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批评者
——安娜·奥利维尔·贝尔[22]
——约翰·希尔顿[23]
要编辑出版这样一位多产且涉猎广泛的写信者的信件，尤其是在他的信件还没有搜集整理完整的时候，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绝非一位耐心不足或有着完美主义性格的人可以担任。这一工作耗时长，进展缓慢，整个过程充满了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探寻和疑问，对那些习惯于一切按部就班、习惯于让每个细节都各得其所的人而言，这些探寻和疑问几乎会令人绝望，甚至精神崩溃。要找到多少封信件才算足够？关于信件中提到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的背景信息，要提供多少才算可以？如果对这些事实根据附带一些点评或议论，那么这个度要如何把握才算合适？在信件中，作者说了关于一些人的不那么中听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这些当事人或是他们仍然在世的亲友们，这样的段落，又该如何处理？
这些只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众多难题中的主要几个，对于这些难题的处理，我做了既是实用主义又带有原则性的选择，这么做可能不会令所有的评论者都感到满意。为了方便这类评论者，同时也为了引入接下来要做的有关本书编辑过程的介绍，这里有个段落，来自一篇假想的持批判态度的书评，这类评论者会乐于借鉴的：
至此，人们应该已经清楚，本书中低调的解释性文字是编者的有意之举，这些低调的解释性文字的不足之处，在上面的段落中被夸大了（希望这样的夸大仅仅只是我的假想），用伯林的话来说，这是“让挑剔的读者接受或者反驳”[25]。依照我所奉行的编辑者的首要原则和解释惯例，这些低调的解释性文字仅供介绍有关章节和段落之用。
筛选
本书信集为首卷，其中所选的书信，会比以后几卷更加全面，这是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的信件保存下来的数量较少；其次，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那些书信一旦保存下来，整体质量比后期的书信要高（尽管后期高质量的书信依然数量众多，而且日趋成熟），因此，早期的书信只要能够保存下来，就没有经过太多筛选；再次，如果要控制书的篇幅，后期总体数量巨大的书信，需要更加无情的筛选，而在本卷中，被略去和删节的书信并不多。如有删略，也许是出于我对相关信件或段落本身重要程度的判断，或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某些依然在世者免受敏感问题的打扰。但是，省略的素材可能会对本书中伯林的整体印象造成影响，这一点我当然要无条件地加以考虑。在本书中，要让伯林充分地展现自己，包括他的致命弱点，一切的一切。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有一类伯林书信并没有收集在本书中。伯林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期间[26]，写了不少信件，显然属于“公务”信函的范畴。除了一两封比较有代表性的被收入本书之外，这些信函的大多数更适合另外结集出版，面向研究那个时期英美关系的专家们，并可作为由H.G.尼古拉斯编辑[27]、伯林为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起草的官方快讯的合集的补充。虽然这些信件往往既生动有趣又不乏洞见（除了很少的时候，伯林的工作信函中一般都带有他的个性特征），普通读者还是可能觉得这些信件过于晦涩，不是内行根本难以读懂。一些当时无足轻重的人物和事件在信中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大大超乎比例的注释的帮助，多数现代人对这些人物和事件几乎一无所知。由于伯林那个时期和H.G.尼古拉斯有着“夹带私货”的通信，他的工作信函预设“对美国政治局势较为了解，而大多数［……］读者不一定拥有这么多相关知识”。[28]
编排
这些信件，我尽可能地按照时间顺序编排。[29]常常有人问我，是否要把信件按照话题分类，或者至少分成私人信函和学术信函两类，但我很快就决定放弃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因为就生性热爱写信的伯林而言，他的信件是很难分门别类的。此外，如果以时间顺序来编排，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信件具有连续性，可以相互参照；反之则会失去这种连续性和参照性，还不得不额外添加标志以做弥补。而以时间顺序来编排，如果有读者不喜欢某个题材或者某个通信人，要跳过相关信件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也并非难事。
编辑
我时不时在书中插入伯林称之为“结缔组织”的段落，为紧随其后的信件提供背景信息。至于何时以这样的方式提供背景信息、何时在脚注中提供背景信息，我没有遵循什么严格的规则。不过，我会本能地选择使用脚注，因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条件下，读者更喜欢直接接触第一手资料，而不是被插入的评论分散注意力，使用脚注可以更加方便这类读者。尽管如此，有时候，给出几句提要，或者在一组信件之前加入一两段对这些信件共同背景的介绍，这种做法更经济，而且我想对读者也更有帮助。有时候，这样的介绍文字由我本人撰写，有时候，我会从别的来源引用一些相关材料，比如，伯林父亲门德尔·伯林1946年及以后所写的家族回忆录；1971年至1972年由玛丽·伯林口授的自传体文件；还有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录制的内容精彩丰富的伯林访谈录音。如果在伊格纳季耶夫所写的《伯林传》[30]中已经有了附加的背景信息，就没有必要进行价值不高的信息解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放心地让读者直接查阅《伯林传》中的相关内容。事实上，每一位想从伯林信件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读者，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都应该先读过这本《伯林传》，或者至少读过相关章节。
