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启程

末日未来，不等意外，

我们推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

西伯利亚“白骨之路”

2012年大年三十，我们背着行囊从北京出发，抵达俄罗斯的雅库茨克。我们的目的地，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寒冷的地方：奥伊米亚康。我们和目的地之间，还横亘着600公里的无人区和一条“白骨之路”。这条路叫科雷马，即M56公路，由上千万的劳改犯修建于20世纪30—50年代的苏联时期，恶劣的环境让无数人丧生于此，死后他们被就地埋葬在路边，这条路因此得名。出发，我们踏上了“白骨之路”。

抛锚

突然，车里散出一股浓浓的胶皮烧焦的味道。坏了，我们的车出故障了。

司机马上检查，电机、暖风机过热，线路和保险都烧断了。他折腾了半天修不好，搞不好咱们就要变成这条路上新添的一座汽车坟墓。车里的温度迅速下降，一会儿就掉到了零下40℃，估计不到半小时所有人都会被冻死。幸好我会修车，赶忙把大灯的线路拆了，接到电机和暖风机上，居然修好了。梁红冻得脸色惨白，哆嗦着说：“老张你太能耐了。”

纪念碑

终于，奥伊米亚康的标志性建筑——零下71.2℃纪念碑出现在眼前。

咱们终于到了，梁红拿出温度计说：“没反应，咱温度计是不是坏了？”那支温度计最低刻度是零下50℃，在这儿直接爆表了。1926年1月26日，这里测到了零下71.2℃的极限低温，是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区测到的最低温度。直到1983年，南极的东方科考站测到了零下89.2℃的地球极限低温，才刷新了纪录。不过那儿是南极高原，只有少数科研人员在那儿驻守，而且东方站还曾三度关闭。

零下53℃的露营

当天室外温度零下53℃，我们准备在户外露营。出发前有人建议我们用电热帐篷露营，我拒绝了。我们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而来，如果这事儿还对自己作弊，那真对不起来这一趟。躺在帐篷里我问梁红：“感觉怎么样？”“兴奋，也有点儿忐忑，心里没底。”“不行了一定说话，别拿性命开玩笑。”我说。我们几乎半小时就醒一次，人跟睡在冰箱里一样。“五加五等于几？”我们每次醒来都会问对方一些简单的问题，以确定人还清醒，没有陷入低温症。早上九点，天终于亮了。拉开帐篷，我俩活着从“冰箱”里醒来。零下53℃，我们成功了。

北极求婚

我们谈了20多年恋爱，20多年前我就对梁红说，我要去离家最远的地方和你结婚。老师说，世界上离家最远的地方是南极。20多年后，我想实现这个承诺，给梁红一个惊喜，我要在北极向她求婚，然后再去南极结婚。零下53℃的低温，我在纪念碑前单膝跪地：“嫁给我。”她说：“我愿意。”空气将戒指冻在了梁红的手指上，也把眼泪冻在了她的脸上。

做一天北极人

喂马、劈柴，面朝北极，春不暖花不开。我们在奥伊米亚康体验了一天北极人的生活。早上六点不到，跟着为我们提供住处的当地朋友去看天气。“今天只有零下53℃，是个好天气。”他说。

这儿的牛比外面的大，雅库特马却是萌萌的袖珍版。坐着牛车去镇子外运冰，扫开积雪用斧头砍冰块，弄个几大块运上牛车，这就是一家人十天的用水了。捕鱼更有意思，在冰层上凿个窟窿，把下好的渔网捞上来，里面就网着鱼了。出水时还活蹦乱跳的鱼儿，半分钟之后就冻得硬邦邦，变成了鱼冰棍。

摩加迪沙街头

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号称“恐怖之都”。

一眼望去，这里完全是一座刚经受过炮火摧残的城市，仿佛昨晚还发生过战斗。路上人来人往，人手一枪。两边要么是高墙铁丝网，要么是残垣断壁。从人们的脸上我们看不到友好、热情，全是恐惧或警惕。当我们把摄像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应则是把枪对着我们，如果手里没枪，则是回我们一个割喉的手势。

孩子

这里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对一切都很好奇。黝黑的脸、大大的眼睛，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活泼。他们的童年里没有玩具枪，眼前看到的尽是真枪实弹。他们并不害怕这些随时可能夺去他们和家人生命的武器，因为早已经习惯。在索马里，孩子们见得最多的便是枪弹，听见最多的声音便是枪声和爆炸。

医院的枪

医院的门口有个很醒目的标志：禁止携枪入内。但是院内的很多病人肩头都挂着一把枪。一个年轻人一手提着药，一手提着枪。我们见到一对老年夫妇来看病，而老先生的背上，也赫然背着一把AK47。

没有黑板的教室

在难民营里，我们发现了一“间”学校。一米高的木栅栏围了一块30平方米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黑板、没有讲台、没有桌椅，也没有课本和纸笔，只有老师和学生。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听一位女老师讲课。

我们带了一些糖果，发给了孩子们。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围着我们快乐地笑着、跳着。那位老师教孩子们用英文说“谢谢”，孩子们很认真地学着，然后对着我们用不太标准的口音，此起彼伏地说着：“Thank you! ”

“我的祖国是索马里”

