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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
我儿子想让我杀了她。他还很小，尚不会确切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我完全清楚他的意思。“我想让爸爸打她一顿。”他说。
“把她打哭？”我问。
“不，”他摇了摇小脑袋，回答，“要更重一点。”
我儿子并非暴力分子。他还没到四岁半，以前从未叫我打过谁；也不像有些孩子那样，老是吵着要各种不需要的东西，比如冰激凌或朵拉[1]系列的背包。只有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某样东西，他才会提出要求。在这点上，他很像他爸。
要是可以指责的话，那我会说，他一点也不像他妈。还没离婚那会儿，他妈经常哭哭啼啼地跑进家，对我说她在高速公路上被人骂了，或在店里被人宰了。每当那时，我都会叫她从三四个不同的角度详细回顾发生的事情，问她一些问题，并跟她讨论，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显然错在她身上——开车的那个人完全有理由骂她，而店里的那个人只是在账单上加入了消费税。
但是，我的小罗伊基并不像她。所以，要是他叫他爸把那人狠狠地打一顿，我就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她怎么你了？”我问，“打你了？”
“不是，”罗伊基回答，“每次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会来带我。她会用钥匙把门反锁，把我关在我的房间里，里面黑乎乎的。就算我哭了，就算我保证会乖乖的，她也不开门。”
我紧紧地抱住他。“不要怕，”我对他说，“爸爸不会让外婆再那样对你了。”
“你会狠狠地打她一顿吗？”他哭着问我。
儿子哭泣的模样真是令人心碎，尤其在你离婚以后。我一冲动，真想回答会的，并向他做出保证，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什么也没说。我对此非常谨慎，因为向孩子承诺了什么，就必须做到，否则绝对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创伤。于是，我马上转移话题，对他说：“你想去爸爸单位的停车场玩吗？我把你抱到腿上，然后我们一块儿开车，就像团队合作那样，好吗？”
提到“团队合作”，罗伊基兴奋得眼睛一亮。因为还噙着泪水，那双眼睛显得格外水灵。我们像我说的那样——他掌控方向盘，我踩油门和刹车，在停车场开了半小时左右的车。我甚至还让他换挡了——挂倒挡时，他笑得最开心。孩子的笑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我提前十五分钟就把罗伊基送了回去。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想挑我的刺，所以我对孩子的事格外小心。在进电梯之前，我把罗伊基全身上下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两遍，确保他看上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又对着大厅的镜子，匆匆打量了一下自己。
“你们去哪儿了？”没等我们进门，谢妮就劈头盖脸地问道。“去‘金宝贝’游乐园了，”罗伊基根据我们事先说好的回答，“我们在那里跟小朋友们一起玩。”
“希望爸爸这次很有礼貌，”谢妮嘲弄地说，“没有推倒小朋友。”
“爸爸没有推人！”我说。我的口气明确告诉她，她在孩子面前对我的嘲弄，让我感到很不高兴。
“他没有推人，”罗伊基说，“我们玩得开心极了！”
就在刚才，从游乐园回来后，他还哭着叫我打他外婆一顿，但这会儿，他早就把此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就是做孩子的好处。不管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只要过上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开心的事上。但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所以回到车上后，我的脑子里全是以下画面：罗伊基在他的小房间里拼命敲门，谢妮那个恶毒的妈就在门外，却拒不开门。我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确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又不会使自己失去看望儿子的资格。现在，我两周才能见儿子一次，但就连这种少得可怜的见面机会，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争取到的。
直到现在，我仍在为公园里的那次故意伤害事件付出代价。当时，一个胖丫头在吊桥处欺负了罗伊基。她使劲掐他，而我只是想把他们分开。我不过是用左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她，连推都算不上。结果，她撞到了金属架上。不过，她完全没事，连道伤痕也没有，就连她那个歇斯底里的妈都觉得没什么。但当罗伊基无意间跟谢妮提起这事时，她和阿姆拉姆立刻像蝗虫那样扑到了我的身上。谢妮说，要是我再当着儿子的面做出“暴力行为”，他们俩绝对会向法庭提起上诉，废除我们之前签订的协议。
