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效命皇室：莫扎特与萨列里

转运之时

1787年11月15日，音乐史上一个残酷的日子——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在这天去世，象征着由这位乐坛英杰所统领的时代画上了句号。在那个年代，格鲁克既是全欧洲尽人皆知的、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作曲家，也是声名最为煊赫的音乐大师。在1750年代定居维也纳之前，他的作品首演地已经涵盖了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伦敦、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和布拉格。1762年，他根据拉尼埃罗·德·卡尔扎比基（Raniero de'Calzabigi）的脚本而创作的歌剧《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Orfeo ed Euridice）由一家意大利歌剧团在维也纳布尔格皇家剧院（Burgtheater）首演。通过这部歌剧，他展示了如何“根据唱词含意谱曲，从而限定音乐必须符合诗歌语境”^①的创作理念，并由此开创了全新的歌剧创作观。

1774年，维也纳宫廷向格鲁克授予“皇家宫廷作曲家”（k.k. Hof Kompositor）的荣誉头衔，并向他支付2，000弗罗林的固定年薪，而实际上，他不须因此向宫廷承担任何职责^②，由此一来，他在维也纳二十余年的贡献得到了无上光荣的肯定。这份委任书签署于10月18日，在巴黎首次做长期停留的他此时刚回到维也纳。在巴黎，这位适逢花甲之年的作曲家曾在皇家音乐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多次取得受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歌剧《伊菲姬尼在奥利德》（Iphigénie en Aulide）开始便一直如此。这使得他曾经考虑索性在那里获取一个职位，从而永久定居法国。由于巴黎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Queen Marie Antoinette）是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妹妹，加之巴黎宫廷与维也纳宫廷之间的信息向来传播迅速且毫无隔阂，因此身居维也纳的皇帝对格鲁克的打算一清二楚。为了使维也纳不会永久性地把当时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拱手相让于巴黎，约瑟夫二世毫不迟疑地向格鲁克按上述条件也发出了邀约，但他却无法确保格鲁克在接下来的1774～1775年度、1775～1776年度、1777～1778年度，以及1778～1779年度的工作期中不重返巴黎。不过，即便此后他真的回到巴黎，到时也将挂一个由维也纳宫廷授予的头衔。然而，1770年代晚期，格鲁克的健康每况愈下。1779年，正当他筹备自己在巴黎的最后一部歌剧《厄科与那喀索斯》（Echo et Narcisse）时突发中风，之后便彻底返回维也纳，并在半工半休的状态下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1778年，莫扎特在巴黎首次与格鲁克相遇^③，他们当时是否曾私下单独会面不得而知。不过当格鲁克返回维也纳定居后不久，莫扎特便前往拜会了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格鲁克的维也纳生活尚不足三个月时，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格鲁克身患中风，据说病情不甚乐观。”^④然而，之后这位年逾花甲的作曲大师竟康复了，并且展开了自己的维也纳创作期。他对自己先前创作的三部歌剧[1]进行了改编，在1782至1783年度创作了喜歌剧《麦加朝圣之旅》（Die Pilger von Mekka）^⑤，并且曾至少出席过一次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2]的演出。8月7日，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豪地写道：“应格鲁克之约，我的歌剧昨日再次上演。他对这部歌剧赞不绝口。”^⑥

十天之后，莫扎特含蓄委婉地写道：“最亲爱的父亲，我关于格鲁克的想法与您信中的观点一致。”^⑦鉴于格鲁克对《后宫诱逃》的鼎力支持，莫扎特的父亲显然盼望这位功成名就的大师能够凭借其影响力，为儿子在维也纳的事业及其歌剧创作上的抱负助以一臂之力。而当莫扎特在信中向父亲提及一场在布尔格剧院举行的音乐会时，言辞间同样也流露出了这种憧憬，他写道：“他们还演奏了我的交响曲（指作品K.297）……我妻子的姐姐演唱了咏叹调‘我不知其从何而来’（Non sód'onde viene）。格鲁克的包厢在朗格（Lange）[3]一家的包厢旁，我的妻子也坐在朗格夫妇的包厢中。他对我的交响曲和咏叹调这两部作品赞叹不已，之后还邀请我们四人共同出席下周日举行的宴会。”^⑧

