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易传»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说和论述。

«易经»在春秋时代已广为流传,«左传»和«国语»都有大量用«易»占筮的记事,也记载当时就有人讲述八卦卦象。春秋末年的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自述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对学生讲«易»的记录,有一些传了下来。晋代所发现的战国魏襄王墓中的竹书«易经»,就另有解说的汇编。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有经,也有一部分传。原来经是经、传是传,二者是分开的,从汉末到晋,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才把传分开与经合编在一起,成一本书。«易传»通过对«易经»的解说和论述,大大加强了«周易»的哲学内容,使之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极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它承先启后,以后历代学者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发挥,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其长处和短处,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易传»的时代和作者

«易传»共七种十篇,它们是:«彖(tuàn)»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杂卦»,«序卦».这十篇,称«十翼».“翼”,即“羽翼”,是“辅”的意思。它们是辅助理解经文的,又称«周易大传»。

«十翼»是什么人著的,产生于什么时代? 这是两千多年来不断讨论的问题。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这个说法在汉、唐相沿,都说«易传»的作者是孔子,并由此产生所谓“周易三圣”之说,即伏羲画卦、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十翼;或所谓“周易四圣”之说,即再加上周公作爻辞。这样,用一层层神圣的灵光,把«周易»神圣化。

北宋欧阳修开始提出怀疑。他说:“«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易童子问»)他的根据是:«文言»、«系辞»和«说卦»相互抵牾,«系辞»前后自相矛盾,所以,“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不过他仍承认孔子作«彖»、«象»的著作权。到清代,姚际恒著«易传通论»、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就完全否定孔子的著作权,断言«易传»全非孔子所作。这个说法得到一些人的拥护。

“五四”以后,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有一次«周易»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讨论。60年代初,又对这个问题展开一次讨论。直到80年代“周易热”,学者们还是各说各的,仍有不同的认识。其代表性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论点:

一方面的论点是基本沿袭司马迁的记载。如范文澜认为:“孔子曾用大功夫钻研卦辞、爻辞,作为儒家的哲学思想传授给弟子,孔子讲说的记录及后来«易»大师的补充,总称为«易传»,或称«十翼».”[29]任继愈认为:“旧说«系辞»是孔子所作,现在从阶级观点、时代特征来看,这个说法是有些根据的。”[30]匡亚明举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该书卷后附有佚书«要»等两篇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研讨«易»理的问答,并结合其他佐证,认为:“孔子晚年确曾钻研过«周易»,并且进行过讲授,在讲授过程中可能作过整理,加入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说明。因此,司马迁所说的‘孔子晚而喜«易»’,‘孔子传«易»于瞿’等语,还是比较可信的。”[31]郭沫若在1927年写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文中说:“孔子是研究过«易经»的,他对于«易»理当然发过些议论,我们在«易传»中可以看出不少的‘子曰’云云的话,这便是证据。大约«易传»的产生至少是像«论语»一样,是出于孔门弟子的笔录吧。”[32]

另一方面的论点是仍然否认孔子的著作权,他们对«易传»作者和时代的解释又互有出入。冯友兰说:“旧说«十翼»都是孔子所作。其实,这些篇并不是一个人作的,也不是一个时候的作品,大概说,是战国末至秦汉之际儒家的人的作品。”[33]李镜池认为“«彖»、«象»的时代在秦汉之际,其他在司马迁之后的昭、宣之间和昭、宣之后”[34];钱玄同也认为有西汉中期的作品[35].高亨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说«十翼»中有汉人作品,并无坚确的论据。管见以为«十翼»都写于战国时代,正如欧阳所说‘非一人之言’,«彖»、«象»比较早些,可能在春秋末期。”[36]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求同存异,斟酌取舍,关于«易传»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在没有发现确凿的新的史料以前,可以大体上得出这样的认识:«易传»基本上成书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后期,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人之手。书中有孔子讲授«易经»的记录,这从其中有“子云”云云的明显标记,以及发挥的哲学政治思想有许多与孔子的思想完全一致,可以得到证明;但是也有孔子的门人及战国的儒家学者撰写的,这从书中有些思想和文句与«孟子»一致,也可以证实。我们再从魏墓竹书和汉墓帛书来检验,其经文卦次,解说文字均与今本«易传»不同,说明«周易»在西汉时代又经过编订,对«易传»又有补充和修订,所以«十翼»之中的有些篇章又带有西汉时代的痕迹。应该说«易传»基本上制作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后期,再经西汉学者的编订。这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转为封建社会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易传»的思想是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产物。

«十翼»是讲什么的

这七种十篇文章各有各的内容和用途。前面已经说过,它们原来与«易经»是分开的,从东汉末年以后,才逐步合起来,到晋代才逐篇或逐段分开与经文合编在一起,经传相合。

«彖»上、下:主要解释卦和卦辞,断定一卦的基本观念和卦辞的基本观念。大约产生在春秋末期。经传相合后分编在六十四卦经文之后,言前标“彖曰”。

«象»上、下:解释卦的象征意义。其中说明卦辞的部分,在于解释上、下卦的象征,称作“大象”,通常的方式是解释上三画象征什么,下三画象征什么,二者重叠又象征什么。其中说明爻辞的部分,在于就该爻的位置,结合爻辞解释该爻的基本观念,称作“小象”。大约完成于战国中、晚期。经传相合后分编在六十四卦各卦卦辞和各爻爻辞之后,言前标“象曰”。

