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党锢之祸—知识分子的被革命
在外戚和宦官的缠斗中,知识分子官员(即士大夫,春秋时期,“士”指武将,“大夫”指文官,现在将其统一为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马上要成为官员的人和退休的官员,他们都真真假假地奉行孔孟之道)始终在看热闹。他们经过刘秀“名节至上”的思想洗礼后,对国家政治以及应肩负的士大夫责任早已麻木不仁,于是形成“清议”风气。所谓清议,毫不讳言地说,就是置身事外,对自己根本不懂的事情指手画脚,满嘴跑火车。他们总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清醒的人,傲慢和偏见使他们成为知而不行的人。
不过,人皆有向善之心,在他们浮躁的内心深处,仍有良知的鞭打,时不时地逼他们发出一点人的声音,想起作为官员的责任。
外戚无恶不作时,他们心理上倾向于宦官。但宦官控制局面后,他们发现宦官比外戚还要龌龊,被刘志分封的“五侯”,强取豪夺,用皇权为自己和家人、朋友谋取不合法的私利。外戚还有点良知,不喜欢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所以对喜欢清议的士大夫有所忌惮。宦官可不管什么良知,只要士大夫阶层有人站出来说他们一点不是,宦官马上指使走狗激烈反击,士大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当头痛击,疼得龇牙咧嘴,许多同僚被迫害。他们不甘坐以待毙,立即反击,对宦官开战。但如你所知,知而不行的他们根本不是政治老手宦官的对手,况且宦官有皇权庇护,士大夫屡屡碰壁,头破血流。
公元165年,士大夫群体的好运气降临。窦融的玄孙窦武时来运转,女儿窦女士被皇帝刘志立为皇后,按传统,窦武能顺势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窦武和其他外戚最大的不同是,他有士大夫们常常标榜的“廉洁恭俭”的品行。靠着这块招牌和大量金钱,窦武吸引了大批士大夫团结在其周围,这些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让他因空气不流通和激动而面红耳赤。
窦武不但有士大夫认可的品德,还有智慧。他清醒地意识到,风水轮流转,外戚已辉煌不再,宦官登上最高枝,想要干掉宦官,必须向皇帝学习,寻找帮手。窦武琢磨,皇帝既然找宦官对付外戚,那外戚就找士大夫对付宦官。
窦武主动向士大夫阶层抛媚眼,士大夫们也面临寻找帮手的困境,于是开会讨论,有人主张和窦武合作,有人认为外戚虽然比宦官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凡事应该向内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司隶校尉(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李膺折中说:“我行我素,静观其行。”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人做任何事不能没有帮手,但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别人帮助你,你要先帮助自己,先做出点成绩来让别人认为你值得帮,这就叫我行我素;当做出成绩后,要看帮助你的人是什么表现,这就叫静观其行。
李膺是清议派的大佬级人物,在士大夫阶层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他有凤凰一样的名节,有老鹰一样的敏锐,还有让别人惊心动魄的偏执。更重要的是,他能把知和行紧密结合。窦武主动向他们示好后不久,李膺突然对宦官发难。他把皇帝刘志最宠信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抓了起来,张朔本是野王县(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令,贪污暴虐,甚至杀害孕妇。李膺以监察官的身份向他发出训斥令。张朔知道,训斥后必是捉拿。他慌张地跑到张让府上躲避。
李膺早知道消息,正好给张让一个下马威,他带人冲到张让府上,强行带走张朔,立即审讯,证据确凿后就地处决。张让向刘志哭诉,刘志除了抱住张让圆咕隆咚的头安慰,毫无办法。
因为他是皇帝,而且不是昏君,皇帝不能如宦官一样随便惩处清流官员,他要顾及皇帝的名声。但李膺像是在逼着他向昏君的道路上走,惩处张朔后,窦武夸奖李膺说:“您是盘古再世,开了新天地。”
李膺大喜,如同被打了鸡血,命令他的下属们:“今后咱们的监察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盯着宦官,只要他们稍有违纪,先搞死再说。”
