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美哉顺兮得意乎好开头

然而，赵佶此生最感激、最敬重的女人是向太后。

对于他在李宸妃墓前动情的场景，当时有人劝说他皇帝之尊，不可轻易流露感情，怕向太后知道了要责怪。不想向太后也同情李宸妃遭遇，赵佶内心的细腻多情，令她感动，不禁感慨说：“李宸妃实在可怜，生前不能认自己的儿子。”

赵佶忽然跪下说：“太后是儿的生身母亲！”

向太后高兴得落下眼泪，扶起赵佶，说：“陛下何苦这样，亲生母亲只有一个，你不可怠慢了陈美人。”

赵佶不禁大哭：“太后仁慈，真是大宋之福！”

向太后安慰说：“好了，陛下不要伤心，不要你多有辉煌建树，只要求你学你父亲神宗皇帝，勤政爱民，不敢懈怠，为振兴我大宋社稷，呕心沥血！”

赵佶脸色严峻，神情庄重，发誓说：“一定牢记！”

当晚，赵佶亲自提笔抄写了元符三年（1100）即位赦：

朕承先帝之末命，嗣累圣之丕图，若履渊水，未知攸济。先皇帝睿明聪哲，克勤于邦，遵志扬功，笃绍先烈，十有六载，海内蒙休，忧劳爽和，遂至大渐，乃以神器，属于冲人。负荷惟艰，怵惕以惧，用谨承祧之始，肆颁在宥之恩，可大赦天下。恭念元丰诒谋，绍圣遗训，具在天下，可举而行，惟既厥心，罔敢废失。其率循于天下，用奉若于先王，更赖忠良尽规，文武合虑，永弼乃后，共图康功，咨尔万邦，体予至意。

一月之后，登基大典完成，向太后尽管与新皇分处军国事，但仍然做出姿态，退居后宫，不再上朝议事，就是私下里对赵佶的新政也没有过问。赵佶也常去问安，送去一些各地新贡的物品，但只要一说朝中的大事，向太后就回避，只是比较关心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喝茶。喝茶谈心，能解乏，能增进感情。

同样好茶的向太后说：“你我母子谈一谈喝茶的心得吧。”

赵佶以为是向太后在试探自己，忙说：“近来政务繁重，无暇顾及俗事，所以只喝茶解渴，却没有闲情品茶。”

向太后批评他说：“陛下，天赋不可弃，品香茗论茶经，这是高雅之事，怎么说是俗事呢？且定下一个规矩，每半月就过来品茶一次，也是让陛下轻松轻松，不可像陛下的父兄，太过劳累。”

以后赵佶每半月过去喝一次茶，直至半年后向太后过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为他选身边的女人。赵佶之前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因而他更宠幸郑贵妃。其中一个原因，郑氏原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之前赵佶当亲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氏陪侍。郑氏眉清目秀，又善言辞，赵佶自然产生好感。向太后也早就看在眼里，一等他即位，就把郑氏赐给了他。郑氏入宫后，投其所好，跟着看书写文章，更得赵佶偏爱。欢娱之中，他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夫唱妇随，有如唐明皇与杨妃故事。

病中的向太后听说赵佶沉湎于郑氏的美色，心中焦急，等他过去请安，终于忍不住，直言劝他，话也还是那几句：“只要学你父亲神宗皇帝，勤政爱民，不敢懈怠，为振兴我大宋社稷，呕心沥血，我的病自然就好了。”

赵佶脸色严峻，神情庄重，发誓说：“一定牢记！”

向太后叹道：“那些说你坏话的人，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那段时间身为山陵使的章惇仍然在朝，时刻监督他不要倦怠政务，连州县杀牛走羊案都要送到他的龙案上。他想退回案卷，章惇劝道：“陛下新政，须从小事做起，牛马牲畜，却是农家根本，不可小视。”

但是杭州一件风化案，事关人命，赵佶索要详情，曾布又来多话：“男女故事，通奸杀人，州县已有判词，陛下如此事必躬亲，势必抓小放大，本末倒置。”从早晨到深夜，总是不断有大臣来见他给他讲道理，说事情，而且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这样一来，赵佶连踢球的时间也没有了，两腿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一次浴毕，他看着肌肉变得松弛的小腿，叹道：“生得一副好腿又有何用！”

向太后听说此事，又觉得不忍心，支起病体，专程过去劝他说：“陛下年轻气盛，但求心静，不误国事，可是球也不踢了，闷出病来，致龙体羸弱，于大宋不利。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可偏废。”