«系辞»上、下:总论«易传»的基本意义,是«易经»的总体概论(通论),由春秋末至战国晚后期的许多阐明«易»理的记录连缀而成,内容较杂乱。其中阐释«易经»哲学观念的文字,是重要的哲学论文,把«易经»由卜筮书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它总论全经的哲学观念,并阐发这些观念如何普遍应用于自然和社会。它无法分编,经传相合后附于全书之后。

«文言»:解释«乾»、«坤»两卦卦辞和爻辞,将这两卦的«彖»和«象»作进一步的推衍和解说,着重阐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大约作于战国晚后期。经传相合后分编在«乾»、«坤»两卦卦辞和爻辞之后,言前标“文言曰”。

«说卦»:总说八卦所象征的物象及其重叠推衍成六十四卦的原理。约为西汉前期所补充,附于全书书后。

«序卦»:对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说明。约为西汉前期所补充。附于全书书后。

«杂卦»:杂论卦与卦之间的关系,将性格相反、或性格交错的卦,两卦并列,论述刚柔相济的道理。写于西汉前期。附于全书书后。

这十篇写作时间有先有后,但都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以及统一的封建帝国基本完成的时代,反映这个大时代的哲学、政治和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从总体来看,它们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易传»的哲学思想体系

«易传»通过对«易经»的卦、卦辞、爻辞所作的说明、解释和补充、发挥,吸取和改造战国时代各学派的哲学观念,发展了«易经»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它已经不是«易经»所表现的那样简单、片断、粗浅的初级形式,而具有议论、阐述、思辨的内容,初步地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在战国时期和西汉前期的发展。兹就其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将其精华大略陈述。

先谈本体论。

在六十年代前期的«易»学讨论中,对«易传»的本体论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说是唯物论(任继愈),有人说是唯心论(冯友兰),有人说是由唯物论转化为唯心论(沈瓞民).何所适从,我们还是看看它的主要观点吧。

一、“盈天地之间唯万物。”«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提出“自然之天”的命题。«说卦»又说明世界万物是由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构成的。并依据这八种物质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对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进行概括和分门别类。“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象»),“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象»),“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万物构成宇宙,而万物又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化生,它所描述的客观世界,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是古人长期观察世界而形成的总结,对盛行的神学世界观是一个大突破。

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象»中的一句名言。“行”指运行,“健”是刚健中正。它认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法则,即天道、地道、人道是一致的,天的运行刚健中正而永不衰竭,因此,君子也应该奋发图强,积极进取,不断更新。这个观点是对天道的新解释,也是对以神明为主体的天命论的否定,反映了上升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推进社会改革的积极唯物主义精神。

三、“象数”之论。«系辞下»说:天地未分之时最原始的统一体是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八卦和六十四卦是“象”,它们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法则叫“数”。«易»中的象数体现了宇宙的法则,即体现了天道、地道、人道,人们通过占筮,便可以得知象数,而预知事物未来的发展变化,按天道行事趋吉避凶。«易传»有不少文字谈象数,把其作用无限夸大和神秘化,陷入客观唯心主义。

再谈方法论。

«易传»把«易经»所体现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作了理论的概括和系统的发展,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易传»把阴和阳认为是万事万物的两种属性和作用,用这两个概念概括自然界和社会万事万物对立的两面,整个世界是若干不同层次的属性对立的事物构成的。«说卦»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它进而用阳象征天、日、父、男、上、前、明、往、昼、尊、贵、仁、福等等一切积极性事物,属于阳、刚、动;用阴象征地、月、母、女、下、后、暗、来、夜、卑、贱、义、祸等等一切消极性事物,属于阴、柔、静。这些对立的事物相反相成,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

二、“为道也屡迁。”(«系辞下»)这是提出事物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称之为“变化之道”。它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一切事物都不是固定的,而处于不停的运动和转化之中。那么,事物为什么会变化呢? 它认为是由于事物对立的属性和作用,“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相摩相推而生变化,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事物矛盾的两方面互相斗争、互相作用,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

三、“物极必反”,“生生不已之谓易”。«系辞»又说:事物发展到极限就要向反面转化,上下、刚柔、强弱、盈虚、泰否、损益􀆻􀆻都是会转化的。这样的论述很多,如«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序卦»“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各向其相反方面转化。«易传»又认为转化是不断地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它强调一个“生”字,一个“新”字。«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的这些发展变化的观点,演化成为中国人民历代有益的格言,如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生生不已,穷则变,乐极生悲,居安思危等等。

从以上主要几点来看,«易传»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经阐述了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当然限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准,论述还不够透彻和完备,仍未完全脱离原始的、朴素的阶段,但是它确实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

