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多情天子，不爱江山爱美人
福临自幼天资聪慧、读书勤奋。他审时度势、拨乱反正、倚重汉官，并学习了先进的汉族文化。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代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也因为他的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宠爱的董鄂妃去世后，他转而厌世，匆匆走完了短暂的人生历程，使其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公开皈依禅门的皇帝。
从天而降的皇位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四个老婆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在盛京为皇太极诞下第九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顺治帝，又叫爱新觉罗·福临。少年时代的福临，他的命运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真的是从天上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亥时，皇太极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暴卒。据说，那天白天，皇太极还跟平常一样，在专心致志地处理朝中事务，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谁曾想，他会在夜间悄悄离开人世。因为在他去世之前，还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来继承他的皇位，所以他的突然离去，让诸王贝勒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朝中瞬间议论纷纷。随后，在皇太极的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那一天，是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这两位争夺者，一位是皇太极同父异母的弟弟，另一位是皇太极的长子，他们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在如此僵持的局面下，朝中大臣有人提议，可以按照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遗诏，来规定皇位继承，并要求满洲贵族统统来参与这次大讨论。在当时的朝廷上下，有7个人的意见可谓是举足轻重：四个亲王，他们分别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另外还有3位郡王，他们分别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其实，朝中大臣们心里都明白，其中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对于肃亲王豪格而言，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年他35岁，可以说正值壮年。虽然他是多尔衮的侄子，但却比多尔衮还年长3岁。他不仅人才出众，而且武艺不凡，史称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甚至还有“英毅多智略”等好称号。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随父亲皇太极赴战杀敌，也为此立过不少战功。皇太极在世的时候，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大臣都拥护豪格来继承皇位，尤其是两黄旗贝勒大臣，更是誓死要效忠于豪格。从表面情况看来，豪格继位的胜算似乎更大一些。
再来看睿亲王多尔衮，他如何能够与豪格对抗到底呢？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弟弟。那年他32岁，也是正值壮年。因为他作战勇猛、用兵如神，曾得到父亲努尔哈赤的钟爱。传闻说，努尔哈赤曾经还留下遗言：九王子多尔衮当立而年幼，由代善摄位；而代善鉴于当时的情势，并没有拥立多尔衮，而借势拥立皇太极。当时，多尔衮的兄弟是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这两个旗都支持多尔衮，这让他心中更有了底气。再加之多尔衮曾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为朝廷屡立功劳。按照军功和才能，他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一山终究不能容二虎”，皇帝之位到底最后会花落谁家呢？
从实力方面来看，当时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而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其余三旗，即代善父子掌管的正红和镶红两旗、济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的意见，在此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四凌晨，掌管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要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即护军营，为禁军中护卫皇帝的部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不仅如此，又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了议商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这次会议由年纪最长、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来主持，当时代善已经61岁了。会议一开始，正黄旗索尼和镶黄旗鳌拜就大胆谏言，倡言“立皇子”，多尔衮听完他们的建议后，面无表情地说：“你们资历还不够，先出去吧。”索尼和鳌拜只好暂时退席，但是两黄旗的巴牙喇则包围了宫殿，两黄旗暂时占了上风。即便如此，两白旗也不甘示弱，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弟兄纷纷发言，力劝多尔衮继承帝位。
多尔衮见形势十分紧张，当即有点心动，但又有点犹豫不决。多铎却说：“你如果不答应，应当立我，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多尔衮当然不会同意立多铎，立即反驳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独王（多铎）也。”多铎也不肯示弱地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礼亲王代善貌似已经看清形势，立即表示自己老了，并提出豪格贵为长子，理应继承大统。此时豪格的内心其实是激动的，他自认为，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早已定。于是，他表示谦辞地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其实，他本来就是假意谦让，想让众人重视他，然后对他“坚请不已”，紧接着他就可以顺着形势，登上皇帝的宝座。如此一来，不仅显得文雅谦恭，又能众望所归，可谓“两全其美”。但是，两白旗却总是不肯相让。这让豪格内心愤懑不已，无奈之下，只好表示暂退。