“什么暴力行为？”我对她说，“我们在一块儿的五年里，我打过你一次吗？”在这点上，她知道自己理屈词穷。她做了无数讨打的事，但我始终保持着克制，从未动过她一根汗毛。换作别的男人，早就把她踹得躺进以契诺夫医院[2]的急救室了。而我，是永远都不会打女人的。这时，阿姆拉姆突然半路杀了出来。“就是此时此刻，你表现得就像个暴力分子，”他冲我脱口而出道，“你——你的眼神非常疯狂。”
“这不叫疯狂，”我笑着对他说，“而是人性的体现，是我们所说的感情。你不能因为自己毫无感情，就认为它是坏的。”
最后，“毫不暴力”的阿姆拉姆气急败坏地大吼起来，威胁我休想再见到儿子。可惜，我当时没有拍下他那副尊容——张着“血盆大嘴”，嘴里脏得就像条臭阴沟。为了激怒他，我仍然保持微笑，并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保证再也不会那样做了——好像第二天，我还会去公园再推倒一个五岁大的丫头似的。
紧接着的下一次，从游乐园接回罗伊基后，我直奔主题，主动提起他外婆。我是可以等，让他自己提出来，但对于这种事，孩子们总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想到说出来，而我没有那个时间。“我们上次说了以后，”我说，“外婆来带过你吗？”
罗伊基一边舔着我给他买的西瓜雪糕，一边摇了摇头。“要是外婆再那样做的话，”他问，“你会打她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真想回答会的，但我不能图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要是他们真的让我再也见不到儿子了，那我将会生不如死。“我想——很想，”我对他说，“我真的很想打她，狠狠地打她。不仅是外婆，任何伤害你的人，我都想打他。”
“就像打冰激凌公园里的那个女孩一样？”他扑闪着眼睛问。
“就像打冰激凌公园里的那个女孩一样，”我点头道，“但是，妈妈不喜欢爸爸打人。要是爸爸打了外婆或其他人，他们就再也不会让我陪你玩了。我们就再也不能做我们一块儿做的所有事情了。你明白吗？”
罗伊基没有回答。他的雪糕滴到了裤子上，但他任由那滴雪糕慢慢地融化，等着我帮他擦掉。不过，我并未那么做。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说：“一个人被关在房间里的感觉很不好受。”
“我知道，”我对他说，“可是无能为力。只有你才能让这种事不再发生。不过，爸爸会教你怎么做的。”
我向罗伊基详细地做了一番解释：要是外婆再关他，他该怎么做；他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撞墙，以便在脑袋上留下一个醒目的瘀青而不伤到自己。
“那样做会疼吗？”他问。
我实话实说，告诉他会的。和谢妮不同，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骗孩子的。还没离婚那会儿，我们有一次带罗伊基去接种疫苗。一路上，谢妮不停地唠叨着“叮咬”“蜜蜂”和“对好孩子的特别奖励”之类的鬼话，企图糊弄罗伊基，直到我打断了她。我说：“等会儿，一位小姐会用针筒给你注射。你会感到很疼，但我们没有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我们不得不承受。”罗伊基那时才两岁，但他用充满灵气的眼睛盯着我，理解了我的话。看得出来，走进注射室时，他非常害怕。但他没有哭闹，也没有夺门而逃，表现得像个小男子汉。
我们仔细琢磨了计划的每一个步骤，并重温了他要对谢妮说的话：他是怎么惹外婆生气的，外婆又是怎么把他重重地推到墙上的。简而言之，他的瘀青是怎么来的。
“那样做会疼吗？”最后，他又问了这个问题。
“会的，”我回答，“但只有这一次。从此以后，她就不会——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关在那个房间里了。”
罗伊基沉默了，他在思考。雪糕已经吃完了，他在舔小木棍。“妈妈不会说那是我编出来的吧？”
我摸着他的额头，回答：“要是你的脑袋上有个足够大的瘀青，她就不会那么说了。”然后，我们把车开回停车场。罗伊基掌控方向盘，我踩油门和刹车——团队合作。我还教了他怎么按喇叭，他非常喜欢。他不停地按啊，按啊，直到停车场管理员走过来，叫我们停下。那是个值夜班的阿拉伯老头。“啊呀，”我眨了眨眼睛，递过去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说，“孩子在玩。等他再玩一会儿，我们就走。”阿拉伯老头什么也没说，收下钱，回到了亭子里。
“那个人想干吗？”罗伊基问。
“不干吗，”我回答，“只是过来问一下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那我可以继续按喇叭了？”
“当然啦，宝贝，”我亲了一下他，回答，“随便按，不停地按，按到你不想按了为止。”
[1] 朵拉，一部系列动画片中的主角。她是个七岁的小女孩，身上总是背着个背包。
[2] 以契诺夫医院，以色列著名的医院，位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