在整个«易传»中,它的哲学方法论又常常有自相矛盾之处,反映了它的辩证法思想也不是彻底的。这主要表现于以下的论点:

一、“无往不复”、“乾坤定位”。«系辞上»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明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它认为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在自然界如此,在社会历史也如此,它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就是所谓“变中有不变”,万物在变,但是天尊地卑是乾坤的既定法则,卑高贵贱是社会上确定不移的地位,它们是不能变的。«解·象»又说:“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在这里,它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是形而上学。

二、“先天之道”。«系辞上»宣扬“«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是说«易经»卦象中包罗宇宙万物变化的法则,世界上一切事物可能有的变化之数,都可以由它类推和演绎出来,依靠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它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它说:圣人精研«易»理而知天道、地道、人道,创造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如网罟、耒耜、舟楫、衣裳、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书契、服牛乘马等等,都是圣人取法于卦象,“观象制器”而创造出来的。照这样的解释,它是用一种永恒不变的精神(道——易理)来代替上帝(神),认为易象以其易理是事物的本源,先天的绝对真理。

«易传»的社会政治思想

«易传»通过对«易经»的解说,来发挥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它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具体运用,对孔孟思想进行了发挥和改造。概括其要点如下:

一、“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是«易传»中一句很有影响的名言。«革·彖»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里所说的“汤武革命”,指汤伐夏桀建立商朝、武王伐纣建立周朝。“革命”一词和现代的意义不同,指革去暴君桀、暴君纣所受之天命,由汤、武受天命建立新朝代。«易传»对这两次政治变革,热烈地赞扬它们是符合天道和顺应人心的伟大行动。儒家认为,应该是“圣人”(有极高道德和极高智慧的人)治世,上天授予其统治四方民众的王位,使之对民众实行德治,这就是天命。如果他失德,上天就会夺去他所受的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春秋末年的孔子积极提倡德治,但是坚决反对臣弑君,对汤武革命的问题没有直接论述。后来孟子才具体回答这个问题:“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易传»继承和发挥孔孟的思想,作了积极的明确的表达。«文言·坤»的解释又进了一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是为“臣弑君”辩护的。

二、理想社会。«家人·彖»提出一个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的基本单位,每个家庭中男外女内,家长有绝对权威(严君),家庭成员之间实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伦常关系。这是一个以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家长制相结合的典型的封建社会蓝图。

这样的社会由谁来治理呢? «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由智慧非凡、品德出众的人光明正大地来管理天下。«系辞下»提出帝王的三大任务:一是“通天下之志􀆻􀆻吉凶与民同患。”意思是沟通天下的思想意志,全国上下团结,帝王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二是“定天下之业”,即安定国家,建立国家礼仪和典章制度,发展生产和贸易使国家富裕,管理财政。三是“断天下之疑”,即一切疑难之事由帝王决断。帝王又如何决断呢? 占卜,八卦包罗天道、地道、人道,能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实际上是君主专制加迷信统治。

«易传»的理想社会,是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家长制的基础上,建立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其目标是通过封建专制国家来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安定和富裕。它把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寄托于“圣人”作帝王。但是两千余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帝王,这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幻想。

三、实行德治,德刑调和。孔子提倡的“德治”,是«易传»的政治指导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尚贤”,即孔子所说的“举贤才”,反对“亲亲”制度,主持“尚贤”制度。所谓“亲亲”制度,是指奴隶制国家以血缘关系受爵禄的用人制度;所谓“尚贤”制度,是指以功受爵禄和以才德受爵禄的用人制度。要“尚贤”就要“养贤”,即养育贤才和培养人才。«大畜·彖»:“不家食,吉,养贤也。”«颐·彖»:“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第二是“正位”,即维护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差别,各守其位。«易传»认为这是实施德治的前提。«涣·象»:“王居无咎,正位也。”“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系辞上»)“位”是什么? 是尊卑、贵贱、上下的位置,它们的具体表现就是“礼”,各个等级的人都按“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人们能各守其位,统治阶级就平安大吉;反之,国家就要乱,统治阶级就有危险。实施德治,是按照“礼”的等级规定来实行。

第三是“慎刑明罚”。实行德治,又不能不要法。犯了法,也要治罪,给予刑罚。«易传»提出明、宽、慎的法治主张。«旅·象»说:“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明,是处理案件清明,不搞冤假错案;慎,是用刑谨慎不能滥施,一定要罪刑得当;宽,是处理从宽,不能严酷。如«解·象»:“君子以赦过宥罪。”«中孚·象»:“君子以议狱缓死。”例如判死刑缓期执行等等。

第四是“裒(póu)多益寡,上以厚下”(«谦·象»、«剥·象»).裒多益寡,即取有余补不足;上以厚下,即损上益下,让统治阶级牺牲一些利益,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主张在封建社会很难行得通,即使偶有实行,也是不彻底的。北宋王安石变法,说过“损有余以补不足,天道也”。但他的变法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