在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之后，执掌两黄旗的大臣携带佩剑，走向前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礼亲王代善听完这番话后，明显感觉到形势不对，于是以“年老不预朝政”为理由，匆匆忙忙离开席位。而英郡王阿济格也不傻，听了半天，看了半天，也大概明白点什么了；随后，他以不立多尔衮而退出。豫郡王多铎依然沉默不语，如此便出现了“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局。
正在这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敦实、内心机敏聪慧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终于肯发话了，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可以让既是皇子，但又不是豪格的福临来继承皇位。多尔衮听完这句话后，瞬间内心好复杂。他在心里权衡利弊了一番：如果自己利用目前的权势，强行继承皇位，肯定会引起两蓝旗与两黄旗的集体反对，那样的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两败俱伤；如果他同意让豪格登基，自己肯定也会不甘心，想得更糟糕一些，日后豪格一旦成为一朝之主，他还有可能会遭到豪格的报复和打击；如果让年纪尚幼的福临继位，他则可以收到“一石三鸟”之利：不仅可以打击豪格，自己作为叔父还有可能摄政，同时也能避免起内讧。想到这里，精明的多尔衮立即提出动议：“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福临继位。福临年纪小，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辅政。”豪格等人不好多说什么，只好同意了。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六岁的福临意外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清朝的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的第一位皇帝。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让人来不及回味和思索；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让人有一种“天福降临”的感觉。但需要强调的是，因为福临年幼，尚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只能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来辅政。实际上也是从那时候起，清廷由多尔衮一人控制。
崇德九年（1644年）正月，改元顺治。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懦弱无能的崇祯帝见大局已定，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就这样，统治中国276年的明朝宣告覆灭。这个消息传到清廷后，引起朝野上下的震动，当权的多尔衮决定立即入关，争夺政权。同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
同年八月二十，福临与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在文武百官的簇拥和保护下，离开盛京，迁往北京。九月十九，福临到达北京。十月初十，他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大清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
多尔衮，不是皇帝的皇帝
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大妃乌拉那拉氏的第二子。他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异母兄弟。多尔衮少年时，与其父亲的长相非常相似，因此深得父亲的喜爱。
据说，努尔哈赤在世时，曾想过让多尔衮来继承自己的汗位。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因被明将袁崇焕打得大败而归，最后含愤去世。多尔衮的母亲乌拉纳拉氏因有人在其背后作祟，年纪轻轻就被逼殉葬。多尔衮失去了母亲这个依靠，不满十五岁的他更加无力争夺汗位，只好暂时作罢。
皇太极执政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以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能，超越了诸位兄长。他的所作所为，让皇太极十分满意，于是很快封他为睿亲王，掌管正白旗，参决军国大事，并娶了孝庄文皇后的族妹为妻。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了皇位之争，形成了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然而，他们谁也不肯相让，一时间剑拔弩张。其实，论起权力和势力，他们处于均衡状态：他们都手握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呢，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不相上下、旗鼓相当。
为了尽快平息这场动荡，多尔衮把握大局、审时度势，在五大臣会议上拒绝了拥戴者对他的极力推荐，并主动提出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幼的福临来继承皇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位年幼的皇帝。这次议会的结果公布之后，不仅得到了各方的大力认可，也有效避免了大清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多尔衮虽然没能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也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又过了几个月，多尔衮接受了大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再三求助，亲自率领大军入关，击败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了北京。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多尔衮奉迎皇太后和年幼的福临入京，正式入主中原，实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随后，多尔衮又挥兵南下，选择继续征战。这一次，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取法于前明，制定了各种内外制度，这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一同辅政。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大学士洪承畴、冯铨二人提出建议：改变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多尔衮听后，很快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同年九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多尔衮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为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不仅如此，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追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同年六月，清军乘虚而入，直下江南。在路途中，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回答说：“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继续问：“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士们若有所思地回答：“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接着又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听完大学士们的回答，这才放下心来。自多尔衮担任摄政王以来，他就开始搜求汉族统治人才，孜孜不倦，用心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于他。为此，多尔衮还在他们当中挑选了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并把他们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作用。
