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明书法地域空间的拓展和变迁
（一）中心与边缘：多元而又相竞相融的地域空间格局的形成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出自于特定的地理空间。目前，不管是书法通史还是断代史的研究，对时间或者时序的维度是比较重视的。确实，事物、事件、人物的真相是能够在时间性先后排列和比对中渐露真容的。但社会历史毕竟是一个多变的复杂体，地理空间就是一个与时间相对的认识出发点或认识维度，因为人们发现事物、事件、人物等在空间维度上的延展和比对中也同样会获得对真相的把握，于是就有了文化地理学。
就书法史大部头的专门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多为书法通史，专门的断代史也不多。而地域书法史的专门研究相对就显得更为薄弱。当我们以那些通史的眼光遭遇具体的地域书法事件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判断力。实际上，作为以时间为主要维度的书法通史研究如果与主要以空间为维度的地域书法史研究之间不能良好互动的话，两者都容易走向简单化。
关于地域书法研究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也有了一些成果的积累。如葛洪桢等以吴门书派所展开的研究，诸多学者关于岭南书法的地域研究，等等。[3]
笔者在晚明书法史研究中，发现这个时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与明朝中期吴门书派崛起于江南形成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不同，晚明时期，伴随着急剧波段状的时序发展态势，书法也出现以吴门为中心向周边区域波段状空间延展态势。实际上不独书法，绘画、文学等也是如此。
白慊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就说：
（晚明）虽然商业活动使地区之间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与互动，但并未减少各地区的区域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赋予了保护区域特色一种新的价值。……同时，认同特定的区域文化的兴趣亦与日俱增。正是现实利益与道德价值之间的矛盾、不同文化相互竞争的多层次碰撞、本土文化与舶来品的冲突，为晚明增添了炫人耳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
文化包括书法的地域多元化现象在吴门书派后期的理论总结者——嘉靖、万历初年的著名文人王世贞那里早就被敏锐地关注了。在王氏的书论中一方面对吴门书派进行了总结梳理，另一方面又最早用地域书风的批评观念对云间（今上海）、四明（宁波）、绍兴、徽州、扬州、山东、岭南等地的书法进行了研究。作为吴地的著名文人，王世贞所谓的“天下法书归吾吴”在以吴门书派为自豪的同时，隐含的却是因吴地书法话语衰弱受到挑战而产生的焦虑感。
在当代其他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从明代中期开始，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发生了分离。北方长期以来就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被人们视为文化之根的所在，但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在明代中期以后因江南的崛起日渐被边缘化，这引起了江左周边地区文人文化自信心的低落和恐慌，明朝后期多元化的地域文化中心的重新打造实际上就是各区域文人“自救”的结果。[5]
方波在《宋元明时期“崇王”观念研究》一书中也认为：
明代中期以前，书法中的流派意识表现得并不明显，在明代中后期，书法中的一线单传观念发生了改变，文人们开始重视书法风格本身的一些问题，诸如风格的差异与趋同、风格的独立的价值等，以王羲之风格笼罩后世书家的现象有了改变，逐步产生了流派意识。
除此之外，方波还认为这种流派是以地域流派的形成而展开的。[6]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
因而可以说书法地域多元化从明朝中期吴门书派的崛起就已经开始了，而嘉靖后期吴门的衰落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个多元化的进程而已。这种发展态势使得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历官南北的邢侗有了别样的体验：“若其文章，随所历官辄变。”在本书中，笔者同样论证了以邢侗为代表的书家是如何捍卫山左地域书法文化传统、倡导以“齐风”为概念的新的书法风尚并进而打造北方新的书法话语中心的。晚明这种基于地域流派的书法风格的打造风气在悄然地改变着传统单传的帖学观念和格局。如董其昌从打造“松江派”“云间书派”出发，不仅将陆机、陆云作为该地书法开山之祖，而且还将其遥领于“二王”之前。
晚明以地域空间为特征的延展波段主要有：万历年间以山左邢侗为代表的北方书家和与吴门相邻的以董其昌、莫是龙等为代表的松江书派的崛起为标志，形成了“北邢南董”的南北呼应态势。在邢侗稍后的米万钟也迅速在北方崛起，也被当时称为“南董北米”。实际上不管是邢侗还是米万钟，他们崛起于书坛，都一改明朝初期、中期北方书法沉寂的状态[7]，这恰恰反映出书法进入晚明的万历时代北方进入了活跃期。
在邢、米之后的天启年间，张瑞图崛起于福建，也一改此地此前较为沉寂的历史。继而在崇祯的末年，中原的王铎又与福建的黄道周一南一北崛起于书坛。这种态势到清初还未消歇，继王铎之后，山西傅山崛起。
如果我们沿用惯有的时序性线性思维或者吴门、松江中心论我们就很难圆满解释晚明出现的这种地域波段状空间延展态势，因而笔者从地域空间的认识维度对万历时代的邢侗崛起于北方这种现象进行重新阐释，认为晚明各区域文人自觉的地域文化认同与这种现象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晚明地域文化的自觉认同才直接导致了晚明书法地域的多元格局的波段发展态势。而晚明地域文化的自觉认同又与明朝以文人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缙绅阶层的崛起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关于明朝缙绅阶层与书法的关系详见后面的叙述。