格鲁克对莫扎特作品的竭力推崇，无疑引起了维也纳民众的关注，特别是引起了维也纳宫廷上下的关注。然而，尽管他毋庸置疑地对莫扎特给予了帮助，但在与另一些人的关系之中，他更像是一位推心置腹的良师益友。在维也纳，无人不知他将安东尼奥·萨列里视为自己的接班人，莫扎特对此更是了然于胸。不久之后，在过去六年中身为莫扎特前辈的萨列里，作为维也纳意大利歌剧的音乐指导^⑨，被如今在事业上力不从心的格鲁克选定，接手创作了一部来自巴黎的委约作品——一部格鲁克本人已然无力完成的作品。1784年，《斑蝶》（Les Danaïdes）在巴黎歌剧院（Paris Opera）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使萨列里继而获得创作其他抒情悲剧（tragédie lyrique）作品的委约。因此，在之后的工作年度中，他等量安排了自己在维也纳和巴黎两头的事务，并且在巴黎，他也会向公众提及他的首要职责是效忠于维也纳皇室。^⑩

1787年6月，萨列里根据博马舍（Beaumarchais）的脚本所创作的歌剧新作《塔莱勒》（Tarare）在巴黎皇家音乐学院首演，他在巴黎短暂逗留后便返回了维也纳。不过，比萨列里更快抵达维也纳的却是这部新歌剧在法国大受欢迎的消息，于是，约瑟夫二世便敦促萨列里将其改编为意大利歌剧，使其同样在维也纳上演。此外，一项颁布于10月24日并由宫廷剧院行政官弗朗茨·奥尔西尼罗森贝格伯爵（Franz Count Orsini-Rosenberg）签署的敕令，任命萨列里为“皇家国立剧院乐长”[i（mperial）.-r（oyal）.national theater]，以肯定其“是音乐上的过人之才，优秀的音乐作品被广泛认可，凭借真才实学赢得公众赞许。总而言之，其在剧院中尽职尽责、孜孜不倦地辛苦工作。”^⑪通过这项任命，萨列里实际上成为当时已然年逾古稀且病骨支离的宫廷乐长朱塞佩·波诺（Giuseppe Bonno）的接班人。

三个星期后，即11月15日那天，格鲁克终因前一天再次中风而与世长辞。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一直守护在身旁的门徒萨列里自然担当起了指导恩师葬礼音乐的职责。11月17日，葬礼如期举行。而在1788年4月8日举行的一场追思会上，萨列里执棒指挥了格鲁克最后一部作品——四部合唱与管弦乐作品《哭泣之心》（De profundis clamavi）。^⑫据称，当时居住在维也纳的约三百名职业音乐家中，有许多人都前往出席了追思会。

毫无疑问，莫扎特同样也希望向格鲁克致以最后的敬意。尽管无法确定他向格鲁克告别的具体时间，但在葬礼举行前的一两天，他和康斯坦策便从布拉格返回了维也纳。此前，他们离开维也纳已六周有余，莫扎特在布拉格完成了歌剧《唐璜》（Don Giovanni）结尾部分的创作，并督导排练，还指挥了10月29日的首演。这部歌剧新作的成功势不可挡，据布拉格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报道，莫扎特在进入乐池前“要鞠躬致礼三遍掌声方才停止，而当其离开乐池时亦是如此”^⑬。此外，剧院经理兼乐团团长帕斯夸莱·邦蒂尼（Pasquale Bondini）[4]除了向莫扎特支付预先约定的报酬外，还从歌剧第四场演出的收入中拨给莫扎特一笔额外的酬金^⑭。

