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康有为：名士 狂生 旗手？
国人皆知戊戌变法，皆知康有为“领导”了戊戌变法。重回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行程，不难发现足以颠覆人们对戊戌变法史和康梁等维新党人的固有认识。回溯这位关键人物的成长与性格，解读他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分析他究竟是维新领袖，还是名士狂生？他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反对什么，主张什么，如何影响了1898的进程。
责任编辑/兰嘉娜
康有为其人
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使一个普通人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就是康有为。
解玺璋在《梁启超传》中写道：康有为是个耽于理想甚至沉迷于幻想的人；他又是个志向远大，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他还是个执著于理想，即使失败亦不动摇的人；他更是个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人。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人。
南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中南部，它背靠广东省会广州，濒临珠江出海口，交通方便，信息灵通，较早地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意识的影响。詹天佑和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物也出生于此。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里说：“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并自认为“教育世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自幼聪明，但科举之路坎坷。16岁才考中秀才，36岁中举。相比之下，他最有名的学生梁启超17岁已经是举人了。
康有为是一个“天命观”极强的人，终生坚信自己的生命上必然依附着某种神秘而伟大的天意。60岁那年，他写诗自承：“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又不无得意地回溯自己出生时的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生始。”
这种极度自负的“天命观”很早就出现在康有为身上——19岁师从岭南宿儒朱次琦，作了一篇离题的文章，受到老师的婉言批评和鼓励性表彰，即放言“我从此知道著书不算难事，自己和古先贤水准相去不远，由此更加自信”。1917年，康有为回顾自己早年心境，曾如此坦承：“我年轻的时候希望自成一派，立足于孔子之外，于是每日里阅读孔子的著作，吹毛求疵，对其进行攻击。”
屡试不第，心情苦闷，康有为遁入家乡西樵山的寺观之中寻求出路，康有为日后回忆：“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这种“天命观”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让康有为的心智得到了解脱。他日后在自编年谱中回忆：“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1891年初，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在草堂存在的七年（1891—1897）时间里，康有为打造出了一支草堂弟子兵，这是康有为自晚清到民国，数十年政治生涯里最重要的资本。草堂执教期间，康有为还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此两书与同时代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之间的“抄袭”或“借鉴”关系，学术界争论不休。廖平是张之洞的门生，他将其著作《今古学考》分为《辟刘篇》和《知圣篇》。由于张之洞的政治顾虑，这两部书稿并没有出版。据廖平回忆，1888年康有为二次赴京科考时拜访他，他亦曾将《辟刘篇》手稿拿给康有为阅览。
后来二人又有约谈，廖平是否也将《知圣篇》手稿交给康有为，暂时没有详细史料可考，但一年后，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思想观点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几乎完全相同。廖平指责康有为剽窃他的书稿，康有为不以为然。随后，《新学伪经考》出版，观点仍与廖平著作类似，廖平由此大怒。
史学界对于康有为对廖平著作的“借鉴”是否到了“抄袭”的程度，一直没有定论。钱穆、朱维铮等史家倾向于康有为确有抄袭的行为。康有为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前途，因此态度并不严谨。廖平认为，一部洋洋20万言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不可能5个月就写出来。除了抄袭廖平著作的嫌疑外，这部书还有一个问题，即并非康有为一人所作，而是在他一众弟子的协助下编写的。
康有为的性格不算讨人喜欢，在当时学术圈中有“狂士”、“妄人”之称。从他当年开办“万木草堂”开坛讲课就可以看出来。康有为给自己的定位和使命，就是扫清两千年来古文经学的阴霾，开启新的今文经学的时代。
他今日之改制，就好比当年孔子的“改制”。因此，康有为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做“康长素”。这里的“素”，自然指的是“素王”孔子，“长素”就是指他康有为长于孔子了。
康有为还对应“孔门十哲”，给自己的得意弟子“康门五哲”取了外号。据《革命逸史》的记载，“康门五哲”分别是——梁启超“轶赐”、陈子秋“超回”、韩文举“乘参”、麦孟华“驾孟”、曹泰“越伋”，都是超过了孔门弟子的意思。康有为和其弟子的名号一出，个个超圣越贤，附近的学子如果不拜入康有为门下，就好像低了别人一头。梁启超一生都未敢使用过“轶赐”（超越端木赐，子贡）的名号，但这在当时，还是为康有为的学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四次给清帝上书
在戊戌年前，康有为四次以个人名义给光绪上过书。
光绪十四年（1888）夏，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据康氏自编年谱，乡试落榜后，康有为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遂蒙生了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遂“以书陈大计而责之”，此事在京师颇有轰动。这年十月，盛京祖陵山崩千余丈，康氏又借此机会“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该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转交翁同龢，但因种种缘故，翁同龢并未将其代呈御前。这些情况是我们评价康氏早期政治活动所经常提到的。
依康氏所述，他在京的所有活动（包括联络朝贵）均与变法图强的政治理想相关联，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也有学者认为，“此次康有为进京，与其说是应顺天府乡试，勿宁说是为了发动变法。所以他和其他应试士子绝然相反，不是关起门来搜索枯肠杜撰八股试帖，也不是到处钻营，寻找门路，托人情走后门，冀求金榜题名，而是广泛联络京官……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不过，有关康有为1888年在京活动的情况，其他同时代人的说法非但与康说有异，甚至有相抵牾者。
近人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中说：“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騤、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
这段叙述将康有为在京活动称之为“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与康氏自述之从事变法活动可谓大相径庭。《康有为事实》（共三十二条）撰写于戊戌年十月，系梁鼎芬送至日本驻沪领事馆揭发康有为“罪行”的材料，意在劝说日本方面驱逐流亡彼国的康梁，所以文中充满诋毁、攻击之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梁氏言辞尖刻，夸张渲染之势自然难免。
应该承认，康有为、梁鼎芬各自叙述中均存在强烈的感情色彩，或过分溢美，或极力贬斥，各持一端。只有努力将其中的主观因素剥离出来，并结合其他史料进行细致的考察，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康有为当年在京活动的真实情况。
尽管梁鼎芬所揭康有为“遍谒朝贵”之事看上去有些不光彩，不过，结合康有为当时的地位和处境去考虑，这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他们二人早期曾有过较深的交往，梁说恐非毫无凭据：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康有为与梁鼎芬十六舅张鼎华系忘年之交，这也成为梁鼎芬与康有为的情感纽带。自梁鼎芬入翰林初认识康有为始，二人“恒有往还”，而后结成“至交”，后因政见不同渐行渐远。所以，尽管梁鼎芬披露康有为1888年在京活动的情况有诋毁的倾向，仍属局内人之论。何况，梁鼎芬所说当年“遍谒朝贵”“上书谀颂”等情形从现存康氏遗稿中似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1961年，康同凝（康有为幼子）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康有为遗稿、函札中，有若干通1888至1889年间康氏致徐桐、潘祖荫、祁世长、曾纪泽、盛昱等人的信札抄件。如康有为致潘祖荫函云：“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画八表之思，好士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垒耆艾之大臣也。”
“……若使赐阶前之地，欲俯闻其说，固所愿也。或使备笼之选，欲少采其材，非所及也。惟裁察焉。诚许进之于门下，望赐时日，野人不文，谨猎缨束带以待，不胜鹤立悚息之至。”
自从康有为确立要为大清王朝竭尽忠诚的信念之后，便学会了怎样利用政治层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去建立自己的人脉。从那时起，康有为就不断联络京城各个层级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掌握实权拥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高官，并为那些官吏起草他们自己不愿起草、不能起草或不屑起草的奏折等文件，以此获得好感。
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关条约》签订后
康有为来自那个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最具经商天赋，在其一生中，无论政治，还是学术，康有为都有办法转化成商业运作，都有办法筹措到足够资金。他的这个经营才能始终受到政敌攻击，也是他几次蒙难的一个重要缘由。但从今天立场看，康有为办任何公益事业、文化事业、政治事业，不靠政府的思路，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那时，国内政治气氛发生重大转变，公开谈论国事，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已经不再是违规违纪的事情，高阶层官员、关心时局的知识人开始以维新为时髦，于是有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建立。
