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经学主要流派的发展

——宋学系各派

宋代进入后期封建社会,已经僵化的汉学已不再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要求。宋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针对自己时代的社会矛盾重新解释五经。由于经学是他们从前代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其中的基本原则和许多思想资料仍然是有用的,只要经过改造,就可以有效地继续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了重新解释,他们提倡自由研究。从经文、训诂到义疏,他们对汉学经传全面提出质疑,兴起充满怀疑精神的思辨学风。思辨学派与坚守汉学体系的汉学派经过长期论争,完成了经学向宋学体系的转化。总的来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宋学两大流派,元明经学是宋学的继续,明代河东学派与姚江学派之争,是唯心主义内部不同流派之争。理学末流空谈成风,学术空疏。

思辨学派

宋代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农民武装斗争的烽火燃烧不熄,封建统治阶级在暴力镇压的同时,需要“仁德”的面纱来缓和社会矛盾。少数民族的入侵,使统治阶级必须利用“尊王攘夷”的旗帜来动员社会力量保卫其统治。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各族各派贵族集团和大小封建割据势力的混战,破坏了封建伦理纲纪,必须重整纲常礼教。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宋王朝巩固统治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提倡尊孔读经,以经义论策来重用文臣。所谓经义论策,就是从儒经中引申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政策和策略。所以,宋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尽管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或派别,都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解释五经。

推行变法革新的王安石(1021—1086年),为了给变法制造舆论,依托五经创立“新学”。他贬讥«春秋»是“断烂朝报”,著«三经新义»重新解释«书»、«诗»、«周礼».司马光(1019—1086年)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他反对“新学”,但也作出不同于汉学的经解,著«易说»、«书仪»、«孝经指解»、«大学中庸义».他甚至作«疑孟»,怀疑«孟子»非孟轲所作。欧阳修(1007—1072年)著«毛诗本义»,始创宋人对«毛传郑笺»和«诗序»的怀疑;又著«易童子问»,明确提出«易»的“十翼”不是孔子之作。苏轼(1036—1101年)著«易传»、«书传»,苏辙(1039—1112年)著«诗集传»、«春秋集解».唯物论哲学家张载(1020—1077年)著«易说».􀆻􀆻他们或是政团领袖,或是名震一时的大家,都对汉学的义疏提出异议,创立新说,汉学不再是必须信从的了。

从北宋初期兴起的思辨精神,发展为风靡一代的怀疑学风,到南宋时形成强有力的思辨学派,或称怀疑学派。他们不承认«五经正义»的“标准”性,认为整个汉学体系存在许多错谬和缺陷,要求开展自由研究,通过语言文字的和历史的考证进行辨证。他们大胆怀疑,对汉学的经文定本、笺注、义疏全面质疑,对其中谬误展开猛烈攻击。例如,郑樵(1103—1162年)提出废除«毛诗序»;朱熹(1130—1200年)也直言“«诗序»坏«诗»”;孙复撇开«春秋»三传而另作«春秋尊王发微»;对长期被尊奉的«古文尚书»,朱熹怀疑它的真实性􀆻􀆻思辨学派以求实的精神,有力的辨证,从根本上破坏了汉学体系的权威地位。

由思辨学派开拓的宋学,它的训诂和义疏,较之汉学有很大的进步。训诂简明,通过考证订正了汉学笺注的一些错误。对五经内容的解释,有一部分能够符合或比较接近原意。尤其重要的是它提出的思辨学风,展开了对旧传统的挑战。他们是那样大胆地怀疑,勇猛地向权威攻击,畅所欲言地发表新的见解。他们不仅仅促进了经学的革新和发展,而且开启了一个充满求实战斗精神的新时代。

但是,这个学派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以宣扬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他们的怀疑和论辩,在有些地方不能不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或者因为根据不足而流于主观臆断。后来,为了宣扬纲常礼教,他们由疑经发展到改经、删经,五经中凡有文句内容不合他们的“义理”,就随意加以删改。例如:理学领袖朱熹作«大学章句»,就移易和增补经文;他的再传弟子王柏(1197—1274年)作«书疑»、«诗疑»,前者补缀移易经文,后者则干脆从«诗经»中删去32篇。提倡求实的思辨学派,在后期也逐渐向反面转化。