在索马里的一家医院，我们遇到了一位会说中文的年轻医生。他身上穿着白大褂，胸前印着四个汉字：武汉大学。他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带我们参观医院。他出生在迪拜，后来去武汉大学学医。毕业后放弃了迪拜优渥的工作条件，来到了索马里行医。这个年轻人说：“从小我的父母就告诉我，我们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毕业之后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到祖国，来帮助我的同胞们。”家国情怀，莫过于此，我们很多人却遗忘于和平盛世。

“至少我还活着”

索马里国家大剧院，如今已是一片破败。在院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腿上盖着一块黑布，坐在墙角对我们笑着。向导过去跟他打招呼，然后拿开了黑布。触目惊心的一幕出现在我们面前：一群苍蝇飞了出来，孩子的两条腿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到处皮开肉绽，都是炸伤烧伤的痕迹，骨头和腐烂的肉都清晰可见。

向导说，这就是一个月前国家大剧院的那场爆炸造成的，他的家人都在那次事故里丧生，只剩他一个。孩子依然歪着头对我们微笑。我问他，这么惨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他回答：“为什么我不能笑？至少我还活着呢。”孩子平淡说出的这句话，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有能量的话。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太多人，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抱怨、在计较、在怨恨。这个失去了一切的孩子，却笑着告诉我，“至少我还活着”。我们走了，孩子依然在笑。

切尔诺贝利

小学时候上“三防”课，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就嵌入了我的脑海，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儿现在变成什么样了。30年后，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曾经是苏联的“核未来”，然而1986年4月26日的一声巨响之后，它却成了整个欧洲的心头抹不掉的伤痕。那之后，这个名字便一直存在于电影里、游戏里、传说里。所有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之后我们五年不能生育，但我们还是来了。

无人鬼城

一座建在森林里的城市，准确地说，是人撤离后，城市里长出了森林。这里是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员工生活区，也是苏联时期发展最快、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小镇。这里曾经居住了几万人，大爆炸发生后，这里最先被危及。事发后的30个小时里，1000多辆大巴排成了20多公里长的队伍，到普里皮亚季疏散人群，人们匆匆离开。

安静的摩天轮

这个著名的摩天轮静静矗立着，却没有为孩子们带来过一天的快乐。它竣工的那天，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的那天，它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开放运营，就被历史定格了。这座游乐场没有留下孩子们的笑容，只留下了大爆炸灾难的记忆。

撤离现场

这是一所学校的一间教室，大爆炸发生后，这儿是救援人员集结、休整的地方。每个防毒面具后面，都曾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每个面具都是一个辐射源。

致命芭比

现实里的恐怖片现场。这个芭比娃娃不知道是哪家孩子的玩具，紧急撤离时孩子没有来得及带走。它被留在这里，和防毒面具以及各种看不见的辐射尘埃做伴。致命芭比静静地躺在那儿，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形态和方式，诉说着当年的恐怖和惊慌。

故土难离

离开普里皮亚季后，我们遇到了一位乌克兰大婶，她居然还住在这里。她告诉我们，其实切尔诺贝利一直还有人在工作，正是因为有人在维护，才能保证事故的影响不会再扩大。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工作15天就轮班一次，然后五年之后再回来。大婶还告诉我，这附近还住着将近800人，很多都是当年迁出去，退休后又返回这里的老人。我问她：“那大伙儿还健康吗？”她苦笑：“死去的已经去了天堂，得了癌症的已经得了癌症。”“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回来住在这里？不害怕吗？”大婶说：“不害怕，这儿是我的家啊。”

火山诱惑

和一个新西兰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瓦努阿图有一座活火山——马鲁姆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两座活火山之一。那个地方只有一位新西兰探险家进去过。末了他还加了一句，这事儿只有新西兰人能做到，你们中国人不行。嘿，这事儿我还较真了：中国人没有不行，只有不想。了解火山知识，学攀岩技能、火山生存技巧，准备各种器材……前前后后足足准备了一年，我们奔着马鲁姆火山进发了。

天堂之火

我们在景点拍过照，在大海边拍过照，但是这张照片是我们自认为最炫的一张。因为太平洋上最活跃的马鲁姆火山，给我们做了背景。熔岩涌动，火星迸溅。这里是马鲁姆火山，有人说这里是天堂，也有人说这里是地狱。

吻

火山口寸草不生，像是电影里火星上的场景。我们在火山口扎营，台风、酸雨、毒雾轮流来袭。我说：“梁红你靠近点儿，雾太大了我看不清你。”“啪”，两套防毒面具撞在了一起。

下火山

火山的吸引，让我执意垂降进入火山口。梁红说过：“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站在火山边，我不能错过这一次近距离接触它的机会。进入火山，炽热的岩浆就在眼前翻滚着。现在看到的景象和火山口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和火山之间没有一丝迷雾，近距离相见。

旗帜

成功下到火山内275米，我掏出了一面专为此行设计的旗帜。去人家的圣山里带着国旗可能会引发冲突，因此我们制作了这面“中国”旗。火山里浓郁的酸雾，很快就让旗帜开始褪色。在火山里摊开旗子，我意气风发，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如同脚下的岩浆一样，喷薄而出。

“We are brothers! ”

这是安布里姆岛的土著部落，我们从火山归来他们给我们举行了盛大的迎接礼。他们曾经在岛上追杀新西兰来的探险者，对我们却分外客气。和他们融洽相处并不难，简单的真诚就能打动彼此。酋长乔伊斯说：“我们是兄弟”, “说中文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