士大夫要想发挥政治上的作用，当然应该联合起来，用传统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叫“结党”，但这个活动总是与“营私”结合起来，结党在过去时代总是不被真正的士大夫看得起。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甲午战争这样的大事，士大夫无法继续置之度外。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就意识到士大夫团体力量的重要性，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因此，欲改变社会风气，提升新一代知识人士气，就必须将这些知识人组织起来，“必合大群而后力厚”。合群非组织团体不可，而在外省组织团体，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结合士大夫及中高阶层开明官僚在京师组织则不然，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又因成立于京师为全国政治中心，还可以避免守旧官僚不必要的怀疑。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后，并没有急于离开京师，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户部郎中陈炽、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等人建议，留在京师筹划组织团体的事宜，他天天以“开会”之义号召于同志。这里的所谓“开会”，就是创办一个新的机构，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团体。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也“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
经过康梁等人反复宣传，明白此理的越来越多。在陈炽、沈曾植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三次“游宴”活动，就是现在的聚餐筹款、筹组团体。
可能因为康有为政治企图太过明显，三次“游宴”并不成功。但经两个月宣传鼓吹，成立组织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已获得相当共识，他们逐渐相信组织团体、设立学会有益于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帝师翁同龢及管学大臣孙家鼐等开始暗中支持这些活动。
1895年8月下旬，在年轻开明官僚陈炽热情串通下，康有为等人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等人雅聚，商谈筹组京师强学会。为壮大声势，争取当朝重臣支持以减少不必要麻烦，他们通过沈曾植找到军机大臣李鸿藻门生张孝谦参加。这一系列雅聚解决了京师强学会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为强学会筹资，参与者认捐，一举而得数千金，仅袁世凯一人就当场认捐五百金；二是推举陈炽为提调，负总责，推举张孝谦协助陈炽；三是推举康有为起草成立宣言。
资金到位后，他们把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安徽会馆即《万国公报》所在地作为强学会会址，每十日集会一次，轮流演讲，宣传维新思想。至此，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
1895年10月，强学会在琉璃厂成立了一家图书馆，除了接受捐赠图书、仪器外，还派麦孟华等去上海采购新书。
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计划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为中国持久发展准备人才资源。
为了这些事业，强学会在开办之初确实具有很强的经济色彩，他们不仅向官僚士大夫阶层劝捐，而且向各省督抚发函募捐。他们的劝说确实起到了作用，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从户部拨款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刘坤一也各捐五千金，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也纷纷捐款。在这种爱国、维新气氛下，李鸿章深受感染，主动认捐两千金，但李鸿章当时背着卖国的骂名，遭到了强学会主事诸公拒绝，弄得他很没有面子。
英美公使向强学会捐助一批图书和仪器；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也给予热情支持。英美在华外交官、传教士与强学会保持紧密联系，希望强学会能够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
参加强学会的人流品比较复杂，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等，属于积极的维新人物；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为维新同盟者，但他们总想着将强学会办成一种可利用的政治力量。在他们背后，还有帝师翁同龢的影子。强学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想与皇帝周边的人物密切往还，因为他们都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当然希望皇权中心的支持和回应。
强学会内部第三股力量为开明的中下层年轻官僚，他们对现实政治不满，期望改革，他们中也有人希望通过改革，剑出偏锋，展露头脚，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因而他们的加入也具有某些投机成分。代表人物有张孝谦、丁立钧、褚成博、张仲炘、袁世凯、徐世昌等。
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宣言，激励不少新知识人和开明官僚加入强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许多读者在阅读这份宣言时，情不自禁地“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
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宣言却在强学会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张孝谦、丁立钧等人对序中激烈言词持反对态度，忧虑这些言词可能会引火烧身。据康有为事后回忆，“丁、张畏谨，数议未定，吾欲事成，亦迂回而从之”。
在康有为等人鼓吹活动下，强学会获得了迅猛发展，短短时间，朝士云集，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均有人参加。强学会差不多办成了议院，其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影响的扩大是好事，也是坏事。大学士徐桐、监察御史褚成博等人就一再扬言弹劾康有为，吓得陈炽、沈曾植等主事者不得不敦促康有为从大局着想，从长计议，于10月11日仓促离开北京，以保全京师强学会。
康有为离开后，强学会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陈炽等人。但过了不久，却变成了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四人为总董，而以张孝谦主其事。张孝谦为人“故反覆”，做事也不太靠谱，他只是凭借与李鸿藻特殊关系，便“意见重，气焰大”，“以局为其局”，将强学会看作自家的私有财产和自己的政治资本，联合丁立钧排斥陈炽、沈曾植等。
屋漏偏逢连阴雨。强学会内部矛盾正在激化，监察御史杨崇伊就在1896年1月20日上折举报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廷给予查封。
收到杨崇伊奏折后，光绪帝即以原奏示诸军机大臣咨询意见，由于强学会章程中规定不许满洲人入会，早已引起满洲大臣恶感。后经步军统领衙门调查，22日宣布查封。京师强学会至此结束。
康有为当年在京活动的真实情况：为中国人移民巴西的大生意而去
胶州湾事件前后，康有为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复还上海。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文廷式，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师生关系非同寻常，因光绪帝宠爱珍妃，爱屋及乌，对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备至；文廷式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得罪多少显贵。甲午战后，他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文廷式不仅对京城官场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康有为与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康有为与文廷式政治理念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乐于为康有为写了密札数通，为其到北京后疏通各方面关系提供方便。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有为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若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的中国。广东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甲午战后，中国的政治在康有为看来，简直是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他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
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移民巴西的生意。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当朝大臣李鸿章，向其详细介绍了这个构想。李鸿章原则上表示同意，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
李鸿章的表态合乎情理，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呆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在这一短暂时间里，正是中国外交危机急剧发生及变化的关键时刻。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宁，尤其是德国政府不仅不肯让步，反而步步进逼。康有为有着天生的政治热情，他是不得已才从事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一旦有机会参与到现实政治中来，政治热情使他很快放弃一切。
胶州湾事件发生，给了政治新人康有为一个机会
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深夜中常常暗自流泪，仰天痛哭，并奋笔疾书，草就一份建议书，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事论事探讨胶州湾外交危机的处理方式，而是从国际大背景详尽分析中国的处境，从政治的高度为中国指点未来出路。
