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经”

什么是“经”? 从古到今,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释,曾经形成“经名考”这一专门学问,给“经”字所下定义不下二三十个。众说纷纭,让人眼花缭乱,以致现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叹息说:“什么叫‘经’,恐怕谁也讲不通。􀆻􀆻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1]其实,把古今的考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可以大体上讲通、说清的。

“经”的初字是“”,始见于周代铜器,盂鼎、克鼎、毛公鼎、克钟上面都有“”字。“”即“丝”。古文字学家认为“”就是“线”。古代的典籍写在二尺四寸长(汉制尺约今二十厘米)的竹简或木牍上,用丝绳串起来。这个尺寸的简牍,在当时是最大号的,相当于现代最大的版本,表示用它书写的典籍很重要;这些典籍就叫“经”。解释这些“经”的意义的文字,写在较小简牍上,大约八寸或六寸长(汉制一寸约今二厘米),就称为“传”,以示与前者的区别。“经”也就是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韦编”,只是用皮条代替丝绳或麻绳罢了。现代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竹简、木牍,都有用丝绳、麻绳、皮条编缀成册的痕迹。对于这个问题,章太炎曾这样说:“经者,编丝连缀之称,犹印度梵语之称‘修多罗’也。”[2]印度的“修多罗”也是以丝编贝叶为书,汉译也译为“经”。所以,“经”原意是指重要的书籍。

从“经”这个字本来的意义上说,这个名称,并不是某一学派的专用名词。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往往称“经”。在现有文献中,最早用“经”名的是«墨子»,有«墨经»上、下篇。«庄子·天下篇»开始称儒家的六种典籍为“六经”,可见那时儒家学派已称这些典籍为“经”了。战国后期的«荀子»一书里引述«道经»(今不存)的文字。«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枹”,称兵书为“经”。«内经»、«难经»则称医书为“经”。可见,各个学派都可以称谓自己学派的重要典籍为“经”。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确立儒家思想为一尊。为了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一方面由政府立五经博士(国家任命的教授)广泛传授儒家经典,一方面制造各种说词,把儒家经典神圣化。于是,“经”的词义被无限引申。如:

班固«白虎通»释“经”为“常”:“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这是说,“经”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

许慎«说文解字»释“经”为“织”。段玉裁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进一步把“经”说成贯穿天地和人世间一切事物最根本的理络。

刘熙«释名·释典艺»又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这是指“经”的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是处理事情的门径。

«孝经序疏»引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郑玄«孝经注»:“经者,不易之称。”南朝梁代刘勰把这个意思作了更明确的概括:“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3]指出“经”是必须遵循的万世不可改变的法则。

从汉儒到清儒,这类解释还有很多。这些纷繁众多的义项,基本意思只有一个:“经”是万世不变的永恒真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天地间无往而不通。

这样的一些引申,距离“经”名的本义,已经很远了。

从汉代开始,儒家几部古老的典籍,被封建政府颁定为法定教科书,唐代又钦定为“明经”科举士的考试内容,到明、清两代,仍是科举考试的依据。这样,“经”又成为封建国家法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用书的代称。

西汉儒家曾经把谶纬神学和阴阳五行学说与五经结合,从而把“经”的内容和名称宗教化、神秘化,再和偶像化的孔子联系在一起,它又变成宗教性的“圣经”。以后,其他学派也各立自己的“经”,如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称«庄子»为«南华经»,称«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佛教、伊斯兰教宣扬教义的典籍,分别译称«佛经»、«可兰经».“经”这个名称又指某一教派宣扬教义的用书。中国封建末世的顽固保守派,曾经倡议创立孔教,奉孔子为教主,奉五经为孔教的经书,也同样是把儒家经书作为新的宗教圣经。

我们现在谈的“经”,是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指的是古代儒家的几部重要书籍。我们承认它们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并不认为它们有丝毫的神圣性,而只是把它们看作是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古老的文献,而努力恢复它们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