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纳粹战犯大逃亡

当希特勒与追随者在总理府地下室里庆祝他最后一个生日时，这些刽子手早已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后路了。第三帝国覆灭之际，纳粹战犯进行了一场末日大逃亡。谁为此刻的逃亡筹划数年、苦心经营？他们逃向何处？哪些国家出于何种原因肯接纳这些血债累累之人？更有甚者，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战胜国竟向特定的纳粹伸出了庇护的羽翼。

根据鲍曼的指令，罗夫敲诈犹太人，着手开辟逃亡通道

1945年4月30日，纳粹头子希特勒在地下室饮弹自尽后，有几个狂热信仰者追随他而去。但是，绝大多数屠犹刽子手在预感末日将临时，趁着战局的混乱四散逃跑了。

在这场纳粹大逃亡中，应运而生出一个名为“奥德萨”（ODESSA）的组织，即“前党卫队成员组织”。这是前党卫队成员为帮助被通缉的纳粹战犯而成立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完善的联络网。他们在德国境内外设立了若干安全据点，伪造证件、疏通关系、负责食宿、策划方案和制定路线，并在境外设立庇护所。

“奥德萨”虽然只是一个组织逃跑的组织，但它的设立早有预谋，绝非是乌合之众的随意组合。该组织有两个关键人物：马丁·鲍曼和瓦尔特·罗夫。

马丁·鲍曼也许是希特勒亲信中唯一预料到战局发展并早作图谋的纳粹分子。1944年8月他就对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打进柏林，他们也休想抓到我，因为我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他把逃跑计划托付给了十分信任的瓦尔特·罗夫。

瓦尔特·罗夫1906年生于德国科隆，上世纪30年代初进入海军服役，1937年因桃色事件被迫退伍。1938年元旦，瓦尔特·罗夫与德国前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在新年招待会上一见如故。海德里希介绍罗夫加入党卫队，后又把他安插在国内保安处一个只有亲信才能谋得的重要职位上。1940年，罗夫晋升为党卫队少校，任德国中央保安局一处G科科长，负责秘密警察的全部技术性问题以及盖世太保头目们的出行安排和后勤服务。这份美差给了他与纳粹高层接触的极好机会。在头目们眼中，罗夫办事有条不紊，颇具交往能力。1941年他被派往突尼斯任保安局驻地总代表。

海德里希遇刺身亡后，罗夫凭借善于投机的本领，又与卡尔滕布鲁纳（海德里希的继任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42年圣诞节，罗夫从突尼斯返回柏林述职时，卡尔滕布鲁纳对他说：“鲍曼希望见到你，他明天就接见你。”

谁也不知道这次会见的内容，包括卡尔滕布鲁纳对鲍曼的真正企图也不清楚。

此后，罗夫一回到他在突尼斯的岗位上，便立即扩充办事机构，将工作人员由原来的48人增加到200多人。同时，他与德国驻突尼斯军方代表、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和非洲长枪党（法国傀儡政权的拥护者组织）进行了秘密协商。

几星期后，罗夫命令他的手下逮捕了突尼斯50多位最有名望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押解到迩太基。

罗夫对这些犹太人隐隐约约暗示了一笔交易，说他刚接到命令，要马上组织流放突尼斯的犹太人。但是他觉得这些犹太人的情况非常特殊，并强调他本人对他们没有一点儿恶意，因此这项任务非常棘手，需要他们帮助才能完成。

犹太人听后，知道这名德国军官的真正目的是敲诈。经过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突尼斯犹太人向罗夫缴纳半吨黄金或相同价值的外汇，罗夫则保证当地犹太人不受迫害。

黄金分几次交给了罗夫，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运回德国，而是被运到了葡萄牙熔化，再转运到英国伦敦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售，换成外汇后存入了中立国瑞士银行，由罗夫全权掌管，这事当时只有鲍曼和卡尔滕布鲁纳知道。

从这件事开始，瓦尔特·罗夫与纳粹党的最高领导层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并成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他没有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专门为鲍曼跑腿。在以后一个时期里，他曾8次被鲍曼召唤到元首大本营，密授机宜。

1943年秋，在鲍曼的授意下，保安局将罗夫派往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市。此时，意大利全国局势混乱，南方为西方盟军占领，其余部分被德军接管，但其中有许多地方实际为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控制。

罗夫在米兰市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办事处。根据鲍曼的指令，他在一片混乱中，开始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着手建立组织，开辟逃亡通道——“罗马之路”。