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结缔组织”，当然来自伯林本人。这类材料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也许，某一天足以凑成一本差强人意的自传——但是这些材料比较分散，在风格上也很不一致。在伯林的《个人印象》中，这类资料最为集中，伯林另外的著述中也有一些同类的资料，本系列随后出版的集子中，肯定会收入从这些伯林著作中节选的相关材料。作为伯林书信集的第一卷，伯林本人出版的回忆录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当属为H.G.尼古拉斯编选的他本人在华盛顿起草的官方快讯集（上文提到过）所作的序，以及伯林1972年所做的雅各布·赫佐格纪念讲座，题为“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由于这些材料与本书收入的伯林后来所写的书信关系十分密切，而对于那些想参照材料所提供的背景来阅读信件的读者，获取材料并非易事，因此我在附录里面收入了这些资料。
注释
关于本卷的注释，在前文我曾引用了安娜·奥利维尔·贝尔的话，与其说是本书注释的预期目标，不如说是我的个人希望，与其说是对贝尔的仿效，不如说是出于对她的敬仰。尤其是贝尔提到的“有趣”二字。[31]总体而言，我只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来帮助读者确认信件日期，基本上，我不会在注释中着力描绘信件中提到的某个人或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除非我认为某些信息与某一特定背景相关。我并没有打算在读者和他们所拥有的百科全书之间长期插足（在那些人物和话题已经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空间和时间上的因素都排除了我插足的可能；我也不喜欢细述或者浓缩在任何一个普通图书馆都可以找到的有关信息，因为对信息的选择往往免不了厚此薄彼。只要我所说的足以让读者自己动手，快速查询到相关资料，我便心满意足。[32]
关于信件中的当事人，在以下情形中我就不加注释了：当事人的姓名（尤其是全名）；无须过多的查证就可以确认的有关日期[33]；通信时当事人的职业以及之前相关的职业；本书截稿之后发生、伯林本人和他的通信人在通信时期内并不知晓的事件；等等。这些情况下，本书一律不提供相关注释，除非这些事件对确认信件内容比较重要。在书中我时不时会加入一些逸闻，即使这么做会使注释内容混杂不一，但这正是伯林喜欢的风格。上述的注释原则同样适用于重要人物生平的条目（下文对此有进一步说明），此部分内容通常不是对当事人的素描，而只是集中了基本信息，重点选择介绍主要人物以及（或是）在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人物，以便读者查阅。
信件抬头
信件抬头的人名、地址和日期的格式，本书中一律统一，最常用的地址[34]缩略方式如下：
一些信的原件存在档案馆，存档地点和查询方法本书在信件文本的末尾都一一给出，以免人们误会，以为这些信件、信件的复印本或副本都保存在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的伯林文件中，或以为这些信件由原收信人或其后人提供。
补充事项
需要注释的人物和其他事项，本书通常只在首次出现的时候以脚注方式提供。如果在后文中该人该事重新被提及，读者可以通过索引很快找到相关注释。前面已经提到，对伯林格外重要的人物，以及一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人物，在书后会有篇幅较长的生平简介：在索引或是脚注中，此类人物姓氏前会加上星号，提示读者在书后的重要人物生平中有其词条。
本书正文前提供的伯林家谱，由家谱学家詹妮弗·霍姆斯整理编辑，其调查能力令人惊叹；这份家谱可以方便读者查找伯林的亲戚，本书后面附录的年表，由塞琳娜·摩尔和詹妮弗·霍姆斯汇编，读者可据此确认伯林写信时所在地和所从事的职业。
编辑程序
标以“伦敦”、“牛津”和“纽约”字样的信件原稿均为手写稿，除非特别说明。其后专题中收入的信件除非特别说明，原件均为打字稿。手写信件一般完全照原文打出，而打字信件则稍做编辑处理，删去打字员由于打字风格、习惯和自身不足所添加的一些会干扰读者、与信件无关的内容。手写信件的分段[35]错误数不胜数：伯林常常在窄长的纸张上面写信，很自然地会用加大行间距、换页或者分行等方法来表示分段，而不是采用首行缩进的格式，如果过度拘泥于原稿的布局安排，这样的分段标示就会消失殆尽。同样，伯林对标点符号的运用颇为随意，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有时）甚至让人不明就里[36]——手写稿中，往往到了行末，标点符号便踪迹全无；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我并不会补上伯林遗漏的标点，因为根据上下文，哪里该有什么符号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无视这些遗漏的确于读者无益，我会不动声色，悄悄加上标点；有时候，一些在我看来尤其会产生误导作用的标点，我会删除或者修改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