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写在2014年版之前
1970年1月，28岁的我成为了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参与萨缪尔·杨切尔森（Samuel Yochelson）博士在华盛顿州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的研究项目，这是一项针对犯罪行为的调研。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项事业会持续到我70岁。杨切尔森博士自1961年着手进行该项目，而该项目至今仍是北美持续最久的罪犯研究与矫治项目。杨切尔森博士于1976年12月12日辞世，我便接手了这项开拓性的工作，继续对罪犯进行评估——不论是小偷，还是杀人狂魔。
数十年来，大家往往将罪犯看成驱力的受害者，认为罪犯很难甚至无法对驱力进行控制。事实上，大家把所有能想到的事物都看作犯罪的成因：贫穷、不称职的父母、同辈压力、媒体中的暴力以及各种类型的心理疾病。项目伊始，我和杨切尔森博士也是这样认为的。在1961年到1978年间，我们花费了数千小时对罪犯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进行访谈。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发现，上述犯罪成因都经不起审视，这些罪犯并非被动地被环境所塑造。此外，有些罪犯甚至利用我们对犯罪成因的追问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开脱。一名罪犯在经过数月的精神治疗之后，流露出少有的坦诚，对杨切尔森博士说：“博士，如果在接受您的治疗前，我还没有足够的犯罪借口的话，那么，在经过治疗后，我已经有了充足的借口。”研究者一旦从犯罪成因的迷雾中抽身出来，就能够深入地理解罪犯如何看待和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探索出帮助他们改变的方法。行为是心理认知的产物，因而，理解罪犯的认知模式是每一位政策制定者以及同罪犯打交道的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977年2月1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新闻中播出了我们在圣伊丽莎白医院所做的工作，自此，管教机构、心理健康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物质成瘾咨询机构、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等专业机构开始邀请我去做演讲。听众的反应不一而足，其中不乏对我的攻击（甚至谴责我是危险人物）。这是因为我向那些“毋庸置疑”的犯罪成因理论提出了挑战，更进一步宣称“犯罪人格”的存在。那些很少与罪犯面对面交流的理论家与那些天天同罪犯打交道的工作人员拥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管教人员、咨询师、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心理学家则高度认可我们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每天的所见所闻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还因为这种观点能够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犯罪心理分析》第一版于1984年出版，第二版于2004年出版。如今，十年又过去了，是时候对这项工作做一些更新了。在新版本中，你将能够更细致地理解罪犯的思维过程和常用策略，而非过度关注他们的生活背景或罪行。
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在以前版本中所描述的犯罪心理也没有变。只是，社会的持续变迁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比如，欺凌并不是新鲜事物，而网络欺凌则是最近才出现的，这就为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提供了新的平台，他们使用这种方式给他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网络为调研、销售、旅行和沟通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同样便利的世界，使得他们可以积极地开展“探索”，实施新的犯罪方案。网络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加高效和直接的犯罪途径，便于他们进行欺骗、偷窃和恐吓。网络犯罪日益成为威胁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极大隐患。网络罪犯可能与受害者相隔甚远——他们入侵政府的电脑系统、窃取个人信息、盗窃身份信息、摧毁公司内有价值的软件或商业记录，而这些都是执法力量鞭长莫及的。
在2004年的版本中，我用一章描述了药物成瘾的罪犯。在新版本中，我扩展了处方药物滥用，详述了新型合成药物的制造和使用，这些合成药物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药物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诱发了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为了更少地关注所谓的犯罪成因，更多地提供与罪犯思维和行为相关的细节，我用一整章报告了两个案例——两个成长于不同生活背景的年轻人都犯下了杀人罪。你会发现，虽然其中一人来自富裕的家庭，另一人成长于贫穷而混乱的家庭，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惊人的相似。阅读本书，你会发现侵吞数百万资金的白领与为了20美元就用刀威胁行人的街头小混混在思维模式上并无二致。