笼络天主教神职人员，与游击队做交易，“罗马之路”铺设完成

罗夫在建立逃亡联络网时，把天主教神职人员作为他笼络的主要对象，因为神职人员有着世俗之人难以企及的便利。

他经常来到罗马的阿罗伊斯·休达神父的寓所。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同时也是纳粹党的同情者。

通过交往，罗夫与休达神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休达神父的引见，罗夫又与几个有权出入教皇领地梵蒂冈的高级教士拉上了关系。这些人中有方济会修士、耶稣会会士、克罗地亚神父以及修道会会长。

这里有一件需要补充的事实，就是关于教皇对纳粹屠犹暴行的态度。1998年3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发表过一个声明，对数世纪以来基督教徒对犹太人采取歧视态度，以致未能在二战中阻止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表示遗憾。因这个声明回避了对教会本身的批评，以色列官方和世界犹太人团体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二战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未能大胆抗议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屠杀行动，而只是发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通谕，正是在这样的消极态度下，使数百万无辜之人惨遭杀戮。此外，二战期间许多教会领袖不是在行动上便是在言论上与纳粹分子串通一气，而教皇也未能制止这种行为。

罗夫正是利用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对犹太人的歧视态度来达到他的目的，几个月内，他便建立了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斯到巴里港的逃亡联络网。

1945年初，罗夫意外地掌握了一批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档案材料，这成为他之后与意大利游击队讨价还价的主要筹码。

鲍曼在指示罗夫建设逃亡组织和联系网络时，自己则设法筹集逃亡资金。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的沃特利茨湖边，鲍曼召集了一次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德国大工业家组成的雇主协会的十几名代表、罗夫和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处的3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会上，鲍曼在全面分析了欧洲形势后指出，无论局势怎样发展，必须设法保存德国的经济力量。鲍曼的主张受到了雇主代表们不冷不热的回应，他们不太明白鲍曼心底里的打算，而鲍曼又不好把话说得太明白，因为与会者中有他的对手希姆莱的同党。

8月10日，在斯特拉斯堡“红会”饭店，鲍曼又组织了第二次正式会议。这次，他把自己的方案全盘托出：“我们必须明确：从现在起到明年，大家应秘密资助纳粹党。因此，从现在开始要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用以支配的财力问题。”这次会议的议题从表面上看是“为战后的经济复元作准备”，通过加强与外国公司的合作而向国外转移资金，以避免在德国战败后遭盟国没收。实质上则是鲍曼为准备后路筹集逃亡资金。

战后锲而不舍的纳粹战犯追踪者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鲍曼所编织的“逃亡网”的主要资金极可能就是通过这次会议解决的。会议后，大量的资金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家（瑞士、瑞典在二战中保持中立，但在经济上却与轴心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法西斯国家从与它们的交往中获得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急需的外汇资金，直接支持了轴心国的战争机器）。

1945年4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被游击队处死，并悬尸米兰的罗尔多广场。此时正是纳粹德国行将覆亡的前夜。

鲍曼这一时期几乎日夜陪伴着希特勒，他知道希特勒“为国捐躯”之日马上就要来临。他心机重重，希望在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元首的无限忠诚以获取好处。果然，29日，希特勒在垂死前的遗言中任命他为新政府的党务部长。同时，他又不愿成为希特勒的殉葬品，时刻关注着逃亡网络的建设进展。他指示罗夫要利用一切手段采取大胆行动铺设逃亡路线。

5月2日，瓦尔特·罗夫脱下党卫队军装，变装化名为卡尔罗·孔特。他准备采取一种令人咋舌的大胆举动：与共产党游击队谈判。他决定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意大利法西斯党的重要档案——这是游击队极力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休达神父的斡旋下，罗夫历经周折终于见到了米兰地区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吕沃米。罗夫向吕沃米开出的条件是，只要让他自由行动几个月，就可以把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档案给吕沃米。

第二天，罗夫在前往预定地点准备进一步交涉的路上，被美军巡逻队拘捕，关进了圣·维多尔监狱。但联络网中的一名神父设法把他弄到米兰市内的军队医院，随后又送到格迪集中营作为一般战俘关押。令人意外的是，在这里，罗夫与吕沃米竟不期而遇。