事后，向太后做主，在宫中举行了几场蹴鞠大赛，最后一场高俅与赵佶的两人场户，变成了两个人的表演赛。赛前赵佶试了试球，觉得双腿不如以前有力，心里没有底气，高俅看着心急，跪下说：“请陛下宽心，高俅哪里是陛下的对手，输赢早定，高俅不敢造次！”

赵佶听出高俅让球的暗示，十八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由得兴起，说：“你我全力拼抢，以争输赢！”

几个回合以后，赵佶体力有所不支，看球的妃子们心疼得只管骂高俅愚钝：“这个高俅，这般无礼，如何逼得陛下气喘吁吁的？”

只有端王妃也就是现在的王皇后，没有恼高俅，坐在向太后身边为她讲解，低声相告：“这高俅体力强壮，但球艺不如陛下，陛下以前跟他的场户，总是赢得多！”

正如王皇后所言，最后赵佶一个绝招鸳鸯拐，定了胜局。

赵佶一副好身板，让向太后感慨万千，神宗、哲宗不都是因为体质薄弱而英年早逝的？强壮硬朗的身体才是根本啊。

想到这些，向太后开怀大笑：“本宫没有选错人！”

高俅过来见了向太后，赵佶有心抬举他，介绍说：“他起初是苏轼的书童，后来从枢密部承旨王诜，是个人才。”

实际上王诜知道他徒弟球艺精通，把他介绍给端王府，果然因为踢得一脚好球颇受赏识，被赵佶留用。在赵佶即位后的几年里，高俅官运亨通，任殿前都指挥使，加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

向太后赏赐了高俅几匹丝绸，说：“以后多陪陛下开开场户，也有功劳。”

赵佶恢复每两三日一次的蹴鞠以后，饭量大增，脸色红润，腿脚有了力气，以百倍的精力料理起朝廷大事，有时甚至三更早朝开始一直延续到子夜时分，也没有丝毫的倦容，累倒生病的却是那些原来生龙活虎，时时勉励他勤政，并用车轮战术对付他的大臣们。

在元符年结束即将迎来新年号的那段日子，赵佶开始了皇帝生涯最初的时光。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不久，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

但此时容颜不老的向太后已经病入膏肓。而赵佶则断断续续总是梦到自己东南之行裁判蹴鞠的情景，想到自己曾经将蹴鞠输赢比喻成朝中之争，不可有派，更不可你死我活，想到自己早就想要当一个王诜所赞扬的英明之主，居中调和，因此应该有建中这样的年号，建中而靖国。元符三年十一月，赵佶下诏，将明年的年号改元建中靖国，说：“就是让天下人谨记要戒除党争，大公至正，同心协力，靖国安民。”

诏曰：

朕丕承祖宗，奉若天命，思建皇极，嘉靖庶邦。盖尝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日慎一日，期月于兹，稽历数在躬之文，念春秋谨始之义。肇新元统，国有典常，是遵逾岁之期，以易纪年之号，岂惟昭示朕志，永绥斯民，庶几仰协灵心，导迎景福。宜自来年正月一日改为建中靖国元年，布告多方，咸体朕意，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赵佶追念不已，乃数次加封向太后的兄弟向宗良、向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向太后太祖向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这是非常之殊荣。

此前，对于章惇的去向，王诜或许有过进言，比如苏轼吃过的苦头，也让章惇吃一吃。哲宗即位后，章惇为相，贬苏轼到岭南。苏轼在惠州，做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京都，章惇一看，认为苏轼日子过得太舒服，就将他再贬到海南。其时苏轼逢大赦，复任朝奉郎，却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王诜或许因此想为朋友出一口气。

赵佶很快下达了旨意：“章惇流徙海南儋州。”

爆竹声中，迎来了赵佶即位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开局之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是年辛巳，北方大辽也是新王耶律延禧登基，年号乾统；西北西夏国恰好改元贞观，而多年以后长驱直入攻占汴京的女真首领完颜氏迟至1115年才建立金国。