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因应胶州湾危机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尽快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激励人心，次明耻以提振士气。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改革政治制度，一意维新。中国只有在政治上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中国只有建立与东西洋各国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制度，才能使东西洋各国以平等兄弟之国的身份待我。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优越性不是要建立与东西洋各国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在同一或近似的制度框架下保留民族的独特的文明形态或生活方式。
按照清廷规则，康有为1895年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虽并没有在工部上班，但他的编制依然保留在工部，因此这份上书要想让光绪帝看到，就必须通过工部主管这一关。
工部尚书淞溎在读到康有为文中“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时，感到无疑有一点“犯上”倾向。而且，胶州湾外交危机在淞溎等政府诸公看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交事件，就事论事，就是中国国力不如人，似乎无需上升到什么政治层面，更无需怀疑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所以淞溎不愿以工部的名义转递康有为的这份上皇帝书。
康有为的上书没能通过正常渠道上达天听，但在京城内外却广为传抄，开明官僚和年轻知识分子大致认同康有为的危机意识，而守旧或正统者似乎认为康有为危言耸听，夸大危机，中国必须坚守三年来的维新共识，按部就班，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心灰意冷的康有为深切感到偌大的京城竟然没有多少政治知音，于是他准备离开京城，返回故乡。
临行前，康有为向各方面辞别时，有意无意中在其弟子梁启超的好朋友曾习经的陪同下，拜访了都察院主管徐寿蘅。康有为顺便将他的这份上皇帝书送给徐寿蘅一份。不想徐寿蘅竟签发报送了皇上。
光绪看到这份文件后，并没有像淞溎预想的那样不愉快，而是非常高兴，责成总理衙门安排召见。康有为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
无独有偶。如果满朝文武百官只有康有为一个人这样看这样说，不论这种说法多么动听，无论光绪怎样喜欢，恐怕都难转为政治实践。巧得很，1897年12月30日，杨深秀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杨深秀就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奏折的基本思路竟然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出奇的一致。
杨深秀的“盛世危言”无疑深深刺激了光绪和他的“众爱卿”。痛定思痛，光绪在将这份奏折上报给慈禧太后过目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1898年1月16日，光绪在召见群臣时谈及外交困难和时事，询问在这诸多困难中，究竟应该以什么事为先。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以变法为急务，而不是就事论事，整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明世界大势、中国大势。
各位重臣在听到光绪的这个指示后，默然无对，即便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吞吞吐吐地表示，要说进行什么改革，恐怕还得从内政改革做起。
光绪政治变革的期待没有很快在政治高层获得回响。不过，年轻的光绪并不会就此放下，更不会就此甘心。他在退朝后责成首席汉大臣翁同龢起草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光绪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办法。
杨深秀的建议与康有为上书的政治主张出奇的一致，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史阙有间不可妄加猜测。研究杨深秀的人大都认为这是杨深秀的独特见解，而研究康有为的人，或以为这个主张来自康有为的启示，或者干脆就是康有为的代笔。
官场来了个年轻人
1897年12月11日，康有为命仆人将行李装上车，准备离开北京。连续数日，康有为四处走动，登门告辞，当天只有当朝帝师翁同龢还没有拜访告辞。康有为登门时，翁同龢并不在家，康有为只好留下字条表达告别之意。
翁同龢回到家中看到字条，他知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已经送达朝廷，也知道皇上对这份上书很满意，所以他在第二天早朝时向光绪郑重推荐了康有为，光绪也似乎欣然接纳了这个推荐。于是，在退朝后，翁同龢连忙赶往康有为的住所南海会馆，将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之。
康有为后来写了一首诗，比较真切反映了自己当时的激动心情：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与翁同龢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同龢的关系比作汉朝的韩信与萧何，说翁同龢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当今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不过，由于后来政治局面的突然变化，翁同龢前往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会面，并不见于他的日记。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为中止南下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有为最终决定留在京师的另一背景是他的另外一位官场朋友、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帮助。根据康有为的记载，他在戊戌年间曾数次为高燮曾代拟奏折，可见他们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康有为在准备离京南下的时候，曾草三疏由杨锐分发给王鹏运、高燮曾寻机上奏朝廷。
康有为代高燮曾拟就的奏折也在12月12日呈递光绪，与翁同龢推荐为同一天，而这份奏折并不是什么政治建议，而是以高燮曾的名义推荐康有为，建议朝廷给康有为一个适当的名义，令其出国考察，并相机参加西方各国主持召集的弭兵会，大约有从事民间外交的意思，但又具有政府背景，由政府提供相关费用，照会各国外交机构；并建议光绪召见康有为。
这份推荐奏折是清廷体制内官员第一次正式举荐康有为，受到光绪的重视，予以批示，建议总理衙门进行研究，拿出方案。
总理衙门的对应方案对康有为来说并不乐观。总理衙门认为，弭兵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约束力，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委派什么大员前往参加。高燮曾的推荐落了个空。
至于建议光绪召见康有为面谈，主持政府日常事务的恭亲王以为这个建议不可行，主要是有碍清王朝的礼仪制度。康有为级别太低，由光绪出面与其交谈显然是不合适的。恭亲王建议，如果光绪有什么问题需要向康有为咨询，尽可由总理衙门诸位大臣代为询问和转达。
于是在戊戌年正月初二，总理衙门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与诸位大臣见面，接受问话。
年初三（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许，康有为如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参加当天对话的为荣禄、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
几位大臣中年龄最大的李鸿章，较康有为年长35岁，年龄最小的廖寿恒，也较康有为年长19岁，康有为那一天是官场上新来的年轻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老于世故的人品评打分。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官方记录，但是综合康有为的追记、翁同龢等人的相关记录，能够看出这天谈话的大致情形。
寒暄问话后，康有为就国内外时局、变法维新等重大问题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主要谈的是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修铁路，开矿产，广借洋债等问题。从内容看，康有为所谈似乎没有多少新意，许多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甚至正在实践。所以从老一代政治家的立场看，康有为这次谈话并不算成功。
在康有为演讲告一段落后，荣禄不经意地告诫他，变法维新固然是大清王朝政治上的一条出路，不过任何变法都必须守住一定的底线，现在的维新运动也是如此。总之，荣禄认为千变万变，祖宗之法不能变。
对于荣禄的告诫，康有为似乎非常恼火，针锋相对地表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现在祖宗之地不能守，反而割让给了别国，那么怎么解释祖宗之法不能变呢？即便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西花厅而言，此时为总理衙门所在地，亦非祖宗之法所有。由此可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诚非得已，不过是中国精神传统中的日日新日又新的主张而已。
以这样的口吻回应荣禄的提问，即便荣禄有宰相之腹，也很难容忍康有为这样的小狂生。
诸位大臣中年岁较轻的廖寿恒就此问康有为，中国如果现在推动变法改革，那么应该先在哪些方面用力？
康有为毫不迟疑地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最年长的大臣李鸿章迫不及待地问道：照你的这个说法，那么就是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了？
康有为的意思当然不是如此简单和非此即彼，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各国并立，原非过去中国的天朝上国政体。然而中国现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官制，皆为过去一统时代的旧制和法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最近甲午年间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都应由这些旧制、旧规、旧律承担责任。所以，中国的改革就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即便一时不能尽撤、尽裁、尽废，亦应当斟酌改定，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合新时代新需要，否则维新变法诸新政就很难推行。
很显然，康有为的这个说法将中国旧有的法律体制、官僚体制彻底废弃，仿效东西方立宪各国，重建政治体制、官僚体制。这个观点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考，谁也不会认为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康有为向这些当政者呼吁变法改制，警告他们现在正在执行的法律制度、官僚体制都错了。
康有为的激进，大约使谈话陷入尴尬，无法进行。为了缓解这个尴尬，帝师翁同龢出来打圆场，他将话题转移至经济方面，询问康有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款项筹集方面有什么考虑和办法。
谈话最后，康有为向大臣们透露，他最近正在编辑《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立意详细考察日俄两国政治改革的详细进程，期待对中国将要进行的政治变革提供某些思想资源。
