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的守护者：马衡
先父马衡，字叔平，别号无咎，浙江鄞县人，生于1881年。1955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他毕生致力于我国金石学的研究，数十年一直从事历史文物的搜集、整理、保护，自1933年至1952年他一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为保护国宝文物，竭尽全力，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先父遗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他毕生以保护祖国历史文物为己任，视同自己天职，任何时候，只要得悉某地历史文物被盗或蒙难，他立即不计个人安危得失，挺身而出，一面向社会和当局呼吁，一面亲临现场，奋力挽救。许多历史文物“多因他而得到保护”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此仅录数端荦荦大者以飨读者。
保护古代壁画，免于流落国外
1926年，有山西古董商运抵北京多箱壁画，打算秘密盗卖给外人，以谋厚利。父亲得悉此讯，以年来国内古物、美术品被盗运海外者时有发生，国内好古之士欲求一睹之机而不可得，不仅考古家引为憾事，亦为国人之大辱，遂组织人员四出察访，以谋抢先购得而保存之。嗣经人介绍得睹原图，凡59方，壁高丈余，长约10丈，惜中缺数方，不能恢复旧观。经磋商价购，以4000银圆得之。其画虽丈余巨制，而前后照应，一气呵成，可以断定必出自名手，非常工所能为，惜无当时题字，不能确定年代。嗣后按古董商所言，着人前往山西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实地调查，证实乃为大元国戊戌（太宗十年）即宋理宗嘉熙二年所立。因之此壁画之年代得以确定，当为公元1238年。原物收归故宫博物院保存。
敦煌壁画一经发现，举世瞩目。昔有美籍瑞典人斯文赫丁，早在清末即曾在我国新疆境内盗掘木简甚伙，乃系两汉时遗物。至20世纪20年代，又潜入甘肃敦煌盗窃莫高窟壁画。父亲对于外国人盗贼式的劫掠我中华文化遗产，深恶痛绝，绝难容忍。当得悉此讯，立即以北大的名义向社会及北洋政府当局呼吁和检举，并亲自赶往现场，会同当地政府部门，将这一国际文化窃贼驱逐。在当时国力不振的情势下，也只能如此解决。当时发现壁上已有数幅画面被盗，据闻系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将整幅幕布用药水浸透，贴附壁画之上，然后将画面与幕布一同揭下，盗回国去，再将幕布贴附壁上，画面即移植壁上。所盗几幅壁画当即查获扣留，幸免遭流落国外之灾。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详述此事件之始末，登载于一本宣传爱国主义的小册子上。迄今经40年变迁，已无法找到这本资料，只凭模糊的记忆，略述梗概，深感遗憾。
呼吁严办东陵盗宝者
1928年7月，孙殿英东陵掘墓盗宝一案，曾经轰动一时，报章杂志争相连续报道。此案父亲亦是最早举报者之一，时任北大教授，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孙甫作案，父亲即得琉璃厂古董商之密告，闻之十分愤慨，以清东陵乃历史古迹，应留作史家研究，政府自当保护，岂可任匪徒劫掠，遂会同有关方面向当局举发，呼吁政府对盗卖宝物者严拿究办，追出赃物交有关部门珍重保存，以免散佚。同时，又亲往东陵现场勘查。据闻孙殿英部开进东陵后，声称要搞军事演习，四处设岗放哨，禁止通行。入夜，派工兵营用炸药轰开陵墓14座，其中主要为乾隆、慈禧二陵。开棺时，慈禧面貌一如生前，传说因其口中有一颗明珠故也；见风后，面色发黑，尸骸抽缩，衣服风化，片片碎裂。孙部遂将随葬珍宝劫掠一空。哄传被盗珍宝不计其数，仅钻石、明珠一项，竟重达四五十斤之多。流传尚有翡翠西瓜、蝈蝈白菜，其色泽、条纹与真者无异，蝈蝈振翅欲鸣，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可称稀世珍宝。
此案轰动中外，全国舆论极为重视。北平当时属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所辖，组织了军事法庭会审，派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并特请父亲作为考古专家，到庭鉴定赃物并做证。孙殿英看到情势严重，乃多方设法，力求解脱，暗托特务头子，用盗陵的珍宝，到处行贿，直达党国要员。果有奇效，不仅本人逍遥法外，还把已经被捕的要犯师长谭某也保释出来。待到风平浪静，孙将大量珍宝从天津租界出手，大发横财。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就这样被糟蹋得无影无踪。从此轰动全国的孙殿英东陵盗宝一案，不了了之。
