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盛世的吉金——盂鼎
盂鼎是铸造于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作器者盂，为周康王时期战功显赫的重臣。盂鼎器形厚重雄伟，上铸有学术价值重大的长篇铭文，因此自晚清出土以来，即备受关注，名满天下，其流传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盂鼎的出土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清道光初年，出土地点，则有陕西岐山县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当以岐山说为胜。据鲍康《观古阁丛稿三编》载，盂鼎出土后，“初为宋氏所得，置秘室，不以示人。周雨蕉明府侦知之，遽豪夺去”。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则说盂鼎“为岐山令周雨樵所得，旋归岐山宋氏”，占有人的次序与鲍说正相反。据武树善《陕西金石志》载，盂鼎“初藏岐山宋庶常金鉴家，著释文千余字，载于私集，后为岐山周令豪夺”，宋金鉴似即鲍康所言之“宋氏”。但这种说法是很难成立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官员履历中有“咸丰四年四月分月官郎中宋金鉴等十四员履历”，其中显示宋为“陕西凤翔府岐山县进士，年三十岁”。据此可知，宋金鉴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道光初年盂鼎出土时他甚至有可能尚未出生，因此不可能是盂鼎的最早收藏者。
盂鼎
盂鼎出土后最初归属何人已无法求证，但它曾为周赓盛所有则无疑问。周赓盛，字雨蕉（一作“雨樵”），江苏镇洋人，举人出身，道光十年（1830年）署任岐山县令，十八年（1838年）实任，二十二年（1842年）离任，因此盂鼎为周所有当在其实任岐山县令期间，即道光十八年到道光二十二年间。周赓盛在岐山做官时名声很臭，以致“人心讟怨，道路以目”，强取豪夺乃其家常便饭，盂鼎落入其手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周县令得到盂鼎后，秘不示人，对外谎称已运回老家。后来，周调任陕西三原县县令，盂鼎可能又随其迁移，并逐渐失去了消息。据《清宣宗实录》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周赓盛因不当行为被道光皇帝敕令“先行解任”“按律惩办”，由此身败名裂，盂鼎可能在这件事后从其家内流出。此后盂鼎的收藏者按吴大澂之说为岐山宋氏，当符合事实。目前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宋金鉴曾被周赓盛夺去盂鼎，但他在中进士后又从北京购回之，再次拥有了这件重器。此说很传奇，但并不合情理，原因上文已经分析过。至于宋金鉴以何种方式获得盂鼎，是否真有北京购鼎一事，已无从考证。1863年，宋金鉴去世，盂鼎继续由其子孙收藏，后来因故卖出。《陕西金石志》说宋获得盂鼎后，“著释文千余字，载于私集”，这项工作当完成于1850至1863年之间。
1872年，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的袁保恒以600余金（一说700金）购得了盂鼎。袁保恒（1826—1878），号筱坞，河南项城人，是晚清重臣袁甲三的儿子、袁世凯的堂叔。袁平时也搞些收藏，到陕西做官后与当地一些文物贩子有来往，盂鼎可能就是通过他们买到的，而卖主应该就是宋家。有意思的是，袁保恒与宋金鉴同为道光三十年的进士，彼此之间有机会认识，不知他能得到盂鼎是否与此有些关系。袁保恒购得盂鼎的事迅速为各界所知，并引起了京官潘祖荫的注意。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嗜爱金石，“有三代文字之好”，收藏青铜器颇丰，他在得知盂鼎消息后，很想拥有这件重器。潘祖荫与左宗棠关系不错，还曾对后者有过救命之恩。原来在1859年，时任湖南巡抚幕僚的左宗棠受湖南永州总兵樊燮构陷，险些掉了脑袋；次年，刚刚就任大理寺少卿的潘祖荫上密疏保左，最终左不仅未受处分，还因祸得福，受到朝廷重用。因此，当左宗棠得知潘祖荫收藏盂鼎的意向后，便积极促使袁保恒同意将盂鼎转让给潘。不料左宗棠的一番好意刚开始却碰了钉子，潘祖荫在看过盂鼎拓片后，竟“疑为不类”，认为是假货。左很无奈，他坚信鼎是真品，于是考虑将它送入关中书院收藏，费用由自己承担。
潘祖荫在仔细斟酌并与陈介祺通信后，最终确认盂鼎为真，便立即写信给左，“亟盼盂鼎之至”，这时已经到了1874年初。左宗棠于是托袁保恒办理这件事，打算用小车将盂鼎运送至京。但这一过程却出奇的长，半年多时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潘祖荫十分焦急，再次催促左宗棠，左则以“秋霖大作，野潦纵横，虑或损坏，故尔迟迟”相答，并承诺等天气好些后即可启运。1875年1月初，在潘祖荫的翘首企盼下，盂鼎终于被送到了京城潘府，成就了潘、左友谊的一段佳话。在盂鼎到达京城前夕，左宗棠与袁保恒关系急剧恶化，因此潘祖荫在给陈介祺的信中直呼“幸盂鼎已至”。潘祖荫如愿得到盂鼎，非常高兴，托人精刻了“南公鼎斋”和“伯寅宝藏第一”两方印，足见其重视程度。此后，盂鼎一直藏于潘家，由于潘祖荫不像之前的收藏者那样秘不示人，因此时常有友人前去赏鉴宝物。
