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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最近勃起过两次，硬得就像根金刚棒
那是个奇妙的周二早晨。醒来后，罗内尔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猎狗达尔科正在他的两腿之间，舔他因为晨勃而翘起的鸡巴。他那昏昏沉沉、一片空白的脑袋中顿时闪过一个尖锐的想法：这跟性有关系吗？换句话说，对于达尔科而言，舔主人鸡巴的动机跟舔施奈德的鸡巴是一样的吗？（施奈德是条小型雪纳瑞狗；每次在梅厄公园相遇，达尔科都会试图跟它交配。）或者，跟舔芬芳的叶子上的露珠是一样的吗？这真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但不如下面的问题费解：他那个大屁股老婆是否已经开始怀疑他跟雷娜娜——他工作上的搭档——偷情了？不然的话，该怎么解释她在电话里对雷娜娜那么不友好呢？或者，那纯粹是因为她不喜欢雷娜娜？“啊，达尔科，达尔科，”罗内尔既羞愧又暧昧地喃喃道，“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爱我的。”达尔科也许并不怎么认得人类的男性生殖器，但一直都听得出自己的名字，于是欢快地叫了声，以示回应。显然，面对左右为难的困境时，做狗要比做人容易。狗要考虑的不过是今天早上该对着哪棵树撒尿之类的小问题，但罗内尔纠结的却是下面这些烦人的道德问题：让雷娜娜趴在他老婆的梳妆台上，然后干她，这是否不像直接在他们夫妻俩的大床上干她那么恶心——顺便提一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很多事情，因为要是什么都不用顾忌的话，在床上干她显然要舒服得多；又比如，干雷娜娜时想象他老婆的裸体是否能够抵消一些偷情的罪恶，或者，那是否只是另一种变态行为。“老爸不是变态，亲爱的达尔科，”罗内尔边伸个懒腰跳下床边说，“老爸是个复杂的人。”“什么？”尼娃望向卧室，问，“你说什么了吗？”“我对达尔科说，我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回家。因为今天晚上，我要见几个德国人。”罗内尔尽量避开老婆的目光，回答。“哦，真的？”尼娃冷笑道，“那达尔科对这事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罗内尔边穿上一条灰色的裤子边回答，“它能接受。”“达尔科也接受‘普瑞纳[1]’狗粮，”尼娃冷冷地说，“它的标准一点也不高。”
跟同事偷情的一个明显好处是，所有浪漫的烛光晚餐都是可以免税的。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好处，但毫无疑问，却是罗内尔最喜欢的好处。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把收据——上面留有他亲笔写下的详细信息和日期——钉在一起更能让他感到放松和平静的了。收据不仅是用来免税的凭证，也是富含感情的纪念物，可以让他回味一个个成功做了爱的夜晚，所以收据带给了他双倍的快乐。“我需要一张免税收据。”罗内尔对服务员说。他特意强调了“免税”两个字，好像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只存在一种收据似的。服务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罗内尔并不喜欢那名服务员。这可能是因为点菜时，那名服务员多管闲事地纠正过他们的发音；也可能是因为自始至终，他一直都把左手藏在背后，让罗内尔感到很紧张；还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是名靠小费过活的服务员——付给他的小费不属于免税范围，这让罗内尔感到非常恼火。那天晚上，他们本想来一次狂野的性爱，但没有成功，于是一块儿吃着西瓜，看起了购物频道。“你今天晚上怎么啦？”雷娜娜问。“我最近压力很大，”罗内尔回答，“不仅压力很大，还有点虚弱——身体上的。”“你上次也说压力很大。可是那个星期四，你连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告诉我……”雷娜娜停下来，以便吞下一块特别大的西瓜。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罗内尔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果然，打了个嗝之后，雷娜娜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你还在干你老婆吗？还是跟她也做不了了？”“‘也’是什么意思？”罗内尔有些恼怒地问，“更确切地说，‘跟她也做不了了’是什么意思？