1930年，中原大战开始后，孙殿英虽是举世皆知的盗宝犯，但毕竟还掌握一定武力，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欲争取他出任北平卫戍要职。孙乘机提出条件，要求先通缉故宫马某人，以泄其愤。当时北平的主政者为山西方面的李服膺。他一面答应，一面着人透露信息，通知父亲暂避一时，免遭暗算。孙殿英是靠土匪起家的无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其所部副师长赵某，即因盗陵案发生后，有不利于孙的言行，当即遭孙暗杀。所以父亲得讯后，不得不郑重对待。那天父亲回到家已是晚上9点半钟，母亲匆匆为他整理随身衣物和行装，在友人陪同下由东交民巷进入前门火车站，乘夜车抵天津，转乘轮船赴上海。逗留南方期间，曾在西湖西泠印社受聘担任一届社长。未几，北方政局变迁，父亲才又回到北平。当父亲由北平出走，抵天津投宿旅馆登记时，为防不测，化名“马无咎”。咎者，罪也，凶也。含义是“虽出走，却无罪过，无凶险。”充满了乐观与信心。嗣后，即以“无咎”作为别号，晚年尝以“无咎老人”署名、落款。这就是“无咎”别号之由来，也留下了为保护祖国文物，不畏强暴，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一个纪念。
组织故宫国宝大迁徙
1931年，“九一八”夜，日军偷袭沈阳，数日间山河变色，东北沦陷，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又欲窥我沪滨，随之虎视华北，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侵占的准备，中日关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33年，父亲受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当他受任之际，故宫古物也正面临蒙难之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和严峻的政治现实，迫使有关当局作出转移故宫国宝的决定。形势紧迫，刻不容缓。父亲决定把上海作为古物迁徙的第一站，立即组织大量人力，拣选古代艺术珍品，进行清点、登记、装箱。这是一项非常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点验不仅要登记品名、件数，有些还要记重量、颜色、尺寸、款式、有无损伤等；装箱更须注意安全，以防运输中损毁；尤其要严防忙乱中被盗窃，其责任异常重大。由于策划、组织工作有条不紊，以及全体职员的努力与负责，清点装箱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紫禁城的大门缓缓打开，装载木箱的独轮车一辆辆鱼贯而出，任护卫的宪兵和警察伫立道路两旁，夜静如水，只能听到车轮碾在石板路上的隆隆响声，一小时接一小时的过去，手推车川流不息地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前门火车站。木箱顺序装上两列火车，每节车厢装满后，即被锁住、封死，车皮两头有武装警卫。一切停当，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驶出北京城，经天津南下，直达上海。在5个月中，共开出6列火车，装载近2万个木箱，木箱里装着24万多件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其中包括自秦代以来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青铜器和玉器，宋代的瓷器，还有无计其数、价值连城的钻石、明珠、象牙、翡翠、玉雕等稀世珍宝，皆中华古代文化之精粹，中国古代艺术之代表作。
上海的英、法租界，非国宝久停之地，经行政院批准，在南京水西门朝天宫的土山下，建筑故宫分院地下仓库，工程极其宏伟，仅两道铜制密码防盗门即耗资数百万银圆。建成，可防空袭、防盗、防火、防水，仓库内有照明及供氧设备。1936年建成，存放在上海的古物陆续迁入。整理工作尚未及完成，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继而“八一三”上海烽烟又起，南京也连遭日机轰炸，国宝转移又迫在眉睫，父亲连忙再安排文物西迁，决定分南、北、中三路出发。
1937年8月14日，南路第一批文物乘船离开南京，抵汉口转汽车至长沙，将文物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里。父亲随即赶到长沙视察，感到此地甚不安全，决定再找汽车继续向大西南进发。就在他们离开长沙不久，该图书馆即被日机炸弹夷为平地。这批文物西行到达贵州的安顺，找到一个既干燥又通风的山洞，就在那里沉睡，一直到抗战胜利。