吕沃米告诉他，游击队方面已经同意上次谈判达成的协议。为了得到罗夫手中的这批法西斯档案，吕沃米轻而易举地使罗夫获释。

罗夫狡诈地一点一点地交出档案，不但使游击队方面不敢贸然对他采取行动，而且还通过游击队的影响使格迪集中营的十几名盖世太保成员也得以获释。游击队方面通过罗夫提供的档案，并对米兰地区隐藏下来的法西斯党徒进行了一次迅速而又比较彻底的镇压。

1945年下半年，精心构建的逃亡网络已经健全，被纳粹分子后来称为“罗马之路”的逃亡线路铺设完成。

这条线路的一端是沿意大利的瑞士边界，另一端是意大利与奥地利交界的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这两端一线正好是阿尔卑斯山的南麓，人迹罕至，在当时为意大利游击队控制区。数以千计的纳粹逃亡分子各显神通，偷越德瑞边境，隐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北侧的驿站，在此等候时机，越境南下。

意奥边境的布伦内罗山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隘，大量的纳粹分子通过这个山口潜入意大利境内。他们一批批地来到米兰，在此盘桓一段时间，又前往下一站罗马，等候出国机会。

在罗夫所收罗的人员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父。此人仪表堂堂，神色傲慢，声音嘶哑。他虽为神职人员，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狂徒，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出生于波斯尼亚，在战争期间就四处活动，曾经强迫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改宗天主教，这些改宗的教徒在接受洗礼后有的被立即枪杀。

德拉加诺维奇与罗夫勾搭上之后，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庇护纳粹逃亡者的“事业”之中。这既出于政治信仰，又由于金钱刺激。

德拉加诺维奇工作效率极高。1945年底，有大量的纳粹逃亡分子经罗夫安排，络绎不绝地来到他这里避难。德拉加诺维奇利用“罗马之路”和美国天主教难民组织的资助，发给这些人假身份证和出国护照，让他们远走高飞。由于他的协助，数百屠犹凶手得以逃脱惩罚。

1946年夏末，有消息说，在意大利东北部的乌迪内和贝卢诺地区，有8万多名法西斯分子被镇压。这一传闻引起了法西斯分子的极大恐慌，他们隐约了解到，有些被处决的人是意大利游击队根据罗夫提供的档案而暴露的。由此罗夫在法西斯分子中的威信大为降低。另一方面，罗夫提供给游击队的档案越来越少，而且价值不高，游击队便不再与其合作。不久，美国谍报部门发现了阿尔卑斯山中纳粹分子的非法活动，加强了防范措施，使得逃亡行动时断时续。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8年底。1948年12月20日，罗夫只留下几个精干人员在米兰处理善后事宜，他本人则于1949年1月9日离开意大利，乘船来到法属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在此与妻儿团聚后于10月跑到南美去了，从此杳无音讯。

“罗马之路”就此告终。这条线路到底输送了多少纳粹逃亡分子不得而知，但大部分逃亡中东和拉美的纳粹分子都是经由这条线路出逃的，保守估计有3至4万人之多。

美国人通过“鼠线”把许多纳粹战犯送到了南美

在“罗马之路”的支线上，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行动值得一提，这个行动不是由纳粹分子组织，而是由美国人领导的。

2001年4月，世界著名的纳粹战犯调查专家埃利希·罗斯鲍姆精辟地指出：“冷战真正的胜利者是纳粹战犯。由于东西方很快就把矛头对准了对方，他们也就放弃了追查纳粹战犯的愿望，于是许多纳粹战犯都得以逍遥法外。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和冷战的某一方结成盟友，参与冷战中的情报工作。”

美国人出于冷战的需要，对许多罪恶多端但对他们有用的战犯不是采取法律行动，而是加以保护和利用。美国军方蓄意庇护纳粹战犯的态度在1946年下半年已露端倪。当年，继宣布无罪释放首要战犯沙赫特等人后，在美国军方的干涉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还对汉斯·弗里茨彻等重要战犯宣布无罪释放。

1947年，驻德美军当局的做法就更加露骨：在“特别行动队案件”中被判处极刑的15名双手沾满鲜血的主犯，最终只有2人执行死刑，其余13人均被美军当局改判终身监禁及更轻的惩罚，有些人更获准保释出狱。再如丧心病狂的迫犹狂克劳斯·巴比，在人们不知其所终而两次缺席被判处死刑时，他却在西德为美军反间谍机构效劳，帮助美国人收集情报。

