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切文艺作品都地打着产生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创作者身份特征的鲜明印记。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应考虑这枚印记的双重特征及其对当今及后代的价值意义。本书以米芾及其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自然也是基于这些考虑。
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生态最好的时代应是宋朝，这主要体现在文人受到尊重程度及文化繁荣程度两方面。就文人受尊重程度而言，宋代重文，科举制度最为完善，登科人数超过其它各朝的总和，文人出仕的相对数与绝对数皆为历代之冠[1]。宋代统治者较能“与士大夫治天下”[2]，文人、士大夫亦多以天下为己任，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意识与实际作为都较为显著，二者相互尊重，在治国理政上合作较为融洽。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在修身、及物诸层面之实践皆甚为全面、深入。就文化繁荣程度而言，南宋的朱熹曾颇为自信地断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3]近代两位大家王国维、陈寅恪亦曾对宋代文化的繁盛有过高度评价。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4]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5]而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也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止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6]可见对宋代文化空前繁荣的看法已为学界高度认同。宋代文化高度繁荣的表征是多方面的，文学、书画等文化艺术无疑是其中较为集中的体现。
文人受到尊重、文化空前繁荣，这样近乎完美的文化生态环境颇令文人向往。这个时代的文人，多数是真正的士大夫，换句话说，文人不兼士大夫则非地道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乃至统治者不文则非地道的宋代臣、君。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可谓群星灿烂，他们多通过科举出仕为官，又有大量著作传世，立功、立言皆近大成，颇为引人瞩目。故历代对他们及其文艺成就的研究者也较多，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在这群文人士大夫中，有一个人物的身份颇为特殊：他出生官宦世家，自己也出仕为官，堪称士大夫；他也是文艺全才，著述颇丰，且成就很高，堪称杰出文人；但他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进士出身；他的艺术成就虽受到重视，但士大夫的身份不被尊重，在“党争”等政治活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他的家世复杂，性情怪异，让人难以捉摸；他在当时及其身后乃至当今皆颇具影响，而古今研究者对其身份特点、文艺成就、典型意义等关注尚不够全面。他就是米芾。可见米芾身份特殊，我们以米芾及其著作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观照这个处于较好的文化生态时代的不同主体的独特生存状况，对打着其特殊身份、性格印记的文艺著作可以有新的体会，从而加深我们对宋代文化的整体认识，对当今文化建设、文艺发展亦不乏启迪意义。