西花厅问话的真实情形可以见仁见智，不过除了康有为非常自得外，另外一个比较满意的人大概就是翁同龢。翁同龢在第二天与光绪见面时顺便将西花厅问话的大概情形作了汇报，翁同龢对这次问话略有渲染，具有相当倾向性，从而使光绪对康有为这个官场上的迟到者、官场上新来的年轻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觉得有必要找康有为当面谈谈。
光绪的决定再次遭到恭亲王的反对，反对理由依然是康有为地位太低，面见光绪，不合清朝礼制。他建议皇上不妨令康有为将书面意见尽早呈报，如果从中发现确有价值，再考虑用什么变通办法安排召见。于是光绪通过总理衙门命令康有为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书面呈递，并将西花厅问话时提及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
根据光绪的指示，康有为在这个春节假日里闭门谢客，奋笔疾书，一直忙碌着赶写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及《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还附有一份《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开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请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
康有为于1898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将这些文件递交给总理衙门。这一次上书，是康有为经历中从未有过的顺利。
康有为独在戊戌年未提倡宪政，而是认为：中国民众如童幼婴孩，“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在康有为的概念中，日俄两国就是中国的榜样，是中国应该模仿的对象，中国改革的路径无需他求，只要仿照日俄两国已经做过的事情，就可以获取很大的进步。参照日俄两国政治改革进程，康有为设计了中国政治变革要点：
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
二是广开言路和拓宽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所有人都能在宪法的框架内自由发展，贡献心智和力量。
统观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他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更加激进的政治理想，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
维新人士在戊戌年所呼吁的最重要的一项革新就是仿照西方国家设立议会制度，也就是要求实现宪政。“维新”之所以称作“维新”，正在于其要变“专制”为“宪政”。康有为在戊戌年以前和戊戌年以后，都曾大谈君主立宪，于是乎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在戊戌年也是议会、宪政的拥护者。但真相恰恰相反，康有为在戊戌年曾不遗余力地阻止宪政。康有为不但自己迟迟不肯奏请设立议会，还到处制造舆论，说目前民智未开，暂不宜开设议会。在进呈给光绪皇帝阅读的《日本变政考·卷一》中，康氏说：“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
康氏的这种做法引起维新人士的群起责难。当年7月16日，康氏不得不在《国闻报》上刊文自我辩解，文章称：“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此外，康有为的倒退与他个人的遭遇也有密切关系。在戊戌变法时期与康有为交往密切的王照曾讲到康有为转变的原因和经过，他说：“及丁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变于下者，即立会之谓也。……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1页）。
王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1898年1月24日王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见康有为后，康有为对光绪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在26日写给康广仁的信中说“总署延见，问治天下之故，乃自有总署以来（所）无，举朝以为旷典”，他推测自己的前途说：“或则加五品卿入军机，或设参议（行）走。”他感到自己已受到皇帝的重视，可能成为近臣，于是开始提倡尊君权。1月29日他草就《大誓臣工请开制度局折》，此折照录了搁未上达的第五书的大部分文字，但有两点原则性修改，一是删去了设议院以及一些具体的变法建议，改为前引开制度局等三条主张；二是将批评光绪的文字或全部删除，或改得缓和些。以后他多次进言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反复告诫那些耿耿于设议院的维新派：“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大肆鼓吹尊君权。
胡汉民光绪三十一年在东京“戊戌庚子死难诸人纪念会”上作演说，抨击康氏政治品行低劣，胡氏说：“康有为初时要作世界古往今来的大教主。……他要作大教主不成，他去讲政治，……及初作举人，初讲政治，也是志在民族，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中进士后，他的上当今皇帝书，竟然有人为他的主张蛊惑，圣恩深重，屡蒙召见，康有为议论却比以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氏）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写的），便可知康有为的心事。”
胡汉民指责康有为想掌握国家议政大权，害怕自己的权力受到议院束缚。设立统筹改革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所以在这份上书一个月后，2月28日，康有为又在代御史宋伯鲁起草的《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
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反复强调中国如果不欲变法自强则已，如欲变法，那么下手之处就是开制度局。
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以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获得光绪的嘉许，按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说法，光绪在收到这些文件后，置之案头，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梁启超的说法或许稍有夸大，不过揆诸事实，光绪在阅读了康有为报送的这些资料后确实有了变化。4月13日，光绪责成翁同龢将康有为报送的这些文件送到颐和园，恭请皇太后在方便时慈览。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确乎为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份文件也受到极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反对者对这份文件欲摆脱现存的行政运行体制而另起炉灶的真实动机不能不引起怀疑。
反对者何以要怀疑，这就要进一步看看康有为究竟有什么想法，是什么触动了反对者的神经。
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开设制度局是为了专责改革要务，统筹全盘；康有为在提出开制度局建议的时候，为了使它容易为统治者接受，竭力从前朝寻找根据，他说开制度局是“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但实际上制度局完全不同于南书房、会典馆。康熙时曾选翰林入南书房当值，称为“南书房行走”，他们除了应制撰写文字外，还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使南书房一度成为发布政令之所在。南书房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南书房行走却无权力，他们原则上不参与决策，仅是皇帝的“书记员”。制度局则不同，其成员参与讨论重大方针政策，有相当的权力。
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建议的根据不是封建的典章制度，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根据这种理论，他在建议开制度局的同时，还建议设立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十二个专局来负责推行新政。制度局是立法机构，十二局是行政机构。
按照康有为的设计，制度局应设在宫中，其成员每日值内，共同讨论，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交十二局执行。制度局负责“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撰仪制官职诸规则”，甚至还负责制定宪法。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跋》中明确提出：“立制度局以议宪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还不是君主立宪的宪法，仅是指国家的重大法典。从制度局所具有的以上这些议政、立法的职能来看，它已具有某些资产阶级议院的性质和作用。但是制度局又不同于资产阶级议院。资产阶级议院的议员是经选举产生的，因此议院是一个民意机关，并具有限制君权的作用。但是制度局的成员不是经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皇帝“超擢”的。在讨论政事的时候，“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因此制度局不是一个民意机构，也不限制君权，仅是皇帝的咨询机构。
假如康有为设想中的12个局成立，那么中国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全部瘫痪或废除，原有官吏队伍也势必面临重新洗牌，一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人势必会面临生存危机。于是，原本有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局构想反而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馊主意。反对者批评康有为动机不纯，指责他和他的那些同党只不过是一些“权力边缘人”，这些权力边缘人基于自身利益和立场试图通过新设机构夺取权力。在这些人看来，康有为所谓制度局云云，不过是想夺取中央政府大权的托辞；所谓12分局的架构，不过是将中央六部的功能打乱分解重构而已，并没有多少新意，徒增混乱。反对者明确警告清廷执政者，如果一味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结果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反而是天子孤立于上，中央政府内外将尽为康党私人所把守，祸乱将作，为时不远。
康有为制造变法气氛
康有为1898年初在翁同龢劝说下决定留在北京继续进行政治活动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双管齐下，上下其手，既用下层民众、草根力量推动上层社会发生变革，又用上层社会的变革带动草根阶层走上变法维新之路。所以，康有为一方面不遗余力利用各方面力量、人脉，上书朝廷，试图影响上层的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人际关系，策动成立一系列新团体、新组织，用群体力量向高层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广东举人及各界名流20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粤学会，意在利用乡党关系，相互照应，团结互助，推动中国政治发展。