11月10日，北路第二批文物乘三列专车，从南京开出，北过长江，经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西抵宝鸡。火车一出南京就遇到日机袭击，幸无损失。翌日，抵郑州时，又遭敌特放火破坏，幸赖车站人员及时将列车从大火中开出。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安抵宝鸡。日机又跟踪而至，万幸未遭损失。紧接着又传下转移的命令，改乘汽车，翻越秦岭，攀缘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入蜀的“难于上青天”之古道，向峨眉山进发。从宝鸡到汉中，虽仅百余公里，却行驶了一个多月，沿途屡遭日机追袭，满载文物的汽车队未敢稍怠，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整整盘桓了一年有余。进入四川盆地后，道路越发难行，遇到天雨，一片汪洋，分不出路面、路沟、河道。竟有一次，一辆满载古书的卡车，不慎滑下山坡，直冲向河床，撞到一座桥墩上，司机不幸殉职，古书全部翻入河床，幸河床已干涸，古书无损。经一年多旅途颠簸，最后在峨眉山脚下的一座古庙里，这批文物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进入12月，上海已被日军攻占，第三批，也是最大一批国宝，尚滞留在南京城中，城里一日数惊，人们争先恐后要逃出城去；长江交通混乱，往来船只十分难找。父亲已在武汉，派职员牛德明务必排除万难，赶回南京，抢运第三批文物。时已是南京沦陷前夕，浦口江面只停有一艘英国轮船。英国船长慑于日军飞机的淫威，拒绝载运。再三与之交涉，许以中方管理人员同船前往，始勉强成行。12月3日，中路第三批文物乘英轮离开南京，驶向汉口。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发动进攻， 12日夜南京沦陷。若不是父亲抓紧时机策划督促，以及押运搬迁人员不畏艰险，忠于职守，大批文物就可能落入敌手。这艘英轮驶抵汉口，因形势紧迫，货未下船，继续向重庆进发，中途传来消息，那里连遭日机轰炸，亦不安全。经反复权衡，最后选定乐山为最后目的地。但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英轮到达宜宾就上不去了。这批文物在宜宾等待运输工具滞留了一年。1939年9月才抵达乐山。在登岸过程中，又发生一个惊险插曲，当装文物的木箱搬上筏子，由纤夫们拉向江岸时，突然一个筏子的纤绳断了，筏子随着汹涌的激流奔腾而下，筏子上的人惊呆了，岸上的人不知所措，在筏子将与大船相撞的千钧一发之际，勇敢的筏工急中生智，突然掉转舵把，使筏子冲上浅滩，才保住文物没有葬身江底。
1939年底，三批文物俱已得到妥善安置。在寻觅选定安全地点中，父亲都亲临现场勘察，反复权衡，才作出最后决定。在那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交通困难，父亲和故宫的同人们竭尽全力把20余万件文物搬迁存放到安全地带，直到抗战胜利，这20余万件国宝无一受损，无一失落，无一被盗，全部安然返回南京，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父亲却从不以此居功，甚至绝少提及。郭沫若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的序言中，对此事迹给予充分肯定，写道：“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将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石鼓
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以此自矜功伐。”父亲一生，在金钱和荣誉面前，从来都是这样处之淡然。
为故宫增添稀世国宝郭瓷与杨铜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一个“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次长杭立武是主任委员，父亲与梁思成、李济等任副主任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清损会立即在重庆召开一次会议，确定派往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地区之工作人员，调查沦陷期间文物损失情况，进行追查索偿和收复工作。派沈兼士为清损会平津区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王世襄1941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1943年穿过日军封锁线到达重庆，与先父有世交之谊，由于精通英语，又识文物，为先父罗致故宫工作。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来到重庆，受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委托，来华观察调查战后中国的文物损失及保护情况。他提出希望能到成都、西安、北平三地观察后返美。王世襄自然是陪同译员的最佳人选。父亲对于外国人，警惕性甚高，特地叮嘱王世襄：“对翟荫必须密切注意，防范他借观察、调查之名，进行盗窃、搜购文物，如有此等事情发生，应立即阻止，并报告清损会”。一路上，王对翟荫谨慎戒备，形影不离。