大宋朝似乎一切都好像重新开始，机会之神给了赵佶展现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赵佶开始即位后真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关于是否恢复新法的讨论以及他想消释党争，调和两派矛盾的计划。但开始的时候，群臣们似乎事先商量好了一样，对如此大事，一致沉默。时间过得很快，赵佶对朝堂上的沉寂终于忍无可忍，依先皇成例，向朝野颁布了他的第一份直言诏，声明自己年轻，刚担起社稷重任，努力不负天下重望。大宋地域广远，是他个人难以全部掌握的。今后要大开直言极谏之路，消除欺瞒饰非之风，希望公卿士庶尽言所知，帮助分析时弊，免铸大错。凡是他个人的过失，或大臣的忠邪，以及政令的谬误，风俗的好坏，民间的疾苦，都可直言上奏，不要忌讳，即便是对于不讲情面的正确批评和建议，也唯恐听得晚，接受得慢。只要一言可用，一定给予厚赏，即使说得不对，也绝不责怪。

诏书一经颁布，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信心大振，认为大宋中兴之期至也。

沉寂了几天，终于有多名大臣直言上书，赵佶没有食言，收到奏章后即予以优厚的奖赏，于是上书的人也多了起来。赵佶用了五天五夜的时间一口气把呈送上来的奏章看了一遍，然后命秘阁将重要的奏折全部做了归纳分类，所举大事主要有两件：一是请复议新法，二是有关西北的军事，出的都是边关策论。

个别奏议，却令人扫兴，如果采纳，什么事都干不了。元丰二年（1079）探花，右司员外郎陈瓘进呈“国用须知”之议，批评“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因此“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云云。赵佶看了，不由得顿时心烦，平添不安，次日叫陈瓘进宫再谈。这陈瓘情绪累积，自顾自地一路说下去，旁人看来，大放厥词，甚至上纲上线，指责现行政策，“耗根本之财，坏神考之政”，违背了神宗皇帝的既定做法。赵佶本想反驳，压他气焰，然后再与他细谈，不想陈瓘得理不让人，竟然举证一年之间，皇帝连下五敕，如今看来都是错误的。于是君臣不欢而散。当晚，赵佶觉得有几分凉意，难以成寐，想起陈瓘之言，便一一回顾起来。

元符三年（1100）九月八日敕：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将剩数一半准备支用，余一半特令起发上京。

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起发见管常、平役钱如前敕。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二十日，三月初一日，三月初二日，接连三敕，也都是要求各路将余一半钱起发上京，应付朝廷支用。

五道敕令，一一在目，虽然多是额外用钱，但急为朝廷所急，用为国家所用，何咎之有？赵佶心中沸腾了一会儿，想了又想，方才勉强平息下来，只是后悔与陈瓘面议。之后一觉醒来，已是日照中天了。

西北用兵，不就是用钱嘛！陈瓘只问其一，不问其二，实不可取。

赵佶记得以前请教向太后，向太后原是不肯表态的，被赵佶恳求不过，沉吟良久之后说：“西北用兵事关大宋安危，陛下千万重视，但大宋边患源于晚唐五代，数百年的沉疴，怕一时难有良方，都拖了一百多年了，再拖一阵子也无妨。至于复议新法，却是一桩难事，但难事虽难，总是到了决断的时候，陛下让他们畅所欲言，尤其是那些重臣，一定要让他们有所表现。陛下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了解了他们的底细，就自然会有对付的办法了。”

当然，需要人才，在罢免的官员中搜罗，是最快最好的办法。

暑意渐退，一个个闻风而动的人物纷纷回到汴京，其中包括蔡京。

其实此前早有左司谏王黼观察到蔡京是赵佶属意的人选，于是逐条上奏，不惜攻击时任宰执参政等重臣，赞扬蔡京以前所推行的政事，于是被贬职杭州的蔡京得到机会再次起用，出任尚书左丞。

东南腔调里夹着汴京官话的蔡京缓缓走进延和殿，经与王黼关系交好的内臣推荐，得以向新皇谢恩。当然他没有空着手来，他将一幅表明心迹的《爱莫助之图》献给赵佶。赵佶对蔡京的字画由衷欣赏，赐座问话，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两遭变更，国家大计还未确定。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卿有何指教？”

蔡京叩头谢恩，表示愿效死力，建言道：“陛下应明令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此言正中赵佶心坎，握着蔡京的手，说：“说得太好了！朕为表明决心，正想把明年年号都改了。”

“陛下认为崇宁元年如何？”

“好一个崇宁！好一个崇宁！”

次日传下诏命，蔡京为左仆射。

赵佶心头更热，果断地决定召开一次重大的会议，以决定重大的事情。

这年的深秋，汴京的天气特别清新，朝臣的精神也特别振奋。朝议了五六天，大家都没有显示出疲惫的样子，但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建议说要把朝议移至宫外。七嘴八舌议论的结果，有好几个人提议大相国寺，意犹未尽的赵佶也欣然表示了同意。因此，这次议政会议的地点就定在汴京的大相国寺。

