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自卑感和优越感

在没有正确适应或毫无防备的问题上，个人会出现自己无法解决问题的念头，此时出现的情绪就是“自卑情结”。由于自卑始终伴随着紧张，所以总会用优越感作为一种补偿，但优越感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追求优越感的活动将成为生活中最无用的一部分，而真正的问题将被搁置或忽略。

“自卑情结”是个体心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似乎已是尽人皆知。许多学校的心理学教授都采用了这个说法并将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但是，我完全不确定他们是否理解了这个定义，或者是否以正确的含义去使用它。比如，这种说法并不能帮助我们去告知患者是因为自卑而备受折磨；相反，这样做只会强调他的自卑感，而不是告诉他如何去克服。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在生活方式中所表现出的挫折感具体是什么，必须在个体缺乏勇气的关键点上鼓励他。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有自卑感，但如果想通过是否有自卑感这一点将神经症患者与大众区分开来是不太可能的。与其他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的努力和日常生活都备受自卑感的限制，他们觉得自己无法积极地面对生活。如果仅是告诉患者，“你是被自卑感折磨着”，那么这与对那些被头痛折磨的人说“你的问题就是头痛”一样毫无意义。

如果被问及是否感到自卑，许多神经症患者通常都会否认。甚至有些人回答说：“恰恰相反。我非常清楚我比周围的人更优秀。”我们不需要提问，只需要观察个人的行为，观察他用什么技巧来确保自己的重要性。假设我们看到一个傲慢的人，我们可以猜测他的感觉是：“其他人容易忽视我，我必须证明我是重要人物。”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说话时表现夸张，那我们可以猜测他的感觉是：“如果我不去着重表现的话，我的话就不重要了。”在那些表现得高人一等的行为背后，我们可以猜测其中都隐藏着一种刻意隐瞒的自卑感。这就像一个人担心个子太矮而踮起脚尖走路，好让自己看起来更高一些一样。两个孩子比较身高正是这种行为的体现。那些害怕自己比别人弱小的人会努力地挺直身板，表现得很紧张，会希望自己比实际看起来要更高大一些。如果我们问一个比较矮小的孩子：“你认为你比较矮小吗？”那就别指望他会承认这个事实。

然而，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的人并不总是表现得顺从、安静、内敛，或者无害，即自卑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也许我可以通过将3个孩子首次带到动物园的这个事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当他们站在狮子笼前面时，其中第一个孩子缩在母亲的裙子后说：“我想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尽管脸色苍白，也会颤抖着说：“我一点儿都不害怕。”第三个孩子狠狠地瞪着狮子，问他的母亲：“我可以冲它吐口水吗？”其实这3个孩子都是自卑的，但每个孩子都以与他们生活方式一致的方法去表达自身的感受。

当我们处于某个希望自身有所改善的位置上时，我们的自卑感在某种程度上与所有人都是共通的。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勇气，就可能寻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直接而现实的方法去改善现状，那将帮助我们摆脱那些自卑的感受。没有人能够忍受太长时间的自卑感，否则，他会陷入急需采取行动的紧张感。但是假如一个人已经失去勇气，他无法想象只要做出实际的努力就会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虽然无法忍受自卑感并会试图努力挣脱，但他的努力只会是徒劳的。他的目标仍然是“优于困难”，而不是克服困难。他只是试图催眠自己，或者陶醉于自我的优越感中。与此同时，他的自卑感也会持续积累，因为产生这些感受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诱因仍在那里。他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会使他进一步陷入自欺欺人的状况，问题所导致的压力会让他越来越焦虑。如果我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看待这样的行为，会认为这些行为没有什么目的性，至少没有为改善当下状况而缜密思考过。我们看到的是，个体一旦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仅为了克服自卑而去努力，却放弃了改变客观情况的希望，那么个体的行为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如果感到虚弱，他就会进入能使自己感到强壮的环境中。他不会训练自己以变得更强壮、更有适应能力，而只是在自己眼中看起来更强而已。他自欺欺人的努力只会取得一点点成功。如果他觉得现状不公平，可能会试图通过成为一名暴君来确保自己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暂时地麻痹自己，但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存在。旧有的问题继续引发旧有的自卑感，成为生活中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的情绪才是我们所谈论的真正意义上的“自卑情结”。

