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说明

这本小书，正如“后记”中所说，写于1976年，1979年到1982年在《音乐爱好者》连载，1983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今天再看，恍如隔世。

出版社两年前即表示希望再版，嘱我“修订”，我一拖再拖，直至今日。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忙于他事，而是觉得不好“修订”。一个青年学生在“文革”后期写的东西，怎么“修订”？那还不如重写！但，重写？好比一个人的生命，岂可重新来过？

但还是把出版社重新排好打印的书稿翻开来看了一遍，看时，想到鲁迅当年对“悔其少作”的批评，不禁莞尔。看这书，真像看自己幼年穿开裆裤的照片，有羞，但无愧。谁又不是一点点长大的？！

用今天的眼光看，本书就像杨荫浏先生彪炳史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样，有着时代深深的烙印，比如对“人民”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对“封建统治者”及其音乐文化的批判。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一位香港的音乐学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杨先生的“史稿”因其强调“人民性”等政治因素“损害了学术性”，并表示“理解”杨先生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发表”而“违心”写作，当即遭到在场的内地学者的反驳。的确，许多海外人士难以理解20世纪中叶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心路历程，更不能理解他们会真诚地进行“思想改造”、真诚地拥护“工农政权”、真诚地批判“封建统治阶级”。杨先生在其“史稿”每一章的第一节首先讲“劳动人民”的创造并认为“雅乐”的艺术性不如民间音乐，是他真实的想法，绝不是“违心”之作。其实，不理解20世纪内地知识分子的这种“真诚”，就不能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不能理解人的复杂性。对历史，我们只能尊重并尽量客观观照，但不能“文过饰非”；人可以也应该“与时俱进”，但不能抹掉甚或改变历史，以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更何况，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从心眼里喜欢“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反感一切自以为比“老百姓”高明的当代“雅乐”。所以，我抛弃了“重写”和“大改”的想法，只增加了3500个字，都是当时还不知道的有关考古发现的内容，并且删掉了三两句极个别实在“不合时宜”的句子。

当然，今天再看，除了这些让今天的读者难以认同的“时代烙印”之外，本书还有一些今天看起来“习以为常”的观点，在当时提出来却是需要勇气的很大的“突破”。比如在谈到音乐起源的时候，我居然敢违反“劳动创造历史”的成说，提出了性爱与劳动同是音乐的起源，甚至说出了“劳动提供了节奏，性爱提供了旋律”的“大逆不道”的观点。

初版“后记”里说了我为什么尝试写这本小书，是为了学习丰子恺先生所做的音乐普及工作，但没有说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天津音乐学院和所有大专院校一样，百废待兴，师资力量青黄不接，专业课程设置不足，而且只有作曲系、声乐系、民乐系和管弦系，还没有音乐学系。当时为了开设“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程，作曲系主任杨今豪先生就命我这个尚在作曲系四年级学习的“工农兵学员”为三年级的学生试开这门共同课。这本小书，应该就是在当时我的教案的基础上写成的。也因为此，毕业时，我免去了找工作的苦恼，顺理成章地留校做了教师。

还应该说明的是，我当时是作曲系的学生，我学习的课程，全是作曲系的“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配器，没有听过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为了开这门课，学校安排我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并安排我去找原来我校的教师、当时已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的黄翔鹏老师学习。中央音乐学院的课，我只听了两三次，因为授课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除了让我和所有听课的学生一样昏昏欲睡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激发我思考，如何能让中国古代音乐史这门课也能引人入胜，这，恐怕也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逆增上缘”吧？跟黄先生学习，却是收获甚多，并得到先生极大的鼓励。至于在其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登堂入室”，正式随杨荫浏、黄翔鹏两位先生学习，则是此书已在《音乐爱好者》连载完毕，即将正式出版的时候了。

还要说一句，本书虽小，但却起了当时始料未及、今天不可思议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杨先生的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尚未正式出版，其他的同类研究尚未成书，社会上基本上找不到这个内容的书籍，所以起了一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作用。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一是本书出版后不久，就收到出版社转来的读者来信，记得其中有一封是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生写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体是表示对我的感谢，说本书让她了解了自己祖国的文化和历史云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让她有了“文化自信”。二是1993年我去欧洲讲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图书馆的中国藏书部，都看到了这本书。三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有一个同班同学吴犇，开学初见面，他就跟我说：“我是读你的音乐史话考上的。”此君毕业后即去美国，已有三十多年未见了，书至此，不知吴君可好？

本书在1984年正式出版，当时出书不像今天，花点钱就可以出书，在我们这两届研究生中，我是第一个出书的。记得拿到书时同学们羡慕的眼神，尤其是看到我在“后记”的最后“恬不知耻”地注明“著者1982年末于北京恭王府”的时候，明显引起“众怒”，当时快毕业离开研究生部所在的恭王府了，离开后，谁再出书，也不能署“于恭王府”了！于是，我只好请客“以平民愤”。对了，记得当时的稿费是1700元人民币，那是我平生挣到的第一笔大钱，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即此款所购，颇得父母妻儿欢心。

记此，以为再版说明。

田青
2017年秋于北京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