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邢侗与“后七子”的交往
“后七子”是明嘉靖、隆庆年间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后七子”中，大部分在万历初年相继去世，独王世贞、吴国伦寿命较长，加上邢侗曾在吴楚两地做官的经历，故后者与前者特别是王世贞有比较深的交往。
一、与王世贞的交往
王世贞（1526—1590），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当时“后七子”的头号首领济南李攀龙已去世十三年，王世贞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30]自然邢侗对曾经与家乡的李攀龙共同执掌文坛的长辈王世贞是非常尊重的。但他们何时开始交往，现在还不清楚。早在邢侗中进士到南宫县赴任之前的那一年，邢侗就认识了王世贞的弟弟时任尚宝丞的王世懋。后者为邢侗撰写了《送邢侗令南宫序》。
万历七年，王世贞被推荐为应天府尹，任命刚下，弹劾又起，遂“辩而辞”。邢侗有《问弇州公出山》诗相慰问：“海内宗主王弇州，头冠脱礼白云丘。再来又着绯衣去，十二层城起暮愁。”[31]
万历十一年邢侗巡按三吴，当时王世贞正在家乡太仓里居，太仓属三吴治下。王世贞不仅有与济南的李攀龙有共同执掌文坛的经历，而且还在山东青州做官数年。因而他对同为来自济南的后学才俊邢侗还是颇为看重的，而邢侗也是以王世贞门生自居的。[32]
王世贞万历十八年（1590）去世。因而邢侗与王世贞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万历十一年邢侗按吴到万历十八年之间。他们各自的文集中都收录了这个时期诸多的彼此唱和诗文和书信。
王世贞文集中有一首诗就记录了他们在弇园愉快的欢聚情景，并准确地描绘了当时邢侗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神采。从内容上看应是邢侗刚到吴地以天子耳目御史的身份首次拜访王世贞时所作：
星郎南代大家巡，海国车停使者轮。绣斧宁为暴公子，朱颜妒杀尹夫人。篝灯疏草三吴泪，隐箧芸编万古身。怪得弇园霜争薄，尊前笑语尽阳春。
邢侗巡按吴地的时间很短，就在同一年即万历十一年底就被别人诬陷与张居正的死党王篆之子案子有牵连改任湖广参议。离别吴地时，邢侗带着复杂的心情，专门到太仓向这位尊敬的长者告别。[33]王世贞文集《弇州续稿》中收录了一首诗，诗题为《寄答邢子愿先生》，应是临别写给邢侗的赠诗。其副题曰：“子愿有诗似快己之得，归而尚有忧谗畏讥之意。”看来邢侗在见面的时候虽然故意掩饰心中的楚痛，强装笑颜，但经历过宦海风浪的王世贞还是看出来了。赠诗为：
河朔风流邢子才，紫杉抛得似黄埃。爱他陶令归能赋，嗤我何公去复来。试看海鸥谁不下，但逢秋隼任相猜。欲寻后会知何日，珍重清洋醉里杯。[34]
王世贞行书
诗中将邢侗比喻成在辽阔大海上飞翔的海鸥，将造谣惑众的小人比喻成腾跳凶猛的鸟，劝邢侗要放宽胸怀，并希望邢侗要珍重，安慰他以后还有重新相聚的机会。但没有几年，王世贞去世，“地下斯人未可逢”，邢侗和王世贞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能够见面。但在辞官的岁月里，邢侗和王世贞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和良好的友谊。
王世贞虽不善书，但精书画鉴赏，即所谓“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著有多部书学著作，如《艺苑卮言》《古今法书苑》。[35]因此，在书法这方面邢侗和王世贞也有共同探讨的话题。
王世贞曾对邢侗寄给他的手札的文词和书法称赞有加：
尺牍俊语，使人醉心。至于结法，妙入《圣教》三昧。家弟所别得四纸，更焕若神明。即付儿子宝藏，不敢做换羊肉故事也。所觊多多益善耳。[36]
该手札中王世贞提到的“家弟”即王世懋。王世懋是万历十六年（1588）去世的，当时邢侗还曾写信和诗向王世贞吊唁慰问。因而王世贞此信大致写于邢侗在湖广参议任上，他所赞扬的这些邢侗手札也都写于此前。
《澄清堂帖》是邢侗《来禽馆帖》中的主要刻帖之一。关于该帖与邢侗倡导的晚明尚晋的复古新调的关系，详见本书有关章节。《澄清堂帖》的来历很多人说不清楚，邢侗从徽州汪道贯那里买来之后就敏锐地发现了其潜在的巨大的艺术和版本价值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王世贞在晚明以富收藏、精于品鉴书画而著称，因而他也就成为邢侗就此问题讨论的重要对象。[37]
大约在万历十二年底或十三年初邢侗就《澄清堂帖》向王世贞请教。王世贞在回信中说：
向辱示论《澄心堂墨帖》，以仆所辑《古今法书苑》，遍考之不著，唯遇顾汝修秘书云：曾缄之三载，是真南唐拓也，纸墨不在《淳化》《大观》下。