动身前，父亲特地对王世襄介绍了北平“郭瓷”的情况，“郭瓷”系指郭葆昌所收藏的瓷器。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西城羊市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精明干练，为袁世凯赏识，委赴景德镇烧制洪宪瓷。他对瓷器鉴定有一定实际经验，喜藏书画、古瓷，编有藏瓷图谱《解斋瓷乘》20册。故宫古物南迁之前，他受聘该院瓷器、书画审查委员。约于1935年前后逝世，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父亲对这批文物素有了解，一向十分关心，所以在王世襄去北平之前，特地向他交代：“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有些是稀世精品，清官窑仿古‘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平后要注意这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但是具体如何归公，父亲没有说，因为这不是敌产，除收购别无他法，而收购需要一笔巨款，父亲心里明白，当时请专款收购古物，不仅不会批准，也许还会遭到物议。故仅示原则，并无具体措施，全看受托者见机而行了。王受此重托，抵平就先找到郭昭俊，郭谓：“其家瓷器虽已分成几股，但并未散失，也未出售，若公家收购乃求之不得。”唯因牵涉价购问题，一时无法开展。这时王世襄想起一位前辈朱启钤，号桂辛，两家夙有交往。民国初年，朱老曾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虽供职政界，但对祖国文化十分重视，素有提倡建树之功，曾筹划成立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也曾出资创办研究古建筑的唯一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他对古代文化的许多学科也多有贡献，受到中外人士推崇。并与当时国民党上层官员颇多交往，因而王世襄想到应去向这位前辈请教如何进行，或能找到解决途径。果然得到朱老的关注和兴趣，也恰好当日下午适逢行政院长宋子文约会来访，朱启钤当即将这批瓷器的价购问题面陈，委托宋给解决，宋当即表示同意。几经努力，多方周旋，1946年7月，郭昭俊到故宫面称，全部藏瓷已由政府收购，请故宫择日去郭家验收，经过4天逐件核对点验后，运回故宫列为国宝，存入延禧宫库房。据闻宋子文收购郭瓷付给了10万美元巨款，名义算为捐献，并给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插一个工作。此事牵涉重金价购，据当时情况，很难指望能如此顺利解决，当然这与王世襄对工作的认真执着分不开，也体现了父亲知人善任的特点。
另一件，关于没收德商杨宁史青铜器240余件免遭流落海外之灾。抗战时期，平津两地文物流失极为严重，除侵略者盗窃损毁外，还有外国商人趁火打劫，低价抢购，伺机外运。这也是父亲一贯重视的问题。行前特别叮嘱王世襄抵北平后，务必注意察访这方面的情况。王世襄一到北平先走访几家古玩商，又在中山公园设宴招待知名的古玩商四五十人。请他们提供线索，声明有功者给予物质奖励，并消除其顾虑。有三家古玩商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沦陷时期，河南出土一大批青铜器，被德国禅臣洋行经理德人杨宁史买去，准备运回德国。王世襄立即只身前往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察看，时办公室内只有一位外籍女秘书在打字，王世襄在等待接见中凑上前去察看，由于他精通英文，一眼便看出正是一份青铜器目录，便立即上前把它拿到手中，同时亮明自己身份，询问缘由。女秘书说，目录是一位美籍德人罗约交给她打的，若需用这份目录，请找罗约索取。当罗约看到目录已在王世襄手中，只得承认目录是自己编的，但器物却是杨宁史所有。此时，杨正在天津，王世襄为防万一，立即持目录，带上罗约，直奔天津，会同当地敌伪产业处理部门，找到杨宁史对质。杨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承认有这批铜器，但仍不甘心交出，编排谎言，制造假象，意图搪塞，伺机外运。为收复这批青铜器，王世襄三赴天津，烦请其前辈朱老启钤，会同国民党高级官员，宋子文院长，敌伪产业处理局长孙越崎、钱昌照等，协同处理此事。谈判结果，杨把所藏青铜器全部交出，不叫没收，算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我方同意他的请求，准许两个德人罗约和女秘书康斯顿继续到故宫完成其尚在编写的图录。1946年1月22日，故宫派员将这批青铜器运回，直运御花园绛雪轩，在各界代表监督下，逐件清点、造册、验收，共240余件，送存延禧宫库房。这批精品中，首推宴乐渔猎纹铜壶。壶高31.6厘米，腹径21.5厘米，铜壶缩口、斜肩、鼓腹，肩上有两只兽首衔环。乃战国时期魏国所造，制作技艺精湛。最为珍贵之处在于壶身上有四圈分别以采桑习射、宴乐打猎、水陆攻战等为内容的图饰，图中共178人，鸟兽鼻虫94只，内容庞博，形象生动，真实全面地反映了2300年前我国的社会风貌。此外还有商代兽面纹大钺及鼎、卣、爵、杯等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保护国宝、拒绝赴台