盂鼎铭文
1980年，潘祖荫病死，几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潘祖荫没有子女，家产由小他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雇船将包括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通过水路运回江苏老家。失去官位庇护的潘家为了保护盂鼎和大克鼎（潘祖荫晚年获得的另一重器，出土于陕西扶风），立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清代末年，酷好古物的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时，企图夺取二鼎，终未得逞。潘祖年也没有子嗣，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媳潘达于。不久祖、孙二人去世，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护宝，潘家将盂鼎和大克鼎埋入地下，然后全家到上海避难。日寇攻占苏州后，专门到潘家劫掠文物，但没有找到两鼎。1951年，潘达于将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盂鼎和大克鼎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两鼎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展品。潘家护鼎和献鼎的感人事迹，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颂。2004年，上海博物馆隆重地为潘达于庆寿，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与大克鼎团圆，与潘达于团聚，一时传为美谈。
盂鼎又叫“大盂鼎”，这是为了区别与盂鼎同时出土的另一件铜鼎，作器者也是盂，铭文字数比盂鼎还多（大约400字），但字体较小。后者为曾任岐山县令的安徽宣城人李文瀚所得，但很快失传了，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很重要的拓片。最初，两件鼎同被称为“盂鼎”，民国以后为了区分，就将字大的鼎叫作“大盂鼎”，字小的鼎叫作“小盂鼎”。有趣的是，根据清代人的记述，小盂鼎的体量反而要大于大盂鼎，因此当时在提到二鼎时，时而有人以“大盂鼎”之名来称呼小盂鼎。严格说来，将盂鼎称为“大盂鼎”不无可商，只是相沿成习，就一直叫了下来。
盂鼎在清代又被称为南公鼎，这是因为鼎是盂为其祖南公所作。南公是什么人物？据西周晚期南宫乎钟铭文载，南公是西周南宫氏的始祖，应该就是周文王时的重臣南宫括（或写作南宫适）。据《尚书》记载，周成王去世、周康王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叫作南宫毛，很可能是盂的父辈。据小盂鼎铭文载，盂曾率军攻打鬼方，俘敌13081人，获馘（敌人耳朵）4812个。盂也因为其显赫的出身和辉煌的战绩，成为西周早期的王室重臣。
盂鼎的长篇铭文，自晚清以来广为流传。有学者认为，盂鼎291字的铭文甚至要比毛公鼎将近500字的铭文还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盂鼎的时代较早，反映的内容因此更有价值。我们知道，周人有所谓“天命观”，即认为周灭商是出于“天命”，也就是说，是上天的旨意，这种观念在传世的古书中多次被提及，但盂鼎铭文中的相关内容却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反映这种观念的实物资料。商朝之所以灭亡，据古书中周人的说法，是纵酒无度，我们都很熟悉的商纣王就有“以酒为池”的恶迹。盂鼎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不但可印证古说，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证据，直观地再现了周人的原始话语。此外，周王嘉奖盂，赏赐他土地奴仆的记载，也是重要的史料。
总之，盂鼎对研究西周早期社会极具价值，而其问世的时代又很接近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士子所向往的周初盛世，难怪陈介祺在给潘祖荫的信中激动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以后乎！”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