李膺一声令下,所有监察院官员立即行动,在洛阳大街上寻找没有胡子的人,宫中宦官人人震恐,不敢出宫半步。皇帝刘志看着瑟瑟发抖的宦官们,变了脸色。
士大夫们闻听此事,欢喜异常,摆酒庆祝。整个洛阳城的三万余太学生,有一半参加了这场盛宴。若干年后的三国时期,还有参加过那场盛宴的老态龙钟的太学生感慨万千,说自女娲造人以来,只有那次才做了真正的人。在太学生们的深刻记忆中,这是知识、思想对流氓宦官的一场大胜。宴会上,太学生们自作主张,把李膺这样的精神领袖们排列组合,给他们起了江湖诨号:以李膺为带头大哥的“八俊”,以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为头目的“三君”,还有什么“八顾”“八及”“八厨”等团体诨号。
注意,“八厨”可不是八个厨子,“厨”的象征意义是以财救人者,“顾”的象征意义是道德楷模,“及”的象征意义则是人生导师,以李膺为带头大哥的“八俊”的“俊”,不是帅哥,而是人中英杰的意思。
这场盛大宴席很快被宦官们传到皇帝刘志耳中,刘志像炮仗一样炸起来说:“身为朝廷命官,居然搞江湖黑社会那一套,真是丢人现眼!”但他随即冷静下来,因为他也搞过黑社会那一套,整个东汉帝国的统治阶层,其实都在搞江湖黑社会那一套。这说明,直到东汉时期,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还没有僵化成后来刻板的、毫无灵气的君臣套路。大家都是用情感和义气沟通,而不是冷冰冰的政治手腕。
然而做皇帝就有这样的好处:他可以放火,别人点灯却绝对不行。刘志决定让这些参加宴会的清议官员和学生吃点苦头。
李膺感受到刘志的召唤,马上授人以柄。公元166年,一直紧盯宦官的李膺得到消息,有个叫张成的神棍通过占卜得知朝廷要大赦天下,于是纵容他儿子杀人。他儿子相信先知老爹,于是果断杀人。张成不是宦官,但他和宦官有深厚的友谊。李膺义愤填膺,逮捕张成的儿子。想不到,宦官先行一步,动用政治力量把张成的儿子释放了。
李膺怪叫一声,把张成捉了起来,严刑拷打之下,张成交代了李膺需要的罪状,李膺将其就地正法。这一次,宦官们抓住了反击的机会,他们指控李膺滥用私刑,屈打成招。当然,让李膺无法逃脱的指控是:李膺豢养了很多太学生,交结江湖豪杰和官场混子,形成党派,诽谤中央政府,扰乱百姓思想。
刘志震怒,几乎让洛阳城发生地震,他下令缉拿李膺,另外有士大夫和太学生二百余人因受各种江湖诨号的牵连一同被抓了起来。
宦官张让对刘志说:“这些狗屁的什么‘八俊’‘八厨’,还有什么‘洛阳四大天王’‘东邪西毒’全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用黑社会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政治被奸污,应该马上用重法惩治。”
刘志笑说:“你真是个没有见识的太监,先别收网,有人会自投罗网。”
正如刘志所愿,“三君”扛把子陈蕃跳出来上书刘志,为李膺等人求情。刘志立即将他免职。陈蕃在士大夫阶层的名气仅次于李膺,他经常站在奴隶驱赶的马车上,扶着横杆,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絮叨:“我要澄清天下。”
陈蕃被刘志免职后,仍然不忘初心,但这一次是自己赶车,在洛阳城最繁华的大街上驰骋,高喊着“我要澄清天下”。
相比于陈蕃的行为艺术,名士陈寔和范滂可谓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陈寔敬重李膺,更敬重内心的良知,李膺入狱后,陈寔主动投狱,机灵鬼们都劝他:“还没有牵连你,不要太主动。”陈寔说:“我若不入狱,恐怕人心动摇。”于是,欣然入狱。
范滂被捉后,宦官审讯团要他招认李膺结党,范滂不为所动,宦官们就把他揍得皮开肉绽,范滂看着自己烂成花的屁股说:“莲花美,不如我的屁股美。”
李膺在狱中看到同僚们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心之光明,不禁心旷神怡,他认为主动接受这种残酷的对待,是唤醒天下人良知最有效的方法。用自己肉体的苦难获取精神之光,就可以照亮他人。
刘志对这些人的骨头之硬感到莫名其妙,他想起当年咬单超的胳膊时,单超疼得哭爹喊娘,所以他怀疑这些士大夫的骨头是铁铸的。
虽然无法理解这些人的骨头为何如此坚硬,他还是下令给李膺等人判了无期徒刑,想让他们死在黑暗的监狱中。士大夫阶层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外戚出马,窦武声色俱厉地批评刘志说:“本朝开国皇帝重用知识分子,照顾知识分子是刘氏家法,您怎可触犯家法!这些人都是国家栋梁,是刘氏家族的顶梁柱,您身为主人,怎么要拆自己的房子?况且,士大夫阶层遍布天下,您的监狱能装下多少人?!”
