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石之声
当人们形容某人的语言包含着重要内容，而语气又如钢似铁、不容置疑、不可更改的时候，常爱说：“此言掷地，如作金石之声。”那么，什么叫“金石之声”呢？这要从中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谈起。
所谓“八音”，即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金”指青铜，如钟；“石”指玉石，如磬；“土”指陶土，如埙；“革”指皮革，如鼓；“丝”指弦线，如琴；“匏”指葫芦，如笙；“木”“竹”，即木、竹制乐器，如柷、敔，如笛、管。
这种根据乐器质材划分乐器种类的方法的产生，说明当时我国的乐器品种，已经相当地多，因而才有了分类的需要和抽象归纳的可能。我们知道，现代通行的乐器分类法，是注重乐器的发声原理和演奏方法的，如分为“弓弦乐器”“吹管乐器”“打击乐器”等等。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八音”这种古老的分类法中，蕴含着先民的一种美学观念，即在某种程度上，把乐器本身当成了音乐。殷、周的统治者追求音乐享乐，突出表现在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工、财力来制做精美的乐器上。他们竭尽当时生产力之可能，驱使奴隶们铸钟镂磬，熔饕餮于钟身，雕白虎于磬面，技艺精绝、巧夺天工。金钟石磬之上，凝结着奴隶们的无穷智慧和宝贵生命，也记录着统治者在追求音乐享乐的同时耀威炫势的欲念。也许，一直要到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之时，孔老夫子发出“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著名诘问之后，中国传统美学中重精神，轻物质的思想，才能真正开始萌生。
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青铜大铙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金”类乐器有铙、钟、镈等。下图为故宫博物院藏商代大铙的照片。铙多见于商，有中空的短柄可按木把，使用时铙口向上，较小者手持其柄，较大者植于座上，以锤击之。商铙一般三件一组，已可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音阶观念。图中之商大铙，亦有称之为镛者 [1] ，通体饰饕餮纹，确有一种美感。
钟，一般是悬而击之。悬钟的框架，其梁称“簨”，其柱曰“虡”。单独悬挂的大钟，称特钟，而绝大部分依声律高低排比悬挂的，称编钟。编钟在西周中期多为大中小三件一组，晚期后，一组发展到十几件甚至更多。有钟柄（甬）的钟，称为甬钟，以半圆形钮代替甬来悬挂的，称钮钟。作为旋律乐器的中国铜钟，在造型上与世界其他各国的“钟”不同，一般不是圆形而是扁形，像两块瓦合在一起。钟口的边缘线（于），不是直线而呈弧线。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铜钟的这种独特造型风格呢？恐怕是由于两点必要而精细的考虑。一是扁钟的余振时间比圆钟短，便于演奏旋律，不至前音未消，后音已现，混成一片“和音”。二是这样形制的一个钟，可以在隧部和鼓部敲出两个不同音高的乐音来。最早阐明前一点的，是北宋沈括（1031—1095），他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中写道：“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他指出，假如用圆形钟来演奏旋律，则“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而发现第二点，即一钟可发两音，则要晚得多了。这一秘密自钟磬音乐退出人们的实际音乐生活之后，近两千年来一直无人揭破。最早提出这一现象并加以阐述的文章，是1980年1月出版的《音乐论丛》第一辑中黄翔鹏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下）》。在此文中，黄翔鹏根据大量实际测音的结果，佐以古籍中有关的旁证，提出并初步探讨了一钟两音的意义和它的来龙去脉。这一发现，已被其后曾侯乙墓空前伟大的音乐考古发现所证实。
磬，一般为玉或其他名贵石料制成。其状为略呈不等边三角型的薄片。磬和钟一样，也分特磬和编磬两种，并经常与钟合奏，共成“金石之声”。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磬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乐器之一。古籍中所谓“击石拊石，百兽率舞”[2] ，便是对远古先民们以磬伴奏“摹拟舞”的记载。“击”是重敲，“拊”是轻敲，一重一轻，自成节奏。
照片中的虎纹特磬，1950年安阳武官村商大墓出土。此磬系大理石雕成，通体饰以虎纹，长达84厘米，高达42厘米，厚2.5厘米。其声清朗浑厚，是一件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从磬体上方有显著磨痕的悬孔来看，此磬当是一件曾久被使用的乐器。
虎纹石磬
钟磬之声，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期、在中华民族生聚繁衍的土地上高扬着。它曾诉说过些什么呢？从什么时候起，金与玉的结合，便被一代代的人们视为最完美的结合了呢？由此而引出的“金石之盟”“金玉良缘”的俗话，是仅仅由于钟磬之乐的谐合美妙以成公论，还是由于人们的牵强附会呢？这些问题可能不容易回答，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音乐自进入奴隶社会——人类第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之后，便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从那个时代起，音乐开始被肢解了，一些人只奏，另一些人只听，创造它的人既不能仅为它而创造，也不能仅为自娱而演奏歌唱，他们用生命创造出这圣洁的仙女，是为了奉献他人，而另一部分人，却端坐堂上，享受着原来奉献给上苍的一切。
奴隶主阶级为了能永远保持对文化和一切物质财富的垄断，专门制定了一整套氏族宗法制度，其代表与集大成者，便是西周的礼乐。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