现在可以给出“自卑情结”的定义了。在没有正确适应或毫无防备的问题上，个人会出现自己无法解决问题的念头，此时出现的情绪就是“自卑情结”。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愤怒可以像眼泪或道歉一样表达出自卑感。由于自卑始终伴随着紧张，所以总会用优越感作为一种补偿，但优越感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追求优越感的活动将成为生活中最无用的一部分，而真正的问题将被搁置或忽略。个人的行动范围将受到限制，其行为本身是为了避免失败而不是向前推进，直至成功。在遇到困难之前，个体就已经开始犹豫，停滞不前，甚至做好撤退的准备了。

在广场恐惧症中，我们非常容易看到这样的态度。患者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能走得太远，必须让自己处于熟悉的环境当中。生活充满了危险，而他必须避免遇到这些危险。如果这种信念一直保持下去，个体将会把自己困在一个房里，或者不离开床半步，在困难面前最彻底的退却就是自杀。此时，个体在所有生活难题前的放弃表达出了他无法改善个人处境的信念。当我们意识到自杀总是表达出一种责备或报复时，我们就可以理解自杀所要争取的那种优越感。每次有人自杀，我们总能在整个事件中找到一个人为某人的死负责。自杀者就像在控诉：“我是所有人中最温柔、最敏感的，而你却以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我。”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神经症患者都试图缩小活动范围，控制个体与外界的联系。患者试图与生活中最核心的3个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于他认为自己能够掌控的环境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狭小的暗室并关上了门，将他的一生都浪费在那个远离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地方。无论是通过欺凌还是抱怨的方式达到掌控这个目的，患者都是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而选择出最好的测试方法，去发现可达成目的的最有效方式。有时，如果患者对某种方法不满意，他就会尝试另一种。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其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在不改善现状的情况下去获取优越感。比如当沮丧的孩子发现眼泪是自己主宰他人的有力武器时，他就会变成一个爱哭的孩子，而爱哭的孩子在成年后会很容易患上忧郁症。眼泪和抱怨，我称之为“水的力量”，可以在干扰合作和支配他人言听计从方面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武器。对于那些容易害羞、尴尬和有内疚感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找到自卑情结的表现。他们很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在照顾自己上的无能，但试图隐藏的观点有可能正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目标，其会不惜一切代价渴望占据第一。例如，善于自我吹嘘的孩子在第一次见面时就会表现出他的优越感。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是语言的话，应该很快就会发现那种从未被承认过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在现实中不过是神经症患者那个“封闭暗室”中的一个特例。如果一个人害怕应对真实世界中关于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将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如影随形。如果他将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圈子中，那么他的性驱力也会毫不意外地将局限在这些限制范围内。由于个体的不安全感，除了少数他熟悉的人以外，他不在外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兴趣，担心自己无法以其习惯的方式去主宰他人。“俄狄浦斯情结”的受害者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自己的愿望理应得到满足的那种特权意识，并且从不知道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去建立家庭范围以外的感情联系。在成年生活中，这个群体仍然与母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爱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其实他们生命中最可靠的仆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都有可能诱发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只要任由母亲去溺爱孩子，不让孩子把兴趣扩展到他人身上，与此同时，父亲对于这样的行为只需要无动于衷或保持冷漠就会造成这种结果。这也是在教育中不提倡的。

