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

今文«尚书»

战国后期通行的«尚书»,在秦始皇时代遭到濒临灭亡的厄运。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布统一文字的命令,先以秦国所定小篆为标准文字,后又创一种比较简便的隶书作为日常通用文字,取缔先秦时代其他各种不同的字体。因此,秦朝官方原来所用«尚书»自当改为隶书,但民间藏书却未必改过来,这样,«尚书»便产生了不同字体的版本。秦始皇晚年又下了焚书的命令,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42]经过这场浩劫,民间用先秦文字所写的«尚书»差不多全被烧掉,公开保留的只有博士所掌管的用隶书改写的«尚书»了。接着是农民起义军推翻秦朝,项羽用大火焚烧了秦的阿房宫,楚汉战争又打了好几年,秦官方的藏书或者被烧、或者散失。

山东济南人伏胜,人称伏生(生是尊称,如后代称“先生”),本来是秦朝的博士官,专门讲授«尚书»,在战争期间,他把保留的«尚书»藏在墙缝里。汉朝建立,秩序稳定,废了“挟书律”,民间藏书纷纷出现。这时,伏生从墙缝里找出保存的«尚书»,竹简大部分都沤烂了,只剩下28篇,就用这个残本在本乡传授门徒。汉朝沿用秦朝的隶书,所以这个«尚书»残本,是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写的。汉文帝时朝廷大规模搜求古籍,派晁错到伏生家受教,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笔录后带回朝廷。[43] 从此,这个«尚书»残本被朝廷重视,立博士官专门讲授,通行全国。后来别的地方又发现«尚书»的另一篇,名«泰誓»,也是用隶书写的,应当是秦官定本的一部分,加上伏生传下的28篇,成了29篇。不过这篇«泰誓»的文字,和秦人引用的«泰誓»文字有很大不同,真实性是可疑的。可是,汉朝的学者把它视为真的,在文章中引用它。在西汉流行的这个共有29篇的残本«尚书»,因为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便被称为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是两汉的官学,东汉熹平年间经学者蔡邕据三家传本校订为统一本,刻于石碑,一体隶书,计18650字,称“熹平石经”,现残存拓片809字。

上面说的今文«尚书»三家,是在西汉后期传授今文«尚书»的三个支派:欧阳高、夏侯胜及其侄夏侯建,省称欧阳和大小夏侯。他们的讲章有«欧阳章句»、«欧阳说义»、«大夏侯章句»、«大夏侯解故»、«小夏侯章句»、«小夏侯解故»等等。这三个支派虽然源流都自伏生所传,但分章断句及解释又各有出入。当时三家都立于学官,各置博士一员,弟子人数众多,盛极一时。这三家讲章虽然名为“章句”、“解故(诂)”,却不是真正的分章断句和训诂之学,而是把每章每句甚至每一个词组分别解说,任意发挥,将一些不可靠的历史传说、阴阳谶纬、封建政治理论和儒家伦理思想等等拉扯在一起,牵强附会,动辄写出几十万字的讲章。其中,小夏侯一派最为突出,这一派有一个名叫秦恭的学者,讲解«尧典»的篇名二字,写了十余万字,解释该篇开头“曰若稽古”四字,写了三万多字,烦琐达到惊人的程度。

汉成帝时又出现一类«纬书»,也称“谶纬”,它附会儒家经义,编造预示吉凶的隐语,宣传封建迷信思想,为汉王朝统治服务。这类«纬书»假托是先秦著作,分别和五经扯上关系。其中和«尚书»有关的,有«尚书中候»、«尚书璿玑钤»等多种,统称«尚书纬».«尚书纬»为«尚书»的产生捏造了一些神话,并杜撰说古档案原有3240篇,被孔子删除到120篇,以102篇作«尚书»、18篇作«尚书中候».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纬书»曾一度盛行。许多人竟相信这个谎话,误以为«尚书»原有102篇。

古文«尚书»

从汉景帝年间今文«尚书»第二十九篇«泰誓»出现时开始,在今文«尚书»盛行的同时,又陆续发现了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它们与今文«尚书»不仅书写文字不同,篇数和章句也有所不同,另成一个体系,被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曾经多次发现,所以有多种版本。据记载,或残或全,真真假假,有六种版本:

一、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广泛征求民间藏书,得到一批先秦古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先秦时代的«尚书»残篇,是秦焚书时民间私藏的。这个版本曾经献给朝廷,所以称“河间献王本”。它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人知道。