刘志气馁,下令释放李膺等人,但规定:所有人回原籍,永世不得出籍,永世不得为官。这就是党锢之祸,士大夫们和宦官的战争,以士大夫的完败结束。士大夫们遭遇惨败后,互相打气说:“失败不可怕,它是成功的老母。”
宦官们伸出莲花指捂嘴笑着回应他们:“失败当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相信这句话。”
士大夫阶层不相信缺少一个器官的人说的话,他们的确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那就是没有和外戚组成严密阵线,只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下一次和宦官的战争,将以宦官血流成河而结束。
他们真诚地邀请窦武,窦武激动地加入,士大夫和外戚阵线形成。然而,他们忘记了宦官回㨃的那句话——“失败当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相信这句话。”
公元167年冬天,刘志去世,他没有儿子,窦武就在士大夫们的支持下推举刘炟的玄孙刘宏为皇帝,刘宏(灵帝)才十二岁,窦武和宦官共分权力,不过由于窦武有推举刘宏之功,所以权力显然比宦官们大一丁点。他被授予要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启用党锢之祸的受害者李膺等人,卷土重来后,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经常和窦武躲在密室中制订剪除宦官的计划。
两人还未动手,士大夫中的愣头青督邮(太守的执行官)张俭突然弹劾宦官侯览贪赃枉法,但奏书被侯览截留,张俭一不做二不休,也不向上级组织请示,立即把侯览的母亲杀掉,不但杀其母,还把侯览家属及宾客百余人也杀掉。侯览向刘宏哭诉说:“皇上您看看,这就是那群满嘴仁义道德的党人干的事,还不如我们这群阉人。”
刘宏愣愣地问:“啥是党人?”
侯览回答:“就是想造反的那些人啊。”
刘宏下令:“捉拿。”
李膺等人刚被窦武解放手脚,还未出家乡,宦官派遣的侦缉队就赶到了。李膺家人劝他逃跑,老李拿出了气节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已六十岁,刚吃完寿宴,生死有命。”
李膺被捉拿后,受到宦官严刑拷打而死,东汉名士中,李膺是言行一致的一个,用人生践行了知行合一。
窦武兔死狐悲,气得死去活来,他和陈蕃加快落实干掉宦官的计划。公元168年阴历五月,东汉帝国发生日食,窦武在陈蕃的策划下面见他的女儿窦太后,请求窦太后诛杀宦官。看到老爹白发苍苍,泪水满眶,只有二十岁的窦太后无所适从,犹豫不决。直到八月,宦官们知晓了窦武和陈蕃的阴谋,曹节和张让等宦官用皇帝的名义集结京城卫队,向窦武发动突袭。窦武和陈蕃在仓促之间应战,结果当场战死。宦官们趁热打铁,掀起对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的清剿。
很多人把事情搞砸,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把知和行快速统一,知道事情是正确的,马上去做,千万别在策划上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
和窦武、陈蕃有关系的士大夫全部被牵连进来,党人万余,被杀的有千余。一万余士大夫被限制在家乡,不得出入。在危难时,很多知识分子拿出了真正的精神,比如李膺,再比如范滂。范滂被捉前,跪别老母。老母哭泣,范滂说:“为正义杀身,死得其所。”他老母擦干眼泪,表示同意。范滂教训他儿子说:“我教你作恶吧,但恶是绝不可作的;我教你行善吧,我没有作过恶,却遭此大祸。”
范滂的这两句话动人心弦,让人落泪。儒家始终硬着头皮乐观地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邪不胜正。这是一句永远正确的话,但最后战胜邪恶的正义化身很难是正义的你,你即使是正义,也是被邪恶干掉的正义。人生无常,恐怕就是这点:让你看到希望,却不让你实现希望。
然而这也是中华思想最妙的地方:希望永在,必定实现,虽然你看不到。
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东汉政府最后的力量源泉——士大夫阶层和外戚彻底干涸。窦武死后一年,宦官故技重演,几乎将所有的士大夫打为乱党,要他们老死家乡。宦官把乱党空出来的一部分官位给了亲朋好友,另一部分官位则被高价出售,购买这些官位的人都是鄙贱无耻之徒,东汉政权中正人君子绝迹,卑鄙小人横行。
可以说,党锢之祸,对东汉帝国来说是一场超级灾难。中国当时的精英丧失殆尽,宦官权势熏天,党羽遍布中央和地方,使东汉帝国成为宦官帝国。这个帝国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必然崩溃,因为宦官与那些靠购买官位上来的人的能力和情操无法承担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我们不该完全指责宦官或是外戚,这两类人对帝国的损伤固然有责任,但士大夫阶层也不怎么样。首先是他们自己的良知并不光明,结党后互相吹捧、抬轿子成为入仕的终南捷径,很多聪明的人集合起来就成为乌合之众,理性下降,感性上升,很多争斗遂成为意气之争。在情绪控制下,很多人都丧失了人性,无论是对付外戚还是对付宦官,采取的都是一种疯狂的复仇模式,不见血腥绝不罢休。士大夫代表京城司令阳球在审问太监王甫时,根本不问其罪行,直接重刑伺候,导致宦官不顾一切地反扑;前文提到的张俭搞不定宦官侯览,就杀他的家人,这已经严重偏离儒家“以德服人”的教导,违背了尧舜周公孔孟“仁义”的指令。
当帝国最大的三股力量开始发疯时,就连盲人都能看到,东汉帝国进入了快速灭亡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