这种自我限制的行为一般都体现在神经症患者的所有症状中。一个口吃的人在演讲中会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他残余的社交意识会促使他与同伴进行联系，但由于他对自身认识较低，以及对其所面临考验的恐惧与他的社交意识相冲突，所以他在演讲中会表现得犹豫不决。学校里所谓的那些“落后”的儿童、30多岁还没有找到工作或面临婚姻困境的人群、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相同动作的强迫症患者、受困于每天的失眠症状中的失眠症患者，这些群体的行为都揭示出自卑情结会阻止人们去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手淫、早泄、阳痿和性变态等状况的出现都是由于当下的生活方式停滞不前，同时又不知道如何与异性相处。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如此害怕，那么答案只能是：“那些为自己设定了过高成功目标的人。”

我们前面说过，自卑感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是人类自身状况得以不断改善的原因。例如，科学本身就是因为人类了解到自己的无知并发现有预见未来的需求时才出现的，科学就是人类努力改善自身状况，更多地了解这个宇宙，以便更有能力掌控未来的结果。在我看来，所有的人类文化的确都是基于自卑感而产生的。假如我们想象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来到这个人类星球，他肯定会得出结论：“这些人，他们所有的协会和机构都在为安全做出一切努力。让屋顶防雨，用衣服保暖，修缮街道使出行更加便利，很显然，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所有居民中最弱小的群体。”在某些方面，人类的确是所有生物中最弱小的群体。我们没有狮子或大猩猩的力量。很多动物可以独自应对生存的困难，而有些动物通过集结成群去弥补自身的弱点，但与这个世界上所能寻找到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相比，人类的需求则需要更加多样化和更深入的合作。人类的孩子最为柔弱，他们需要多年的关怀和保护才能成长。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经历那段最年幼和最柔弱的阶段，而且人类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完全受其环境的支配，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一个没有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悲观主义的驱使，形成自卑情结。我们也可以理解，即使是最懂得合作的人在生活中也会不断遇到问题；即使是在自己完全能够掌控的环境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自己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生命如此短暂，而我们的身体太弱了。生活中的那3个问题将永远需要更丰富、更全面的解决方案。我们总能找到解决方案，也永远不会满足于所获得的成就，而是会继续努力。但对于乐于合作的个体来说，这将是充满希望和贡献的努力，旨在真正地改善我们的共同状况。

我想，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最终是无法达到生活的最高目标的。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一个人或整个人类已经达到了没有任何困难的阶段，可想而知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将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我们可以预见一切，可以事先计算好一切，明天没有什么意外来临，那么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我们对生活的兴趣主要来自不确定性。如果事事都能确定，如果我们知道一切，就不会再有什么讨论或发现了。如此，科学将会走到末路，而我们周围的宇宙也只不过是一个被重复的故事，从而那些围绕未知目标而展开想象力来愉悦大众的艺术和宗教也不会再有任何意义了。幸运的是，生命并不那么容易使人疲惫，人类的奋斗是持续的。我们总能找到或发现新的问题，并为合作与贡献创造新的机会。神经症患者在一开始就会受到阻碍，他对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困难却要大得多。个体越是努力为自己的问题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越是会接受新的难题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方式，个体才能够为他人做出贡献，而不会落于人后，成为同伴的负担。这样的个体不需要也不会要求他人的特殊照顾，他可以依靠自己的勇气，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每个人的优越感目标都是极其私密和独一无二的，这取决于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这个意义和语言无关，而是由个体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就像由自己创作的奇怪旋律一样贯穿于生活方式中。在个体生活方式中若是没有表达出自己的目标，那会在社会中随波逐流。若是对生命的意义含糊其词，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个体的表现中去揣测。理解一种生活方式类似于理解诗人的作品。诗人必须用语言，但他的意思不仅仅局限于所使用的单词，最深切的意义往往需要从文字之间揣摩出来。因此，这种最深刻、最复杂的创作也是个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心理学家必须学会猜测表现背后的含义，必须学习欣赏生命意义的艺术，没有其他的方法。