在粤学会影响和康有为等人积极推动下，以各省会馆为中心成立的地域性政治团体急剧增加，各地政治新人对此格外热心，期待在这种新的政治操作中能够寻找到脱颖而出的机会。
闽学会、关西学会、蜀学会相继成立，使康有为建构起更为丰沛的人脉和人事资源。康有为充分利用民间背景、民间力量为其政治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通过这些团体进行群体性抗争，向政府施压，加大自身的筹码。
3月下旬，中俄之间关于大连湾、旅顺口的谈判接近尾声，清政府基本上同意了俄国人的要求，答应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康有为获悉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他指使弟子梁启超、龙应中、况士任等联络两广、云贵、陕西、山西、浙江、江苏等在京应试举人百数人联名上书，祈请朝廷拒绝俄国人的蛮横要求。只是由于清政府政策已定，这个上书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零星的请愿活动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强大压力，分散的政治组织也不可能发挥真正作用。
康有为与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达成合作意向，决定共同作为发起人，筹组全国性政治团体，并定名为保国会。
保国会成立大会于1898年4月17日在菜市口南横街粤东会馆举行，据说与会者有二三百人，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康有为在这次会上发表了极富激情且声色俱厉的演讲。据说他讲到悲伤动情处，泪随声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甚至随之而痛苦抽泣，整个会场始终充满着庄严肃穆的气氛。
保国会的组织可能也有可讥可议之处，大约当保国会宣布成立时，确实一如康有为故伎，除了向会众寻收会费之类外，可能还以此名目向各方面寻求赞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保国会刚刚成立，就遭到各方面的非难、批评与攻击。他们攻击康有为和保国会聚众敛财，行为不端，要求清政府严加管束，不能听任什么保国会胡作非为。
在一片查禁反对声中，据说比较强势的军机大臣刚毅甚至迫不及待地准备了人马，扬言一旦皇上下达查禁的命令，他立马将康有为等人逮捕归案。
只是光绪的想法和他们并不一致，更没有要查禁的意思。不过御史们的指控或许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保国会上来就想筹组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并且有意无意造假，将一些根本没有表示要加入的人也拉了进来，在《保国会题名录》中无中生有，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这就难免有点行同诓骗，借众人以自保的嫌疑了。至于康有为在保国会所鼓吹的保国、保种和保教，即便在维新阵营内部也并不完全被认同。所以保国会虽然在1898年那个寒冷的春天传播了维新思想的种子，唤醒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维新意识，风气渐开，人心渐变，但在各方面顽强攻击下，还是很快消散于无形之中，除了三次会议外，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活动。
应该承认，康有为确定的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双管齐下，上下其手，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确有成效的，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动员、工作，知识界的变法情绪确实被提升起来了，即便是相对保守的官场，也有不少人开始思考康有为这些说法的合理性，琢磨着中国究竟怎样进行变革，才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才能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恭亲王病逝成为政治变化的契机
恭亲王奕訢是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20岁的恭亲王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恭亲王担任领班大臣达28年之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更不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会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走向终结。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一旦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登高一呼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喝彩，光绪也责成恭亲王认真研究康有为的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恭亲王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恭亲王身体进入1898年就出了问题，这年3月28日，恭亲王的病情急剧恶化，报了病危。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皇太后和光绪对恭亲王的病情格外关注，光绪多次陪伴皇太后前往恭王府看望。至5月下旬，恭亲王进入弥留状态，26、27日两天，光绪都陪皇太后前往探视。在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既有政治体制的完善与创新，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恭亲王就翁同龢、康有为的人品、思想及其要害进行了分析，提醒光绪和皇太后对他们要格外注意。
1898年5月29日晚饭前后，夜幕降临，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訢撒手人寰，年仅66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
仅仅13天后，恭亲王最不希望看到的急剧性政治变革如火如荼地发生了。
康有为的政治敏锐以及密集行动应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
中国政治格局随着恭亲王的离世必然要发生变化，这是所有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人都预感到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急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年轻一代如康有为等人，他们觉得恭亲王的死实在是一个难得一遇的良机。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通过翁同龢促使光绪利用恭亲王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从速变法，通过变法重组权力架构，控制权力。
除了通过翁同龢这条线向光绪施加影响外，康有为在恭亲王去世后第三天即6月1日，就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的名义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光绪不要错过恭亲王去世后这个难得的政治变革时间窗，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稍后，康有为又于6月8日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6月17日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拟折上奏，以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守旧开新，两无所据。建议光绪速奋乾断，进行政治变革，以救艰危。
6月6日，康有为又以自己的名义上了一个折子，敦促光绪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以变法维新为行政方针，天下更始。
康有为的政治敏锐以及密集行动应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而且他的这些活动不仅得到了各方面支持，也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同情。在这些人看来，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主要是在恭亲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导下进行的，现在恭亲王死了，李鸿章也因甲午战败而被冷落了，清政府还不应该趁此良机调整政策吗？
6月9日，光绪自宫中赶赴颐和园。第二天，光绪在向皇太后请安后宣布了几项人事调整案，授协办大学士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调刑部尚书刚毅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镶白旗蒙古都统崇礼为刑部尚书。这三个重要人事案，显然不是随便发布的，一定是政治高层酝酿已久。
1898年6月11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在昨天刚刚宣布改组政府，提升荣禄、刚毅、崇礼等皇族成员后，郑重发布了一份《明定国是诏》，认为数年来各级官员讲究时务，力主变法自强。这使朝廷感到非常欣慰，这也是大清王朝的希望。对于这些变法自强的主张，朝廷一概支持。只是由于全国许多地方风气未开，议论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谋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议论纷纭，空言无补。光绪在这份诏书中强调，中国要想发展，要想富强，就必须改革，废弃旧体制，重建新体制，因此要求大清王朝各级官员，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
光绪在诏书中提出以创办京师大学堂为最亟要务，责成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速议奏，提出具体方案。
在颁布《明定国是诏》的当天，光绪还颁布了另一道诏书。这道诏书要求各省督抚就其平日所知，推荐一批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旧习的人，酌情保荐至总理衙门，以备政府选用。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等人一起草拟了一封保荐自己和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等五人的奏折，请求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徐的名义上奏。
这封保荐书写得文情并茂，十分感人，标题是“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背景、目的、意义，均一目了然。文中在谈到保荐人才的意义时强调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政府既然已宣布要实行新政，就必须广求具有湛深实学、博通时务的非常之士方可成功，强调此次新政应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破格提拔低级官员乃至草茅之士进入政府高层，以备顾问，甚至可以用其中一些优异之士去替代那些旧有官员。