多尔衮作为满洲贵族的带头人，始终把满洲贵族这个“大集团”当做维护清朝统治的最根本力量。清朝刚一建立起来，多尔衮就做出明确规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王公贵族享有种种特权。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但也明白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也开始不断限制诸王贝勒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来干涉国家的重大决策和事务。
清军还未入关前，多尔衮早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他先是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期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段时间内，多尔衮又派遣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洲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说是派他们去出征，其实是另有目的。当时，多尔衮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让他们远离统治中心，就不会干涉到国政。到了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尔衮还不肯就此作罢，并以“府第逾制”的罪名，罢免了济尔哈朗辅政的权利。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同时，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侮辱汉官，但凡有人违犯，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同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凯旋，没想到多尔衮非但没有加封他，反而立即罗织罪名，并将他逮捕下狱，后来折磨致死。因为这件事，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
同年三月，多尔衮又翻出来旧账，以当初皇太极去世时，在继承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借口，革去了济尔哈朗亲王爵，并降他为郡王。同年十一月，多尔衮的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他的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不过，多尔衮并没有被权势冲昏头脑，他时常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重朝廷、不尽忠皇上。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掌握了军政大权，成为大清的实际统治者和最高决策人，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
然而好景不长，骁勇善战、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却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在塞外出猎，后来患了重病而死。十二月十七，当多尔衮的灵柩被送回京城时，顺治帝福临亲自率领诸王大臣穿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处迎候，凡是灵柩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十二月二十五，福临发布哀诏，并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
没过多久，福临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同时，福临又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让多尔衮夫妇一同升太庙祭享，完全将他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让他享受到了死后的极致哀荣。
亲政后的“反攻倒算”
向来身体妥妥的多尔衮，为什么会突然患病呢？传闻说，多尔衮去塞外狩猎时，膝盖不小心受了伤，当时出门在外，药物带得不齐全；无奈之下，他使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自己的病情加剧了。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中旬，多尔衮见自己的病迟迟不好，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自己的心情，他拖着患病的身子，率领诸王贝勒以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没想到的是，塞北的气候过于寒冷，再加上行猎时过度的操劳，多尔衮再也抵抗不住了，彻底一病不起。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死在喀喇城，那年他才三十九岁。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次出行居然没能让他再次回到北京。
多尔衮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举国上下、朝野内外都陷入一片沸腾，在多尔衮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这时候都暴露了出来。先来说顺治帝福临与多尔衮之间的矛盾。多尔衮被封为摄政王时，福临年龄尚幼，什么都不懂，一切都由多尔衮决策，多尔衮大权在握。而到顺治七年（1650年）时，福临已成长为一个13岁的少年了。从名义上来看，福临贵为皇帝，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多尔衮摄政，他手中没有一点实权，这对福临来说，实在是一件无法长期容忍之事。多尔衮死后，福临才有机会真正操起皇帝的权力，正式亲政。