我跟你没做什么事吗？”“那事，”雷娜娜舔着自己那几根又短又粗的手指，回答，“我们没干那事。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当你在‘偷偷摸摸地干那事’时，突然，跟性有关的所有事情都不做了，那你就只剩下‘偷偷摸摸’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要责怪你破坏约定或者什么，只是你知道，这有点怪怪的。因为跟你老婆，就算不干那事，你们仍可以去看她爸妈，或者为该由谁洗碗而吵架。总之，还可以做所有两口子能做的事。而跟情人呢，不干那事，就什么也不是了。”“谁说我们不干那事了？”“你的鸡巴说的，”雷娜娜以不带任何挑衅意味的口气说，“这就是我问你还有没有在干你老婆的原因，好弄明白是不是因为你对我不感兴趣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更……”“更什么？”看到雷娜娜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下去，罗内尔追问道。“等一下，”雷娜娜嘟囔道，“我想找个语意没有‘阳痿’那么严重的词。”“你这是在白费力气，”罗内尔生气地说，“不能因为有那么一两次，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感到有点累，压力有点大，就说我阳痿了。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勃起过，而且不是一般地硬，而是硬得像根金刚棒！”想起达尔科，罗内尔感到自己的鸡巴硬了一点，但与此同时，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羞愧难当。“很好，”雷娜娜说，“这是个好消息。那谁享受了你的硬鸡巴呢，尼娃吗？”“不是，”罗内尔愣了一会儿，说，“我自己享受了。”“你好有福气啊！”说完，雷娜娜露了一下她那“著名”的假笑，然后继续去舔手掌上的西瓜汁。以前，罗内尔只在工作中见过她这么微笑。
那天晚上，他们本来还是可能做成那事的，尽管不会是激情的合欢，而只是愤怒的发泄——罗内尔曾试图激发自己的兽欲，好让鸡巴硬起来，哪怕只是为了证明雷娜娜的话是错的。也许吧，谁知道呢？但就在那时，罗内尔衬衫口袋里的手机振动了——衬衫口袋就在他胸口的位置。这让那个夜晚的气氛重新跌到了低谷。“对不起，打扰你跟德国人见面了。”他听到尼娃咬牙切齿地把“德国人”三个字的音拖得非常长，好像说的是希特勒似的。“别傻了，亲爱的，你根本没有打扰我。我们刚刚谈完。”罗内尔说——有客户在场的情况下，他总是这样讨好尼娃。为了使自己的话听着更加可信，他还对雷娜娜随口说了几句英语：“是我老婆，她向你问好。”雷娜娜没有回话，而是立刻打了个响嗝。“马滕克洛特先生也向你问好，”担心尼娃可能听到了那个恶心的响嗝，罗内尔立即补上一句，“我想他有点喝多了。我这就把他和英戈留在酒店，然后回家。”“罗内尔，”尼娃在电话那头责怪他说，“我打电话来，不是要问你什么时候回家，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罗内尔边下意识地道着歉，边去抢雷娜娜手中的遥控器，后者正在调高电视的音量。“你的狗，”尼娃顿了一下，说，“跑了。”
要是有条狗拿着小锯子锯开卫生间窗户的铁栅栏，然后顺着接在一起的床单爬下去，那你可以说“那条狗跑了”。但要是你在街上遛狗，却没用皮带拴着那条狗，一个小时以后，突然发现它不见了，那我们只能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因此，把责任推给达尔科是不公平的。乔治国王街上，他们顺着尼娃夜间散步的路线往前走，试图还原悲剧发生时的情景。“它可能在嗅路牙子或某根柱子，抬头时却发现你已经不在了，”罗内尔用责怪的语气对尼娃说，“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叫你不要让它走出你的视线？”“直说吧，”尼娃停下脚步，站在路中间，摆出准备大吵一架的架势，说，“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没有看好你那条臭狗？我没有按照‘国际遛狗者协会’的规定进行遛狗？你要是待在家里，没出去跟那些德国人鬼混，就可以自己去遛它了，也就根本不会发生这事了。”罗内尔本想抱怨说，自己拼命工作到深更半夜，连饭都顾不上吃，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还是决定保持沉默。他在商界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便是，做人不能不留余地，你应该给自己留下尽可能多的退路。这意味着很多情况下，你不能说想说的话，不能做想做的事。比如这会儿，他真想对着尼娃的小腿死命踢上一脚，但他并未那么做。