的一批重要文物。原来，日前驻平美军上校葛利告知沈兼士说，驻津美军在末代皇帝溥仪曾经的寓所张园内发现了两具保险柜，发现时一具保险柜已经被打开，内里空无一物，另一具用铁锁锁住，还不知其中有何物品。葛利上校之所以通报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是希望“清损会”能派人与美军一同前往天津打开这具保险柜，如有物品以便当场接收。随后，王世襄便按照沈兼士之交代，立即告知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接着又赶到东交民巷与美军上校葛利协商前往天津的日期。经过协商，双方前往天津的时间定于7月16日。到达天津后，王世襄与美军代表克利夫斯首先来到了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公处请其派人参加，再到美军驻津办事处协商也派人共同参加，随后三方便一同赶往张园。
王世襄等人到达张园，为了打开保险柜柜门，先是找来专门修配铁柜钥匙的匠人，可是那匠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将保险柜打开，最后只好用氧气喷火器将柜门烧开，在其中发现了21个手提式小型保险匣。当时，由于已经是夜间10点多钟不便清点，而第二天才有火车返回北京，所以三方决定先将那21个保险匣用封条封存，并用汽车押运到美军办事处的一间库房，库房门窗一律用铁锁锁上，同时美军加派士兵负责看守执勤。一切安排停当，王世襄又连夜打电话向马衡和沈兼士作了汇报，商定第二天押运这批物品乘坐特快返回北平，并请派车前往车站接运。第二天，王世襄等三方人员在验看封条完好无损之后，便在美军派遣多名士兵的保护下共同押运这批物品返回到北京。王世襄等人到京时，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故宫博物院和沈兼士及美军葛利上校都派人派车在车站迎接，随即直接将这批物品押运故宫博物院御花园绛雪轩进行清点。开始清点时，不仅有王世襄等押运人员及十多名负责打开保险匣的工作人员，还有沈兼士、马衡与葛利等人在现场。由于这批物品多达1000多件，大多属于细软一类，不仅件头小、数量多，而且其价值堪称连城，故每清点一件便登记在册，以便将来整理时核实无误。因此，当这批物品彻底清点完毕送入延禧宫库房时，已经过了午夜时分。
7月21日，王世襄陪同马衡院长拜访美军上校葛利，对他表示感谢。再后来，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称：“这批物品中，现在还能记得的珍品有古玉数百件之多。近年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的商代鹰攫人头玉佩无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古玉特制的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囊，玉形都可与槽形对上。当时溥仪出走，弃匣取玉，遂致玉、匣分离。宋元人手卷有四件，都高不及尺，它们是：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卷》、元赵孟頫设色《秋郊饮马图卷》及《老子像道德经书卷》。此外有古月轩珐琅烟壶、痕都斯坦嵌宝石玉碗、嵌珠宝珐琅怀表等。至于黄杨绿翡翠扳指等更是价值连城，使同批物品中的金银器显得黯然无色。有的物品为故宫后来开辟的珍宝馆增添了光彩。”比如，550件玉器、35件瓷器、72件珠宝饰物、82件翡翠、39件朝珠手串、24件金器、5件书画、18件景泰蓝珐琅、64件洋表、44件烟壶、2件铜镜、70件图章、7件旧笔、58件文玩什物及15件杂项，确实为故宫博物院大为增色。
接受海关移交德孚洋行文物
1946年9月10日，王世襄接到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事处的通知，说是海关扣留了德商德孚洋行的十几箱物品，现已运到东城区本司胡同，希望故宫博物院派人予以接收。三天后，王世襄、周士庄与海关一名叫陶器（或契）的工作人员及故宫博物院有关人员前往本司胡同将那十几箱物品运往故宫博物院的御花园。遗憾的是其中并非都属文物范畴，大多属于近代工艺品，比如晚清服装、木佛、年画、皮影戏人、剪纸、日用铜器及锡器等。所以，这批物品清点后并没有存入延禧宫库房，而是存进了御花园堆秀山东面的一栋小楼内。直到1979年，当故宫博物院派人向王世襄了解这批物品来源时，王世襄才得知这批物品依然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