就个人文化符号而言，米芾无疑首要是书法家，其价值与贡献的历史坐标主要是在“宋四家”之中。“宋四家”也无疑主要是以书法为标识，但前有“宋”字就有不同于其它时代的内涵。前较晋、唐，后方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家”之含义也并不完全相同，区别处乃在于“宋四家”是以宋代政治文化为背景的文人、士大夫的特殊群体；四家官职尊卑有异，但都可目为士大夫。即便淡化他们的政治地位与事功作为，只较艺文，“宋四家”也是最为全面的：苏轼诗、书、文、词，俱领风骚，在宋代文坛之地位无疑最高；黄庭坚对诗书文词亦皆兼通，尤擅诗名，又是宋代诗坛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的领袖，其诗歌、书法成就不逊苏轼，苏、黄二者堪称宋代诗坛乃至整个艺文界的双子星；蔡襄年少进士高第，立朝刚正，苏轼称其书法为宋朝第一，其诗近欧阳修、梅尧臣，文气纯刚，欧阳修赞其文“清遒粹美”[7]，我们当然乐以四家之“蔡”归属于他[8]；米芾居于其间，名列第三，亦绝非独以书名，书法家之外，他也是鉴藏家、画家、诗人。总之，四家符号基本一样，生活年代接近，都生活在宋代最为繁盛的北宋中后期，堪称宋代最为杰出的文人士大夫书法家。苏轼曾云：“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9]言虽坦率，实为至理之言。不独苏轼学识、见解很深，心、目、手俱高，整个“宋四家”皆然。
当今对“书法家”的称号仍然没有让人信服的定义，学界甚至对书法学科的属性与范畴也还没有较为一致的认识，有的将它置于艺术、美术领域，有的将它纳入文化、国学视域。现实状况是当今稍能书者，多不通诗文，甚至不明文理、文义，不知所书内容为何及为何要书，不通文字学，但或自诩，或人谓，亦皆冠以“书法家”名号。因此，我们若了解“宋四家”所取得的多方面的学养以及这些学养对他们书法成就的作用与影响，或许可以为我们定义和认识“书法家”提供一个极好的参照。书法虽仅为艺文之一小端，但以小视大，可以观照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学识修养、精神层面乃至整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风气。在宋代尤其如此。
“宋四家”中，米芾是唯一未参加科举考试、未得进士出身者，他虽亦擅诗文、绘画、鉴藏等，但相较其他三家，米芾更主要以书法得名，或认为他是更为专业、纯粹的书法家。我们以他为研究对象，对书法本身或许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米芾生前、身后皆不孤寂，不但历代家承、私淑其书法的人很多，研究者亦众，研究的成果亦颇丰。概而言之，关于米芾的研究，古以南宋及明代为盛，现今则以最近三十年为著。对米芾书作的摹勒方面，早在南宋初期，高宗曾命米芾之子米友仁搜集米芾的墨迹，并刊刻《绍兴米帖》颁赐臣僚。至宁宗时期，权臣韩侂胄摹勒《群玉堂帖》（原名《阅古堂帖》），第八卷为米芾书法作品，故宫现藏拓本两册，存米芾书十五帖，笔画精良。南宋咸淳四年（1168）无为通判曹之格摹勒《宝晋斋法帖》十卷，第九、第十卷收有米芾帖二十二件及临帖八件。南宋绍圣年间（1228—1232）岳珂刻《英光堂帖》，拓本第三卷现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此外尚有第四卷残卷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上述之外，还有米芾曾孙米巨
摹刻《松桂堂帖》卷数不详，仅残存一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有米芾题刻拓本八件。
对米芾文集的辑佚方面，米芾之孙米宪曾收集米芾遗文编为《宝晋山林集拾遗》，之后，岳珂等又重辑为《宝晋英光集》。关于米芾的传记方面，宋代程俱《北山小集》、王称《东都事略》、佚名《宣和书谱》、庄绰《鸡肋编》、邓椿《画继》及元代脱脱《宋史》等皆载有米芾传记资料。到了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对米芾书文作品有大量记载评赞；汇集米芾奇闻轶事者则有范明泰《米襄阳外纪》、郭化《苏米谭史》、毛晋《苏米志林》等，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米芾诗文书作较多，而翁方纲编撰的《米海岳年谱》则开了米芾生平考证的先河。
近代以来，对米芾的研究专著、论文已是较多。较早的有孙祖白著《米芾米友仁》[10]一书，该书初版于1962年，虽只有五万字，但对米芾父子生平、书画、诗文、思想、地位及影响等均有简略而全面的介绍，翻开了米芾研究新的一页。近三十年来则以曹宝麟先生对米芾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他作的关于米芾及其书法的十馀篇论文收集在其《抱瓮集》[11]里，其中有涉及米芾生平事略交游的考论，也有对其流传书法作品的考辨，皆很有见地。其他研究米芾及其书法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有徐邦达先生的《故宫博物院藏米芾重要墨迹考》[12]、罗绍文《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13]、郑珉中《米芾的书法艺术》[14]等，皆较早且较有影响。陶文鹏先生的《米芾山水诗论》[15]则是较早揭示米芾文学魅力的论文，开启了米芾文学研究的新路。收集米芾书作较为全面的著作主要有两部：其一为刘正成总主编、曹宝麟分卷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16]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其二为王连起、薛永年主编的《米芾书法全集》[17]，是迄今为止收集米芾书作最多的著作。对米芾史料汇集较全面的则有水贲佑《米芾书法史料集》[18]。此外关于米芾的研究专著、论文尚有很多，兹不一一详述。
