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虞书»和«夏书»

«虞书»的两篇和«夏书»的«禹贡»,都是战国年间的人利用远古传说和流传下来的旧材料追记的;«夏书»的«甘誓»基本是原始文献,但文字经过后人加工,窜改了部分内容。虽然这几篇不是原始档案,或不是原始档案的原貌,但是它们记载了不少尧舜时代的历史传说,保存了一部分可靠的材料。

«尧典»

«尧典»开头四字是“曰若稽古”,“曰若”是发语词,“稽”是查考;一开头就说明这篇文章是查考古事,记述古代传闻的事迹。可是究竟写于什么时代,从古到今聚讼不决。仅以近人意见而论,有三种不同说法:一说写于战国(郭沫若);一说写于周代历代史官(范文澜);一说写于秦汉(顾颉刚).[45]三说都在从周初到秦汉这一段历史时间之内,具体年代已经很难考定。我们根据«左传»引述的尧舜事迹与«尧典»所记脉络一致,以及战国诸子的书也有大致与«尧典»记述相同的引文,可以认为«尧典»所记的材料是在一个很长时期流传的,战国年间有人掇拾这些传闻材料编写成一篇文章流传;到秦汉时又有人润色和修改,所以文中杂有一部分秦汉时的观点和材料。这样便使这篇文章具有不同的时代色彩。

尽管«尧典»写于战国,又经过秦汉人润色和部分窜改,它还是保存了不少真实的事迹。如所谓尧舜“禅让”之事,在周代世袭制度已实行一千余年,宗法世袭制是周人立国之本,不可能杜撰出这样的谎话。«尧典»中“四仲中星”的星象记载,经近代天文学家科学推断,也确是尧时的天文记录。«尧典»中记载的一些地理名称,也与甲骨文中记载相合。由此可见,«尧典»的记述有一些是真实的传闻和记载。

«尧典»记述尧和舜的事迹。过去的历史把尧和舜列于太古的“三皇五帝”之列,所以又曾称«帝典».前半篇主要记述尧的事迹,后半篇主要记述舜的事迹(古文«尚书»分出另成«舜典»)。

文章前半篇的内容分为四段:

第一段总述尧的德政可“横被四表,纵格天地”。

第二段记尧命羲和定历法,根据观测天文现象,以鸟、火、虚、卯四星运行于天体正中之时,定春、夏、秋、冬四季[46],以便安排“百工”作业,为生产服务。由此可知,我国在五千年前唐尧时代已经制定了历法,历法又是根据天文观测并密切联系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

第三段记尧动员群臣举荐治国人才,选拔能够统率“四岳”(四方部落首领)的德才兼备的人员,管理政事,整治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众臣先后举荐了朱、共工、鲧几个人,尧认为这几个人都有严重的缺点而不能胜任。经过讨论,试用了鲧。但鲧治水九年不成。从这一段看,当时注意选贤与能,对使用的人员考察试用,用人决策时表现出原始民主制作风。

第四段记尧接受“四岳”的举荐,选处境困苦但以贤德闻名的舜作预备接班人,并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为了进行考察,先让舜负责推行德教;有成绩,又让他处理政务;又有成绩,再让他进行艰苦的锻炼。经过三年考验,决定让位给他。这一段叙述在所谓“禅让”之前是通过民意选拔和长期锻炼和考验的。

后半篇的叙述以舜为中心,内容分为两段:

第一段写尧年老,舜总理政务,所行政事主要有七项:一是观测星象修订历法;二是祭祀天地、山川、群神;三是召见四方部落首领重颁信圭;四是巡视“四岳”,统一度量衡,制定五礼五服和朝贡制度;五是划定十二州疆界;六是制定刑典;七是流放共工、兜、三苗,殛鲧,平服民心。

第二段写舜摄政28年,尧死,全国悲悼。守丧三年以后,舜正式继位。舜召集四方部落首领宣布施行德政,任命九卿:禹为司空,治水土;弃为后稷,管农业;契为司徒,主教化;皋陶为士,典刑法;垂为共工,掌工事;益为虞,主林牧;伯夷为秩宗,典礼;夔为乐官,管理文化教育和艺术;龙作为纳言,出纳王命。从而内政修明,外夷慑伏。舜自三十岁受理政务,历五十年,后在巡视南方时死去。在这些叙述中,所谓统一度量衡、官制、服制以及大一统思想等,显然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不合,为后人所增益。

«尧典»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一些基本情况。文中赞颂的尧、舜,是部落联盟大酋长,“四岳”、“九族”都是氏族部落。大酋长的产生和重要管事人员的任命,还保留着部落联盟议事会推选、经过讨论议定的方式。推选多人,逐一讨论,如对鲧,尧本来不同意,由于“四岳之长”坚持试用,尧只好用鲧去治水。舜以贤德闻名而被推荐,终于以其卓越的政绩而接替了尧。古传说中所谓的“禅让”,不过是通过部落联盟议事会来商定,由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代替另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接管政权。