正如数月前萨列里从巴黎凯旋班师时一样，莫扎特在布拉格取得辉煌成就的消息先于他本人传到了维也纳。约瑟夫二世皇帝悉闻此事，随即表示希望尽快看到这部歌剧同样在维也纳上演^⑮。然而，这一厢情愿的念头终究无法在短期内如愿以偿，因为自1787年夏开始，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不断升级的战事使约瑟夫二世欲罢不能，而这场战争最终也对维也纳及其周边地区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尽管如此，远在异国他乡、身居贝尔格莱德（Belgrade）附近一所军营内的约瑟夫二世，还不忘让他的行政官罗森贝格伯爵于1787年12月7日签发了一份委任状，任命莫扎特为“室内乐乐师”（Kammer Musicus），薪酬800弗罗林^⑯。这样一来，正如1789年宫廷奉职人员名录中的记载那样（图1.3），莫扎特如今拥有了“作曲家”（Kompositor）的光荣职位，位居“皇家宫廷室内乐团”（k.k.Kammermusik）[5]成员之首。

这项宫廷任命并未使莫扎特成为格鲁克的接班人，但由于萨列里被重新任命为宫廷中意大利正歌剧的负责人，因而格鲁克的离世引发了宫廷行政态势的变化，并最终对维也纳宫廷中整体的音乐格局产生了彻底影响。对于约瑟夫二世而言，他必然对仅仅去寻找一位格鲁克的接班人毫无兴趣，因为对于一个荣誉职位而言，本就不需他人来继任^⑰。很显然，他最为在意的是维护维也纳宫廷昌盛的音乐局面及其声誉。莫扎特委任状中所使用的措辞[6]，与两个月前萨列里任命书中的语句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而其总薪酬也与萨列里相当——至少在开始阶段时如此。由此来看，约瑟夫二世和罗森贝格伯爵毫无疑问希望在这两位技压群雄的年轻维也纳作曲家之间构建一种平衡的状态。此外，宫廷向他们两人委约的作品，也均为依其所长度身而定。萨列里负责掌管由五十人组成的宫廷合唱团，并指导意大利正歌剧的排演。这一主要肩负行政职责的职务，一方面肯定了他之前在尚未取得宫廷职位时所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他已经崭露头角的组织能力。但即便如此，在后来针对改组后的宫廷合唱团所出台的一系列特别声明中，还是对他的职责范围进行了说明^⑱。与其相反，在“作曲家”头衔下的莫扎特实际上不需承担任何类似萨列里那样的职责。与从未正式奉职于宫廷的格鲁克不同，莫扎特作为专职效命于约瑟夫二世皇帝的私人室内乐团中的一员，本有可能会像萨列里一样，被要求担负一些关于乐团的管理事务，只不过他的工作将既十分轻松，同时又没有固定规律^⑲。然而在当时，约瑟夫二世却与维也纳相隔万水千山，他正全神贯注于眼前的战事，至于宫廷室内乐团则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因而，与格鲁克一样，此时的莫扎特能够全身心投入于他的音乐创作和表演事业，只是他的一切音乐活动都会受到宫廷的赞助。从此以后，永久添加在他名字中的头衔，将映衬出他与维也纳宫廷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实际上也是他与宫廷间对彼此的相互承诺。毫无疑问，约瑟夫二世深谙莫扎特最适合的角色。

曾有一段时期，莫扎特似受委派专门为每年主显节（Epiphany）后一天[7]至圣灰节（Ash Wednesday）之间，在霍夫堡宫（Hofburg）的雷都顿大厅（Redoutensaal）内举行的宫廷狂欢庆典创作音乐作品，特别是创作舞曲。很有可能他只是暂时负责这项活动的音乐创作，甚至通知他的方式也不过是口头上的，而非通过任何正式的书面委任文件，并且这一工作也绝非是他作为“室内乐乐师”的分内职责。莫扎特于1788年1月接到创作通知，仅仅数周后，他便呈上了第一批此类作品：六首《日耳曼舞曲》（German Dances，K.536）。然而，他因此收到的报酬实际上却是一笔数额不菲的年薪，这一方面是支持他作为一名作曲家和演奏家所从事的各类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他身为一位效命于皇帝的作曲家，因而还得到了额外的犒赏。在他有生之年，整个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Empire）再未出现过与他具有相同头衔的作曲家。