通观古今关于米芾的研究已然涉及米芾的家世、生平、书法、绘画、理论、鉴藏等方面，总体看来，已是有专有博、面广点多。但仔细咀读，认真分析，其中不少结论尚可商榷，尚存在不少研究的空白领域，整体建构尚待完善，整体研究存在专题开掘不深、观点缺乏新意、体系有欠周匝等情况。就“专”的一面来说，尚欠深入。如对其家世研究而言：他究竟为西域人、还是奚族、抑或楚裔？他为何舍奚裔而称楚裔？其前代世系除前人言其五世祖米信外还有哪些重要线索？其家世代与宋廷有何关系？其出生地与成长地在哪里？他与党争及科举有哪些复杂情结？这些问题皆是以往钻研不充分之处。就“博”而言，对身处宋代，作为复合型文人的米芾乃至“宋四家”来说，其全面才学后世鲜有人及，但对他们的治学范围还是应尽量全面了解。而现今普遍存在研究分工过细、稍欠博洽融通的情况，能画者多已不擅书法，遑论文史。故以往对米芾的研究点虽多但很散乱，不够系统，甚或各研究点之间的结论相互矛盾，聚合不成完善之整体。如对米芾诗文多避而不谈，最多只作生平履历或鉴藏交往之证据，对其文集流传散佚、文作真伪、文学特点与成就等鲜见观照。所以就整体而言，以往对米芾的研究所产生的著作虽多但并未展现一个完整的米芾形象。
本书以完整建构米芾学术为宗旨，努力沟通文史与书画艺术之间的联系，对米芾及其著作进行综合性与关联性研究，力求在精专与博洽方面再作探索。主要有下列三点设想：（一）试图在研究中对此前相关米芾研究的成果有一个整合、归纳与空白领域的填补，使之架构完整；（二）打通文史艺界限，研究探索复合型文人所取得的各领域成就之间的系统联系与整体性，在文化视域下探讨他的典型性意义；（三）对当今书法学科建设与书法研究、教育、学习及创作实践提供借鉴、予以启迪。本书分家世、文学、书画、学术著作四部分，各部分多在古今研究阙如处着笔，进一步补充完善之；前人虽曾点到而未明晰处，再进一步发挥之；前贤精彩论见可资本文建构者，则径直引用或略作整合容纳，并予标注之。
本书行文逻辑与架构大略是：
一，关于米芾身世。“知人论世”，要能深入，须有扎实文献作支撑。本书利用现代文献检索的强大功能与便利举措，尽可能扩大文献搜索范围，发掘为人忽视的材料。如以往论其家世多据米芾墓志铭、《宋史》本传及关于其五世祖米信的传记等，未见更多拓展。本人新搜得欧阳修《东莱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志铭》一文与宋上官融《友会谈丛》关于米信二子之记载，寻找关联线索，因考见米信之父兄及其子侄、孙女等人生境况，循此研究，揭开米芾讳言家世及他与宋廷复杂纠葛之一端。对米芾生平履历，前哲时贤多有发明，本书更作深考，以诸谱表为据，参以己得，阙漏未详处补足之，存疑乏据处析断之，龃龉失实处订正之。经多方比勘，订正讹误，择善而从，对其生平履历攒考补叙，渐趋完善。而后论其与所处之世，结合时代、社会特征，以科举与党争为切入点。科举与党争是宋代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主要时代特色，与士大夫关系最为密切，米芾的生平、性格、思想皆与之密切相关。弄清米芾身世，对于理解米芾文风、书风的形成及理论思想等皆有帮助。
二，关于米芾的文学。此部分研究米芾前言较少涉及。本文先考辨米芾文集的流传情况，对其原编、散佚、重辑，及由此带来的文作误收、漏收、存疑等情况详作考订，再将其文学分为诗、词、赋、散文诸类，研究各类作品的风格特色、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及时代背景等，最后论其文学在历代的地位与影响。米芾文学也是其书法作品的主要内容，其书法章法格式皆随文变幻，而其学术著作的风格基调亦是其文风的反映。
三，关于米芾书画。此为时下研究较为注重的部分，著论颇多，多集中在对其字形结构的归类研究及对其具体各件作品之考证、赏析上，对传习米字、了解作品内容背景等多有帮助，但在整体研究与理论总结层面尚嫌不足。本文利用现代丰富的出版传媒和先进的鉴别手段，参诸论著，对米芾传世作品尽可能做出更为详尽的叙录与综鉴。然后将米书纳入宋代书法文化背景中，考察它与“尚意”书风之关系，及米芾的书学之路。再追寻米芾习书轨迹，系统论述其执笔、取法、临摹、集古字、笔法、结字、章法、风格、内容、缺点、地位、影响与学习米书的方式等，希在前贤著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掘并系统地总结米芾书学之整体奥义，揭示他对当今书法发展的示范价值与启迪意义。关于米芾画，先考鉴历代对米画的著录与存在问题，循此论述米芾绘画题材、师承、技法风格与成因、实际成就、地位等，对时下关于他临摹画是否达到乱真水平及是否开创“米点山水”等亦略陈己见。米芾书法作品是其文风的表现形式，其书画实践又是其理论的发端和检验的依据。
