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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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初唐四杰是七世纪下半期才华四溢的诗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四杰极为推崇,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其《戏为六绝句》中的两首写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四杰确如杜甫所说“龙文虎脊”之骏马,“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王褒《圣主得贤臣颂》),驰骋初唐诗坛。

“初唐四杰”的提法,最早见于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骆宾王“婺州义乌人也,年七岁,能属文。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郗云卿是受唐中宗之命编辑这个集子的。从他的叙述中,可见“初唐四杰”在当时已名扬海内。而对初唐四杰的气质禀性、人生经历,闻一多先生在其《唐诗杂论·四杰》中又作了恰当的概括: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这里,我们对四杰生平作一番简要的介绍: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号文中子,是隋末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叔祖父王绩,是由隋入唐的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曾任太常博士等官。王勃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才华早露,十五岁上书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上刘右相书》),被刘赞为神童。经刘的表荐,应幽素科举,对策及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被沛王李贤征为府修撰。他恃才傲物,招来横祸,二十岁那年,诸王子斗鸡游嬉,王勃戏为《檄英王鸡》文,触怒了高宗,被逐出府。高宗总章二年(669)往巴蜀游历,过着流浪生活。漂泊三年后回长安。咸亨三年(672)设法补了虢州参军,又因擅杀官奴曹达,当受死刑,幸遇大赦,被免职释放。其父受累,由雍州司功参军迁调交趾令。此时的王勃视宦海为畏途,怀着弃官沉迹、专心著述的心情,先到洛阳,后回故乡龙门。上元三年(676)南下探父,经广州,渡海前往交趾,不幸溺水惊悸而死。明崇祯中张燮辑有《王子安集》。

杨炯(650—695?),华阴(今属陕西)人。伯祖父杨虔威,官至右卫将军。杨炯自幼聪敏,博学多闻,善诗能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年轻的杨炯仕途蹇滞,直至上元三年(676)才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命为弘文馆学士。后迁詹事司直,掌东宫太子事务。武后垂拱元年(685),因叔父的儿子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犯叛逆罪,杨炯受累被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前离梓州返京,因禀性不趋炎附势,又属涉逆之身,只能任职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今四川筠连)县令,世称杨盈川。吏治以严酷著称,不久卒于任上。中宗继位后,以其旧官职,追予“著作郎”之衔。明人童佩辑有《盈川集》。

卢照邻(约634—685?),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年少时,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初为邓王府典签,掌文书,极受邓王爱重,比之为司马相如。但在邓王府多年,没能走上辉煌仕途,最终黯然离开,于高宗乾封(666—668)初出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北面)尉。任满后漫游蜀中,后离蜀居洛阳。大约于总章元年(668)因事入狱,幸为友人救护得免。武后屡聘贤士,皆不应召。后染风疾,居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后隐居东龙门山,得友人资助,买园数十亩,疏凿颍水,环绕住宅,预筑坟墓,偃卧其中。由于仕途失意和不堪风痺症折磨,大约于垂拱年间自投颍水而死。明人张燮辑有《幽忧子集》。

骆宾王(约630前后—684后),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其父官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骆宾王七岁时写了《咏鹅》诗,幼年崭露才华。此后曾随家人到父亲任职的博昌居住,在齐鲁学风熏陶下,成为著名的才子。约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开始步入仕途。后拜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两三年后返回,又从军四川,入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掌管书檄。仪凤三年(678)入朝为侍御史,因事被诬下狱。次年遇赦得释,出狱后离长安北赴幽燕,再度投身戎幕。调露二年(680)被贬为临海(今属浙江)丞,世称骆临海。嗣圣元年(684)因感失志,弃官客居扬州,遇到徐敬业。这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积极准备改唐为周。同年九月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任骆宾王为艺文令,掌文书机要,骆宾王写下了著名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曌檄》)。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有明张燮刊《骆丞集》。