再来说以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间受压的诸王与多尔衮之间的矛盾。那时候，他们慑于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力，即使心中有满腔怒火，也不敢说出来；然而，在他们内心深处却一直有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放弃过那种保守、落后的政见。听闻多尔衮的死讯，他们内心或多或少有点窃喜。他们认为，这一次只要他们聚集起来，就能够夺回曾经失去的权力。另外，那些曾经深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大臣们，心中也着了慌，为了能够保住自己在摄政期间得到的权力，他们也开始不断活动。于是，矛盾再一次被激化了，他们开始相互冲突、相互利用；在多尔衮死后的短短一个多月内，清王朝的政局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多尔衮去世后的那段日子里，保守派的济尔哈朗等人的内心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利用福临要亲政的迫切心情，也策划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先是命大学士刚林等人前往摄政王府搜查，收回了那些象征权力的印符和赏功册；紧接着，他们又开始想方设法削减多尔衮的军事实力。其实，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曾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由他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阿济格与豫亲王多铎，他们几个人在当时都是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然而，顺治五年（1648年），代善老病而死；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六年（1649年），功绩卓著的豫亲王多铎因病去世，时年36岁。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阿济格一人了。阿济格不仅妄自尊大，而且居功自傲，曾多次向多尔衮提出无理的要求，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都被多尔衮婉言回绝了。多尔衮死后，阿济格私心爆发，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大臣抗衡。他以多尔衮生前曾说过“不满养子多尔博，而想让阿济格之子亲辖乙正白旗”为由，企图吞并正白旗。阿济格的一举一动，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极力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被想要铲除阿济格的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决定联名上疏，控告阿济格对多尔衮有大不敬。没想到的是，顺治帝福临居然轻而易举就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不说，还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当奴隶。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那天，福临正式亲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他终于拥有一个皇帝应该拥有的权力了。此情此景，多尔衮曾经的亲信都看在眼里，纷纷开始给自己找后路。其中有一些人认为济尔哈朗前途无量，追随他绝对不会错，于是毫不犹豫投到了他的门下。此时，原来由多尔衮与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阿济格又在短短时日内沦为了阶下囚。济尔哈朗等人见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同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多尔衮拟了以下四条主要罪名：第一条，皇帝即位时，诸王曾立下誓言，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二人联合摄政。但没过多久，多尔衮却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而立自己的同母兄弟阿济格为辅政“叔王”，可见其私心；第二条，多尔衮所使用的仪仗、音乐和侍从，与皇帝差不多，就连其王府也形同皇宫。不仅如此，多尔衮还私用皇帝御用的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第三条，多尔衮还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第四条，多尔衮还逼死肃亲王豪格，并纳豪格的妻子为妃。
这样的弹劾还不够，有一些人不知跟多尔衮什么仇，什么怨，又连续揭发多尔衮生前曾缝制八补黄袍等物品，似乎有谋逆之举。这下可好，其他诸王大臣也跟着凑热闹，他们群起攻击，有人说多尔衮专擅朝政，也有人说多尔衮有谋逆之心。福临听到大臣们的弹劾，顿时火冒三丈，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义皇帝”的尊称，立即下令毁掉多尔衮华丽的陵墓，并掘出其尸体，先是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一瞬间，多尔衮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即便如此，福临还觉得不够解恨，又命人把睿王府废了，就连多尔衮曾经的亲信，也都没能逃过一劫，不是被处死，就是被贬革。没想到的是，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多尔衮的名誉就有了天壤之别。
就这样，多尔衮沉冤了一百多年，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获得了平反昭雪。乾隆帝专门为其发布诏谕，肯定了多尔衮生前的功绩，“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为此，乾隆帝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莹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可以说，多尔衮是在非常时期出现的一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也终告了结。
重用汉官，巩固江山
对于亲政后已真正掌握大权的福临来说，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加强皇权，巩固自己的实力。福临先是继承了父亲皇太极手下亲掌的镶黄、正黄两旗，紧接着又恢复了被多尔衮打击的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了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又把原来多尔衮手下实力最雄厚的正白旗收归己有。至此，福临已经独有三旗，实力大大增强。
然而，自清朝入关后，就出现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尤为激烈的现象。福临心里明白，他虽然可以倚靠满洲八旗的力量来稳固皇权，但想要统治整个中国，想要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要依靠汉官。于是，在他亲政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削夺大臣们的权势，实施集权制。
此外，在任用朝廷官员方面，福临开始笼络并倚重汉官，彻底改变了多尔衮时期曾对汉官猜疑、压制的态度。不仅如此，福临还大刀阔斧地整顿了吏治，并启用了很多有才能、有胆识的汉人为官。当时，清廷有这样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不能当家做主；但是自福临亲政后，他就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