保荐书在谈到康有为的能力和品格时，更是竭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称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匹。其推荐康有为所要担任的职务则是光绪的顾问、师傅。以为光绪若将康有为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
康有为一生都在等待的召见
6月15日，于康有为有知遇之恩的翁同龢被罢官，6月16日，光绪按照日程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光绪，也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这是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资本。
16日清晨，康有为入东宫门内朝房，等候光绪召见。他在那里与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不期而遇，荣禄正在等着面见皇上谢恩。
荣禄问康有为：“以子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他几年来的思考，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又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恨恨地告诉荣禄：“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这次短暂谈话无疑给荣禄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新任高级官员在向皇上谢恩的同时也必须向皇太后谢恩，于是从皇上处退出的荣禄迅即来到皇太后处。荣禄与皇太后的关系非同一般，无话不说，他遂将刚刚在皇上那里所说的话告诉了皇太后，并明确指出康有为的激进办法并不可取，皇上如果过于听信康有为的主张，必将危害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谈话目前尚未见到官方记载，所有内容与情形都是康有为后来的追忆。这显然有个人感觉掺杂其中。康有为这次谈话所谈论的范围没有超出他自己先前的奏折和其他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光绪的气势下似乎也没有获得发挥，甚至他不太标准的官话可能都影响了表达。
当天，光绪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目前所知参加这次讨论的至少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晋军机大臣廖寿恒等。廖寿恒提出可以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
而据说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康有为。光绪综合各方面意见，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恰当此时，与满族军机大臣有着重大裂痕的李鸿章向康有为等人透露了光绪主持讨论这一人事案的内幕，这就更加使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感到失望。他们将责任归咎于皇太后和那些保守的满洲旧臣，认为正是这些人阻止了康有为的政治道路。
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纷争
京师大学堂被称为百日维新中的最重要成果。光绪在6月11日的诏书中对此相当重视。
京师大学堂及相关专门学堂的筹建是顺利的，各方面的认识也大体接近。我们现在知道，由梁启超主持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是戊戌年间一份比较重要的文献，也是新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份比较好的规划图、路线图。
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处处事事总会有人事上的纠葛相牵制，一个原本很好的教育规划图结果却因人事纠葛化为泡影，而人事纠葛的关键不是为了教育发展，是为了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控制权。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这是中国人的理想。理想，一般地说，都很难普遍和实现。
梁启超所拟的这份章程从总纲至课程设置、学生出路等都没有什么问题，读过的人也普遍表示认同，只是到了有关京师大学堂权力架构设计相关章节时，矛盾开始出现。
章程第五章、第六章是大学堂权力架构设计，专门规定总教习、分教习的聘用及权力限制。章程认为，先前的同文馆及北洋学堂等多以西人为总教习，这种制度设计或许有助于西学传入，但与京师大学堂宗旨似乎并不太符合。所以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将聘请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的中国通人为总教习。
当时的管学大臣为孙家鼐。孙与康有为相知甚久。在新政开始阶段，应该说孙家鼐还是比较看好康有为的，他曾真诚地对翰林院编修蒯光典说：当今朝野内外忠肝热胆而心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而已。我皇上发起新政，责我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真诚相信康有为有真才实学，其学术眼光应该远在我孙家鼐之上。
孙家鼐为管学大臣是既成事实，而康有为可能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似乎是朝野内外的共识。李鸿章、廖寿恒、陈炽等人都曾向孙家鼐竭力举荐康有为，最重要的是孙家鼐真诚地认为康有为兼通中西，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最佳人选。孙家鼐的理想大概是，他以管学大臣的身份遥控京师大学堂日常事务，康有为以总教习的身份代他主持具体事务，侧重于教学方面。当孙家鼐还没有看到梁启超所拟的这份大学堂章程时，曾当面真诚邀请康有为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甚至委托已内定出任大学堂总办的陈炽前去劝说。
然而，当孙家鼐看到梁启超所拟的大学堂章程中关于总教习权力规定时，不禁勃然大怒。
按梁启超所拟，总教习拥有大学堂事务的全部权力，清廷命官管学大臣反而成为摆设和象征。孙家鼐相信张狂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所以这样设计完全是别有用心，居心不良。康有为获悉孙家鼐的愤怒后，遂委梁启超转告孙家鼐，表示他康有为决不会插手大学堂任何事务，以此化解孙家鼐的心结，然而这一切都晚了，来不及补救了。
如果仅就政治观点而言，孙家鼐不仅是当时比较有学识的开明官僚，而且是当时最具维新思想的大员之一，所以当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清廷就将这一重任交给孙家鼐全权负责。现在这样一搅和，孙家鼐的情绪肯定受到莫大影响。康有为通过梁启超的声明和表白，无法挽回孙家鼐对其的信任。原本具有非常强烈维新思想的孙家鼐竟然被康有为推向反对的一派，而且越来越强烈。
在他们惺惺相惜、关系比较友好时，孙家鼐对与康有为的学术倾向和政治倾向上的差异似乎都可忽略不计。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反目，这些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却成了大问题。
7月17日，梁启超所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衙门上奏之后半个月光景，孙家鼐向清廷呈递了一份奏折。孙家鼐在这份奏折中说，他最近仔细阅读了康有为的全部著述，其《中西学门径七种》一书稍有价值，其第六种《幼学通议》一条言小学教育方法，深合儒家经典《学记》中立教之意，最有价值。但其第四种、第五种《春秋界说》《孟子界说》言《公羊》之学，及《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牵强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称《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这个观点就很荒唐了，不要说孔子是历代中国人景仰的至圣先师，决不可能有这种犯上作乱或僭乱之心，即便是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当今圣上正在奋发有为，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孙家鼐担心康有为以此为教，鼓吹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学堂的设立本是为了培养人才，而现在康有为却利用学堂宣传什么孔子改制，危言耸听，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大乱。因此孙家鼐建议清廷明降谕旨，将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的内容一律删除。
争夺《时务报》使康有为政治信用急剧下降
按照康有为的评估，他与孙家鼐等人的争论与争夺，是以他为领袖的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因而具有正义性和正当性，属于外部争斗。与此同时，康有为多面作战，与维新阵营内部也有激烈的冲突和斗争，这大概可以归纳为“内部争斗”。这种内部争斗无疑消耗了维新阵营的实力，给维新运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戊戌年间爆发的《时务报》控制权争夺战。
在孙家鼐呈递弹劾康有为奏折的同一天（7月17日），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向朝廷呈递了一份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
《时务报》是维新时代的一份重要刊物，是在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三人的共同策划下创办的。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一册在上海问世，在神州大地引起极大反响，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达万余份，为近代中国有报馆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况。
除了梁启超的文字魔力、汪康年的经营，黄遵宪在官场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自1897年初，梁启超与汪康年在《时务报》内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终以梁启超出走湖南为结局。
花絮 《时务报》的内部冲突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早年的名教授如黄侃、钱玄同、鲁迅等都是他的门生。他穷毕生之力主张民主革命，性格中充满理想主义，跟别人交往时往往先假想对方是完全认同他的观点，若一察觉理念不合，立刻就扭头离去，甚至不惜跟对方反目成仇。
章太炎早年就读杭州的诂经精舍，研究最传统的国学思想，又受到祖辈和父辈之民族主义熏染，痛恨满族统治。1895年，他闻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之举，大感振奋，立刻给康有为的“强学会”寄去十六元银洋，并申请会员资格（据后世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公车上书”实是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官策划的政治事件，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签订，后来被康有为独揽其功，借以自我吹嘘。特录之以增趣味）。次年八月，康门弟子梁启超联合黄遵宪、汪康年等人所办《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亲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积极传播维新思想。章太炎是该报的忠实读者，直到总经理汪康年邀他到上海当撰述。
