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重重的共事之路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尽管宫廷乐长萨列里身为等级最高的宫廷音乐家，但宫廷作曲家莫扎特却并非是他的手下。因此，莫扎特在全年之中不需担负任何常规的宫廷职责，从而可以相当自主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即便如此，他的工作必定时常与萨列里产生交集。虽然他身为雷都顿大厅狂欢舞会[1]的负责人，但他除此之外的活动却常常与萨列里相逢。尽管莫扎特的正式职位和头衔是宫廷室内乐“作曲家”（Kompositor），通常他本人却在信件和其他资料中将自己称作“皇家实职乐长”（Kapellmeister in wirklichen k.k. Diensten）⁶²，而“乐长”这一称谓大多数时候只用于身兼作曲家和指挥家双职的音乐家。1788年5月维也纳版《唐璜》首演时，布尔格剧院张贴的海报上特别将莫扎特称作“皇帝实职乐长”（Kapellmeister in wirkl. Kayserl. Diensten），实际上是肯定了他这一头衔的叫法。

莫扎特当时在宫廷中的正式工作地是在宫廷室内乐乐团。但是，由于约瑟夫二世因战事离开维也纳，并于1790年初去世，结果昔日热闹非凡的室内乐演出场景如今也荡然无存。这样一来，室内乐作曲家的职能基本上消失殆尽，而雷都顿大厅的狂欢活动则为莫扎特提供了“发挥余热”的平台。在由莫扎特所负责的四年狂欢活动中，他为此所创作的小步舞曲、乡村舞曲和日耳曼舞曲，显然都在无意之中带有之前室内乐作品的余味——尽管它们无论在优雅性、乐器色彩、节奏变化或是在整体音乐情感上都与先前作品并不相同。皇帝本人启用莫扎特的初衷必然另有所求，他之所以对这位学富五车且八面玲珑的室内乐作曲家推崇备至，无非是旨在提升（而非降低）宫廷室内乐的水准。无奈当时的政治氛围不从人愿，随之而来的阴霾对莫扎特造成了直接影响。令人称奇的是，动荡的政治氛围似乎无法侵蚀他强盛的创作力，形式各异的三重奏、四重奏和五重奏等室内乐作品在他笔下以空前之势喷涌而出，若究其为何如此多产的原因，无疑莫扎特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皇帝的室内乐团能够曲库充盈（见表1.2）。

自1766年起，萨列里便成为撑起维也纳宫廷音乐大局的中流砥柱。正因如此，当莫扎特一家于1767年9月至1769年1月在维也纳暂居期间，他极有可能曾经遇到过时称神童的莫扎特，并聆听过他的演奏。当时，小莫扎特曾为孤儿院教堂（Waisenhauskirche）创作并演奏了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奏鸣曲、交响曲和一些宗教作品。1768年1月19日，莫扎特一家应邀前往觐见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和她的儿子——年轻的约瑟夫二世皇帝。据利奥波德·莫扎特回忆称，约瑟夫二世“曾两次询问小莫扎特是否愿意创作一部歌剧并亲自担任指挥，莫扎特表示了同意”⁶³。之后，莫扎特于1768年4月至7月间，在维也纳根据卡尔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的脚本创作了喜歌剧《装痴作傻》（K.51），但维也纳的舞台上却从未出现过这部歌剧的身影。利奥波德·莫扎特认为，这部歌剧之所以未能顺利上演，不但是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嫉妒之情和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更有人郑重其事地向皇帝呈递文书阻挠歌剧登台⁶⁴。“简直激起了轩然大波，”利奥波德向萨尔茨堡的一位友人写信道，“你以为在不知不觉中就能超越其他音乐家一举成名？天方夜谭！今天坐在钢琴前指挥自己歌剧的还是大师格鲁克，明天就换成一名年仅12岁的小男孩——对了，他们能够给予的不过是一片妒贤嫉能之情罢了！⁶⁵”1768年时，萨列里尚未在维也纳的歌剧世界中崭露头角，而《装痴作傻》上演的前后经历⁶⁶，却始终影响着莫扎特一家（特别是利奥波德）对维也纳歌剧文化的感悟。