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南下肇庆（今广东），并于闰二月攻克肇庆。三月，孙可望从四川进入贵州。紧接着，清廷又派遣洪承畴率领大军向贵州进军。这时候，孙可望也率兵到达云南，南明名将李定国也随后进入云南，想要和孙可望联合起来抗清。九月，清陷舟山，南明鲁王朱以海走福建。十月，永历帝朱由榔（即南明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光宗朱常洛之侄，桂端王朱常瀛之子）自南宁出走，郑成功收复漳浦（今福建），使人通好日本。
顺治九年（1652年）元月，鲁王朱以海走厦门，想要依靠郑成功。二月，孙可望便把永历帝接到安隆所（今贵州）居住，吴三桂等人开始进军成都、重庆等地。五月，永历帝册封孙可望为景国公，李定国北伐破湖南清军。七月，李定国复桂林。十一月，清廷命令固山额真卓罗为靖南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一同率军增援肇庆。这样一来，既可以防止李定国军东进，也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
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福临又命固山额真卓罗出征，并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提及龚鼎孳，他曾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大明灭亡后，龚鼎孳先是投降了李自成，后来又投降了大清，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龚鼎孳闻命后，觉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于是他上书朝廷，以“向来以满臣掌印”为由，再三推辞。但是，福临仍然不肯改变主意，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起初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曾经也都是满人一品，汉人二品，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也全部改为了二品。
其实，在福临还没亲政之前，就对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等人十分信任和看重，认为他们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日后可以在治理国家方面助他一臂之力。因此，在福临亲政没多久，就立即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使他得到了汉人从未有过的宠遇，因为在这之前，这一职务全是由满人出任的。在范文程成为议政大臣后，便常常与福临一起探讨治理国家问题，两人谈得甚是投机。范文程说：“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凡是范文程提出的建议，大多数都被福临采纳和认可，比如，“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
也是从那时起，福临开始与范文程交往甚密，并在其陪同下“频繁驾临三院”“出入无常”。宫廷内院几乎成了范文程的“起居之所”。久而久之，福临与范文程的一举一动，引得朝中一些汉官为之不满，然而福临却毫不在意。短短的时日内，范文程屡屡被加官晋爵，可谓是春风得意。后来，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福临依然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回朝为官，让朝中其他官员都羡慕不已。
同时，福临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为此，福临忍痛割爱，把父亲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建宁长公主，也就是他的亲妹妹，下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以表示优宠。另外，当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福临两次破格召见，不仅赐坐，还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为他送行。顺治十五年（165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福临“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如此种种，都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福临还特意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这在当时看来，的确是一个破天荒的决定，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汉官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仅如此，福临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不许“满汉两议”的现象再次出现，否则就要受到惩处。
看得出来，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等方面，福临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不仅如此，福临又命兵部整顿驿政，以保障驿路畅通；实行恤刑条例，以安定民心；开始举行武举殿试，为朝廷选拔文武全才；制订行军条例、整顿军纪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制订与推行，充分体现出福临是一个有政治才干的皇帝，也是清朝一位刻意求治、很有作为的年轻皇帝。
鼓励农耕，整顿财政
福临亲政后，在重用汉官、改善吏治的同时，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的道理。因此，福临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一再下令不允许八旗子弟圈占土地，帮助百姓摆脱饥饿、穷困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发展、民心稳定。
清初入关后，依然把京畿地区的大量土地划分给八旗子弟，以维护其利益。很快，恶果就显露了出来：因为无节制地圈地，不仅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秩序也由此动荡不安，以至于有些耕地变成了牧场，出现了良田荒芜、土地萧条等现象。久而久之，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便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当然不仅仅是农民深受其害，就连当时的汉族地主也因土地被圈占，与清廷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兮兮。
其实在多尔衮时期，就曾下令禁止圈地，虽然有大规模的圈地被停止，但仍然有零散圈地在进行。到顺治时期，福临下令户部迅速行文地方官吏，“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第二年，福临又强调：“民地被圈者，该管官即照数拨补，勿令失业。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如此一来，既稳定了民心，又扩大了百姓的耕地使用面积。
在福临看来，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又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使那些荒芜的土地尽快得到开垦和耕种，福临听取了大学士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辖区，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正额田赋盐科和关税。当时四川以及北方各省，因受战争的破坏，只好由政府发放牛具和种子，颁布了招民开垦令，并实行了3年免税。此外，还在辽东一带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百姓赴辽东开发。