从文中记述四岳的方位来看,尧舜时代的统治中心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及豫西一带。定历法,立四时,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林牧业分开管理,说明农业日益成为独立的、重要的生产部门。那时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舜命后稷“播时百谷”,乃是注意提高农业技术,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文中活动的人物全是男子,只提到尧嫁二女给舜,无可怀疑当时是父系氏族社会,妇女属于从属的地位。农业生产要求定居,文中反映当时人们最大的危害,一是洪水(指黄河没有固定的河道而经常泛滥),所以要大力“治水土”;二是“三苗”,指南方蛮夷各族经常侵扰抢掠,所以必须驱逐。既要驱逐,使其逃窜,只有进行战争。当时战争是频繁的,流放联盟内部的共工、兜、鲧等“凶顽”的部落首领,当然也要进行战争。

«尧典»所反映的氏族社会,已经进入解体时期。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已经出现,所以有了“寇贼奸宄”;为了镇压“寇贼奸宄”,制定了刑法;同时产生了专职管理各种生产部门以及教育文化的分工。舜在任用人员时已不再通过部落联盟议事会,而直接由个人任命、考绩和升黜。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氏族社会已经产生私有制,开始了阶级分化,产生了法律和国家的雏型,最高统治者掌握的权力也在逐渐扩大。«尧典»向我们报道了阶级、国家和君主制度到来的信息。

«尧典»中还有一小段是谈论文艺问题的。舜任命夔主管文教艺术时说:“夔! 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啊! 命令你主管音乐,教育青年,教导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严,刚正而不暴虐,平易而不傲慢。诗表达志意,歌把语言咏唱出来,声调随着咏唱而抑扬顿挫,韵律使声调和谐统一。八类乐器的声音协调,不能互相搅乱伦次,神和人听了都感到欣悦和谐。)这一段文字是我国早期文艺理论的一段记录,虽然内容简短,却提出了文艺的内容、形式、作用等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提出的“诗言志”的命题,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47].这一段话认为,诗是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诗歌的声律必须和谐动人,并且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

«皋陶谟»

这是舜、皋陶、禹三个人在一起讨论治国大政的谈话记录,“谟”就是谋的意义。正文开始就记皋陶的发言,除“曰若稽古”四字外,开头两字是“皋陶”二字,所以以此为题,就叫«皋陶谟».他们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继承尧的优良传统来治理好国家。他们发言的内容,是后人根据传闻追记的。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篇会议发言纪要。

全文分三大段。第一段主要记皋陶的发言,第二段主要记禹的发言及禹、舜对话,第三段主要记舜的发言、禹再次发言,及讨论结束后的祭祀活动。全文一直在个人发言和相互对话中展开议论。

第一段是皋陶的发言。他就保持尧的优良传统,提出以安民为中心的治国意见。他认为,安民是治国的根本,要做到这一点,国王和大臣都要加强道德修养,以“九德”作为修身的标准,摒除私欲,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要知人善任,所谓知人,也就是任用那些符合“九德”标准的人来治理国家。

第二段是禹的发言和禹、舜对话。首先禹汇报了治水的成绩,以及对国王的希望,然后舜提出准备采取的五项施政措施:一是进行讨伐叛逆的战争;二是从人们的服饰来分别等级;三是通过音乐来了解民意,考察政治得失;四是要听取各种意见;五是要惩罚犯罪。他要求大臣做他亲近得力的耳目和助手。禹表示支持、拥戴他奖赏功德,举用贤良。

第三段是舜的发言,他说明丹朱轻浮放纵,耽于游乐,所以给予严惩以儆戒别人。禹再次发言说明治水和施政成绩,提出苗民仍在顽抗。舜让他对苗民实行德教。谈话结束后,皋陶发布命令,命令全体臣民服从禹的领导。最后是祭祀和文艺演出,以禹作歌结束。

从记述来看,这应当是在舜的晚年。禹平治洪水后协助处理全国政务,皋陶也是这个“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从这次“三人领导小组”的会议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亲密团结、严格要求又互相勉励的关系。但是,谈话中的许多内容,如所谓“九德”、修身、德教,以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等等,都是西周初期和后来儒家的思想,这显然是后人附加的,不能据为信史。

本篇反映了某些部落首领和行政人员已经比较普遍和严重地腐化放纵,这就说明压榨奴役人民的统治剥削阶级正在产生。要保持稳定,安民就自然成为中心议题。皋陶希望从修身和知人着手,用道德来约束这些首领和行政人员;舜希望用刑罚来儆戒别人;他们都没有抓住根本。在本篇中,禹还继续反映了所谓“苗顽”反抗的问题,表明在远古时代汉族与南方苗族的尖锐矛盾。