本书还增加了一章，专门讨论犯罪中的性。性犯罪与对性的追求、获得性满足几乎没有联系。相反，罪犯通过性犯罪活动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新的自我认识，即“我是不可抵抗的”。这对于理解某些沦为罪犯的神职人员、教练、顾问和教育者的内心很重要——他们操纵别人、培养信任关系，利用自己的职位对儿童或成年人实施性侵犯。
当要求未被满足时，这些人就会怒火中烧——因为，他们试图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独一无二的和至高无上的期望落空了。他们会将此视作对自我形象的威胁，而普通人只是对此感到心烦而已。因此，本书用一个章节探讨了愤怒：在一名罪犯身上，愤怒像癌症一样不断转移，而任何阻碍他的人和事都会成为其攻击的目标。
不论给别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身体上、经济上或情感上的伤害，罪犯仍坚信自己是一个好人。伤感的情绪和野蛮的暴行在一个人身上并存。一个暴徒说：“我可以从流泪变为冷酷，再转变回来。”这对理解罪犯为何会大发善心帮助他人，随后却又肆意妄为十分重要。罪犯将自己视为一个正派的人——这使得他们并不想改变自己。
心理专家往往会通过搜集信息来增进对犯下枪击案和恐怖袭击案的罪犯的理解。一些罪犯接触过心理专家，心理专家试图对他们进行评估，以此理解和疗愈他们；然而，这些罪犯精通骗术，不希望被人理解，更不会显露自己真实的意图。尽管这些受过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专家能够将罪犯的犯罪行为解释为某种形式上的精神疾病，却常常无法发觉他们面对的其实是本书所描述的“犯罪人格”——而你将会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
当专家不能辨析罪犯的犯罪动机时，他们常常认定这些罪犯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或者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而犯罪。自2004年本书面世以来，在庭审过程中，只要有精神疾病被作为辩护理由，我都会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提供意见。在审讯李·博伊德·马尔沃（Lee Boyd Malvo）——臭名昭著的华盛顿枪击犯之一——的过程中，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以精神疾病为由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最终被无罪释放。我在书中展示了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发现尽管被告符合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鉴定标准，但他与其他精神病患者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人们普遍接受的另一个观点是，一个曾经富有责任感、头脑冷静且不具有任何犯罪倾向的人，是因为被环境或压力逼入绝境才犯罪的。我并不认可这种观点，读完本书你会明白为什么。
美国康涅狄格州新镇和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遭受的恐怖袭击，以及2013年发生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的恐怖袭击仍令人记忆犹新。不论残忍的杀戮发生在哪，都需要结合恐怖分子的生活背景去理解其行为，这些人通过环境因素表现出了自己的犯罪倾向。想要理解这些男性、女性如何变成了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我们就需要全面地了解在他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这对理解他们的人格特征至关重要——他们是如何让自己卷入其中并最后实施了暴行的。
研究罪犯在拘留所和入狱期间的想法和行为能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景，这正是监狱工作人员每天的所见所闻。在本书中，我们会近距离地观察这幅图景，包括帮派如何在监狱的高墙内运作——他们的头目不仅在监狱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监狱外也是如此。
传统的“犯罪成因论”仍然指导着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来打击犯罪。政策的制定者们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片面地相信通过根除所谓环境性的“根本原因”就能够达到消除犯罪的目的。然而，这些采用传统理论的项目依旧未获得成功。比如，“愤怒管理法”被广泛应用于改造罪犯，而结果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认可了愤怒存在的合理性。而我则建议采用另一种方法。
毫不意外，在探索罪犯改造的过程中，争论从未停息。许多监狱的工作人员借鉴了十年前我们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发展起来的部分理论。帮助罪犯辨别其思维中的“错误”，接纳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学习和践行正确的观念是这一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事实是，每一个被关押的男性、女性（包括未成年人）——除去被判无假释终身监禁的犯人和死囚，总会在某一天回到大街上。其中的少数人会因为饱尝监禁的痛苦而做出改变，但大多数人本性难移，甚至会被再次送进监狱。如果我们对罪犯的心理有更多的理解，就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做出改变，使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和过上富有责任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