章太炎加盟《时务报》之后，得到梁启超等人的热烈欢迎。但问题是，他性情孤倔，虽认同维新思想，却从根本上反对康有为之“新学”理论。所谓“新学”是指康有为的经学思想，自诩经世致用，却不惜“造经”、“造史”以迎合其政治需要。康有为坚信学术决定国运，而当时学者所孜孜研究的“汉学”、“宋学”则只会培养奴性，堪称亡国之学，所以他直指由汉朝刘歆整理编订的“经”是伪经，唯有《公羊》里的“孔子改制”才是正确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著有《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作，希图重构儒学，给变法提供理论支持。因其自命继承孔子之学，故得“康圣人”之称。他的做法跟研究“朴学”的章太炎刚好相反。晚清“朴学”最注重查明真相，事事皆引经据典以阐释圣人所言，下结论务求证据齐全，绝不肯有半点“出格”之论。
章太炎以学者姿态捍卫国史，素来鄙夷“康圣人”之流的功利主义。他未到上海以前，曾拟了数十条驳议，批评康有为治学是牵强附会，不守正途。这时，他成天目睹康门弟子恭维老师的诸般言行，自然而然就火冒三丈。他是1897年春季到报馆的，每次跟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都不欢而散，由此慨叹道：“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当年四月，他工作时突然听到有人说“康圣人”是如何目光炯炯、卓尔不凡，顿感忍无可忍，插嘴打断道：“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麦孟华闻言大怒，冲上前挥手就打，梁启超等人随之一拥而上。章太炎不甘示弱，坚决反击，据说还顺手打了梁启超一记耳光。这场极不雅观的肢体冲突之后，章太炎愤而辞职，离开了时务报馆。
从籍贯上说，章太炎是汪康年的同乡，康门弟子与章太炎大打出手，以及章太炎愤而辞职等花边新闻，给《时务报》造成恶劣影响，外间纷传《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原本只是观念或方法上的分歧上升到地域冲突，报馆内部无形中划分出浙粤两大派系。这些传言及事实上存在的冲突，无疑又增加了两个派系首领之间的矛盾，梁启超与汪康年决裂或者有一方主动出走，其情势越来越清晰。
（参考资料：《章太炎写联妙讽康有为》《北京晚报》2015年8月28日）
康有为借宋伯鲁之口建议朝廷明降谕旨：一是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一是委派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并建议将改组后的《时务官报》移至京师，并入译书局，再依译书局之例，在上海设立《时务官报》分局。这样，梁启超在主管译书局的同时主管《时务官报》，并随时往来京沪两地，总持其事。康有为还建议朝廷明谕各省督抚支持《时务官报》出版发行，一如《时务报》旧例，最好由各省公费订阅，扩大发行。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还荒唐地建议朝廷将民间所有报刊一律收归国有，彻底实行国进民退，所有报刊等传媒，均由政府主办，统一舆论。他建议此后民间所有报刊在出版后都应该先送官报局，责令梁启超悉心稽核，认真审查，然后选择精善内容进呈，以备圣览。至于各地报章杂志中悖谬不实之处，当然也应由梁启超主持的官报局进行纠禁。
清廷收到这份奏折后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是转发给管学大臣孙家鼐酌核奏明，妥议办理。
7月26日，孙家鼐向朝廷提交了处理意见：
一、不同意调梁启超兼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现在学堂筹备已经进入非常阶段，招生开学在即，急需教材，译书局在这方面任务繁重，必须尽早编写教材，以供大学堂和全国各地各级学堂使用。如果调梁启超兼办官报，恐其分散精力，不利于译书局的工作。
二、建议调康有为督办官报。但对改为官报后的《时务报》，孙家鼐提出比较严格的管理建议；
三是《时务官报》的经费，孙家鼐建议主要应该由该报自筹及其发行所得，按照市场化原则自负盈亏，政府不必也不应该强行要求各省督抚公费订阅或摊派。至于开办之初的部分经费，孙家鼐表示可以考虑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自己担保。
四、对于宋伯鲁原奏中提出的将各地民间报纸一律送官报局审查的建议，孙家鼐提出反驳，以为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近代西方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现在《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不利于朝廷的决策。其实，最近几年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地都创办了许多报馆，有些报馆在质量上言论尺度和社会影响上也并不比《时务报》差或小，因此孙家鼐建议朝廷谕令各省督抚将辖区内各处报馆的样刊样报，均应呈送都察院、大学堂各一份，然后由都察院、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有参考价值而无甚悖谬者，录呈御览，以期使朝廷使圣上兼听则明，统揽全局。应该说，孙家鼐的这一建议不仅封杀了康有为企图垄断舆论的计划，而且具有更多的近代意识。
朝廷当天就批准了这个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至于《时务官报》筹办初期的经费问题，先由上海道帮助解决，由康有为自行前往榷商。
康有为原本准备为大弟子梁启超谋得一个丰厚实职，却不料被更精明的孙家鼐反制算计。更令康有为想不到的是，孙家鼐的调虎离山计，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康有为赶出朝廷，赶出北京。
事情既然这样了，康有为也毫无办法。这批政治新锐锋芒太露，在京城受到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敌视，除了那几个言官御史外，并没有多少官僚愿意与这批政治新锐过分密切。
康有为只好致电汪康年，表示自己奉旨办报，但并不准备很快前往上海接手，一切依旧，望相助。
7月26日，康有为致函汪康年，详细解释自己不得不接手官报局的苦衷或无奈，但他将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作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解释。他暗示，过去的一个多月，在他的努力下，新政络绎，使人蹈厉。现在忽然接到上谕，命我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官报，这确实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不过，仔细想来，这大概是那些大臣相爱相助，担心我喜事太甚，不够沉稳，故意将我放到外面接受锻炼，以敛其气。过去朱熹曾感叹其“立朝四十日”，而今我康有为竟然与此相似。天恩高厚，感激靡尽。康有为将一个原本失意的故事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
康有为一系列分析和说辞并没有影响汪康年的判断，他在京城的朋友早就告诉他康有为等人在那里的真实处境。
事实上，当康、梁挟政府之力欲强行接收《时务报》时，尤其是康有为草拟的奏折中提出将各地创办的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消息传出后，南北舆论界对康、梁的做法基本上都不以为然，觉得实在过分。被动的汪康年在道义上赢得了无限同情。
汪康年已对日趋没落的《时务报》不感兴趣，但由于有各方面的道义支持，使他觉得有必要与康、梁斗争一番以回报各方面。
他先是建议张之洞出面奏请朝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原则上接受了这个建议，授意改“时务”为“昌言”，并同意委派其幕中重要人物梁鼎芬出任《昌言报》总理协助汪康年，将《时务报》空名留待康有为接收。
有了张之洞的支持与授意，汪康年不慌不忙地将时务报馆的门额及报头均改为“昌言”二字。8月7日起，汪康年在《申报》及天津《国闻报》连续刊登《上海时务昌言报馆告白》，声明自己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启超为主笔，现在尊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8月17日，《昌言报》在上海出版，由汪康年任总经理，聘请梁鼎芬为总董，章太炎主笔政。从《时务报》到《昌言报》，汪康年不仅仍旧袭用《时务报》的版式，而且利用原来发行网络，一期也没有停止。这个事实本身就已对康、梁构成了极大羞辱。
康有为极为震怒迅即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军政要员，指责汪康年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抗旨，严重违背了朝廷旨意，要求这些军政大员对汪康年施压，迫使他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
对于康有为的要求，张之洞等人根本不予理睬，更何况这一套完整计划正是张之洞一手策划出来的呢？张之洞为此致电管学大臣孙家鼐，称《时务报》原为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从未领取官款，世人皆知《时务报》为一份典型的商办刊物，现在朝廷责成康有为办官报，他自可去办，而汪康年遵照朝廷旨意另立名目，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似与康有为办官报并不冲突，何得诬为抗旨？对于《昌言报》，岂有禁止之理？康有为所请禁止发行《昌言报》一事，碍难照办。
孙家鼐得到张之洞的电报后一点都不吃惊，甚至非常高兴地复电张之洞，表示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止《昌言报》出版发行的任何意思。所谓禁止《昌言报》出版发行的消息，都是康有为故意散布的，大家都不必在意，不必计较。
《时务报》改官报是戊戌年间维新阵营中的一次内讧，对维新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康有为、梁启超由此损失极大，他们的信用不仅在政治高层急剧下降，即便在一般士大夫阶层也没有留下多好的印象。
同情维新、支持改革的士大夫，对这场“同气之残”的利益争夺战深表惋惜，认为康有为仰仗权势夺取《时务报》控制权，充分暴露了他残忍的一面和中山狼性格。更重要的是同室操戈的恶劣影响是维新阵营急剧分化，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士大夫、读书人虽然继续主张改革，主张维新，但已开始与康有为、梁启超疏远，不再视康有为、梁启超为维新领袖。这是康有为的滑铁卢，也是其人生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许多年以来，学界都将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做出论定：“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他是一个思想家，不是政治家、实干家，而且其行为带有明显的传统名士的烙印，他言行不一的程度以至为他作传的弟子们也批评：“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回到戊戌变法现场看一看，无论是资历、地位，还是学力、社会影响，诸多方面，康有为都不具备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准确地说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思想宣传家。