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天，福临又颁布了劝惩条例，以垦荒的多少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吏的唯一标准。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以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对于那些隐匿无主荒地者，福临采取了宽大政策，并下令：“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等到这一政策正式公布于天下后，出首报垦者便开始大量增加。
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毫不含糊，立即命令地方官彻底清查，继而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以做到“粮租兼收”。此外，福临为了不“苦累小民”，曾经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以上这些土地政策的推行，极大地稳定了清初的社会局势，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心，同时也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大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既要改善百姓生活，又要稳定国库收入，仅仅调整土地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实施一些其他措施。因此，对于朝廷内部，福临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需。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户部专折上奏，建议可以在江宁、杭州、西安、汉中等地驻防满洲汉军兵丁，除草料口粮照例支出，每年多支米石应裁。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户部又上奏皇帝，建议将州县官员衙役及各省兵马道之官员钱粮酌量裁减。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福临和大臣们商议之后，立即下旨“裁汰”各部“文职冗员”；同年九月，议政王会议达成遵旨裁减地方存留银两。
然而，因为连年战乱，百姓的户口、土地册籍遗失的遗失，烧毁的烧毁，朝廷想要征粮，却拿不出证据。这时候，贪官污吏便趁机钻了空子，他们上下其手，对百姓开始进行大肆敲诈、额外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但也只能忍气吞声，这些福临都看在眼里。为了规范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顺治十二年（1655年）四月，福临命令户部左侍郎王弘祚编撰《赋役全书》一书，以规范收税、降低赋税。在此期间，福临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他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以示不因“口腹之微”而去无端地骚扰百姓；他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柄等，不以皇家所需“苦累小民”；他决定修造宫殿，就地取材，不再用山东临清烧造的城砖，以减轻百姓的运输之苦；福临还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另外，福临还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的日子，颁发恩诏，大赦天下，蠲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科派。
福临亲政以后，一直没让自己闲下来。他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以稍稍减轻黎民痛苦、艰窘的处境，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看得出来，福临为改革清初的弊政的确是付出了努力，但还是不够。比如，他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跑包衣之窝主的惩罪律例。其实在他亲政后，他就做过一些调整，但是成效并不显著。
顺治初年，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由于连年征战，内乱外患已相当严重，弊政累累。再加上兵饷、官俸、王禄、大工、赈济、宫费等大量开支，国库余存可谓是一贫如洗，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此外，正是这些弊政的实行，使得百姓颠沛流离、田园荒芜，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一蹶不振。然而，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土地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大增长。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田增至549万余顷，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的确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
满汉一家，联合蒙藏
据说，顺治帝福临14岁亲政时，因不通晓汉文汉语，每每阅读诸臣的奏章，他都十分茫然，不知如何批复奏章。原来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多尔衮虽为摄政王，但总是有意疏忽对福临的教育，不给福临延师典学，只想让他做一个无知、无学的皇帝，以便于自己日后手揽大权，再加上少年时候的福临贪玩成性，这才荒废了学业。
但自福临亲政以后，好像整个人都大变样了，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如此堕落下去实在不可取。于是，他就在处理政务之余，开始勤奋好学、励精图治。为了能够治理好国家，他一直坚持“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读书，读了九年，呕心沥血”。在短短的几年中，福临不仅博览群书、博古通今，而且熟谙儒释真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饱学之君。
此外，福临深知儒家思想对汉族的影响巨大。因此，他经常号召臣民们尊孔读经，并提倡忠孝节义，来树立大清朝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也就是福临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就立即遣官奔赴孔子的故乡厥里（今山东曲阜厥里）祭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福临又亲自率领诸位大臣到太学隆重祭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不仅如此，他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号召全国读经。另外，他还大力提倡忠孝节义，一再下令表彰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