在1773年的7月至9月夏天，莫扎特一家第三次前往维也纳做长期居留，时年23岁的萨列里此时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歌剧作曲家了。他的歌剧《威尼斯展览会》（La fiera di Venezia）于1772～1773年间在维也纳上演，而莫扎特必定也曾对这部作品颇为喜爱，因为在1773年时，他将这部歌剧中第二幕的终曲作为主题，改编创作了键盘变奏曲作品K.180。不过至此，莫扎特尚不曾在家信中提到萨列里本人。莫扎特的姐姐在1780年3月17日的日记里，记述了莫扎特首次提及萨列里的一段文字，其内容是关于萨列里所创作的一首三重奏⁶⁷。之后，莫扎特在1780年12月19日写给父亲的信中再次说到萨列里。当时他正在慕尼黑创作《伊多梅纽斯》，在信中他谈及萨列里创作的一部“带有双簧管独奏”的咏叹调，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之情⁶⁸，但并未提及作品名。实际上，直到莫扎特定居维也纳数月之后，萨列里才真真正正地走进了他的生活。莫扎特在从维也纳写给父亲的首封家信⁶⁹中，试图对自己在首府城市的未来机遇进行分析，并说明了缘何“这里比家乡更具前途”，并表示自己期待寻求一份“薪酬更为丰厚”的职位。在静观维也纳音乐态势尚不足一个月时，他显然已对身旁流传的各路消息颇有几分把握，并据此相当准确地预测道：“在[宫廷乐长朱塞佩·]波诺去世后，萨列里将会接任其职成为宫廷乐长，而[国立剧院的宫廷作曲家约瑟夫·]施塔策尔将会接替萨列里的职位，那么施塔策尔的现任职位将由谁来接任呢？——这个问题至今无人提及。”当然，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约瑟夫·施塔策尔于1787年去世，尽管他为此备感忧伤，但他同时也预感到未来的发展机遇和自身的拼搏时刻即将到来了。

显然从一开始，莫扎特就把萨列里看作是一块横在他通往帝国首府这条康庄大道上的绊脚石，他间接地指责萨列里阻挠了维也纳版《伊多梅纽斯》的上演：“皇帝未准此剧上演，而他唯一听信的人就是萨列里。”⁷⁰显然，在如此偏激的言辞背后，莫扎特并不了解皇帝对正歌剧的漠不关心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⁷¹，也更不理解约瑟夫二世旨在创立一种日耳曼民族歌剧的心愿。约瑟夫这两方面的想法，最终促使莫扎特于1782年获得了创作歌唱剧《后宫诱逃》的委约，这部作品所获得的成功远远超越了萨列里的《烟囱清洁工》（Der Rauch fangkehrer）——莫扎特本人也曾于1781年亲临《烟囱清洁工》的首演现场⁷²。

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⁷³，莫扎特谈及了帕斯夸莱·安福西创作的《好奇而不慎》（Il curioso indiscreto）在演出后观众的反响。他在信中提到“萨列里意欲从中捣鬼”，而这只因莫扎特为该作品创作了两首穿插其中的咏叹调K.416和K.418，均由其妻子的姐姐阿洛伊西娅·朗格演唱。在信中，莫扎特的心胸仿佛与他的假想敌同样狭隘，他以一种意在博取利奥波德·莫扎特赞同的口吻向父亲讲述着“我们应如何避免让自己的敌人得逞”。这桩轶事当中所包含的那种虽不至于风云突变，却也惊扰波澜的勾心斗角之态，终日充斥着歌剧乐坛。在维也纳四处树敌的感受最初源于利奥波德·莫扎特，当1768年歌剧《装痴作傻》的上演受挫后，莫扎特也被父亲的这一情绪所感染。“就莫扎特所遭受的阴谋诡计而言，不能排除萨列里曾参与其中的可能，但他密谋这些活动的证据，却无疑难觅踪迹。”⁷⁴