程朱理学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它继承和发挥先秦思孟学派的“性命义理”之学,以理欲心性为论述对象,原称“性理学”,即通常所说的理学。它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命,故又称“道学”。它自我标榜是儒学正宗,实际上却是先秦思孟学派的性理学与西汉董仲舒神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相综合而成的一种思想体系。所以,它不完全是孔孟之道,只能说是以孔孟之道为本体,又吸收融合了神学、玄学、佛学的一部分内容,因而不是儒学“正宗”,而是“杂交品种”。

理学发端于唐代中叶,韩愈提出以«大学»为理论纲领的道统学说,经北宋周敦颐(1017—1073年)、程颐(1033—1107年)补充发挥,再经南宋朱熹(1130—1200年)发挥并集其大成,构成一套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故称“程朱理学”。朱熹的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诗集传»、«周易本义»(后人还辑有«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从南宋理宗时代起,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以朱熹所注经传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所以理学大行天下。

理学是殷周至汉唐以来传统天命观的改造和发展。传统的天命观宣扬创造和主宰宇宙的是有灵的“天”、“上帝”,理学家则宣扬理是永恒的宇宙本体、产生天地的本源、世界一切的主宰。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9]程颐说:“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10]他们所谓的理,实际是传统哲学中“天”、“上帝”的同义语,他们干脆就把它叫作“天理”。什么是他们所谓的“理”或“天理”呢? 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它们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封建伦理准则,理学家把它们说成是先天的、永恒的天理,人们必须自觉遵从而丝毫不容违悖,这样就以客观唯心主义把传统的三纲五常哲理化了。

理学又是对儒家学派人性论的进一步发展,把孟、荀的人性论予以综合和改造。朱熹提出有两种人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就是“理”,也就是三纲五常,它是人人先天就具有的本性,所以“性本善”。气质之性就是人欲,指人的各种物质欲望和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朱熹认为它有清明和昏浊之别:若禀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便能成为圣人;若禀昏浊之气,为物欲所蔽,就“性恶”,成为愚、不肖。理学把人欲说成是愚昧和罪恶的根源,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即用三纲五常的“天理”,控制自己的各种物质欲望和内心情感,通过个人的修养,从内心中把一切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物质要求和情感活动完全消除。

理学要求人的一举一动、一意一念都自觉地符合先验的“理”,所以它强调道德修养,注重个人操守,谈论性命义理之学。他们推崇«孟子»,宣扬孔、孟的仁义学说,又从韩愈那里接过来«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持节不屈、自强不息作为道德修养的最高理想。在国家危亡之际,它讲伦常纲纪,讲仁政民本,讲民族气节,讲个人操守,鼓励为正义和理想的献身精神,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就理学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它突出纲常礼教,强调君权、父权、夫权及整个封建等级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戕杀个性自由,又成为人民的精神枷锁。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没落,统治阶级更加劲鼓吹礼教,一方面使它渗透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部门,一方面把它和残酷的法律结合起来,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陆王心学

心学与理学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它由唐代中叶韩愈弟子李翱发其端。李翱以«中庸»强调封建道德修养和论述性与情的理论为基础,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把人性论与封建纲常伦理联系起来。他认为,人人先天具有封建纲常伦理的本性,也就是性善,有些人所以失去这善性,是由于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情的干扰。所以,只要摒除这些情欲,就可以“反性”,即复归善的本性。这个论点经北宋邵雍(1011—1077年)依据道家学说解释,又经程颢(1032—1085年)吸收佛学加以发挥,到南宋的陆九渊(1139—1193年),完成了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佛教禅宗思想的结合,构成了心学的思想体系。他们的理论观点,在经学方面,主要通过对«周易»、«中庸»及«孟子»的解释阐发出来。