美国大量地雇佣原第三帝国的情报人员，特别是以前那些专门对付苏联的特工，像“灰色将军”盖伦，他曾是纳粹德国“东方雇佣军”（一个以东欧国家，特别是以苏联为工作目标的军事情报机构）的首脑。这些人掌握着苏联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当时美国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据《纽约时报》2010年11月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极力想要保密的一份撰写于2006年的600页的秘密报告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德国纳粹战犯及其同盟的“避风港”，即使明知道这些人过去的所作所为仍然招揽他们为美国所用。

报告中列出了20多名纳粹战犯，以及他们被美国招揽后的情况。其中之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在1954年曾援助波德史温，他曾协助被喻为“史上最邪恶的纳粹恶魔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发展“清除德国犹太人”计划。后来波德史温被证实任职于美国中情局。美国司法部在获知波德史温与纳粹有关联后，在1981年试图将他驱逐出境，但在同年他死了。

根据协议，这些人同意为美军占领当局服务，美国则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为此，美国人成立了一个代号为“反间谍430”的谍报组织，在不得已时帮助他们逃亡海外。但美国人一般并不直接将他们送出欧洲，而是将这一任务托付给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父——罗夫的“亲密战友”来完成。

“反间谍430”把这些人交给德拉加诺维奇时，把他们说成是由于战争而逃离原住地的“难民”，而德拉加诺维奇身上的宗教外衣又给了这些“难民”以神圣而合法的地位。反间队中的美国人把像巴比这样的人交给神父后，就撒手由神父去安排，但必须付给神父每人1000至1400美元酬金。这就是所谓的“鼠线”行动。美国人通过“鼠线”把许多纳粹战犯送到了南美。

1998年8月，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指出，美国政府数以万计的绝密文件中，记录着冷战时期美情报机关与纳粹战犯勾结的事实。这些文件由于时间已久，公之于众已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迫于国会压力而予以解密。文件展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奥地利前总理、联合国前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也曾担任过纳粹德国驻巴尔干情报特工。战后，他又成为美国反间谍部队的雇佣人员。美国人不但一直隐瞒了他以前不光彩的经历，后来还极力把他推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美国人的行为简直是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和平与正义事业极大的嘲讽，美国这种不顾正义的实用主义做法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回形针行动”：与魔鬼签约，美国政府招揽千余纳粹科学家

1945年春，在行将就木的第三帝国核心地带图林根州茂密的森林里，这里的劳工仍在被迫组装最后一批曾令伦敦和安特卫普居民胆战心惊的V-2火箭。在图林根州著名的诺德豪森制造厂里，平均每4分钟就有一人死去。在这里总共有6万人死亡，其中大约有两万人死于饥饿或党卫军看守之手。

这座可怕工厂的负责人早就逃之夭夭。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沃纳·冯·布劳恩，“纳粹奇迹武器”V-1和V-2火箭的发明者，也是之后美国航天局太空计划的负责人，美国航天局“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策划人。1969年，正是他领导研制的“土星”号巨型火箭将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送上月球。此刻，这名航天工程师、党卫军上校带着那些最敏感的秘密材料逃跑了。

冯·布劳恩十分清楚，眼下正在构建的世界新秩序中，他的发明对于二战的战胜方来说极其重要。在此期间，与他一样，许许多多的纳粹科学家纷纷销毁那些自己昔日暴行的证据，并最终在二战结束后得以洗白自己的身份。这些人是曾将半个世界拖进战争泥潭的法西斯政权的信徒，本来都应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甚至可能被送交给行刑队。

然而，等待冯·布劳恩这些人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冷战刚刚孕育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联手，精心制定了名为“回形针行动”（又称为“文件夹计划”或“纸夹计划”）的秘密方案，把数以千计的德国科学家搜罗进由美国政府精心制作的这个巨大的无形纸夹中。

这些科学家中有不少是纳粹党员、党卫军军官甚至战犯，但负责这场行动的美方官员认定，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无视这些科学家的罪行是完全合理的。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核、生物、化学、航天等领域均有秘密的科研计划，并且取得了不少进步。仅在火箭研究领域，美国就落后德国20年。而能最快缩小这一差距的办法，就是直接利用德国留下的设备和专家，进行一场科技掠夺战。

1945年3月23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率大军渡过莱茵河，此次进攻的代号是“战利品行动”。随同作战部队进攻的还有盟军联合情报资料调查小组委员会（CIOS），其中包括3000多名科技专家。

CIOS的目的是调查德国的科技情报，其内容包罗万象：雷达、导弹、飞机、药物及生物、化学武器实验室等。这场盟军的君子协定，很快演变成各国争夺纳粹武器科技研究成果的混战。其中，一份名为“奥森博格”的秘密名单备受关注，它几乎记载了所有纳粹德国顶尖科学家。