促成这两位音乐家达成合作关系的关键性甚至堪称决定性的事件，乃是1786年的狂欢活动。当时，约瑟夫二世委约两位作曲家各自创作一部独幕歌剧，并有意一视同仁地分别让日耳曼歌剧院和意大利正歌剧团演出这两部作品。同样，在约瑟夫二世左右权衡之下，两位作曲家的创作任务也难分伯仲：莫扎特负责创作《剧院经理》，而萨列里则负责创作《音乐至上》（Prima la musica e poi le parole）——两人皆是通过歌剧创作和演出，来呈现出颇具嘲讽意味的音乐戏剧⁷⁵。最终，两位作曲家在活动中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件事似乎也有助于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促使其深入到专业合作的层面上来。最重要的是，它一方面帮助莫扎特提升了作为一名钢琴演奏大师和器乐创作大师的声誉，另一方面也巩固了他在局势扑朔迷离的维也纳歌剧圈中生存的立足之地。由此一来，如今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费加罗的婚礼》的创作中来，这部首次与洛伦佐·达·彭特合作而来的歌剧首演于同年的5月1日。与此同时，由于格鲁克病魔缠身，萨列里有幸于1784年初至1787年秋之间，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举足轻重的歌剧演出，其间只偶尔返回维也纳。

莫扎特于1787年末受命效力宫廷一事，实际上对两位作曲家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他的职位与萨列里所奉乐长一职看似旗鼓相当。即便如此，莫扎特和萨列里还是各司其职、互不干涉，不过两人均心知肚明自己身为维也纳最为卓越的音乐人物。莫扎特是否曾对两人之间并非完全平等的职位等级感到有所不快？甚至曾对萨列里心存忌恨？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确信无疑的是，在雄心壮志和收入问题的驱使下，他继续探寻着进一步升迁的机会。在这方面有件令人颇感诧异的事情：在约瑟夫二世去世后，莫扎特于1790年4月或5月时写下一封书信，抬头为在政事方面颇具大权的弗朗茨大公——准备即位的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的长子，也即后来的弗朗茨二世皇帝，莫扎特在信中写道：

唐突之下，我谨怀万分敬重之心贸然请求皇子殿下，请您凭借自己对国王陛下无人能及的劝服之力，代我向陛下进言，以满足我无比卑微的请求。满襟秉怀对声望之渴求、对事业之挚爱以及对博学之自信，我冒昧请求担当第二乐长之职。特别鉴于学富五车的乐长萨列里从不曾涉足教堂音乐作品，而我自幼便对该体裁驾轻就熟。⁷⁶

这段文字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第二乐长”这一职位从未正式出现在宫廷奉职人员名录当中；第二，莫扎特表达了自己对萨列里的敬重，这体现出他并不想与其相争；第三，通过指出萨列里对创作宗教音乐不感兴趣⁷⁷，并将其与自己在该领域的成就进行比较，莫扎特表示出自己所期望的乐长一职应主要负责宗教音乐事务[见第五章（原著）第135页]。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莫扎特的上述请求通常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在剧院中获得一份职务，从而直接与萨列里进行抗衡，其行为甚至被认为是向统领歌剧领域的萨列里所射出的一支冷箭。然而，莫扎特的措辞分明表现出他所期待的是一个与萨列里权责截然不同的职位。况且，莫扎特绝无可能天真地独自一人孤身上书，并且他事先不与其他位高权重之人交换意见便呈递请职信件的可能性也不大，甚至他在事前曾征求过萨列里本人意见也并非没有可能。尽管他所提出的“第二乐长”职位最终并未设立，但他通过各种正式途径来接触弗朗茨大公——一位在父亲所统治的王国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贵人，还是使他后来从中受益良多。一年之后，维也纳城镇官批准了莫扎特的申请，他因而获准担任圣史蒂芬主教座堂乐长利奥波德·霍夫曼（Leopold Hofmann）的助手，并获承诺：如若乐长职位空缺，他将成为该职位的首选继任者，届时年薪将达2，000弗罗林。很有可能，这件事便因弗朗茨大公相助而成。无论如何，这场由约瑟夫二世发起的重组帝国腹地、奥地利首府之城维也纳音乐格局的改革，在经历了从最高职位到各级关键职位的调整，并增设了教堂乐长职位之后，如今终于大功告成。