福临亲政以后，一直没放弃笼络汉人。为了使更多的汉人解除顾虑，心服口服地参与国事，他还实行了开科取士，用八股文章考儒家经典。在他亲政的10年里，一共举行了4次会试，这4次分别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举行的。其中，顺治十六年为恩试加科，共取中进士1500名。凡是考取进士，就可以入翰林。福临还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并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
虽然福临提高了汉官的地位，也促进了满汉的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害了满族贵族的利益。他对汉官采取信任政策，的确能够体现出他的勇气与魄力，但却始终没能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因为一到关键问题上，他还是一味地袒护满人，所以让汉人大为不悦。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福临又主张将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的少詹事李呈祥革职，并流放东北地区，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以绞刑，场面异常残酷，让人胆战心惊。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得福临对不少重大问题都不了了之，继而造成政治失明。
福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想要进一步缓和民族矛盾，只顾拉拢汉官，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照顾到其他势力较大的民族和地区。一直以来，满洲都很重视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也曾定下“满蒙联盟”的誓约；后来，又通过封官晋爵、保留特权、设立蒙旗、厚赐婚姻等手段，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各部建立了坚实的关系。早在皇太极时期，漠南就已经归附大清，还曾多次入关协助清军作战。福临继位之后，在与漠南保持关系的同时，还努力改善与漠北蒙古部落之间有摩擦的不良局面；不久，福临又和漠西蒙古建立了关系。这些对促进全国统一事业、保障北方地区安宁，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日后他的爱子康熙帝玄烨顺利进行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等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
同时，福临也十分重视与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此，也开始奉行皇太极时期“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也就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福临曾遣官召五世达赖喇嘛赴京城，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未能赴约。直到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还特意在京城兴建西黄寺一座，供达赖到京城后下榻之用。这一次，五世达赖如约而至，并率领3000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听闻达赖要来京城的消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表示优隆。他的这一想法很快遭到了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人的反对。福临执拗不过那些大臣，只好改派大臣前往迎接。
同年十二月，达赖终于顺利抵达京城，并进献了不少马匹方物。福临十分重视，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顺治十年（1652年）正月，福临又在太和殿设宴，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不适，于是向福临辞行。福临再次在太和殿设宴，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在清河为达赖饯行，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人率八旗官兵护送其返藏。四月，福临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名号正式由中央政权确定下来。
在外交方面，福临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都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关系。随后，他又开始与俄国有了接触。一方面，福临多次友善地接待沙俄使团，并把他们当为贵客。另一方面，福临又对沙俄侵略军以致命的痛击，再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将他们赶出国境，从而保卫了东北地区的安定。
福临虽然一直在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但只凭区区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二三百万名抗清将士和统治上亿汉民。因此，福临提出，必须实行“以汉治汉”政策，并多次宣称“满汉一家”。通过“满汉一家”政策，可以吸收大批汉官、汉士、汉将和汉兵，让他们遵循帝旨国法，治理京内外各级衙门事务，这就为统一全国、安定九州、巩固清朝统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痛失爱侣，皈依佛门
说起来，福临算得上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不仅好学善思，对于佛教的一些理念，他也总是用心去钻研，绝不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福临之所以笃信佛教，与他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关系。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佛教就已经传到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那时候，清太祖努尔哈赤每天都手持念珠、尊崇佛教。后来，他又在赫图阿拉城兴建了佛寺。
到了皇太极时期，为了与蒙古搞好关系，清太宗皇太极也开始崇奉喇嘛教，于是，“重教”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国策。没过多久，皇太极就命人在盛京（今沈阳）着手兴建实胜寺，崇奉玛哈噶喇佛。可见，藏传佛教在大清已产生很大影响。到了顺治时期，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再加上她年纪轻轻就独自一人居住，只能以信佛来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其实，在当时的后宫里，蒙古族后妃的确不少，因此，慈宁宫里普遍信奉佛教。所有这些，对于那时年幼的福临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使得他对佛教了解得很深。