对此，唐纳德·L·帕特（美国空军中将，负责为美国搜捕为纳粹德国空军服务的科学家）在给美国驻欧洲战略空军司令部副司令休·奈尔少将的信中写道：“假如我们能够抛开虚伪的自尊心，转而利用来自德国的科技信息，我们就能从中获益良多。”美国陆军航空队肯尼斯·B·乌尔夫少将认为不仅要立即追缴纳粹武器装备，还要雇佣发明这些武器的德国专家。他在给艾森豪威尔副手卢修斯·D·克莱将军的信中直接说道：“（这样）在阻止德国作为军事大国再次崛起的同时，还可以推进我们未来的工业发展。”

1945年5月19日，一架玻璃窗被严实遮盖的美国军用运输机飞抵华盛顿郊区的某个军事基地。飞机上走出3个德国人，他们是被送到美国的第一批纳粹科学家——赫伯特·瓦格纳及其两名助手。瓦格纳是德国亨舍尔能源公司的导弹项目总设计师，也是纳粹德国在一战期间第一种应用于实战的火箭HS-293的发明者。瓦格纳悄无声息地飞抵美国，标志着纳粹科学家大批移居美国的开端。

二战结束后，当时美国法律和民情不允许纳粹分子入境甚至移民美国，因此截至1946年1月底，只有160名纳粹科学家被秘密送往美国。这些科学家在美国军方的监控下工作，因为他们或多或少与纳粹有过瓜葛，更有甚者还曾经是虔诚和狂热的纳粹分子。当时，苏联也引进了一批德国科学家，而且在原子弹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对此，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给出建议，应当立即修改纳粹科学家项目。

1946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签发了第275/5号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德国科学家将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入美国。但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仍然需要经过多方博弈和妥协。因此，负责撰写占领区美国军事政府办公室安全报告的军方情报人员，会在那些容易引起“麻烦”的科学家的文件上别上一枚回形针，以显其特别之处。自此，纳粹科学家项目改换了一个新代号——“回形针行动”。

有官员认为，批准“回形针行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因为假如美国不去网罗这些科学家，苏联也会将其纳入囊中。

1946年7月17日，“回形针行动”遭遇到巨大挫折。美国法律禁止任何用人机构聘用与纳粹有关的人员。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又修改了“回形针行动”章程的部分措辞，把这些人员称为“不会妄图恢复德国军事能力的人员”，希望以此绕开签证人员的调查。

1946年夏，美苏关系日益破裂，局面变得僵冷。美国国务卿立马敦促杜鲁门总统就“回形针行动”做出决定。杜鲁门给出批文，批准该项目，同意扩大“回形针行动”范围，招募1000名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赴美工作，并准许其移民美国。

随着纳粹科学家的到来，美国政府对新科技的关注，也激起了美国民众对这些科学成就的兴趣。从美国商务部刊发的报告中，公众得知，这些科技的应用可以解决600万人的就业问题。另外，有一份不对公众开放的机密清单显示，这些技术包括了：火箭、化学战、医学实践、航空、军械、杀虫剂和核物理等。

“回形针行动”在公共领域引发了另一种声音。美国科学界精英广泛介入，反对“回形针行动”的呼声高涨，他们把这看作美国“谋求军事力量的极端措施”。1947年2月1日，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在纽约集会，认为“引进大批德国科学家赴美工作的行动本身，有悖于美国对内外政策的终极目标”。

爱因斯坦是反对“回形针行动”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代表科学家联合会向杜鲁门写信。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们认为，这些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他们之前在德国身份显赫，要么是纳粹党员，要么是纳粹支持者，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仔细揣度其中利害关系：这些人是否能成为美国公民？他们是否能在美国工业、科学和教育机构担当重任？”

美国杰出科学家纷纷反对“回形针行动”的行为，在民众心中产生了影响，民众尝试获取有关这一项目更多的消息。但因为该项目在当时为国家高级机密，这些尝试都毫无结果。

对于战犯中的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航空医学家、尖端武器设计师、高级情报人员等，美国有关方面均给予极为宽松、优厚的待遇：全部豁免了其战犯身份，并且按专家待遇予以留用，准许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就连他们的家属甚至情妇也获准定居美国。