莫扎特与萨列里之间的引人注目之处不仅限于二者关系，还包括意大利歌剧领域，因为这是他们两人音乐兴趣和职业志向发生重合的地方。在其他一切的音乐活动方面，特别是作为一名钢琴演奏大师，莫扎特在维也纳堪称无人能及，在这点上就连萨列里也甘拜下风。但在意大利歌剧方面，在皇家宫廷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另有一人：洛伦佐·达·彭特。达·彭特于1781年在导师、德累斯顿宫廷诗人卡特里诺·马佐拉（Caterino Mazzolà）的举荐下来到维也纳，之前他在德累斯顿协助导师进行创作。当时，维也纳宫廷聘用32岁的达·彭特并非旨在取代时年已然81岁高龄的维也纳宫廷诗人彼得罗·梅塔斯塔齐奥（Pietro Metastasio），但当这位淡出舞台生涯多年的耄耋老人、这位意大利正歌剧巨匠于1782年去世之后，达·彭特多少出于这一原因而在次年奉约瑟夫二世之命，成了为意大利正歌剧撰写台本的宫廷诗人。由此一来，他开始和包括格鲁克、马丁·索勒、萨列里、莫扎特在内的各位音乐大师进行合作，可以看出，皇帝将他独具一格的创作应用到了打造维也纳风格的意大利喜歌剧之上。

1788年5月7日，在萨列里受命担当首席宫廷乐长尚不足三个月时，莫扎特的最新力作维也纳版《唐璜》——一部曾在布拉格首演的歌剧——在维也纳宫廷中意大利正歌剧的大本营布尔格剧院中上演。次年8月29日，布尔格剧院又上演了经过重新打造的《费加罗的婚礼》，直至1791年2月9日，这部作品还一直被保留在常演曲目表中。同一时期，《女人心》于1790年1月26日首演，演出持续至同年8月7日⁷⁸。这部作品是莫扎特与达·彭特的第三度合作，但其由来却与众不同。该歌剧脚本最初标题为“恋人学校”，并且与先前的歌剧有所不同，作品的素材来源可谓人尽皆知，它基于比奥马切尔斯的故事主题和塞万提斯（Cervantes）笔下的人物。不过，这部喜歌剧新作却讲述了一则发生在当代背景下恒久经典的爱情故事，它叙述了两位佯装踏上战场的军官，互相打赌自己的未婚妻必将忠贞于自己的前后经历。故事的发生地那不勒斯或许可被理解为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的维也纳。

莫扎特将歌剧标题更改为“女人心”（Così fan tutte[2]），而原名仅保留用作副标题。他所更换的这一标题应当与故事的背景密切相联，因为它可以在剧情尚未展开之时便向歌剧听众传递一个先入为主的信息。通过Cosi fan tutte这样的标题设计，人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自身，这样一来，该标题与原本在道德情操上居于中性的“恋人学校”一语便呈现出本质上的差别。此外，莫扎特之所以颠覆了脚本作者从文学角度出发所选择的标题，还源自于他从音乐方面进行的思考。他选出达·彭特脚本中最为入木三分的一句台词“女人皆如此”⁷⁹（第二幕，场景14，紧临终曲前），将其用于体现整部歌剧思想精髓的点睛之语或称“音乐警句”。不过他对达·彭特的脚本原作进行了改编，结果“女人皆如此”这句唱词改为演唱两遍，并且歌唱者不仅限于老哲学家唐·阿方索（Don Alfonso）。在莫扎特的版本中，前一遍由唐·阿方索带着犹豫不决的情绪演唱，字字相隔的断句使得唱句听起来好似带有疑问的口吻；而后一遍则是对该唱句坚定地重复，由包括军官朱列尔莫（Guglielmo）和费尔南多（Ferrando）在内的三位歌者共同演唱，他们的歌声使同一句唱词的含意转变为对事实斩钉截铁地认同：