四，关于米芾学术著作。本部分著重探索米芾相关书画的理论，着意建构米氏学术体系。主要对其著作中涉及书、画、砚的理论批评、叙录、鉴藏、辨伪、赏析及相关用印、装裱、材料等方面逐一展开考鉴述评。从细读原著、校勘整理有关资料着手，再充分吸收新近关于其书画鉴藏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之纳入整个学术体系的建构中深入考察、独立思辨，对其学术著作涉及范围、规模及完善状况作出评鉴。米芾学术著作涵盖了书画相关的领域，主要是对他所见书画的叙录与鉴藏及对书画创作经验的提炼与理论总结，与其书画创作存在较大关联，体现了文学与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当代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很有启迪意义。
米芾作为兼通博洽的士大夫文人之一，其学术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文学作品乃至涉及书画见解的题跋多数是以书法形式流传，后世多据此辑佚成集；其书画题跋与理论著作中也体现了其文学风格；其书画、文学、理论著作等又是其生平、个性、思想的不同形式的展现；而其平生际遇及个性思想等又与其独特的家世及所处的时代风气与社会风尚密切相关，故上述各部分可聚合成米芾研究的整体。笔者努力沟通文史与书画之间的联系，全面、综合研究一位大家的学术体系，首先是受传统学术研究讲求广博融通的启示，其次也是对当今学术研究分工过细的反思，再则希望对当今从事文史、书画的学习研究与创作实践者有所助益，有所启迪。
[1]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相关论述。
[2] 见文彦博对神宗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370页，中华书局，2004年。
[3] 〔宋〕朱熹：《楚辞后语》卷六“苏轼《服胡麻赋》题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70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5]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6]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载《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62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宋〕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载《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第522页，中华书局，2001年。
[8] 关于“宋四家”的“蔡”有指蔡襄、蔡京二说，因蔡京声名不佳，现多说指蔡襄。
[9] 〔宋〕李昭玘：《乐静集》卷九“跋东坡真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11] 文物出版社，2006年。
[12] 载《书法丛刊》第十五辑，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 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92—95页。
[14] 载《书法丛刊》第十五辑，文物出版社，1988年。
[15] 载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第223—22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16] 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
[17] 王连起、薛永年主编：《米芾书法全集·综揽》，第318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18]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