心学的著名命题是“心即理也”[11].他们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2]心是世界的本体,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存在于心——我的精神之中。从这个命题出发,他们提出“本心”说:“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人人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与天地同。”[13]这就是说,人人的本心本来具有一切善和美的道德,与儒家伦理纲常仁义道德的道统是一致的,只要人人能“知本”和“立心”,就人人皆可成为尧舜那样道德完美的圣人。所谓“知本”,又叫“发明本心”,即觉悟到封建伦理道德是天赋的自己的本心;所谓“立心”,又叫“自存本心”,即坚定地照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去做。能够“知本”,“存心”,一切行为自然地与规范合一,就达到圣人的思想境界了。“知本”“存心”靠觉悟和力行,也就是靠修行。陆九渊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排除一切物欲私念,让头脑里只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达到“彻骨彻髓”,“超然于一身”。这和佛教徒的修行,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了。陆九渊也以儒家正统自命,实际却有更多的佛教禅宗的观点。

陆九渊与朱熹进行过长达十五年的论辩,各不相下。其实,他们都以提倡三纲五常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只是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属于唯心主义内部学派之争。

明代的王守仁(阳明,1472—1528年)创姚江学派,继承发展陆九渊的心学,所以心学又称陆王心学,这个有数百年影响的学派又称为陆王学派。

河东学派与姚江学派之争

元、明经学是宋学的继续。元代确定朱熹的道统,规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定朱注«四书»为“经”,朱熹的经解具有思想垄断的权威性。元儒著述,基本上只是朱熹传注的疏解。明代继续以朱熹传注为正宗,后来考进士也只从朱注四书出题,追逐利禄的知识分子就只读朱注四书,读五经的人都不多了。在明王朝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高压下,明代学风的空疏,历史早有定论。[14] 明代经学是衰颓的,«明史·儒林传序»说:“有明诸儒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明中叶,为挽救朱明王朝的深重危机,王守仁(阳明)继续陆九渊之学,集思孟学派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完成了陆王心学的完整体系。他开创的姚江学派,在明代后期盛极一时,而与坚守程朱理学的河东学派相对峙。

河东学派以其主要代表人物薛瑄(1392—1464年)是河津人而称名。它以封建大官僚为主体,反映官方正统思想。他们的著述只是对程朱理学的阐述,但他们已是理学的末流,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思想僵化,脱离现实,空谈不务实际的性理之学。

王守仁开创的姚江学派,以其为浙江余姚人而称名。他的学说从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推行愚民政策。他曾以恩威兼施的两手镇压农民起义,也曾平江西宁王叛乱。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中贼”指的就是人民的反抗意识。他认为治乱的根本方法,是从人民心中消灭反抗意识,使其连一点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的念头都不发生,从而安分守己。王守仁向极端化发展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反对程朱理学“心外求理”,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他全部学说的核心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所谓“致良知”中的良知,即天理,也就是那一套先验的封建伦理道德。王门弟子曾把这一学说概括为“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5]第一句说人心浑然一体,本无善恶之分;第二句说人产生各种欲求(即“意之动”),才有了善恶之分;第三句说顺从天理的是善,违悖天理的是恶;第四句说要克服私欲,对封建伦理道德身体力行,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说这就是“格物”。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致知格物”学说是一致的。他说的“知”和“行”,都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概念。他说的“知”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是指先验的“良知”;他说“知行合一”不是从认识到实践和从实践到认识的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而是知“天理”,行“天理”,用先验的封建伦理道德来统率思想和行动。王守仁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要求人们连一丝一毫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念头都不发生,这就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王守仁的“致知格物”和“知行合一”,与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王守仁反对程朱理学的“心外求理”和“即物穷理”,认为它收效太慢,而且“求理”、“穷理”的结果还有导致“异端”理论的危险,不如他的“理在于心,不假外求”,只要老老实实照封建伦理道德的现成的规范去做就行了,不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干脆连想也不要去想。这套学说与大地主官僚政权的愚民政策是一致的,所以在明代后期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推重。

河东学派与姚江学派之争,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长期论争的继续,他们主要发挥«周易»、«大学»、«中庸»的义理,把经学哲学化。程朱学派末流思想僵化,把礼教变成赤裸裸的杀人利器。陆王心学末流的解经充满佛学内容,几乎脱离经学变成了禅学。

明末学者不满于宋学末流的空疏,一部分人转而致力于经学中的考据学、文字音韵学和校勘学,如梅考证«古文尚书»是后人所作的伪书,赵宦光、陈第等推翻宋人的“叶韵”说,焦竑讲校勘之学,都显示了良好的成绩,开清代学术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