除此以外，莫扎特在序曲部分也引用了这段C大调的重复乐句，以无唱词的器乐旋律形式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该乐章的结尾部分（第228～241小节）。然而，实际上，它在之前缓慢的引子结尾处（第8～15小节）已经悄然展现过一次了。当同样一段乐句以演唱形式赫然呈现于终曲之前时，莫扎特似乎希望听众能够回忆起方才在作品开始处所听到的相同旋律。至此，这部歌剧的标题与音乐警句旋律融为了一体。

尽管这部歌剧的标题是为了符合莫扎特的剧作构思而更改的，但台本本身最初并非为他而作，其创作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安东尼奥·萨列里⁸⁰。事实上，在第一幕开场场景的三首三重唱中，前两首均由萨列里所作，分别为“我的多拉贝拉”[3]和“女人的忠诚”[4]。不过，直至1789年秋天他才写出这两首作品⁸¹。为何萨列里未能将《恋人学校》创作完成？他对剧本的喜爱之情是毋庸置疑的，如若不然，他最初也不会动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冗繁的公务和紧迫的时间使他无法在1789～1790年度完成这部歌剧。一方面，他从1789年10月开始继续着手创作自己“命运多舛”的《忠诚的牧羊人》，另一方面，他也在筹备《角色》于1789年12月11日的首演⁸²。同一时间，莫扎特正废寝忘食地埋头于《女人心》的创作之中，它于1790年1月26日首演。

极有可能是洛伦佐·达·彭特在获悉萨列里放弃《恋人学校》的创作后，主动向莫扎特寻求合作的。但萨列里当然对莫扎特接手“他”的歌剧一事心知肚明，并且据莫扎特所称，萨列里对如此这般的事态还颇感不满。1789年12月底，莫扎特在一封写给普赫伯格的信中，提及自己的歌剧新作将要举行一场排练，他写道：“我仅邀请您与海顿前来，届时我将当面告诉您萨列里曾使下的一些诡计，不过，他所有的阴谋都未能得逞。”⁸³与此同时，萨列里就《忠诚的牧羊人》也与达·彭特发生了一些争执。在1790年剧院演出季末，宫廷诗人的职位在萨列里的带头下被取消，而这一举措实属利奥波德二世重整剧院格局的一部分措施，就连萨列里本人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他在布尔格剧院的管理职务于同年被解除⁸⁴。达·彭特从未认可“女人心”这一更改后的标题，并且后来他也始终把这部歌剧称作为“恋人学校”。不管怎样，这部歌剧的更名一事不过是对其标题的不同理解而已，也无非只是歌剧舞台上下一个略具争议的话题罢了。

无论如何，歌剧名的变更终究不可能对莫扎特和萨列里之间的关系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由于莫扎特书信中有关萨列里的内容很少，因而对两人职场关系和私下关系的描述很难做到条分缕析、入木三分。在莫扎特的信件中，关于萨列里的大多数描述都是正面的，仅在方才提及的1789年信件中，出现了未加详述的“诡计”一词。不过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莫扎特的最后一封信中[5]，他如此这般地向身处巴登的妻子讲述了前一天歌剧《魔笛》的演出状况：