“回形针行动”所涉及的德国科学家对美国战后的科技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沃纳·冯·布劳恩，突出的一例是后来成为美国“航天医学之父”的纳粹医生胡贝图斯·斯特鲁格霍尔德。他在达豪等纳粹集中营策划的高空高压实验，曾造成至少120名囚犯在肺部大出血后极为痛苦地死亡。对于身体十分强健的实验幸存者，他仍不放过，命人剥光他们的衣服，赶到严寒下的室外冷冻10个小时左右，再驱赶进充满八九十度高温蒸汽的室内“加热”，在严寒与高温之间摧残他们，直至最后一名被实验者肺部大出血后气绝身亡。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恶魔。但是，他被美国招募后，不仅没受到任何惩处，而且步步高升，直至功成名就。

进入美国航空航天局后，斯特鲁格霍尔德负责监督了模拟太空舱的建设，并在设计太空服、航天员的生命保障系统确立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他还指导了对太空医生及航天员的特别训练，“阿波罗”系列登月飞行的航天员们，无一例外都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不仅如此，航天员们上天之前的各项生理心理指标评估报告，最终会交到斯特鲁格霍尔德的办公桌上。没有他的签字，航天员不能上天。所以，有人说，真正让阿姆斯特朗能在月球上行走的人是他。

1969年7月，阿姆斯特朗登月成功，斯特鲁格霍尔德的职业生涯因此达到顶峰。虽然他第二年就退休了，但美国航空航天局及太空医学协会，还是建立了一系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他的相片，被挂在几所大学的墙上；他的雕塑，站在宏伟建筑的外面；他的功绩，被刻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国际名人堂里。

1986年斯特鲁格霍尔德因病在美国家中亡故。此后，随着一批档案的解密，也随着一些调查的深入进行，他的名字才被从上述奖励中撤下来，他的相片不再挂在大学的墙上，他的雕塑才被搬走。

“回形针行动”招募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盖奥尔格·里克海，在战争期间担任V—2火箭制造厂最关键的车间总管，他安排的超负荷苦役，使数百名多拉集中营囚犯因劳累过度致死。后来，里克海的罪恶历史被揭露出来，美国当局不得不同意他回德国接受多拉集中营战争罪行法庭的审判。之后美国做了大量工作，使他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

第三帝国时期的V—2导弹研究所负责人多恩伯格将军，自1947年起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纳粹德国的火箭专家阿尔图尔·拉尔夫，战后不久即由美军情报部根据“回形针行动”送到美国，逃避了盟国的审判。他在美国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到1990年。同年，因身份被媒体广为揭露，才依依不舍地移居加拿大。

生物、化学领域也是美军当局积极使用纳粹战犯的重要领域。

头号纳粹细菌战犯——纳粹德国军事医学院负责人之一施莱伊伯格，曾多次下达指令在集中营内利用战俘和犹太人囚犯进行过无数次疟疾、天花、霍乱及其他传染病的试验，而且了解纳粹德国准备进行细菌战的全部内容和每个环节。施莱伊伯格也是纳粹德国帝国研究会议的成员，他支持、资助和监督这些“医学试验”。

纳粹德国战败后，此人的经历引起美国军方的高度兴趣。这个被集中营囚犯称为“有学问的吃人野兽”的恶魔，不但被豁免了战犯身份，而且被送往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朗多尔夫·菲尔特美国空军学院从事细菌战的筹备工作。1951年9月，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安排他在朗多尔夫基地空军航空医学学校任教。后来，施莱伊伯格就职于全球预防医学教研室，研究在世界上极其遥远的地区开展对细菌战幸存者的救护、营养和卫生等有关军事医学方面的课题，并取得一定成就。

除了施莱伊伯格外，经美军占领当局批准，参与细菌武器研究的纳粹战犯还包括：汉堡伯恩哈特·霍赫特研究所负责人亨利希·里宾尔特，他曾任第三帝国卫生问题顾问；设在伍佩尔塔尔的法本化学工业康采恩卫生研究所所长瓦尔特·基库特；设在吕纳堡的德国国家医学问题研究院负责人库涅尔特。

“回形针行动”不仅留下了诸多“遗产”，如弹道导弹、沙林毒气集束炸弹、地下掩体、太空船和武器化的鼠疫病毒，也留下一系列曾经被列为“机密”的文件。若非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允许将相关信息予以公开，美国社会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果汁和奶油的杀菌技术、不容易下滑的女性裤袜、耳温计、战斗机飞行员的抗荷服……这些都得归功于58名归顺到美国空军的纳粹科学家。