二、景帝的另一个儿子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故乡拆毁孔子故居另建宫殿,于夹壁中发现几部先秦古籍,其中有一部«尚书».鲁恭王把这些交还孔家,孔家后裔中有一位学者名孔安国,本来是研究«诗经»、«尚书»的,经他对照辨识,今文«尚书»的29篇这里都有,只是文字有所出入;另外还有13篇是今文«尚书»所没有的,但他也辨识不清那些古文,所以他只传授那29篇,而把那16篇称为“逸书”或“逸篇”。他把这45篇献于朝廷,称古文«尚书»,请求立于学官,却未能如愿。他的学生司马迁在朝廷的书库见到这45篇孔安国本的古文«尚书»,并且在«史记»中加以引用。孔安国传授的,虽然只是他能够对照辨清的29篇,但文字内容和解说却与今文«尚书»的各派不同,从而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

三、在成帝的时候,山东地方一个叫张霸的人,把通行的29篇拆开,又采用«左传»的某些文字,加上当时已出现的«书序»,凑上102篇。虽然作伪痕迹显著,也曾一度被立于学官,称为“百两本”。

四、从成帝到哀帝,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奉旨主持整理秘府(国家收藏珍本图书的府库)图书。刘歆将全部图书分类编目,著«七略»一书[44],上列今文欧阳家«尚书»是将«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故其总目为31篇;古文«尚书»把«盘庚»、«泰誓»各分为三,把«顾命»、«康王之诰»分为二,原来的29篇便成为34篇;“逸书”16篇将其中«九共篇»析分为九,成为24篇,孔安国45篇本变为58篇本,可称为“秘府本”或”刘歆整理本”。其实,它们的篇数增多了,内容并无多大变化。据他们整理校对的结果,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相差不过八九百个字。刘歆曾经建议并力争将古文«尚书»立于学官,然而只在王莽执政时方才一度实现,到东汉时又取消其官学地位。所以,在汉代,古文«尚书»基本上是私学,可是它在学术界却有较大的影响。

五、东汉学者杜林,在陇西得到一卷漆书的«尚书»,后称“漆书本”,或称“西州«尚书»”,是先秦古籍。他是古文字学家,据此研究古文字,从而校订了通行的孔安国本。以前的古文«尚书»是没有文字解说的,学者贾逵为之作训,又作了详细的篇名目录«别录»,卫宏为之作训旨。此后马融为之作«传»,徐巡为之作“音”,许慎«说文解字»考证其文字训义,卢植为之作章句。这些人都是名冠当世的大学者,于是由孔安国传本发展而来的古文«尚书»大为盛行,其影响远远超过当时已没落的今文«尚书»。

六、东汉末年的大学者郑玄,是古文学家,兼通今文学,他以上述的古文«尚书»传本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说,作«尚书注».这时今文三家已经一蹶不振,郑玄注本一出,大行天下,从此平息了今、古文«尚书»之争。此后,郑玄的注本通行千年之久。

古文«尚书»的兴盛和今文«尚书»的没落,在于今文«尚书»的注疏烦琐而又掺杂大量的谶纬迷信内容;当它失去统治阶级的政治支持之后,便被训诂简明、学术价值较高的古文«尚书»所取代。不过,据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篇数来看,古文«尚书»实际所传的也是今文«尚书»那29篇(其中«泰誓»一篇真实性可疑);古文«尚书»中的“逸书”16篇并未传授;尽管二者各自把某些篇一分为三或一分为二,以致篇数不等,归根结底,还是那连篇目名称也相同的29篇;对照二者经文来看,也只是在文字上有一些出入,经过多次校订,其出入就更小了。所以,二者的经文是大体一致的,其区别主要在于注释和解说;经过郑玄的揉合,二者也基本合流了。当然,据后世日渐提高的学术水平来看,郑玄的注本也有许多错误和讲不通的地方,不过较之他前人的注释,是提高多了。

魏代正始年间,立古文«尚书»为官学,又将«尚书»刻了一次石碑,用古文«尚书»的本子,而且用先秦古文、秦小篆和汉隶书三种字体重写,称“魏石经”,或“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残石现存三体字合计2800字左右。

伪古文«尚书»

魏晋时代贾、马、郑、王(肃)四家«尚书»注本通行,主要是影响较大的郑、王两家之争。

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了所谓孔安国«尚书传».其实,孔安国并未作过传,它是伪托的。但汉末董卓迁都之乱,使秘府藏书受到重大损失,这部伪书竟取得官方的承认而立于学官,我们可称之为“前伪孔传«尚书»”。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朝接收的汉、魏以来的秘府藏书又遭一次浩劫,今文三家«尚书»和秘府以前保存的各种版本全部被毁,唯一保存的只有晋朝立于学官的«尚书»34篇。它属于两家,一家是郑玄学派,一家是前伪«孔传».当时玄学盛行,经学衰落,南朝梁武帝大力恢复学术事业,重兴太学,重建五经博士,经学有所恢复。这时,又出现了一部标榜为孔安国真本的古文«尚书».这部“孔传”既与郑玄的注本不同,也与“前伪孔传«尚书»”不同,我们称为伪«孔传古文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57篇有注释,头一篇没有注释,书前还有一篇自称孔安国所写的序,宣传这是真正的孔安国传。把它与郑玄注本相对照,郑玄注本为34篇,它有33篇篇目和郑注本相同,另外的25篇经文是伪造的,序是伪造的,57篇注解也是假冒孔安国作,而大部分是从“前伪孔传”抄下来的。关于这部伪«孔传古文尚书»的伪造者,有人说是一个名叫梅赜(颐)的人献给东晋元帝的,也有人说是王肃、郑冲或皇甫谧伪作的,尚无一致意见。不管怎么个说法,这部«尚书»十分流行,其影响超过了郑玄注本,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并不把它当作伪书。陆德明著«经典释文»,便以它为主,隋朝学者刘炫又为它作疏,流传很广。