……六点钟时我叫马车接来了萨列里和[卡特里娜·]卡瓦利埃里（Caterina Cavalieri，歌手）女士，并把他们带到了我的包厢中……你简直无法相信他们两人多么友善——他们不仅喜爱我所创作的音乐，也对剧本和演出的一切都满意之极。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这是一部适于在由最高君主参与的、最为盛大的节庆活动中上演的歌剧。他们还称自己将会频频前往重温此作，因为他们从未观看过这般华美、这般回味无穷的歌剧杰作。萨列里聚精会神地聆听和观看，从序曲到终曲合唱，每首作品结束时，他都不止一次地呼喊着“棒极了”（bravo）或“太棒了”（bello）。他和卡瓦利埃里再三感谢我为他们带来了如此难以忘怀的享受。⁸⁵

在不足两个月之后，莫扎特便去世了，12月6日，他被安葬在地处城郊的圣马科斯公墓（St.Marx Cemetery）的一块普通墓地中，与约瑟夫皇帝在位时维也纳的礼俗一致，当时并没有吊唁者前往送别。然而，在下葬的前一天下午，一支送葬队伍由莫扎特位于劳恩施坦恩巷的住所出发，前行至圣史蒂芬主教座堂。在送葬队伍中，走在棺材之后的人依次为莫扎特的遗孀康斯坦策、康斯坦策的姐妹和韦伯家族中的其他成员、范·斯威特恩男爵、莫扎特的学生弗朗茨·雅各布·弗莱施特德勒（Franz Jacob Freystädtler），弗朗茨·克萨韦尔·祖斯麦尔和奥托·哈特维希（Otto Hatwig），之后为莫扎特的同事及友人约翰·格奥尔格·阿尔布雷希茨贝格、安塞尔姆·许滕布伦纳（Anselm Hüttenbrenner），以及在他去世的两天之前，曾亲临病榻探病的安东尼奥·萨列里⁸⁶。下午三点，在圣史蒂芬主教座堂的神圣十字架礼拜堂（Chapel of Holy Cross）中，所有人共同举行了一场为逝者祈福的仪式，之后灵车带着棺材驶离了教堂⁸⁷。

数日之后，即1791年12月10日，莫扎特的追思会在圣米夏埃尔教堂（St.Michaelerkirche）中举行⁸⁸，这里既是宫廷的教区教堂，也是宫廷音乐家社团的音乐家协会乐团的活动地点。这场活动由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尔（Emanuel Schikaneder）[6]及其同事约瑟夫·冯·鲍尔费尔德（Joseph von Bauernfeld）代表维也纳宫廷和歌剧院的音乐家们筹办⁸⁹。除此以外，据维也纳当地一份报纸报道，活动“上演了莫扎特在最后重病关头创作的《安魂曲》”⁹⁰。由于这场演出在莫扎特去世后不足一周时举行，因此当时的《安魂曲》必然仅上演了莫扎特创作完成的部分，即只包括进台经（Introit）和慈悲经（Kyrie）乐章⁹¹。由于大部分音乐家都来自宫廷，因此演出很可能是由宫廷乐长亲自执棒，以此表达音乐家们对故去的皇家宫廷作曲家的敬意。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则萨列里就曾亲自指挥了两位宫廷作曲家的告别音乐会：先是他的恩师格鲁克，继而在四年之后又是他英年早逝的同事——莫扎特。

注　释

[1].舞会由皇室家族赞助举行，参与者主要是来自维也纳的达官显贵，也包括形形色色的贵族。莫扎特是该舞会音乐娱乐活动的负责人。

[2].“Così fan tutte”直译为“[女人]皆如此”。——译者注

[3].La mia Dorabella，表演者：费尔南多、唐·阿方索、朱列尔莫。

[4].È la fede delle femmine，表演者：费尔南多、唐·阿方索、朱列尔莫。

[5].写于1791年10月14日。

[6].剧院经理、台本作家以及《魔笛》中帕帕基诺的最初扮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