他想踢尼娃，不仅是因为她把达尔科看丢了，也是因为她不称呼达尔科的名字，而一直叫它“臭狗”，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她拒绝承担责任，反而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态度，好像这场悲剧是上天对罗内尔的惩罚，而不是她的自私和不负责任造成的。但他并未踢尼娃，是因为正如刚才提到的，那会让他丧失回旋的余地。总之，罗内尔表现出了过人的冷静和克制，完全比得上清理犯罪现场和抛尸时的杀人犯。他建议尼娃回家去等着，以防有人打电话来告知达尔科的消息。“谁会打电话来啊？”尼娃大笑道，“你那条笨狗会用公用电话往家里打电话，还是绑架它的绑匪会打电话来索要赎金？就算有人找到了它，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家的电话。”“我还是觉得我们分头行事可能要好一点。”罗内尔坚持道。与此同时，他真想放弃这么多年来让自己受益匪浅的涵养，对着尼娃的小腿狠狠踢上一脚。不过，当尼娃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时，他只是使劲摇了摇头，回答：“不为什么。”
罗内尔靠在路边的黄色邮筒上，看着自己刚在收据背面写下的一串地名——收据是他跟罗娜娜吃饭的那家餐馆开的。那串地名的头上写着：达尔科喜欢去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后面加上问号和括号。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要是写得太过肯定的话，那就等于向世界宣布他对达尔科知根知底，而事实上，他早已无数次痛快地向自己和别人承认，他有时并不理解达尔科。它为什么有时会汪汪叫，有时又不叫了呢？它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开始拼命刨洞，接着又莫名其妙地突然不刨了呢？它是怎么看待罗内尔的呢？它的主人，父亲，朋友，甚或情人？
罗内尔所列的第一个地名是梅厄公园，那是他跟达尔科每天早上必去的地方。就是在那里，达尔科遇到了它的那些狗朋友和狗敌人，最重要的是，遇到了它的好兄弟——短腿的胖狗施奈德。但这时已是深更半夜，公园里既没有任何狗的踪迹，也不见任何人影，只有一个喝醉的俄罗斯流浪汉躺在长椅上打盹。罗内尔之所以推断那个流浪汉是俄罗斯人，不仅是因为那人怀里抱着个伏特加酒瓶——那种酒的瓶子样子都差不多，一眼就能认出来，也是因为那人在梦里一直没有消停过，不是哈哈大笑，就是用俄语胡言乱语。罗内尔站了一会儿，对自己说：他虽然总是麻烦不断，有时觉得自己就是现代版的约伯[2]——就算不是约伯，也离约伯不远了，但他还是应该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并因为不用穿俄罗斯人脚上那双塞着报纸的破鞋而道声谢谢——就像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为了这种事感谢什么人或什么神一样，不管谢谁都行。梦中的俄罗斯人笑得越来越欢、越来越大声了。这让罗内尔对自己的幸福产生了怀疑。接着，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股无法排解的自怜，冲淡了刚才的幸福感。“谁说的？”他自言自语，“谁说我的命比他好？这会儿，我跟他在同一个公园。他喝醉了，而且很高兴。我呢，两样都不沾。这个世界上，我只拥有一条刚刚抛弃了我的狗、一个自己不爱的老婆和一份……”想到自己的事业，罗内尔感到一丝欣慰。毕竟，他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事业虽然并不一定能带给他无限的快乐，但就这会儿来说，肯定好过塞着报纸的破鞋。
来到公园出口附近，罗内尔好像瞥到灌木丛里倏地掠过一条狗的身影，但走近一看，希望立刻破碎了——原来是胡须拉碴的短腿施奈德。罗内尔经常来这个公园，但那只是在白天，所以深更半夜见到施奈德，他感到非常吃惊。他的第一反应是，直觉告诉施奈德，达尔科走丢了，所以它赶来帮忙一块儿寻找。但是，一声熟悉的口哨让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幻想顿时破灭了。口哨声刚过，施奈德那个漂亮但瘸腿的女主人阿尔玛就出现了。阿尔玛二十五岁左右，是罗内尔认识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当然，肯定也是瘸腿最厉害的。她在一次完全莫名其妙的车祸中受了伤，得以拿赔偿金在米甲街买了套顶层豪华公寓，还重新彻底装修了一番。阿尔玛先是遇到了一名烂司机，接着遇到了一位优秀律师（她向罗内尔提过那位律师的名字，但因为没有伤害索赔官司需要处理，罗内尔很快就忘记了）。毫无疑问，这两次极端遭遇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人们常说为了换回健康，扔掉多少钱都愿意，但事实真是如此吗？