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设计师，他本人及其代人起草的变法奏折中的建议大部分为光绪帝所采纳，并以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历史学家茅海建查阅军机处档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被直接采用的奏议只有七份，分别是《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请改直省属员为中学堂乡邑淫祠微笑学堂折》、《请立商政以凯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片》、《上清帝第六书》之设立专局、《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折》。而戊戌时期的上谕共有二百零五道[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所辑录的上谕统计]，虽然不全与变法相关，但从变法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来看，有关变法的上谕一定不少，其中最具亮点的裁汰闲衙冗员方案却是采用岑春煊的奏折。可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无多少真正付诸实施，成为戊戌期间的变法举措。但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独特贡献也不能全盘否定，特别是他在建学堂、办报纸、编书籍、开学会等方面，为宣传变法思想所做出的“开山之功”。
（参考资料：《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4日；作者：汤志钧、马勇等）
链接 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历史真相
康有为在1895年领导上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系统的变法方案，史称“公车上书”，维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台——成了历史常识。只是，越常识的东西，往往越远离真相。
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没有付诸实施，他也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
自晚清以来，谈及“公车上书”，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其记述如下（为方便阅读，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有为的这段记载，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得相当完整。长期以来，也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但考之史料，这番自述漏洞百出，严重作伪。事实是：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康有为也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
相关证据是很多的。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之所以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这是对都察院严重的诬蔑。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完全不符合史实。
康有为说4月8日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代递自己的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4月8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4月9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4月8日、4月11日；4月15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4月10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4月14日。
康有为所谓的4月8日都察院不接受上书，显然是谎言。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有明确交代：“是夕（4月8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伪反对派：在《我史》里康有为虚构了一大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
康有为说：“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孙毓汶派人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于是许多人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的举子们的上书不满，是必然的。但说孙毓汶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绝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各类档册中的相关文件，发现：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
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了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康有为所谓的“飞言恐吓”，简直不知所云。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的对举子们实施了威胁恐吓，但能吓住举子们吗？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都正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上奏反对议和有没有政治风险，有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具有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譬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3月29日签字反对议和，4月3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但4月15日，王荣商却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何曾对他的仕途有过影响？
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当时的政治氛围的描述，完全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都纯属虚构。
伪领袖：康有为在《我史》中自承，自己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据康有为的描述，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有为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随后响应，康、梁又进一步联络了大批朝中官员，最终才有了18省举人发愤联名上书的结果。
这同样不是史实。康有为及康党日后撰写了大量有关公车上书的文章，但蹊跷的是，对自己当年如何具体鼓动各省举人、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官员，全然没有说明。没有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实都是夸大的。康有为在当时，根本不具备领袖18省举人上书的资格。
这一点通过对比很容易看出来。康有为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此次上书有广东举人80余人签名，梁启超领衔，康门弟子麦孟华签名第5位，虽然康有为本人没有签名，但说康有为策划领导了这次联名上书，是不为过的，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与此同时，广东举人还在陈景华的领导下，组织了另一次联名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共有289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给了朝廷，在本次上书中，麦孟华签名排在第63位，梁启超排在第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签名来看，此次活动与康党的领导显然没有什么关系——广东是康有为的“根据地”，但康党组织的上书只获得80人签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289人的联名上书。康有为自认为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号召力却远不如一个陈景华。
1895年各省举人都在搞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多次联名上书。可以认为：如果康有为真的是本年上书的领袖，本年的上书大潮真的是由他鼓动并且联络朝中官员们一起鼓动起来的话，那么这些在各省自行联名上书的举子们，肯定也很乐意参与康有为亲自组织的松筠庵内上书。康有为曾经说：湖南举人全体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联名上书，但在康有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签名名单里，却只有湖南举人4人而已——而在没有康有为领导的情况下，湖南举人前后3次共121人参与上书。这样的数据对比，如何体现康有为的领袖地位？
康有为门下弟子1895年夏天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附有署名为“哀时老人未还氏”（很可能是梁启超，因梁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序文》。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领导者，止于陈述梁启超与湖南举子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这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歪曲事实。多年之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
康党1895年在上海策划出版了《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康党对此书做了大力宣传，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在《申报》登了7次广告，尤其着重宣传康有为那份未曾呈递的《万言书》。但效果似乎不佳，不到50天，《申报》就登出了此书大减价的广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康有为当日号召力其实很有限。
著名的松筠庵，是康有为所谓在此召集组织了自己领导的“公车上书”。康党内部对松筠庵聚会举人的人数没有共识，有1200人、1300人、3000人、数千人等多种说法。但据央视历史顾问姜鸣先生实地考证，松筠庵面积狭小，根本无法一次性容纳1200余人的大聚会。要承认1200人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只能有一种解释：举人们是陆续来松筠庵签名的，但这也就等于否定了正式的松筠庵集会的存在。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真实康有为：伪造密诏一心想当政治领袖》人民网2015年1月29日、《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历史真相》光明网2013年3月3日；作者：任志慧、王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