莫扎特蒙受宫廷之约的来龙去脉并非完全为人所知，有可能源于《唐璜》的辉煌成功，或是因为当时传言莫扎特接到伦敦邀约^⑳，而维也纳唯恐失去像他这样的才俊，还有可能是格鲁克的去世，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上述几种原因的共同作用。1791年12月30日宫廷备忘录中的一份回顾纪事阐明了任命莫扎特的决定，其中提及这位逝去不久的“室内乐作曲家”（Kammer Kompositor）曾获得皇室授予的头衔与薪酬，其目的在于避免“一位如此难能可贵的音乐天才因生活所迫而流失国外”^㉑。这一举措的套路与邀约格鲁克如出一辙，当年正是由于巴黎已向格鲁克发出承诺邀约，维也纳方才提出条件来挽留格鲁克。不过除此之外，很可能鉴于1787年的外部形势，以及特别考虑到宫廷中将歌剧分为意大利歌剧和德国歌剧两个部门所需承担的巨额开销，约瑟夫皇帝及其幕僚制定了一些基本而又深刻的机构整改措施，对维也纳宫廷中的音乐机制进行了调整。当时，已是76岁高龄的首席宫廷乐长、意大利歌剧团指导朱塞佩·波诺因病致残，而在1787年4月22日，67岁的芭蕾音乐作曲家约瑟夫·施塔策尔（Joseph Starzer）又不幸去世。但是，适当的革新举措却未能即刻出台，这是由于约瑟夫二世正忙于政事，而8月时，在俄国凯瑟琳二世（称号“大帝”）[8]的号召下，他又陷入了“奥土”战争之中。不过随着格鲁克的去世，动手重整宫廷关键职位的时刻终究还是到来了。

在整改中，约瑟夫皇帝大体上希望实现两个目标，尽管它们看起来有些相互矛盾：一方面开源节流紧缩银根，另一方面确保顶级音乐人才继续供职不致流失。就后一方面而言，意有所指的皇帝毋庸置疑对萨列里和莫扎特给予了同样的重视。约瑟夫二世与萨列里素有管鲍之交，并且对萨列里也十分敬重^㉒。1773年，萨列里为了留在维也纳，回绝了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邀约，自此之后他便如门徒一般跟随在约瑟夫二世身旁。与之相反，1782年时，莫扎特还只是一个初踏维也纳的新人，不过酷爱音乐的皇帝对其早已有所倾慕。很可能，约瑟夫二世在1762年10月13日与时年6岁的莫扎特首次相遇，当时莫扎特一家正前往觐见弗朗茨一世皇帝（Emperor Franz I）与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Empress Maria Theresa）。不过可以肯定，正是在约瑟夫二世的盛邀之下，年纪尚轻的莫扎特才于1768年在维也纳久留期间创作了歌剧《装痴作傻》（La finta semplice，K.51）。[9]当莫扎特成年并迁居维也纳后，约瑟夫二世曾多次出席这位音乐大师的演出。1783年，莫扎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在布尔格剧院中举行的一系列演出，在提到《“哈夫纳”交响曲》（Haffner，K.385）时他这样写道：“……最使我感到欣喜的是，皇帝陛下也出席了音乐会。他为我喝彩的声音响彻大厅。”^㉓仅一周后，当钢琴协奏曲K.415的标题出现在布尔格剧院另一场演出的节目表中时，约瑟夫二世再次亲临音乐厅观演，对此莫扎特记述道：“他一直留在音乐厅聆听我演奏，当我演奏完毕离开钢琴后，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包厢——他是专门为听我的演奏而来。”^㉔