牵着狗和阿尔玛擦身而过时，罗内尔总能看见她脸上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起码看起来是那样。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他曾模仿过那种微笑，甚至对着镜子练习过几次，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选了个相对容易的笑法。阿尔玛的笑脸就像天生的，既不生硬，也不做作，并且总是随着所处场合的变化而改变——根据需要而放大、收敛，变成惊讶的或嘲讽的笑，但绝不会消失，而且永远都显得很自然。正是这份自然促使罗内尔想要模仿她的微笑，因为他觉得在商业谈判中，这种微笑的杀伤力比别的任何表情都强。要是生活穷困潦倒、一条腿上没有安铂金义肢，她还笑得出来吗？或者，会笑得跟现在不一样，不会像现在这么安详？会流露出更多的焦虑，因为难以捉摸的经济前景和人老珠黄的生理规律？“想不到你跟达尔科晚上也会来这里。”阿尔玛说着，单脚跳到公园入口处的灯光下。“我们晚上不来的，”罗内尔说着，绝望地叹了口气，“达尔科跑了。”他继续说道，但接着又马上纠正说：“我是说，它走丢了。”施奈德发情似的，围着罗内尔嗅来嗅去，转得人心烦，典型的一只又笨又不怎么善解人意的雪纳瑞。“它不懂，”阿尔玛道歉说，“它从你的衣服上闻到了达尔科的气味，还以为它在这里呢。”“我知道，我知道，”罗内尔点了点头，接着无缘无故地流下眼泪，边哭边说，“可是它不在这里，它不在这里。这会儿，它可能已经死了，被车撞了。或者，有可能正在某个公园里被几个小鬼折磨，被烟头烫。或者，也有可能被市里的捕狗队抓住了……”阿尔玛把手放到罗内尔的胳膊上，想给他一些安慰。虽然她的手有些汗湿，但汗湿中带着一股柔情和活力。“捕狗队晚上不上班的。再说，达尔科很机灵，绝不可能被车撞的。换作施奈德的话……”阿尔玛望了一眼那条活蹦乱跳的雪纳瑞——她的眼神既幽怨又充满爱意，就像美丽的姑娘看相貌丑陋的心上人那样，“那我们就得担心了。但是，达尔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肯定这会儿，它正在你家楼下的大门口呜呜叫，或在你家门口的垫子上，啃着一根不知从哪儿偷来的骨头。”
罗内尔本可以打电话给尼娃，问问达尔科是否回来了，但还是决定亲自回去看看。反正他家就在附近，而且，既然阿尔玛说得很有道理，达尔科可能已经回家了，他就不想让这个好消息出自尼娃之口。“我跟她，”罗内尔想，“早就该离婚了。”他记得有一次，自己看着熟睡的尼娃，想象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尼娃在恐怖袭击中遇难了；他为自己的不忠感到愧疚，并在《六点新闻》上痛哭流涕——装得好像纯粹是因为悲痛才哭的，其实只是出于愧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念头当时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但奇怪的是，竟然也让他有种解脱的感觉，好像把尼娃从生活中抹去，能够为别的什么绚丽、芬芳和鲜活的东西腾出地方来似的。但没等他来得及为这种解脱感再次感到愧疚，雷娜娜就出现了。而且，既然尼娃已经不在了，雷娜娜立刻就搬来跟他一块儿住了——最开始是为了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安慰他、支持他，后来就待着不走了。罗内尔记得想象中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直到有一天，雷娜娜问：“要我，还是要达尔科？”他选了达尔科，于是最后变得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没有女人，没有爱情，除了达尔科，但它的存在只是让寂寞的人生变得更加寂寞。“恐怖主义真是灾难，”那天晚上，罗内尔曾经这样想着，“瞬间就能毁灭一个人的人生。”想到这里，他在尼娃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罗内尔差点就跟达尔科“擦肩而过”了：他只顾抬头盯着他家位于三楼的公寓，想看看有没有窗户亮着灯，而达尔科只顾巴巴地盯着“土耳其沙瓦玛[3]”摊主，迷离的眼神随着那人的双手移动——那双手正飞快地从旋转的烤肉叉上割下片片烤肉。当两个老朋友终于发现了对方之后，重逢的喜悦让达尔科对着主人的脸就是一阵狂舔，而被舔的罗内尔也是非常激动。“这狗真讨人喜欢！”“土耳其沙瓦玛”摊主说着，跪到达尔科面前，像祭司长向神灵祭献那样，把几片肥得冒油的烤肉用一张纸垫着，放到路边人行道上。“我跟你说，来这里的狗很多，但我从没给过它们东西吃。不过，这条狗……”他指着达尔科，继续说，“问一下，它是条土耳其狗吗？”“‘土耳其狗’是什么意思？”罗内尔生气地问。“啊呀，没什么意思，”“土耳其沙瓦玛”摊主道歉说，“我是从伊兹密尔[4]来的，所以我还以为……小时候，我有条跟它一模一样的狗，一条小狗。但它老是在屋里撒尿，我妈气得把它赶走了，好像它是故意要在屋里撒尿似的。不过，你真是个好人。它跑了，你却一点也不生气。本来就该这样子。我真不明白，有些家伙为什么那么无情，要是他们的狗稍微停下来，看看转动的烤肉，他们就会用牵狗的皮带狠狠地抽自己的狗。他们是谁啊，纳粹分子吗？”“它没跑，”疲惫的罗内尔把额头贴到达尔科结实的后背上，纠正对方道，“它只是走丢了。”