王世贞提到的顾汝修即编辑《集古印谱》（又称《印薮》）的上海的顾从德。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来往的书信大约在邢侗任湖广参议期间。[38]
当时不少的文人参与了关于《澄清堂帖》的讨论，包括王世贞在内认为该帖的得名和版本出处应该与南唐的澄心堂纸有关系，故他改称此帖为《澄心堂墨帖》。邢侗对这个答复是不满意的。他在《评〈澄清堂帖〉》中对这种捕风捉影的观点作了批驳：“著书评中或谓‘澄清’亦谓‘澄心’意，‘澄心’是误为纸素。而言要当以法帖见本为据耳。”[39]
除《澄清堂帖》之外，邢侗还应该与王世贞探讨过《十七帖》。王世贞曾经收藏过一个唐摹馆本的《十七帖》即今所谓“南海孔氏岳雪楼藏本”（该本今藏香港中文大学），该本后有邢侗题跋文字，这很可能就是万历十一年邢氏按吴时与王氏一起探讨碑帖时题上去的。这些都说明关于书法的探讨也是邢侗和王世贞交往的重要内容。
万历十七年，王世贞重新出山任南京刑部尚书。大约第二年的年初或年中，南京的陆成叔到临邑造访邢侗，并捎来王世贞给邢侗的回信。邢侗收到信后不久的万历十八年（1590）冬至后一日，王世贞就去世了。这应是他们最后的书信来往了。
直到第二年即万历十九年的二月十五，邢侗才从李维桢给他的信中知道王世贞去世的消息。惊闻此耗，邢侗痛惜巨匠逝去，“后七子”风流即将作广陵散，同时又百感交集。他接连赋诗数首，表达悼念之情：“闲门长日户深扃，传到吴音涕泗零。海岳忽倾天一柱，彭铿谁较寿千龄。”[40]邢侗还回忆当年吴地一别的情景：“记得扁舟江上别，只应魂梦一相从。”[41]这些诗不仅是对王世贞的悼念，还充满了对自己身世的感慨。
邢侗是王世贞晚年接纳赏识的后进文人，前者曾自称他是“弇州先生晚岁得齐两生”之一。虽然邢侗没有像他的文艺盟友李维桢那样被王世贞列入“末五子”，但从上述来看后者对前者还是很赏识的。
邢侗与王世贞的交往大多集中在万历十五年前后，此时正是“后七子”进入尾声，而新的文学流派如公安派还没有正式粉墨登场的时期；同时还是以于慎行、邢侗、冯琦、傅光宅、公鼐为首的山左文人集团的成型时期。这种由明中期的嘉靖、隆庆向晚明以后过渡的状态就使得邢侗与王世贞的交往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
其一，邢侗和王世贞这种相互尊重和认同不仅使邢侗既能以李攀龙的乡邦后进文人还能以整个“后七子”文学承继者的身份亮相文坛，虽然邢侗后来和“后七子”文学主张有所切割，但那是另外或者是后来的事。这不仅使邢侗借王世贞的威望获得了更多的文学声气，而且也使他获得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在这方面，王世贞对邢侗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提携者。所以他的朋友晚明著名的文人谢肇淛在《赠邢子愿侍御》中对邢侗的这种江左风气这样说：“白雪楼空衣钵远，羡君今已得南宗”。[42]
其二，“后七子”的后期，不仅王世贞等人自身的文学主张发生了某些改变，有性灵的倾向，而且作为一个主流的文学流派也饱受讥议，这使得邢侗能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核心地带，在获得开阔的文化视野的同时，做出自己的文化观念选择。
其三，王世贞在嘉靖后期万历初期，不仅是一个吴门书派的总结者，而且其复古的批评文艺思想还直接影响了整个晚明书坛。邢侗与王世贞的交游既促进了前者复古的书学思想的形成，也促进了书法在南北精英文人之间的交融。关于这个问题后面有专门的章节探讨，此不赘述。
其四，邢侗通过与王世贞的交往又巧妙地借助以后者为核心的这个文化声气网络树立了自己作为书家的形象。以《澄清堂帖》为例，邢侗从众帖中将其拔出是为了推扬其复古、师古新调，其结果是该帖引起了当时收藏界和书法界的热烈讨论，但这与王世贞的积极参与和延誉是分不开的。王世贞以其巨匠身份将邢侗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进行了准确的定格：“书探会稽室，文匠东京前。”[43]这不仅是对邢侗身份的界定，更意味着他今后的书道与文学之道的互相借取的特色和文艺道路。
二、与吴国伦的交往
吴国伦(1524—1593)，字明卿，号川楼子、南岳山人，湖广兴国（今属江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河南左参政。吴国伦寿命长，在“后七子”中晚起与王世贞齐名。《明史》说他：“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
邢侗与吴国伦相识是在前者入楚任湖广参议后认识的，当时后者已经归田在里。邢侗在巡按吴地时就通过结交王世贞博得了比较好的文学名声，并与“后七子”派有了很多的来往。邢侗到楚地做官，作为“后七子”的吴国伦自然是不能不去拜访的。吴国伦文集中有一封回复邢侗的信就记录了他们初次相约见面的情况：