赵佶同意选择大相国寺的目的，主要是想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因为他已经发现，平静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激烈的争论。果然，到了大相国寺之后，矛盾冲突马上爆发了。

这可能是熙宁变法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攻讦，响亮的争吵声引来寺内许多僧众驻足偷听，侍卫将他们驱赶以后，大相国寺内发生争吵的传言马上传遍了汴京城内。

由于臣僚们党属不同，所上章疏和所辩的内容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把各种弊端都归咎于“元始更化”。认为神宗和王安石以社稷国家为重，为了富国强民，实施熙宁变法，所推出的一整套改革办法，都是合乎天时，顺乎民意的。可是元祐年间，司马光等欺骗愚弄哲宗，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废除新法，迫害异己，因而才使我大宋又陷入贫弱的境地。

听了这番论调，赵佶隐约眉头一皱，问：“以后不是有绍圣绍述吗？”

有五六个大臣一齐回答：“虽有绍圣绍述，但因元祐旧臣掣肘，并没有完全恢复神宗的法度。陛下要成就大业，须以继父志为己任，依靠绍圣时的大臣，清除元祐党人，才能革弊布新，有所作为。”

另一派马上进行了反击：“王安石用妖言和变法迷惑和愚弄陛下，扰乱了祖宗法度，使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国家处于混乱，正是司马光等君子，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恢复祖宗法度，才从危难中拯救了大宋社稷。而绍圣之变，奸佞专权，忠臣遭贬，使今日政令烦苛，民不堪忧，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陛下要有所作为，须立即起用被贬的元祐旧臣，清除坚持变法的绍圣党人。”

这对于十八岁的赵佶来说，无疑是当头的莫大考验，无论听从哪一派意见，都会引起更加激烈的党争，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在大相国寺后面几天时间里，赵佶选择了沉默，不发表任何观点，但是两边的大臣并没有轻易地放过他，见缝插针地来寻求他的支持，逼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赵佶无奈之下，灵机一动，决定转移殿中话题，把大相国寺的议政会议变成了书法鉴定会，气氛顿时变得轻松活跃。

这时西夏国使者来访，要讨回一纸新皇的诏书，已经在大相国寺里等了好几天了。这天赵佶核定了赏赐西夏的丝绸茶叶的数量后，又行文对西夏国主进行表彰，嫌承旨的中书舍人的字不如自己，就召集了众臣，命每人将诏文都写一遍，比一比谁的书法更好，然后排出名次，奖励金银。等大家都写完以后，赵佶用尖硬的鼠毫也写了一遍，篇幅一出，众人莫不叫绝，称颂道：“金剑霜断，崎嵌利落，内宫紧密，四周展开，风神飘洒，点画呼应，通体匀称，灵活多变，富有动感，骨力爽劲，筋络不牵，姿态秀美，笔墨不浮。”

赵佶不禁得意，问：“我朝工书者谁为第一？”

有大臣回答道：“苏黄米蔡四大家，难分伯仲。”

赵佶频频颔首，却不以为然。这时尚书左丞蔡京看出皇帝的心思，上前奏道：“苏轼丰肥圆厚、浑厚爽朗，黄庭坚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米芾承意放肆、沉着飞舞，蔡襄端庄正丽、健而洒脱，但都不及一人。”

赵佶打断他的话说：“太宗皇帝书法技艺娴熟，各体俱佳，而草书冠绝，当今工书者莫不叹服，所以当今第一还是赵家。”

蔡京没有提太宗皇帝，而是接上自己刚才的话：“这四家都不及当今陛下艺如神寿，字为天赋！”

众臣忽然明白过来，齐声说：“我朝工书者陛下第一！”

大相国寺议政取得了赵佶自己所想要的第一个成果。

自崇宁元年（1102）起，蔡京等一帮人果然有模有样做了几件事给他看。到了崇宁五年（1106），有司统计的喜报呈上。一是人丁兴旺。全国计有二千万户，是本朝开国初年的五倍，按每户四至五人计算，人口约一亿左右，约为汉、唐盛世时的两倍。二是物阜民丰。其中各府各州，尤其东南之地，商贾富户大增。汴京城里，家产超过十万贯的比比皆是，超过百万贯的也越来越多。

看到如此盛况，赵佶不禁大喜，感叹自问道：“造就太平盛世天之佑哉，朕之功哉？”

一时歌功颂德的诗词歌赋献上，在赵佶看来，都是由衷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