那天晚上，罗内尔决定写本介于寓言和哲学论文之间的书：一位深受臣民爱戴的国王失去了心爱之物——不是金钱，可能是孩子或者别的什么，也可能是只夜莺，要是还没人那么写过的话。这本书会有许多变化：在第一百页左右，写作手法会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而内容则会变为描述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并为读者提供一些安慰；在第一百六七十页，内容会变成某种通俗易懂的机场小说[5]，但品位要高于一般的机场小说；在第三百页，整本书会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可以让读者搂抱、抚摸，好排解他们的寂寞。罗内尔还没想到哪种技术能把书变成可爱的小动物，但在睡前做了一条笔记：过去几年里，不管分子生物学还是出版技术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迫切需要让两者结合起来发展了。
同一天晚上，罗内尔做了个梦。梦中，他坐在自家阳台上，专心致志地查阅报纸，试图以无畏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揭开人类存在之谜。就在这时，他的爱犬达尔科身穿灰色西装，嘴里叼着根巨大的骨头，突然出现了。达尔科把骨头放到脚边的地上，歪了下脑袋，示意罗内尔应该去财经版寻找答案。接着，它用低沉的、有点像罗内尔父亲说话的声音说，人类只不过是逃税工具。“逃税工具？”罗内尔困惑地重复道。“是的。”达尔科点了点它那个聪明的脑袋，对罗内尔解释说，它的税务顾问——跟它来自同一个星球的外星人——建议它把自己的收入投到一项跟生态相关的生意上，因为外星税务部门大力支持生态事业的发展。于是，借助几家空壳公司，它很快就全面进入了在各个星球培育生命和物种的生态领域。“一般来说，”达尔科继续解释道，“大家都知道培育人类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其他物种也一样。不过，由于这是能够享受巨大税收优惠的新兴产业，所以，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税务部门报销大量收据。”“我不信，”罗内尔在梦中说，“我绝对不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唯一用处，就是我的爱犬用来洗钱的逃税工具。”“首先，”达尔科纠正道，“这里没人在说洗钱的事。我的钱都是干净的，都是光明正大赚来的。那些违法犯罪的勾当，我一概不做。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通货膨胀问题。其次，就当我同意你刚才的假设，人类的真正用处并不是我逃税的工具，行了吧？不过，要是我们再稍微深入地探讨一下，除了这个用处，人类还有别的用处吗？我指的不是实际用处，而是理论上的用处。”达尔科静静地等了一小会儿。看到罗内尔答不上来，它汪汪叫了两声，叼起骨头，离开了阳台。“别走，”罗内尔低声恳求道，“求你别丢下我，我的狗，我的朋友，我的爱人……”
那天早上醒来后，罗内尔感觉自己又一次晨勃了，同样硬得像根金刚棒。达尔科也像上次那样，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正在舔他的鸡巴。最后，他终于睁开了眼睛，看见达尔科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嘴里没有叼着骨头，身上一丝不挂。“这和性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罗内尔第一时间这样想着，“而是和社会甚至存在有关。”“达尔科，我的天使，我的朋友，”他竭力克制心中的狂喜，压低声音，免得吵醒尼娃，“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爱我的。”
[1] 普瑞纳，宠物食品品牌。
[2]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
[3] 土耳其沙瓦玛，中东地区常见的烤肉卷。
[4] 伊兹密尔，土耳其西部的港市。
[5] 机场小说，惊险刺激或浪漫的长篇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