生命的意义是我们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间寻找到的。它不是通过数学公式运算出来的，而是通过在黑暗中探寻，伴随着那种懵懂的感觉，经过提示和摸索去找出答案。寻找优越感目标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用摸索和猜测去寻求。这是一种生命的奋斗，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而不是靠一张图表和一个地理位置能确定的。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优越感目标是什么，所以他无法完整地描述出来。也许他知道自己的专业目标是什么，但这些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目标已经具体化，也可以有千万种不同的努力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比如，一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一名医生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他可能不仅希望成为内科专家或病理学专家，还需要在其行为中表现出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兴趣。我们将看到他如何最大限度地训练自己，以使自己对同伴有所帮助，以及这种帮助的局限性是什么。如果他的目的是弥补一种特定的自卑感，而我们必须能够从他的职业以及其他方面的表达来猜测和体会他在哪些方面感到自卑。比如说，我们经常发现医生在其童年时期就认识到了死亡这个事实。死亡是人类不安全感来源的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也许兄弟或父母的离世，使得他们后来的训练都是为了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和他人能够更加安全地对抗死亡。另一些人可能会把成为一名教师作为具体目标，但我们非常清楚教师的表现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一个老师的社交意识很低，那么他作为教师的目标可能是去统治弱小的群体以获得安全感。只有在那些比自己弱或经验不足的人面前他才有安全感，而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意识的老师会把他的学生视为平等的个体，他真心地希望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我们在这里无须再赘述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兴趣有多么不一样，以及他们在帮助学生寻找目标时的表达方式有多么重要。当一个目标具体化时，个体的潜力必须被限制及控制在适合这一目标的范围内。但是完整的目标，那个原型将始终在这些限制中被拉扯，并最终在所有的条件下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生命的意义和追求优越感的终极理想目标。

因此，对于每个人，我们必须透过表象去看到其本质。一个人可能会改变将其目标具体化的方法，正如他可能改变具体目标的一种表达方式——如职业。为了人格的统一，我们仍然必须寻找潜在的连贯性，这种特征在个体的所有表达中都是固定的。如果我们把不规则的三角形放置于不同的位置，那么每个位置所呈现的三角形都会不一样。但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其实那个三角形还是同一个。个人的整体目标也是如此，其内容永远不会被任何一种表达方式全部涵盖，但我们可以从这些表达方式中识别它。我们永远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争取就会得到满足。”简言之，对优越感的争取仍然是很灵活多变的。事实上，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当他在某个地方受阻时，他总会找到新的努力方向。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将目标限定于“我必须这样做，否则就一无所获”。

我们不应该试图将任何一种为实现优越感而付出的努力简单化，但我们可以在所有目标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努力像神。有时我们会发现孩子公开地表达说：“我想成为上帝。”而且，许多哲学家都有同样的想法。在某些国家，有些教育工作者希望将孩子训练和教育得像上帝一样。有的旧的宗教学科也怀有相同的目标，认为门徒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教导自己，从而使自己更加像神。这种希望成为上帝的理想在“超人”这个概念中以更为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或许不该多嘴，但是发疯之后的尼采在给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一封信中署名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正体现出了这一点。疯狂的人常常以毫不掩饰的形式表达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希望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希望无须借助任何线路就可以以不同的形态与整个世界连接，凭借无意中听到的任何对话就可以预测未来，成为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或许，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那些希望像神的目标都表现出渴望了解一切，拥有普世的智慧或是希望生命永存的愿望。无论是希望延续我们的生命，还是想象自己可以通过不同化身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地球，或是预见到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这些想法都是基于努力成为神的愿望。在有的宗教教义中，上帝是不朽的存在，是超越所有时间和永恒概念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讨论这些想法的对错，而是强调它们都是一种对生命的解释，是一种“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这样的意义——成为神或是像神一样——所吸引，甚至无神论者也希望征服神、高于神。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优越感目标。