笔者在以邢侗为个案研究对象所引进空间认识维度中，上述所说的地域文化自觉认同所导致的地域多元化仅仅是其内涵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晚明伴随着区域之间文化自觉认同导致的相竞意识的大大加强，互相融合的发展态势也大大增强了。这主要表现在以当时文人精英为代表的书法家们跨区域结社活动及交游明显增多，它一改原来以吴门书家唱独角戏的状态。新的书法观念、思潮借助这种跨区域的群体和网络的推动迅速获得传播，所谓的“北邢南董”“南董北米”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形成的。
但在晚明书法地域多元化与跨地域互相融合这两个趋向哪个更占主导的问题上，笔者的判断自然是前者。因为虽然地域文化认同这个问题在任何领域、任何时代都存在，但在不断走向分化的晚明社会，书法地域多元化表现得尤为显性、复杂而深刻，这也是笔者在对邢侗的个案研究中为什么要引进空间认识维度的原因。
（二）书法地域化的社会机制
邢侗既然是晚明各区域文人地域文化自觉认同和地域多元化格局变动的产物，因而本书重点对万历时代精英文人书家所倡导的主流观念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被转换成地域文化资源的，又是怎样借助这种机制生产出书法“地域方言”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晚明各地的文人的地域结社及其雅集活动是书法地域化的群体机制。
明朝文人结社是这一个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了第一次高潮。虽然这个时期已经有了文人跨地域结社活动，但这些文社更多的是依地缘而成立的，这构成了此一时期文艺发展的两个元素：地域性和群体社团性。晚明书法地域化就是依托这种以声气为纽带结成区域文人群体来完成地域化过程的。就隆庆、万历年间的山左来说，由于慎行、邢侗、冯琦、傅光宅、公鼐等著名文人为主体的“五友”文学集团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地方文人结社团体。于慎行家乡的榖城山堂和其弟子邢侗的来禽馆是“五友”文学集团前期和后期雅集的主要场所，如邢侗在其诗中就径称来禽馆为“来禽社”。这主要是因为万历十四年和万历十八年邢侗与其师于慎行分别辞职归里后一直到去世几乎再也没有复出（于慎行后来复出没有正式就任就去世了），漫长的乡居生活使他们成为主导隆庆、万历山左文艺的执牛耳者。书法的赏鉴与创作自然是包含在这些雅集活动中的。邢侗的来禽馆自不必说，就是在不擅长书法的其师于慎行来说，书法雅集的赏鉴等也不少，如邢侗就有诗《再奉宗伯尊师北楼宴出鲁藩名酒观法书作》记录了某次这类活动。[8]因而“五友”文学集团及其雅集活动就成为完成山左书法地域方言转换的重要的群体机制。
二、晚明以缙绅为主体的文人知识精英非常注重地方家族的经营，这成为书法地域的族群化机制。
这种家族经营包括将书法作为家学的一部分所进行的承传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将易变的主流文化地域风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这种书法样式、观念等就被转化成了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基因而储存起来。
整个明朝，尽管文人士大夫都注重宗族建设，但南北方的宗族特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北方旷野，常百里民聚族于一村，非其同族，即其同姓，故相结易亲，相助必力。江南之民，散居于野，或一村不及数家，而比邻乃不相识。[9]
明朝进入万历时代以后，文人结社活动虽然遍于南北，但总的来看，还是以江南最为发达。美国的史学家在分析了江南家族与士人交往关系之后认为：“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限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10]清初北方著名学者王源在《李孝悫先生传》中也这样说北方文人：“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也不传于天下。”这与频繁而喧嚣的江南结社雅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此，笔者在第四章《邢侗与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考论》重点对明清刻帖研究学者所普遍忽略的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邢侗等是山左乃至晚明北方集古刻帖风气的始作俑者；这种刻帖活动将邢氏复古的书学实践活动与家族经营相结合，构成了该区域书法地域的族群化机制的重要内容。如此说来，相对于社集活动，文人的族群化更具有万历时代北方特色。
晚明文人知识精英所热衷的地方志的编纂活动为书法地域化打造了一个话语平台。明朝史研究表明，地方志突然大量的涌现是晚明的重要文化现象。这些地方志实际上是以国家的名义由地方长官领衔与代表地方利益的缙绅或知识精英们的对话平台。后者往往借这种话语权将地域书法“方言”以官方所认可的主流话语的方式完成“转正”或“固化”的过程。
作为晚明著名文人又身兼地方利益代表的缙绅的邢侗与其恩师于慎行一样也热衷于地方志的编纂，如前者在万历十九年修纂《临邑县志》中于旧稿上增设“人物”等志目，并借修志的机会专门为曾影响当地诗文风气的县学训导的扬州人李应旸立传。关于这方面的状况见本书有关章节，此不赘述。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对邢侗在晚明时序和空间上的定位就是：邢侗是万历时期北方最杰出的书家。这也是笔者对邢侗书法价值的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