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朝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而晚明在整个的明朝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化巨匠及其成就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高度上远远超过了明朝初期和中期。也就在这个时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格局也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状态，文人的视野也因之变得空前的开阔，艺术家们的感受和体验也格外的异质、驳杂。这都使得晚明历史及文化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它不断吸引着众多的学者去打量和认知。书法也是如此，在这个时期书法借着各种机缘进入了一个剧变的时期，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晚明四家“邢董米张”中的邢侗，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

那么，学术界是如何具体从时间上对晚明界定的呢？晚明的下限自然是明朝的灭亡，其上限学术界并无规范的界定，本书中，晚明指从隆庆、万历初年（1573）到崇祯末年（1644）这一历史时期，包括八十八年，它是明王朝在衰落中挣扎并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这既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与晚明文人的自我体认相符合。^[1]

晚明书法的独特性也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的眼光，因而在整个明朝书法史研究成果中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应该占了大部分。其中，关于该时期书家如董其昌、徐渭、张瑞图、倪元璐、王铎、黄道周、傅山等的个案研究成果众多。这些书家个案研究乃至整个晚明书法史的研究，无疑解决了过去许多书学史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很有创新，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研究的观念有待更新。如有些学者沿袭传统的明清文化江浙中心论，缺乏对晚明书法史的具体分析。又如有些学者将研究的眼光过分聚焦于某几个代表性书家自身，须知这几个书家仅仅是处于晚明书家群体金字塔最顶点的金冠，这对于汹涌的群体推动文艺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晚明来说，忽视“塔尖”与“塔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能更好地揭示历史真相的。

其次，正是这些观念的局限性导致了研究领域的狭窄。如过分聚焦于某几个书家和作品，过多地受制于某些简单的历史表象和思维惯性，而不是对某个历史时期的现象、人物的深层的逻辑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解读。以晚明书法史的研究为例，与明朝中期吴门书法龙头老大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不同，晚明不仅出现了书法内部从风格到书体等多元化发展趋势，而且还出现了书家群体层次和地域等的多元化分布的发展态势，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其机制和游戏规则也随之发生改变。如果在研究的视野上还是孤立地、简单地局限于某几个书家某几件作品，是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的。

这种现象在邢侗等书家的研究上表现得非常突出。邢侗在晚明与董其昌被并称为“北邢南董”，但由于诸多原因，清朝以来邢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名气越来越落后于董其昌，研究后者的大有人在且成果多多，但对前者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关注明清书史者多局限于既成的历史表象和事实。事实上，邢侗在晚明的声名显赫与此后的暗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研读的问题。对邢侗的个案研究恰恰能从另外的角度探得晚明书法史的内部逻辑和底蕴。我们从下面展开的章节中可以看到，正是晚明有别于前代的历史逻辑和新的文化包括书法的游戏规则变迁导致了邢侗与董其昌崛起于晚明书坛并成为万历年间最具有代表性书家之一，而也正因为晚明时代的这些独特的规则，又导致了邢侗清初以来的逐渐暗淡。

第三，观念和研究视野的狭隘又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的落后。在这方面且不说有些庸俗粗疏不能着力于扎实的史料的所谓研究性文章，就是有些功力比较深厚的学者也多因观念和研究视野的狭隘导致了方法的简单，往往采取社会历史背景+书家生平+作品的简单分析解读的研究方法，这都导致了对晚明书法史研究的平面化、简单化。

本书的研究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揭示与邢侗有关的历史事实，这包括他的生平、交游、作品的创作等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邢侗的个案研究，试图揭示晚明特别是晚明早期阶段即隆庆、万历半个世纪时期里书法史的真实发展态势。

因而笔者在研究方法上试图从如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