初唐四杰才华过人,但性格孤傲,为时世所不容,他们空怀报国之志,官场失意,四人中除杨炯外,其馀三人都不得善终。但是,他们给后代留下了不少的重要诗作,据《全唐诗》载,王勃存诗二卷,共八十九首;杨炯存诗一卷,共三十三首;卢照邻存诗二卷,共一百〇五首;骆宾王存诗三卷,共一百三十首。四杰的诗虽未尽摆脱六朝馀习,然整体而论,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四杰所处的时代是初唐中期。龙朔年间(661—663),宫廷诗人上官仪官居宰相,极力写作绮错婉媚的宫体诗,人多效之,成了风靡一时的上官体。上官体承袭了齐梁宫体诗的遗风,内容空虚,风格卑下,无非是一些歌功颂德、风花雪月之作,可以说是六朝诗歌的回光返照。初唐四杰则代表着一种新思潮的兴起。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指出:“龙朔初年,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择。”对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不正之风,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与卢照邻、杨炯、骆宾王一道大张旗鼓地起来反对,并获得了文坛的广泛响应。初唐四杰,冲破了上官体的牢笼,摆脱了宫体诗的羁绊,勇于革新,敢于探索,开拓了诗歌题材,完善、发展了诗歌形式,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技巧,使唐诗走上了一条刚健清新的路子,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四杰创作,闻一多先生在其《唐诗杂论·四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四杰的确把诗歌从狭窄的宫廷引向了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推向了广阔的山川和边塞,以真实的感情,宏大的气势,反映了自己的风云际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得新颖而刚健,深沉而悲壮,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四杰的诗,题材丰富多采,境界新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抒写遭际,忧愤深沉。这类诗为数最多。四杰才华横溢,却身世坎坷,仕途失志,穷愁潦倒。时运遭际使他们悲愤满腔,骆宾王在其《夏日游德州赠高四》的序中曰:“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有不得尽言,言有不得尽意。”他们的心志,在诗中虽然不能“尽言”“尽意”,却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有的甚至是非常深刻的,王勃《晚留凤州》:

宝鸡辞旧役,仙凤历遗墟。

去此近城阙,青山明月初。

诗中引用了“宝鸡”“仙凤”两个传说故事,暗示了自己的遭遇,面对青山初月,抒发了自己的感叹。《夜兴》一首又以嵇康、阮籍自况,由于才华不得施展而寄情于诗酒琴瑟。

骆宾王的遭遇极为悲惨,这在他的《畴昔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畴昔篇》是一首声情并茂、沉郁激越的好诗,诗中历述了他前半生的坎坷,抒发了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情怀,并对自己被诬下狱而含冤叫屈。他的《浮槎》也是这类诗的典型。他触景伤情,托物述怀,以“浮槎”自比,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感慨: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贞心凌晚桂,劲节掩寒松。

忽值风飙折,坐为波浪冲。

摧残空有恨,拥肿遂无庸。

渤海三千里,泥沙几万重。

似舟飘不定,如梗泛何从?

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

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

卢照邻《同临津纪明府孤雁》则以孤雁自比,突出鸿雁的风险、惊悸、孤单,寄寓自己身世之叹。借物抒情,委婉细密:

三秋违北地,万里向南翔。

河洲花稍白,关塞叶初黄。

避缴风霜劲,怀书道路长。

水流疑箭动,月照似弓伤。

横天无有阵,度海不成行。

会刷能鸣羽,还赴上林乡。

讽刺时世,鲜明深刻。初唐四杰都曾在朝廷做事,在地方为官,他们目睹统治阶级的昏庸奢华、官僚间的明争暗斗、权贵的豪华淫靡,在他们的诗作中对此或直接揭示,或间接暴露。王勃的《临高台》是一首歌行体的长诗,诗以“绝浮埃”开篇:“临高台,高台迢递绝浮埃,瑶轩绮构何崔嵬。”着墨于繁华淫靡的渲染,落笔于建筑物、娼家女的描绘,长安的富丽奢华,贵族外戚的淫逸,暴露无遗。诗又以“生黄尘”作结:“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抒兴衰之叹,构思极妙。

杨炯的《刘生》,写刘生的飞黄腾达、烜赫一时。诗中从三个方面:金玉酬谢、剑马荣耀、歌曲逸乐,刻画人物形象,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奢华:

卿家本六郡,年长入三秦。

白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

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更是此类诗的代表作。两诗都描绘了京都的繁华、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官僚权贵的互相倾轧,流露了兴衰之叹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感慨。

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

久留郎署终难遇,空扫相门谁见知?

当时一旦擅豪华,自古千载长骄奢。

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

——《帝京篇》

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长安古意》

这两首诗借汉喻唐,托古讽今,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笔力雄厚,是唐初七言歌行的佳作。

从戎征戍,邈远悲壮。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初唐时有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朝气,许多诗人投笔从戎,奔赴边关,忠君报国,博取功名。而战争又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造成千万人生离死别的悲剧。初唐四杰投身戎幕,接触将士,对战争生活有深刻的体验,这反映在他们的诗作中,有写戍边征战艰辛的,有写赴边将士的英勇气概的,有写塞外风光的,有写征夫思妇的,有写久戍边地怀乡思友的。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抒写了一个书生投笔从戎、赴边参战的爱国精神、报国理想,雄劲刚健,明快激昂。骆宾王的《从军行》则描绘了驰骋沙场的将士的英姿,抒发了为国从军、视死如归的气概:

平生一顾念,意气溢三军。

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

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卢照邻的《战城南》描绘了战场的惨烈、将士的骁勇,紧张而悲壮:

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

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

骆宾王的《边城落日》极写边疆的遥远、旷阔、荒漠、昏暗,映衬了军旅生活的艰苦,突出了立功报国的豪情壮志:

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

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

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

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

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

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

卢照邻的《和吴侍御被使燕然》是一首描绘塞北风光,抒旷迈怀抱的好诗,爽朗而舒坦。而征夫思妇题材在四杰诗中也有所表现。王勃的《采莲曲》描写了江南水乡采莲女思念征夫的离愁别恨,诗的结尾推及了一般劳动妇女的不幸:“裴回莲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这首诗揭示了唐初拓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造成了夫妻生离死别的痛苦,使主题更具社会意义。

怨女弃妇,哀怨深沉。封建时代被压迫、被侮辱的各个阶层的妇女,命运悲惨,身世不幸。四杰诗中,此类诗为数不少,有舞妓倡妇的痛苦,有宫观女道士的痴情,有朝廷宫妃的怨恨,有被弃妇女的哀伤。王勃的《落花落》写一个女子被冷落的情境,以落花起兴,并以落花缀连全篇。其中“落花春正满,春人归不归?”“落花春已繁,春人春不顾!”抒写了女子烦乱、怨恨的心情。《铜雀妓》(其二)则写了一个深宫歌舞妓被弃的痛苦,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情,诗中融入“铜爵妓”的典故,情思凄苦:

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

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

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

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杨炯的《梅花落》以梅写人,托物抒情,比兴自然,情思凄楚:

窗外一株梅,寒花五出开。

影随朝日远,香逐便风来。

泣对铜钩障,愁看玉镜台。

行人断消息,春恨几裴回?

卢照邻的《明月引》和《昭君怨》写了蔡文姬、王昭君的不幸和怨情。后一首抒写了昭君失宠后只身赴匈奴的哀怨和思归的心境,诗中对偶映照,哀怨深切,归思绵绵:

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

肝肠辞玉辇,形影向金微。

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

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

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是两首典型的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虽为代笔,却有真情实感。前一首写弃妇,卢照邻在新都尉任上,有个情妇郭氏。郭氏怀孕时,卢回洛阳,曾许诺不久回蜀结婚。时隔二年,卢失约不返,并有新欢。郭氏候音不至,孩子又死,悲痛欲绝。骆宾王抱着满腔同情,用血和泪写下了这个被弃妇女的悲惨命运和怨恨之情。后一首写痴女。李荣在长安时与王灵妃有过一段恋情。李荣久留蜀中不归,王灵妃思念心切,骆宾王代她写了这首诗给李荣,情思缠绵往复,曲尽思妇的愁绪,深切而凄苦。这两首诗与当时风靡一时的艳情诗大相径庭,对唐人长篇歌行的开拓有着重要的意义。

登临送别,惆怅情深。珍重友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各个时代、各种社会,人们在交往中,总是与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能够同舟共济、艰苦与共的人结成朋友,有的成了生死之交。一旦朋友分离,彼此依恋,互相勉励,表现出一种缠绵悱恻、惆怅哀愁的心境。初唐四杰留下的送别诗颇多,充分表现了朋友间纯真深挚的友谊。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一首千古传诵的佳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诗于放达中见深情、质朴中有精警,表现了唐初乐观爽朗、积极奋进的时代精神。他的《别薛华》《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却表现了另一种心境,凄凉悲苦。

杨炯的《送刘校书从军》是一首别致的送别诗:

天将下三宫,星门召五戎。

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

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

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

风雨何年别?琴尊此日同。

离亭不可望,沟水自西东。

诗中描绘了人物的英武,抒发了深切的感情,格调雄浑。他的《夜送赵纵》也是一首好的送别诗,诗中以战国时赵国宝物喻友情的珍贵,以“明月满前川”喻友人前程光明,情调爽朗,联想自然,比喻恰切。

骆宾王一生不得志,对武则天的统治不满,决心为重振唐室干一番事业,但境遇沉沦压抑,心中苦闷,写下了《于易水送人》一诗,借古喻今,表达了志向,勉励了友人,感情深沉,含蓄而有馀韵,是唐初五绝成熟的标志: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卢照邻的送别诗,以《送二兄入蜀》为佳:“关山客子路,花柳帝王城。此中一分手,相顾怜无声。”兄弟二人,将一南一北,手足分离,离情别绪,苦不堪言。结句极妙,“此时无声胜有声”,贯注了深切的感情。

吟咏山水,清新峻峭。四杰的山水田园诗,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谢朓,下启王维、孟浩然,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声。其中不乏名篇佳作,词秀调雅,意新境惬。如王勃的《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描绘了滕王阁周围的景色,抒发了盛衰之感,有情景交融、寄慨遥深之致。另一首《春庄》,写春日山庄的所见所感:

山中兰叶径,城外李桃园。

岂知人事静,不觉鸟声喧。

兰径、桃园、鸟喧,寂静幽雅,没了城市的喧闹,没了世事的纷扰,置身其境,悠然恬适。

长江三峡,自古咏颂者不少,杨炯的《西陵峡》含蕴深婉,想象丰富,境界旷阔而雄伟。结尾两联,赞赏了西陵峡的瑰奇:“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卢照邻的《入秦川界》也是一首好诗:

陇孤长无极,苍山望不穷。

石径萦疑断,回流映似空。

花开绿野雾,莺啭紫岩风。

春芳勿遽尽,留赏故人同。

写秦川春天优美的景色,山水、莺花、风雾,构成了一幅山水春色图,鲜明清新,赏心悦目。他的《山庄休沐》描绘了农村景色的优美,闲居生活的舒适,流露了对田家乐的向往,清朗疏畅,情韵超逸。骆宾王的《夏日游山家同夏少府》也写了山家景色,抒发了高洁情怀。以景启情,静雅舒坦:

返照下层岑,物外狎招寻。

兰径薰幽佩,槐庭落暗金。

谷静风声彻,山空月色深。

一遣樊笼累,唯馀松桂心。

咏物寓情,清新隽永。“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文心雕龙》)四杰把睹物生情诉于笔端,精巧地描绘物体的色彩、形态,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如王勃的《咏风》以风况人,借风咏怀。风于炎热中送来清凉,于迷茫中带来明净,于寂静中吹响松涛,揭示了风的高尚,寄寓了自己的情怀:

肃肃凉风生,加我林壑清。

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

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

卢照邻的《浴浪鸟》写得小巧玲珑:

独舞依磐石,群飞动轻浪。

奋迅碧沙前,长怀白云上。

诗中通过鸟的一舞一飞、一奋迅一长怀,表现了鸟的轻捷、迅疾、奋发,寄寓了自己的凌云之志。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迁任侍御史,因多次上书讽谏,得罪了武则天,被诬以贪赃罪下狱。他在狱中写下了《在狱咏蝉》一诗: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由蝉兴感寄意,抒发了一腔悲愤。《咏鹅》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诗中描绘了鹅在绿水中浮游的优美形象。语言生动,色彩鲜明,是一首充满童趣的咏物诗。

四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改变了唐初淫靡的诗风,端正了诗歌的方向,推动了唐诗的发展和繁荣。而在诗歌形式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开拓,他们广泛地运用歌行、乐府、近体、古风等各种形式进行写作。既有大量的五言名篇,也有不少七言歌行佳作。四杰中,王、杨重在五律的发展,而卢、骆则重在七言歌行的创作。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新唐书·宋之问传》)“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王世贞《艺苑卮言》)建安以后,诗歌走上了骈偶道路,自沈约创“四声八病”说之后,诗歌律化加快了步伐。经过庾信、上官仪、四杰的努力,律体基本上确定下来,到了沈佺期、宋之问则已完全成熟、定型。

初唐四杰,尤其是王、杨,对五律的成熟、定型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四杰诗中,五律为数颇多,其代表作有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以及卢照邻的《入秦川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闻一多先生说:“前乎王(勃)杨(炯),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唐诗杂论·四杰》)四杰的五律,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体打下了基础。

卢照邻、骆宾王的歌行体现着七言歌行形式的演变轨道,他们的创作为歌行的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胡应麟在其《诗薮·内编》卷三称:“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纻歌》《行路难》时见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陈江总持,卢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响时乖,节奏未协,正类当时五言律体。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七言长体,极于此矣!”卢照邻、骆宾王在歌行的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他们的歌行多数沿用旧题,一部分自命新题,比起以前的歌行,主题深化了,表现手法则借用了赋最常用的叙述手法,诸如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这种特征明显可见。其中,《长安古意》和《帝京篇》如星月相照,可谓七言歌行的双璧,难怪乎胡应麟对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赞不绝口:“七言长体,极于此矣!”七言歌行到了唐初才兴盛起来,卢、骆的这些宏篇巨著为七言歌行走向成熟开了先河。

初唐四杰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诗人。他们反对六朝绮靡文风,继承六朝以来艺术技巧的成果,在诗歌题材内容上突破了宫廷的藩篱。他们的革新、创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

初唐四杰诗注,惟有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和蒋清翊《王子安集注》,现代只散见于一些注本,且为数极少。本书共选诗二百六十五首,占初唐四杰现存诗的四分之三,其中王勃八十八首、杨炯三十首、卢照邻八十二首、骆宾王六十五首。以王、杨、卢、骆为顺序,按《全唐诗》中初唐四杰诗的排序,加以编次。希望本书对读者在理解和欣赏初唐四杰诗作时,能有所帮助。但注者学识浅薄,书中谬误处在所难免,亦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指导。

倪木兴

一九九八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

于泉州鲤城三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