«皋陶谟»中也有一段关于文艺问题的文字。舜的谈话中提到两点:一是在衣物上绘绣日月、星辰、花草、虫兽等十二种图案,用来表示人们高下不同的地位;二是要从各种音乐中考察政治的得失。前者表明,上古美术的实用性质。我国的上古美术不仅仅是欣赏的,而且是实用的,美和实用合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已经出现;其实用性不仅用在彩陶器上,也用在衣饰上。后者说明已注意到文艺的认识作用,通过文艺作品可以认识生活,考察政治得失。

«禹贡»

«夏书»中的«禹贡»,是我国第一篇地理著作。它写作的年代说法不一,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它原来是根据夏代流传下来的传闻和某些历史素材,在战国年代写成的;后来又掺杂了某些后世的语言和政治思想,所以表现出不同的时代色彩。虽然它杂有后代的材料,还是记载了一些夏代的史实。经过我们与其他文献,特别是与考古发掘相印证,许多史实是相合的,所以它仍然是研究夏代历史的重要材料,因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历史地理文献。

全文结构井然。开头六句引言,概括介绍全文主要内容,接着分述九州、山脉、大川、土壤、赋贡;然后介绍后人假托的所谓五服制度;最后六句以歌颂禹的功绩结束全文。我们逐层剥开那些后世虚构和夸张的成分,其中确有许多可靠的珍贵史料,帮助我们初步地认识长期被笼罩于迷雾中的夏代社会。

从«禹贡»中所记九州、山脉、大川等段落,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夏代的区域。它的四至范围如«禹贡»所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东至“海、岱惟青州”,达东海之滨;西至“黑水、西河惟雍州”,达今之甘肃、青海地区;南至“荆及衡阳惟荆州”,达今日的衡山之南;北至黄河河套地区。这广袤的区域,既包括夏王朝的中心地带,又包括夏王朝的附属国以及一些与夏王朝有联系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即«禹贡»所说的“声教讫于四海”。从我国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的分布区域来看,它们基本上是相合的,所以这些记载可以相信。

冀州列为九州之首,因为它是夏的王畿所在地区。冀州主要地区在今山西中部和南部,王畿在南部。豫州距王畿最近,所以在九州中位居第二。豫州主要地区在伊、洛、豫西一带。夏王朝的中心地区在相衔接的晋南和豫西。这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也可以证实。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与夏代后期的年代基本一致,其中心与分布也与«禹贡»相合。

«禹贡»中所记各州赋税等级及贡道等贡赋制度,当然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个时代还不可能产生如此完整的贡赋制度。但是,«禹贡»所定冀、豫、兖、青、徐、扬、荆、梁、雍九州名称,中国古代曾长期沿用,我们就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全国各地物产分布、物资流通和贸易状况。

从«禹贡»可以了解:夏王国中心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因而贡献和交换以农产品为主。其中记载的生产工具,据晋南、豫西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考察,是石器工具。在手工业方面,“扬州”、“荆州”文中提到的“金三品”,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相证,当时已有青铜的器皿和武器,证明当时已有冶铸青铜器的手工作坊和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冶锻技术。文中分别提到各州的玉石、朱砂、皮服、漆、丝、桐油等几十种产品,都可通过发掘证实,证明那时手工业有相当的发展,青铜器已经开始使用。但是记“梁州”中提到的“璆铁银镂”,迄无证实,可能是后人掺杂进去的了。

«禹贡»中所记山脉分三大系。一系称北条,从岍(陕西西部陇县)、岐(陕西岐山县)、荆(陕西富平县)穿过黄河,经壶口(山西吉县)一直到太岳(山西霍县)、王屋(山西阳城县跨河南济源县)、太行、恒山(北岳)至于碣石(冀东乐亭县)接海。一条称中条,分两支,一支从西倾(甘、青交界)、朱圉(yǔ,甘肃甘谷县,属秦岭山脉)、太华(陕西华阳,即华山)、熊耳(河南卢氏县)、外方(河南登封县,即嵩山)、桐柏(河南桐柏县)至于陪尾(河北安陆县);另一支从嶓冢(甘肃西和县)、荆山(北处为湖北荆山)、内方(湖北钟祥,今名章山)至于大别(鄂豫皖交界).一条称南条,从岷山之南(今乌蒙山脉)、衡山(即南岳),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江西鄱阳山,即庐山).这三大山脉,北条在黄河以北;中条在长江和黄河之间,其中一支在黄河南岸,一支在长江北岸;南条在长江以南。历经沧桑,这些自然地理面貌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名称有所不同而已。