几乎与聘任莫扎特同时，1787年12月5日，宫廷在深思熟虑下出台了一项裁员举措，解散了布尔格剧院的“日耳曼歌唱剧剧团”（German singspiel troupe）^㉕。诚然，约瑟夫曾希望打造一所包含歌唱剧演出在内的日耳曼国立剧院，而事实上，在1782年，莫扎特曾为他的这一构想贡献了作品《后宫诱逃》。但随着裁员措施的出台，约瑟夫的雄心壮志终于在十年后宣告破灭。原歌唱剧剧团中的一些成员[10]被编入意大利歌剧团，而由于此时的意大利歌剧团在德国已无能够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因此其自身力量也得到了壮大。三个月之后，宫廷歌剧团的重组工作大功告成，由于波诺已于1788年3月1日退休，因而此时萨列里成为宫廷的新晋乐长^㉖。新的职位给萨列里带来了1，200弗罗林的基本年薪，不过这一重大改制为宫廷减少的开销着实令人为之愕然（表1.1）^㉗。

3 即克鲁策尔币[Kreu（t）zer]，13至19世纪流行于德国南部、奥地利及瑞士的硬币，由于铸有十字图案，又名“十字币”。——译者注

1787年12月时，萨列里与莫扎特在薪酬上分别以853弗罗林和800弗罗林相互持平，但1788年3月，萨列里的晋升使其在经济状况和职业地位上都超越了莫扎特。不过，约瑟夫二世委任资历更深的萨列里担任宫廷乐长一职，显然并非由于其更加偏爱萨列里。这位君王不仅擅于观察，还是维也纳音乐生活的一线参与者，他深知如何判断这两位不世之材在能力与长短上的差异。因此，鉴于萨列里在音乐上具备丰富的经历与管理经验，他自然是掌管歌剧院乃至统领宫廷音乐整体局面的最佳人选。此外，萨列里曾在1776年时加入“音乐家协会乐团”（Tonkünstler-Sozietät），之后还成为这一团体的负责人。该社团最初由萨列里的导师、前首席宫廷乐长弗洛里安·加斯曼（Florian Gassmann）于1771年创办，旨在为音乐家的遗孀或遗孤筹集善款，而社团中的音乐家们则构成了维也纳音乐生活的中坚力量。实际上，所有的宫廷音乐家都是该社团的成员，但尽管莫扎特频频参与该团体的义演，却始终未能加入这一社团^㉘。

莫扎特势必从不曾（也不敢）奢望自己能够在维也纳获得如此尊贵的音乐职位。他取得这一职位不仅违反了宫廷中论资排辈的规矩和其他惯例，更重要的是，它将莫扎特的音乐创作束缚在甚为狭隘的领域之中。约瑟夫二世深知莫扎特在歌剧创作方面比其他人更胜一筹，但他同样也意识到，与格鲁克、萨列里，以及其他大多数歌剧作曲家与教堂音乐作曲家不同，莫扎特还是一位引人注目的键盘音乐大师，一位能够胜任各种器乐作品（如奏鸣曲、四重奏、协奏曲、交响曲等体裁）创作的作曲大师。萨列里最受约瑟夫皇帝敬重且享有最高俸禄的事实无可厚非，但在约瑟夫人生最后一段岁月中，维也纳任何一位音乐家从宫廷中所获得的资助都不及莫扎特那样高^㉙。显然，约瑟夫皇帝充分认可多才多艺的莫扎特在音乐方面的过人之才，并且就现存资料来看，其他任何一位音乐家——甚至萨列里——都不曾获得约瑟夫皇帝给予莫扎特的那种由衷而热烈的喝彩。这方面的文献记录并不罕见，1785年利奥波德·莫扎特从维也纳写给女儿的信中所提及的演出盛况便是其中之一，他写道：“当你弟弟离开舞台时，皇帝一边向他挥帽致意，一边大声为他喝彩——莫扎特棒极了！（bravo Mozart）”^㉚