唐代统一五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定本,便采用刘炫编订的伪«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读本;又令孔颖达主持一批学者撰集五经义疏,其中«书经»也采用伪«孔传古文尚书»作为标准注本并为之作疏,定名为«尚书正义».当时,隶书已成古文体,唐代通行楷书,于是唐开成二年,又以楷书将伪«孔传古文尚书»刻为石经,称“开成石经”。我国发明印刷术以后,便以“开成石经”为根据刻版印行,一直传到今天。现在由宋人收进«十三经注疏»通行至今的«尚书»,便是这部伪«孔传古文尚书».由于唐代统一五经,排斥其他版本,在唐初尚流行的马融注本、王肃注本、郑玄注本,都在排斥之列,也就从那时失传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尚书»版本,只是这一种,别无其他。我们现在讲«尚书»,指的就是这个本子,所以,在这58篇之中,哪些是真文献,哪些是假文献,不能不辨别清楚。«尚书»的辨伪,就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尚书»的辨伪

对这部通行的«尚书»,虽然社会上普遍认为是先秦传下来的真正古本,南宋的吴棫(yù)、朱熹等已提出怀疑,元代吴澄、明代梅(zhuó)作了一些初步的但是有价值的论证。清代前期考据学兴起,学术界纷纷研究这个问题,阎若璩经过二十年的考证,著«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以丰富的材料,有力的论证,用128条论据澄清问题,宣判了这部通行一千多年的«孔传古文尚书»是伪造的。他的考证又得到姚际恒、惠栋等学者的修订,终于使伪«孔传古文尚书»中的真、伪篇章大白。

我们现在通行的«尚书»58篇,其中有真有假。33篇是从汉代传下来的古文«尚书»照抄的,这是真文献;其余的25篇,是从各种资料拉杂拼凑的,这是假文献;所有的所谓“孔安国传”,以及所谓孔安国的序,都是伪造的。

这里的33篇真文献,是古文«尚书»的篇数,今文«尚书»则是28篇之数。这28篇的编制和篇目如下:

«虞书»2篇:«尧典»、«皋陶谟».(伪古文«尚书»分«尧典»后半篇为«舜典»,分«皋陶谟»的后半篇为«益稷»;另«大禹谟»一篇是伪造的,共为5篇。)

«夏书»2篇:«禹贡»、«甘誓».(伪古文«尚书»中另有«五子之歌»、«胤征»两篇是伪造的,共为4篇。)

«商书»5篇:«汤誓»、«盘庚»、«高宗肜(rónɡ)日»、«西伯戡黎»、«微子». (伪古文«尚书»中将«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另外的«仲虺(huǐ)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计10篇是伪造的,共为17篇。)

«周书»19篇:«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shì)»、«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伪古文«尚书»中分«顾命»下半篇为«康王之诰»,另外的«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áo)»、«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jiǒnɡ)命»计11篇是伪造的,共32篇。)

据以上可知,伪古文«尚书»中的真文献33篇,是与从伏生传下来一脉相承的今文«尚书»28篇相同的。汉代今文«尚书»除这28篇外,后来还曾传有«泰誓»一篇,汉45篇本的“逸篇”里有«武成»一篇,伪古文«尚书»中的«泰誓»和«武成»却不是原作,而是托名伪造的,所以均归入伪作之列。

我们现在读«尚书»,其中的这些假文献可以不读,更不可引用。当代学者研究和注释«尚书»,主要是研究注释这28篇,其余的,大多置之不论了。

这28篇真文献,也不能说全部是原始档案,并非句句都确凿可靠。我们可以按其可靠程度,大体上把它们分为三组:

一、可信为原始档案的计13篇:

«商书»1篇:«盘庚»。

«周书»12篇:«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二、基本是原始档案,文字等经过后来加工的计12篇:

«夏书»1篇:«甘誓»。

«商书»4篇:«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7篇:«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

三、战国时利用远古传说和流传下来的旧材料编写的计3篇:

«虞书»2篇:«尧典»、«皋陶谟»。

«夏书»1篇:«禹贡»。

这三类文献因错简、脱简、辗转传抄所造成的讹误,以及后人所附加的内容,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