根据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洛夫特斯长期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至少招募了4000名纳粹战犯，其中纳粹专家约1600名，以便从事反对苏联的“密而不宣的战争”。洛夫特斯还指出：二战后，“数百名曾与纳粹合作过的东欧国家战犯被秘密运往美国，在那里受到保护。”

逃往南美的战犯多，阿根廷是“天堂”

2012年3月，德国检察官被批准查阅巴西和智利秘密档案，以证实第三帝国移民进入南美的真实人数。

根据这些文件显示，二战后估计有9000名纳粹战犯逃往南美地区。其中多达5000名战犯进入阿根廷，大约1500到2000名战犯逃到巴西，约500到1000名战犯逃到智利，其余的战犯则进入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国家政府对纳粹分子拥入采取“默许”态度。

为什么阿根廷在战后会变成纳粹云集之地？二战之初，由于受到美国的欺压和掠夺，不少南美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到纳粹德国身上，把希特勒视做未来的解放者，因而极端亲德。其中的阿根廷，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有131个纳粹组织和团体公开活动。1942年1月，第三届里约热内卢拉丁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几乎所有成员国宣布同德国绝交甚至对德宣战，唯独阿根廷投了反对票。直至1945年3月，阿根廷才宣布与德国断交。

此外，阿根廷地理上远离欧洲，并且自然条件优越，被认为是纳粹战犯藏身的绝佳去处。二战中，阿根廷名义上坚持中立，但实际上与纳粹德国坚持着亲密的联络。阿根廷德国移民众多，20世纪30年代末，大约五分之一的阿根廷人口具有德国和意大利血缘。他们中的军人、资本家不断参与支持纳粹德国的事业，拒绝参与盟军的西半球进攻体系。

1946年2月，胡安·庇隆当选阿根廷总统。庇隆在1938至1940年期间任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当时正值墨索里尼政府执政，法西斯主义充斥意大利社会，这段经历使庇隆怀有很强的纳粹情结。1943年，阿根廷军事政变，庇隆在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宣称“希特勒的奋斗是我们和平和战争时的指路明灯”。

档案还显示，胡安·庇隆曾向“奥德萨”组织出售10000张空白阿根廷护照。庇隆还曾聘请纳粹德国的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他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航空工业计划。

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其一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招募纳粹科学家的据点。其二是通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负责人是一个纳粹德国军队驻丹麦总司令部的前丹麦帮办。他帮助库尔特·唐克等一百多名纳粹科学家安全地通过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顺利抵达阿根廷。

靠着这些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阿根廷设计出了新式的“普尔吉”战斗机。另一名科学家战犯、国际驰名的大众汽车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菲迪南德·波尔什，同阿根廷政府签定了为该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协议。

1960年7月，阿根廷司法当局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引渡同处死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员有牵连的前党卫军扬·杜尔坎斯基的要求。阿根廷的警察当局也常常帮助纳粹战犯逃跑，使国际追捕组织的不少行动落空。

1997年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成立了一个阿根廷纳粹活动调查委员会，调查显示阿根廷躲藏了近200名纳粹罪犯，而实际数字更高。之后，阿根廷司法部门成立了一个专门侦查纳粹战犯和新纳粹集团的机构，试图彻底清洗掉阿根廷被称为“纳粹战犯的天堂”这一不光彩历史。

参与查阅秘密档案的德国负责人科特·施瑞姆说：“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多年来最需要的数据。”这些文件可能也含有现存逃亡者的线索。二战后，南美许多国家都被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者统治，他们对于纳粹分子的拥入几乎不过问。许多纳粹分子进入南美国家后，随后又将家人接走。许多纳粹分子后来甚至偷偷返回德国，过起隐居生活。

数十年来，这些战犯有的已经被捉拿归案，引渡回欧洲，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有的已经自然死亡，但也有不少改名换姓、藏得很深的纳粹分子尚未暴露身份，仍然逍遥法外。

（参考资料：《全球大追捕纳粹战犯》羊城晚报出版社2011年1月、《纳粹猎人：全球追捕纳粹战犯纪实》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9月、《回形针行动》重庆出版社2015年7月、《二战后美国“回形针行动”大揭秘》《长江商报》2015年10月19日、《美国中情局曾是纳粹战犯“避风港”》《现代快报》2010年11月16日、《秘密档案曝光：二战后约有9000纳粹战犯逃亡南美》新华网2012年3月20日、《阿根廷为何亲纳粹，甚至为纳粹提供战后避难所？》《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8月4日等；作者：肖宪、刘亚明、李华、安妮·雅各布森、B.格拉乔夫、张萌、李金良等）