一旦优越感的目标得以具体化，其生活方式就不会出错。个人的习惯和表现对于达到其具体目标而言就是正确的，是他人无法理解的范畴。每个问题少年、神经症患者、醉鬼、罪犯或性变态者都会做出他所认为正确的举动，以达到他所需要的优势地位。他们不可能否定自己的表现，因为他们所有的表现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存在的。在一个学校里有个男孩，他是班上最懒的学生，他的老师问他：“为什么你的功课如此糟糕？”他回答说：“只要我是这个班上最懒的学生，你的精力将永远被我占用。你永远不会关注好孩子，因为他们从不拖后腿并能正确地完成所有的学习任务。”只要他的行为能够吸引老师的关注，他就会一直使用这个方法。试图改变他的懒惰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正是他实现目标的手段。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上看，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变了这种行为才是犯傻呢。另外，还有一个在家里非常听话的男孩，但他似乎很愚蠢。他在学校总是落后于人，在家里也一点儿都不机灵。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生活方式与他完全不同。哥哥聪明活泼，但由于行事鲁莽，总是陷入麻烦之中。有一天，弟弟无意中听到了哥哥的想法：“我宁愿保持我的鲁莽，也不要像你一样傻。”假设弟弟的目标是为了逃避麻烦，那么他的愚笨实际上是聪明的表现。因为表现得愚笨，大家对弟弟的要求就会比较少。就算犯了错也不会因此受到指责。鉴于这个目标，变聪明相反是愚蠢的表现。

直到今天，常规的治疗方法都是针对症状而行的。个体心理学无论是在医学还是在教育方面都是持相反态度的。当一个孩子在算术上落后于其他孩子，或是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时候，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缺点上并试图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去改变他通常都是没有用的。也许这个孩子正想让老师讨厌他，甚至不惜通过被开除的方式来逃离学校。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制止他，他会找到另一种方法来达到目的，这和成人的神经症一样。假设一个人患有偏头痛，那么这些头痛症状对他来说就非常有用，往往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他可以利用头痛这个病症去逃避待解决的社交问题。每当他需要结识新朋友或做新决定的时候，头痛就可能会出现。与此同时，头痛还可以帮助他应付办公室同事、妻子及家人。我们为什么要指望他放弃这样一个百试百灵的绝招呢？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他所忍受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明智的投资，能给他带来自己所能期待的任何回报。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危言耸听的解释去吓唬他，让他愿意摆脱这种症状，正如战争时期，神经症患者有时会被电击或一个假手术吓得症状有所减轻。在这一点上也许确实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减轻他的负担，使他难以继续保留自己选择的那种特殊症状。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保持不变，那么一旦他放弃了一种旧症状，他就必须寻找另一种。“治愈”了头痛后，他可能会发展出失眠或者其他的新症状。只要他的目标保持不变，这样的生活就会持续下去。患有神经症的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放弃旧症状，然后毫不犹豫地接受新症状。他们将成为神经症的艺术家，不断开发出新剧目。阅读一本关于心理治疗的书只会让他们知道更多在神经症方面还没有机会去尝试的新症状。为此，我们必须寻找的是他们选用某种症状的目的，以及这一目的与优越感目标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假设我往教室里搬一个梯子，然后爬到黑板上坐着，任何看到我的人都会想：阿德勒医生疯了。他们不知道梯子是做什么用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爬上去，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坐在一个令人尴尬的位置上。假如他们知道我想坐在黑板上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比其他人矮，这一点让我很自卑，而能够俯视我的学生们就会让我很有安全感。在了解到原因以后，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有那么疯狂了。我会选择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达到我的目标，梯子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爬上去的努力似乎让我的计划得以实施。唯一让他们觉得我疯了的一点就是我对优越感的诠释。如果我能确信我的具体目标选错了，那么我的行动就会改变。但如果目标不变，而我的梯子又被拿走了，那么我就会用椅子试试；如果椅子也被拿走了，我会试着通过跳跃、攀爬，或者其他各种肢体运动去试探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总而言之，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是一样的。他所选择的方法并没有问题，他人无权干涉，我们可以去改进的只是他的具体目标。随着目标的改变，心理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符合他新目标的新习惯和新态度将取代原本的习惯和态度，旧有的一切不再需要保留。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进一步阐述一下。有一个30岁的女人因焦虑而无法交朋友，所以来向我求助。她在职业领域毫无建树，依然要仰赖家人的照顾。她时不时地会去做一些速记员或秘书的工作，但遗憾的是，她的雇主总是会去追求她，这让她非常害怕，所以她不得不辞去工作。然而，有一次她找到了一份工作，雇主对她也不感兴趣，她却感觉这是对她的羞辱，因此也辞职了。我想她大概已经接受了近8年的心理治疗，但是她的治疗并没有使她变得善于交际，或者让她找到可以谋生的工作。