«禹贡»记载了九条水系,据说这些河流都经过禹的疏通,恐难完全相信。禹的一生不可能完成这样多的工程,只能是世世代代人们努力与自然奋斗兴建水利的结果。文中说禹导九水,是夸大之辞。但是,这九条水系是存在的。第一条是疏导弱水(发源于祁连山,又名张掖河,今名黑河)经甘肃张掖入宁夏,下游流入居延海(苏克诺尔和嘎顺诺尔二湖).第二条是疏导黑水(今怒江,一说今澜沧江)至三危(一说甘肃敦煌,一说甘肃岷山之西)下游流入南海。第三条是疏导黄河,从青海的积石山至陕西龙门山,南流至华阴,东流至山西河南交界的底柱山,再东过孟津(河南孟津县),东流会合洛、汭(ruì)二水到大伾(河南汜水西北),而后北流过洚水(淇水或漳水)到大陆泽(古湖泊,今河北任县西北,已湮没)后分为九条支流入海。第四条疏导从甘肃西和县嶓冢山发源的漾水(汉水源流)东流为汉水,至大别(汉阳东北)入江,向东汇为彭蠡(泽)湖,东流入海。第五条疏导长江,从岷山开始,向东分支流为沱水,东流合沣水(湖南沣县),过九江至东陵(河南固始县),蜿蜓东流会合淮水入海。第六条疏导沇(yǎn)水(发源于山西王屋山)东流为济水入黄河,河水流溢为荥泽(汉时淤为平地),东流至陶丘(山东定陶)再东流至菏泽(山东菏泽县),再东北会合济水,再东北流入海。第七条疏导淮河,从河南桐柏山发源地东流,会合泗、沂二水东流入海。第八条疏导渭水,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县)东流会合沣水(发源陕西宁陕县,已湮没),再东流会合泾(jīnɡ)水(发源六盘山经平凉、泾川注入渭河)、漆水(发源陕西铜川)、沮水(发源陕西耀县)入黄河。第九条疏导洛水,从熊耳山(河南卢氏)发源地东北流至洛阳与漳水、瀍(chán)水会合,再东流会合伊水入黄河。

河流不像山脉,它的变化比较大。有些河流的名称古今不同,其中有的名称学者考证结论不一,但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脉络还是清楚的。长江水系自古以来变化不大,而黄河水系的变化却相当大,黄河主河道多次改变,有些支流和湖泊已经湮没,但仍能查寻出痕迹。

从«禹贡»的记载来看,夏代确实已经建立了国家,有了行政管理,有了征赋制度,有了大规模兴建水利工程的组织能力,表明已经产生了国家机器。

«甘誓»

«夏书»中的«甘誓»是夏代初期禹的儿子启伐讨有扈的战前誓师词。 «墨子·明鬼篇»曾全文引录,«庄子»、«吕氏春秋»等书均也曾经引用。学术界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篇比较可靠的文献,大约是周代根据夏代留传下来的材料写定的。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说:“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书序»也说:“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有扈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称,甘是地名,启是继承父亲禹之位的夏朝开国的君主。«墨子»引录时作«禹誓»,说是禹伐有扈。据各种文献,夏与有扈是经常发生战争的,禹也与有扈进行过几次战争,在启时又进行多次战争直至决战。所以,多数文献作为启在决战前的誓师词。

有扈是当时陕西中部和东部的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心在今陕西户县。夏的疆域中心在今晋南豫西一带,双方接壤。从文中夏军的布阵和决战部署看,有扈的军队也是强大的。夏建立的奴隶制国家要向外发展,便受到有扈的阻碍。有扈有了强大的军队并有进行频繁战争的能力,其社会发展水平也不会相距过远,它向外发展也必然受到夏的阻碍。经过多次战争之后,终于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这个地方进行最后决战。这是一次初建的奴隶制国家和一个正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氏族部落联盟进行的战争。

全文简短,只有188字。开始呼军中执事人员命听誓言,接着便宣布敌方罪状,申明军纪。征伐用的誓师词,大多是这样的写法。

«甘誓»中宣布有扈的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因而讨伐是“恭行天之罚”。这里的“五行”、“三正”的解释,历来注说纷歧。所谓“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由五种元素构成万物。这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思想。“三正”的“正”通“政”,“三”不一定是确数,指几种重要的政治措施。“代行天罚”,是周代“代行天德”的政治用语。这些语言不是夏代当时的用语,而是本文写定年代的措辞。这八个字的意思是说有扈违背天道,其政治措施背弃天德,所以要进行讨伐,代替天来惩罚他们。

«甘誓»所申明的军纪是要求军队的全体人员努力恪尽职守,完成各自的战斗任务。完成任务的在先祖神位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完成任务的则予“孥戮”。“孥戮”可以解释为或作为奴隶,或加以刑戮[48].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以罪人为奴隶,是奴隶制国家的律条之一。

据史载,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夏启取得最后胜利,较之其他的部落联盟,夏朝是发展水平较高,力量比较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