链接 盟军第一志愿刽子手：一共绞死过347人

二战中，美军军士长约翰·伍兹（John Clarence Woods）拥有独特的名声：他是盟军第一刽子手，一共绞死过347人。10个官职最高的纳粹战犯死于他手，仅仅只用了103分钟。

约翰·伍兹出生于堪萨斯州，1929年12月3日加入美国海军，不久因擅离职守被军事法庭审判，后因诊断有精神疾病而被释放，释放后在一家民间建筑公司任职。当时美军对他的评价很低，认为他没有什么“服务价值”。

但是，谁也想不到，在一个独特的领域他却非常有“服务价值”。

在登陆诺曼底之前，美军在欧洲战区的军事处决只发生在英国，由平民刽子手托马斯叔侄和其他英国人员协助执行。1944年秋季，盟军进入法国后，在一次军事处决计划中，美军开始公开招募一名志愿刽子手。

刽子手，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暗黑的职业，很少有人愿意干，但约翰·伍兹应声而出，他自称曾在德克萨斯和奥克拉荷马的多起案件中做过助理刽子手，于是他如愿当上了这一特殊执行者。

伍兹刚被招募进去时是美军一个工程营的普通士兵，随即晋升为军士长并被调到巴黎纪律训练中心。在1944至1945年间，他在法国的不同地点担任了主要刽子手，参与了至少11起美国士兵的绞刑执行。

纽伦堡审判时，大批纳粹战犯被判处死刑，伍兹大显身手，绞死了10个纳粹高官，其中包括曾任纳粹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曾任纳粹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等。

此外，伍兹还参与了包括莱茵巴赫、布鲁赫萨尔、兰茨贝格等地大约45名战犯的绞刑，一时间，他赢得了不小的国际声望。关于伍兹执行绞刑的数字，《时代》杂志称一共为347人，而有人认为只有100人不到，但他是美国执行绞刑最多的刽子手却毋庸置疑。

绞刑，是将犯人押到高台套上绞索，脚下的踏板猛然松开，将犯人悬空吊死。理论上，这种“长距离坠落”，是一种能迅速致死的高效死刑。但这项工作其实很有技术性：绞索的套颈方式、踏板的设计、悬吊距离的长短，都决定是否能迅速且有效地结束性命。

令人遗憾的是，伍兹的技术不怎么样。很多目击者称，当踏板松开后，受刑者的脸狠狠地撞到了踏板门，接着在绞索上挣扎良久，让观者心惊胆战。

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唐纳德指出，许多被处决的纳粹分子在绞刑架上死得很慢，因为扣颈不足导致犯人一下子窒息死亡，某些情况下能持续数分钟。

虽然活儿糙了点，但伍兹却很敬业爱业，他对外界自豪地说：“我绞死了那10个纳粹分子，为此感到骄傲。我不紧张，在这个行业里，一个执行绞刑的家伙是不会有神经的。你问我如何看待这个绞死人的工作？是的，那必须有人去做。”

然而，伍兹的死却颇为蹊跷。1950年7月21日，他在马绍尔群岛的第七工程师旅服役期间，一次修复照明装置时意外触电惨死，年仅39岁。对于这个二战头号刽子手的意外，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为了报复，某个德国纳粹科学家巧设机关谋杀了他，假装成事故。

另一个执行绞刑任务的是美军最高行刑员、28岁的乔·马尔塔。

1946年10月16日凌晨1点16分，马尔塔把黑布口袋罩在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头上，并将绳索牢牢套定他的脖子，之后，推动了绞刑架的陷落活门操作杆，呼的一声，里宾特洛甫直掉了下去。1点30分，马尔塔宣布他已经死亡。

多年后马尔塔在回忆这一切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这次行刑之后，人们送了我一个绰号“刽子手10”，我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处决的是纳粹战犯，是为了正义的复仇，我丝毫不为此而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在东西方的迷信中，刽子手都被视为“不祥之人”，甚至过去欧洲刽子手的墓地是独立于公共墓地之外的。去世的伍兹很幸运，他被葬于家乡的一个小镇公墓，作为正义的执行者，不曾被人忘记。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他是二战盟军第一刽子手：绞死347人，手艺糙得让人心惊胆战》《中国国家历史》2018年5月27日、《全球大追捕纳粹战犯》羊城晚报出版社2011年1月；作者：快哉风、肖宪、刘亚明、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