1946年秋季，教育部决定在南京举办一个“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要故宫将新入藏的文物选送若干件参加展示。父亲与有关人员商量，决定从杨铜中选几十件精品，派王世襄与庄士周二人押运南京参加展出。展览期间，傅斯年（当时著名学者）、李济前去参观，盛赞杨铜中宴乐渔猎纹铜壶，认为它的花纹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的生活，为其他铜器所无。他们提出等展览结束后，将杨铜暂留南京，将花纹，器形拓完一份再送回北平。父亲当时在场，他对故宫文物之保护，警惕性非常高，李济当时为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又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与父亲同是“清损会”副主任委员；傅斯年更是老熟人；父亲不顾情面，当即婉言谢绝，说：“这些铜器是从新开辟的杨铜专室中提出来的，因精品已去，北平陈列室只得暂时关闭，若留在此处传拓，北平陈列室开放延期，观众会有意见”，并当即让王世襄将带去的几份拓片，包括铜壶的花纹展开图送给李济，免其再提要求。事后悄悄对王世襄说：“铜器留此，夜长梦多，说不定他们要打什么主意，早日运回为妙。”如今杨铜仍保存在故宫，若非此举，杨铜精华恐早已被运到台湾了。
1948年淮海战役拉开序幕，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存放南京分院的文物精华分成三批运台，同时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尽快装箱，分批空运南京。父亲的态度与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组织文物南下并西迁的情况完全相反，采取了消极拖延的态度，一面从形式上遵命，在院务会上宣布行政院的命令，并布置造册上报与准备装箱等工作，一面则强调藏品装箱要特别小心，安全第一，不要求快。此后便不加催促，直到辽沈战役之后，一箱文物也未运出北平。
不久，天津战役开始，行政院再次电催，父亲依然不慌不忙，不催不问，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将飞南京，打电话给父亲：“第一批文物若已装好，可与之同行”。父亲回答：“尚未装完，你先走吧，当另派人押运。”直到北平围城，南京再次电催，复电称：“当前机场不够安全，暂时不能起运。”并于1949年1月14日，给杭立武回了一封长信，称自己心脏不好，遵医嘱不能离平。还说：“运台文物已有三批精华大致移运，闻第一批书画受雨淋湿者已达21箱，不急晒晾，即将毁灭。现在正由基隆运台中，既未获有定所，则晒晾当然未即举行，时间已逾三周，不能不有损失，若再有移运箱件，则晒晾更将延期。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至留存京库者，想不能尽量运清，拟与中博院存品庋藏一处，取同一步骤，敬请先生分神照顾。”始终一箱文物也未运出北平。北平解放之前，南京方面再次派飞机接运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父亲暂时躲避起来，使他们扑空。他之所以在抗战与内战两个时期，对于文物迁徙问题抱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是因为他一贯以研究与保护国家的历史文物为己任，视同自己的天职，故对文物迁徙与否，其态度完全取决于对祖国的利害得失，视政治形势的是非顺逆和人民的意愿而定。这就是决定他当时政治态度的基本因素。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在有些人心中，故宫是座深山，必有大虎，何况经历30多年长期战乱和迁徙，岂能没有贪污、盗窃等，然而运动开展，久无成效，于是另换专人领导，自院长以下，中、高级干部分别集中指定地点审查、学习。当然很多人无辜受到极大委屈，然而坏事又会变成好事，整个故宫和每一个人都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增进了透明度。父亲经此意外，虽然思想、感情颇难平衡，然而并未因个人得失荣辱而稍改其敬业与爱国之初心，他历来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图书，视为祖国的文化遗产，主张死后应归国家保存。因而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他一生收藏的文物、图书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经文化部与故宫会同造册点收，历两周验收完毕，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存。王世襄先生与先父共事时间不算很长，但对之理解颇深，1982年，他在一篇回忆录的结尾中写道：“马先生为人有正义感，热爱祖国文物，对工作一丝不苟，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方面造诣甚深，无愧于主管我国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的重任……信笔至此，不书还是不能自已”。
（通县政协文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