某伏在丘樊，盖从词客闻明公大雅名，已操舟过弇山（指王世贞），则明公俨然矣。
会张兴国丘、潮州王太学、胡山人三致雅意，益不知所自，岂朽耄尚足与言耶！
惟是齐鲁人天性文学，古无论矣，近自廷实(边贡)于麟（李攀龙）为明公嚆矢。而明公新持牛耳，争长艺林，即海内多奇，鲜不相下，而犹有下问焉，不登作者之庭不已也，可胜叹服。[44]
因属第一次通信，吴国伦还是不免客气对邢侗称赞有加，但从信中还是可以看出邢侗当时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文学声望。
邢侗在楚地为官三年，督粮于长江、漕淮，出没风波里，自是辛苦异常；又复顶住被人诬陷的压力，自是苦恼异常，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和吴国伦的文学交往。在他们各自的诗文集中留下的诸多的交往文字就是证明。邢侗对这位“后七子”后期的两大盟主之一的吴国伦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蹇余通籍晚，犹及岁寒盟。”[45]而吴国伦对这位山左的小文友的加盟也表示了称扬和赞许：“济南边李故多闻，屈指此才更属君。”[46]
邢侗是在督粮北上至徐州之时连续三次上述请求辞官归里的。大概在离开楚地的时候他早已下定决心了。事后吴国伦还非常怀念邢侗，曾赋诗寄赠：
握手遽长别，三年万历心。书愁江雁阻，目极海云深。
按剑无常态，操弦自古音。何时访东岱，杯酒话浮沉。[47]
作为经历了众多的政治风浪的一个老者，吴国伦的诗充满了眷恋和沉痛之情，但他还是乐观的期待着能在泰山相会。只是，和邢侗与王世贞“只应魂梦一相从”一样，分手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
邢侗辞官归里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虽然吴国伦对邢侗的影响更多的是声气上的帮助，但在邢侗悼念王世贞去世的诗里，邢侗还是以一种敬仰的语调尊吴国伦为硕果仅存的盟主：“中原未老吴夫子，彩笔犹堪定后盟。”[48]
三、与李先芳的交往
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濮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前后在世，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终尚宝司少卿。在明中叶的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等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之功。但后来受后二者排挤名不在“后七子”之列，故钱谦益就李先芳与“后七子”的关系不无客观地将李氏看成嘉靖年间文学复古运动的开拓者：“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其若敖蚠冒。”在嘉靖年间山左著名的复古文人中，李先芳成名早，去世也晚，作为后辈的邢侗就有了与李氏交往的机会。嘉靖年间的山左是明中叶的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的发源地，李先芳应该是邢侗与嘉靖山左复古诸子唯一有直接交往的文人。
邢侗与李先芳的交往大概始于万历九年的河东巡盐御史任上。是年李先芳向邢侗详述他与李攀龙、王世贞交往的原委：“先生辛巳向余言：余为诗成而于鳞始学诗，余见于麟于元美，而元美悦。元美兢称五子而余见汰。余归，独往独来而五子。试取余言而与五子较，同乎？异乎？是宜弗相急而寖相遐也。余时冰衿口噤不敢答。”[49]
在李先芳所交往的文友中，邢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艺文而友李于鳞、王元美、殷正甫、宗子相、……吾师东阿、不佞侗。”由此一点就可以看出邢侗与当时山左复古文人深厚的渊源关系。李先芳去世以后，邢侗为这位文学前辈撰写了行状。在行状中把李先芳与李攀龙的文学特点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邢侗一生仕途短暂，自万历二年中进士任南宫县令至万历十四年辞官归里，共十三年。其中在南方吴、楚两地做官的时间仅仅四年，但这四年对邢侗来说，首先是痛苦迷茫的四年，其次也是影响其一生文艺生命的最为关键的四年。而作为“后七子”的后期两大巨匠的王世贞、吴国伦不仅实实在在地影响、提携了山左文学后进邢侗，而且还见证了邢侗所经历的宦海风浪、早期的文学成长。因而邢侗一生和“后七子”的渊源关系之深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