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追溯到她童年时期最初那几年的生活方式。不了解一个成年人的童年就不可能去了解这个人本身。她非常漂亮，一直是家里备受宠爱的幼女。她的家境殷实，只要她提出要求，没有得不到的东西。当我听到这里时，我问她：“为什么你像个公主一样长大？”“你这样问很奇怪，”她说道，“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叫我公主呀。”我问她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她说：“当我4岁时，我记得我走出家门找别的孩子一起玩游戏，他们经常跳起来喊‘女巫来了’。我当时非常害怕。当我回到家以后问了一位和我们同住的老太太是否真的有女巫。她回答说，‘是的，有女巫，还有窃贼和劫匪，他们都会跟着你’。”从此以后，她便很害怕独自留在家里，她的整个生活风格都与恐惧相关。她感觉自己不够坚强，不能离开家，家里的人必须支持她，并在各方面照顾她。另一个早期回忆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男钢琴老师。有一天他试图吻我，我停下了练习，马上去告诉了妈妈。在那之后，我就不想再弹钢琴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已经开始训练自己和男人保持距离了。她在性方面的发展符合她保护自己并避免被爱的那个目标。她觉得恋爱是一个弱点。在这里我必须说明，很多人都觉得恋爱让人变得软弱，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样。陷入爱情的我们会变得温柔，对另一个人的关注会给我们平添许多烦恼。只有那些将个人的优越感目标定为“我绝不能变软弱，我绝不能孤立无助”的人，才能避免爱情里的相互依赖。这些人训练自己远离爱情，并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你通常会发现，如果这些人感到自己有坠入爱河的危险，他们就会把情愫变成嘲弄。他们嘲笑、讥讽甚至戏弄那些让自己产生危险感觉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摆脱自己的那种软弱感。这个女孩同样在考虑爱情和婚姻时也会感到脆弱。因此，与她有工作关系的男人对她示爱时，她的表现比实际所需要的要强势得多。除了逃离，她看不到任何出路。当她还未学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相继去世，她的公主生涯几乎走到了尽头。她设法寻找一些亲人来照顾她，但那些亲戚对她并不买账。没过多久，她的亲戚就对她变得非常不耐烦，并且不会像她所需要的那样对她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她责骂他们，并告诉他们让她独自一人生活是件多么危险的事。通过这种方式，她避免了孤身一人生活的悲剧发生。我相信，如果她的家人不再对她关照有加，她肯定会发疯的。实现她优越感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她的家人支持她，避免让她遇到生活中的任何问题。她自己的脑海里还保留着这样的印象：“我不属于这个星球，我是属于另一个星球的公主。这个地球不理解我，也不懂得我的重要性。”再往前一步，她就很可能会发疯，但她还能使用自己的一些小把戏，让亲戚或家人朋友来照顾她，所以，下一步没有来临。