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在太监的再三引荐下，开始接触和尚；没过多久，他也成为了一名佛教信徒。这年深秋，福临驾幸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一个叫憨璞聪的和尚。没想到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从早谈到晚。从那以后，福临就对佛教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在与憨璞聪的交谈中，福临发现，憨璞聪在佛法智慧和言谈举止方面表现得十分优秀，于是想要召他入宫，方便随时交流佛学。同年十月四日，福临又在皇城西苑中海的完善殿，召见了憨璞聪，并向他请教佛法，并赐予他“明觉禅师”的封号。从那以后，福临开始频繁地召见憨璞聪，有时候几乎每天都召见，只为了向他详细询问佛教界的耆旧。后来，福临又得知龙池派内还有许多著名的和尚，比如玉林琇、木陈忞等人。于是，他心向往之，但却迟迟没有机会去拜见。
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福临派遣使者到江南湖州报恩寺，只为了召见名和尚玉林琇来京城。没想到，这位叫玉林琇的和尚居然自恃清高，总是找各种借口，不肯前去京城应召。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在福临的再三召见下，玉林琇终于答应入京面帝。到京城后，福临非但没有因为他迟迟不来京城而责怪他，反而当即赐予他“大觉禅师”的封号，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随后，福临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个法名，于是又让玉林琇帮他起个法名；玉林琇觉得不妥，再三推辞。福临当然不会允许别人拒绝他，并特意要求用丑些的字眼。玉林琇执拗不过他，只好书写了十几个字，让福临挑选自己喜欢的字。福临看了半晌，最后选了一个“痴”字，法名“行痴”。就这样，玉林琇在宫中一待就是两个月。
到了四月，玉林琇请求回还，福临实在有些舍不得放他走，但又不好强留他长期居住在宫中。于是，他又是赐黄衣，又是赏金印，遣官送归，并令使者召玉林琇的弟子茆溪行森来京城面帝。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福临对佛教愈信愈虔、愈修愈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传闻说福临先后38次亲自到高僧馆舍去拜访。那时的福临，似乎完全放下了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与那些僧人平起平坐、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教。不仅如此，福临因为笃信佛教，一度还萌生了出家的念头。
在憨璞聪的引荐下，福临又结交了另外一位名僧，那就是木陈忞。有一次，福临突然语重心长地对木陈忞说：“想朕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回到宫里。”他又继续说：“若不是怕皇太后挂念，那我就要出家了。”但是，在木陈忞的再三劝阻下，福临终究没能付诸行动，只能在心里默默想想。然而，此事过后没多久，福临又再次萌发出家的念头，最大的由头是他最钟爱的董鄂妃离他而去了。
提及董鄂妃，她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式入宫的。同年八月二十五，她就被福临册封为“贤妃”。入宫仅仅1个多月，福临又以“敏慧端良”为理由，晋封她为皇贵妃。在当时，这样的升迁速度几乎是没有过的，可是董鄂妃却偏偏享受到了，只能说她真的很幸运。十二月初六那天，福临专门为董鄂妃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诏大赦天下。这一年，福临19岁，董鄂妃18岁。其实按照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之能够接二连三地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足以表明福临对她有着不同寻常的宠爱。
其实，福临先后册封过两位皇后：一位是他母亲（即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是由多尔衮做主订婚、聘娶的；后来，因为二人性格不合，被降为侧妃。另一位就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那年她才14岁，就被聘为妃。六月，她被册封为皇后。然而，身为一国之君，虽然后宫佳丽三千，但真正让福临视为红颜知己还是董鄂妃。福临对董鄂妃的感情，可谓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他们二人的真挚感情，并非卿卿我我的普通小夫妻，而在于他们理性的相互促进。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为福临诞下皇四子。或许真的是爱屋及乌，顺治欣喜若狂，立即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为此祭告天地，并接受群臣百官的朝贺。之后，又举行颁布皇第一子诞生诏书的隆重庆典，并大赦天下。看得出来，福临对这个孩子的待遇远远超越了他那些嫡子。从当时那种场面看来，福临似乎有册封这个孩子为太子的意思。然而，这个孩子却不那么幸运，生下来不过数月，就夭折了。为此，福临痛苦不已，为了给这个可怜的孩子一个名分，他立即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
然而，爱子百日而殇的消息，对董鄂妃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那一瞬间，她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本来体弱多病的她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此后她就整天郁郁寡欢，始终走不出这段伤心的往事。没过多久，董鄂妃因为心事太重，明显感觉到身体大不如从前；经过御医的诊治，还是没有起到太大效果。之后，她便感觉意识模糊，甚至卧床不起。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那天，董鄂妃终于抵抗不住病痛的折磨，在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去世，那年她只有22岁。
福临向来多情、善愁，再加上爱子、爱妃的接连离去，让脆弱的他处在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那段日子里，他心中万念俱灰的感觉更加严重，似乎彻底看破了红尘。说夸张点，他连正常活下去的勇气都差点失去了。冲动之下，福临想要放弃江山社稷，出家做和尚，并让高僧茆溪行森为他削发剃度。后来，由于茆溪行森的师父玉林琇以立即烧死茆溪行森要挟福临，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打消出家的念头。
此后，福临的心思就不完全放在治理国事上了。因为董鄂妃的离世，他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悲痛到极点的他，为了表达自己对董鄂妃的感情之深，完全无暇顾及朝中大臣的意见，命令上至亲王，下至四品官，公主、命妇齐集举哀，并打算让服侍董鄂妃的太监、宫女统统为她殉葬。当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得知此事后，迟迟不肯同意，他才罢手。此外，福临还下令全国为董鄂妃服丧，官员一个月，百姓三天。甚至福临自己还为董鄂妃辍朝四个月。按照礼制，即使皇后去世，辍朝时间也只有五天。因此，四个月的辍朝时间，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是无法被超越的。
短短的时日，福临经过了失子、失妻的几次大变故，原本身体虚弱的他，状况更加不好了。在董鄂妃死后仅半年，福临就染上了当时的一种不治之症——天花。当时正值元旦，宫中、民间都是一片热闹的气氛，每家每户张灯结彩，都在准备欢度新年；然而就在这时，福临病重的消息从宫中传出，朝廷传谕全国“毋抄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布大赦令。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月初七清晨，福临崩于养心殿，时年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