数年后，约瑟夫皇帝决定向莫扎特提供更多经济赞助，并任命他为“宫廷音乐家”，与此同时却未给莫扎特增添任何繁重的职责，他的这一做法既是替莫扎特着想，同时又极富远见。就格鲁克和莫扎特而言，任命他们为宫廷音乐家一事，一方面意味着公开认可他们的非凡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将他们视为维也纳宫廷的宝贵财富，把他们与宫廷相联。宫廷给予格鲁克与莫扎特不同的薪酬，并非缘于对其重视程度的差异，而是出自对大局的权衡。格鲁克所持2,000弗罗林的年薪颇具吸引力，该数额是为压制法国宫廷向格鲁克的邀约出价而定，而莫扎特所持的800弗罗林应被理解为一份永久支付的激励性固定薪酬，它可以让莫扎特随心所欲地参与各种表演和创作活动，并且也并未限制莫扎特获得其他可能存在的收入。况且，当萨列里于1785年至1787年[11]间在同一职位上奉职时，他所获得的薪金则几乎只有莫扎特的一半（426弗罗林），而且当时萨列里所承担的职责比莫扎特更重^㉛。另外，格鲁克和莫扎特受命效力宫廷时的年龄差距（60岁与31岁）也使其薪酬上的差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无拘无束地在维也纳工作五年后，莫扎特终于谋得了一个期盼已久的宫廷职位，并且还获得了永久支付的固定薪酬。尽管他尚未从半年前父亲离世的悲痛中走出，但利奥波德·莫扎特的在天之灵如今终于可以得到抚慰了。对此，莫扎特在1787年12月19日写给姐姐南内尔的信中，自豪地向姐姐告知了这个消息：“或许你已经得知我在布拉格时创作了《唐璜》，也知道人们对此交口称赞，但或许你还不知道，皇帝陛下已委任我效命于他。”^㉜之后，南内尔希望获知更多详情，而莫扎特则在许久之后回信详述道：“现就任职一事答复你的问题，皇帝委任我在其室内乐团中供事，换言之，他已向我授予了正式的职位。当前我的薪酬仅有800弗罗林，但室内乐团中没有任何人的薪酬比我更高。”^㉝莫扎特亲自强调的“当前”和“更高”两处，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表现出他期待薪酬在未来能有所提高。

然而当时的形势不好，维也纳宫廷不能为音乐预算增加开销。始于1788年2月9日的奥土战争给帝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约瑟夫二世此后的在位期间，战争严重影响了帝国的一草一木，而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也迅速恶化。最终，他于1790年2月19日去世，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即位后不久，便终止了这场战争。尽管如此，上一届政府于1787至1788年间所推出的包括音乐机构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整改措施，并非纯粹源于财政方面的压力。这些措施深刻揭示了这位酷爱音乐的皇帝是如何矢志不渝地把握着机遇，即便在财政紧缩时期，也全力守护着两位能够使维也纳宫廷光艳照人的音乐瑰宝。首演于1790年1月的《女人心》（Così fan tutte），便是莫扎特创作于战争年代的作品之一。它的演出阵容十分窘迫，仅由六名独唱歌手组成，作品还蕴含着战争的主题。不过这部颇具哲理、寓教于乐的作品实际上描绘的是有关忠诚的人性的细腻情感。

注　释

[1].指《伊菲姬尼在陶里德》（Iphigénie en Tauride）、《阿尔西斯特》（Alceste）和《奥尔菲斯》（Orfeo）。

[2].首演于1782年6月16日。

[3].莫扎特妻子二姐的丈夫。——译者注

[4].1786年12月，正是他促成了歌剧《费加罗的婚礼》（Lenozze di Figaro）在布拉格的创作与上演，而《唐璜》的诞生则缘于这部歌剧的大获全胜。

[5].约瑟夫二世的私人乐团，由12名音乐家组成。包括莫扎特的挚友、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Anton Stadler）在内。

[6].“……以肯定其在音乐上的学识与才干，及其以此赢得的公众声誉”。

[7].即1月7日。

[8].俄文为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又译“叶卡捷琳娜二世”或“叶卡捷琳娜大帝”。——译者注

[9].见下文（原著）第34页。

[10].包括莫扎特妻子的二姐阿洛伊西娅·朗格（Aloysia Lange）在内。

[11].这一年萨列里接到任命，接管之前由波诺所负责的歌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