这里有另一个例子，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识别自卑感和优越感。一个16岁的女孩被送到我这里，她从六七岁就开始偷东西，从12岁起就和男孩一起外出。她的父母在她两岁时就离婚了。她随母亲一起住在外祖母家里，而她的外祖母对她非常溺爱。当她出生时，父母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而且她的母亲并不欢迎她的到来，应该说她从未喜欢过自己的女儿，所以母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当这个女孩见到我时，我们友好地交谈起来。她告诉我说：“我并不喜欢偷东西或和男孩出去，但是我必须让我妈妈知道，她是无法掌控我的。”“所以你的行为是为了复仇吗？”我问她。“我想是的。”她回答道。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强，而她怀有这样的目标恰好是因为她的软弱。她觉得母亲不喜欢她，而她又被自卑感困扰，所以她唯一想到的能增加自己优越感的方式就是制造麻烦。如此，孩子的偷窃或其他违法行为通常都是为了报复自己的父母。

一个15岁的女孩失踪了8天。当她被找到后，她被带到了儿童法庭。在那里，她编造了一个自己被人绑架并被锁在房间里长达8天的故事。没有人相信她。医生与她促膝长谈，想敦促她说出真相。她却因为医生不肯相信她的故事而非常愤怒，还打了医生一巴掌。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问她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给她制造一种“我对她的命运很感兴趣而且我愿意提供帮助”的印象。当我要她说出自己曾做过的一个梦时，她笑着告诉我说：“我在一个地下酒吧。当我出去的时候，我遇见了我妈妈。不一会儿我爸爸来找我了，所以我让妈妈把我藏了起来，这样爸爸就找不到我了。”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一方面，她很害怕自己的父亲，也很排斥他。父亲过去常常惩罚她。因为她害怕受到惩罚，所以她不得不撒谎。这也证明了，在撒谎的案例中通常都能找到严厉的父母。除非真相被认为是危险的，否则谎言就毫无意义。另一方面，这个女孩与母亲之间是有沟通的。后来她告诉我，是别人带她去地下酒吧的，她在那里待了8天。因为父亲对她非常严厉，所以她很害怕说出实情。但与此同时，她又被自己想要挫败父亲的想法占了上风。她感到自己被父亲压制着，只有伤害他才能感受到那种征服感。

那些用错误的方法去获取优越感的人如何才能获得帮助呢？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争取优越感对于所有人都是非常正常的需求，那就不难理解他们了。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去思考，理解他们的挣扎。他们所犯的唯一的错误就是一直在生活中无用的那方面努力。追求卓越是每个人的目标，是形成我们现有文化遗产的原动力。自始至终，所有人类的生命都是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路线向前推进的，从无到有，从失败到胜利。然而，唯一能够真正应付并主宰生活问题的个体是那些在个人奋斗的同时，也表现出让他人受益倾向的人，他们在自己前进的路上也惠及他人。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接近他人，我们就不会觉得他人难以相处。所有人类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最终都是建立在合作之上的，这是人类竞争中最伟大的共同之处。我们要求的所有行为举止、想法、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都应该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合作。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完全没有社交意识的人，就连神经症患者和罪犯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在为错误的生活方式辩护以及推卸责任。然而，他们已经失去了追求生活有益面的勇气。那种自卑感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从合作中获得成功。”他们逃避生活中的真正问题，而专注于与徒劳的抗争仅是为了自我安慰。

在我们的社会分工中总有各种具体目标的存在。或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每一个目标都可能涉及不同程度的错误，而我们也总是吹毛求疵。对第一个孩子来说，他的优势可能体现在数学上，第二个孩子的优势体现在有艺术天赋上，而第三个孩子或许在力量上略胜一筹。消化不良的孩子可能会认为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营养，那么他的兴趣可能会转向食物，因为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改善他的状况。因此，他可能成为专业的厨师或营养学教授。在所有这些特殊的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补偿是与某种自我限制以及排除一些可能性相结合的。例如，我们可以理解哲学家必须不时地从社会中自我放逐，以便进行思考和继续写作。但如果高度的社会意识与他的优越感目标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中所涉及的错误就永远不会很严重。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要多种不同才能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