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阅读罗烽

张翠

阅读罗烽，历史的烽烟便扑面而来，文字里裹挟着血泪相混的悲怆，在苦难中高歌，在冷峻中豪迈，直击人心。通过他的文字可以触摸一段历史，感知一个时代精神的脉动，亦可倾听到书写者灵魂深处的歌哭。他以惊人的才华、理性的判断、革命的激情和成熟的精神在多重文化身份中自由转换，从容行走，铸就了悲怆崇高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质养。他是东北流亡作家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充满独有的力量，构成东北流亡作家中的别样景观。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罗烽，以文化战士的形象出现，温文尔雅中透着刚劲和沉稳、昂扬与不屈。苦难深重的历史时代、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赋予了罗烽浓重的民族意识和深刻的政治理性。

夏风在东北平原上燥热地吹着，天空已不是祖传的湛蓝，却仍能看见灵魂之鹰的翱翔。岁月无痕，沧桑有迹，总有一些光阴，总有一些群体，总有一些人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挥之不去。只要民族之心还在跳跃，对他们的致敬就永不会消逝。

一、文学感性与政治理性的双重表达

烈焰般的革命生涯、黑土地般悲怆的创作旋律、冰雪般洁白相守的爱情、雾霾般阴郁的饱受迫害的经历，构成了罗烽绚丽多彩又多灾多难的人生。罗烽对文学执着一生，奋击文坛五十年，以深沉冷峻的文风提升了东北流亡作家血的热度和星辰的光华。

罗烽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他把自己修炼成一只北方的鹰，选择高度和高冷，追逐阳光和自由。文学感性与政治理性同在，文学的深沉表达与政治的理性判断相结合，构筑了罗氏小说独有的风格。

这与罗烽的个人经历有关。

罗烽青少年时期较早接受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思想，于1928年在黑龙江省呼海铁路传习所学习期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流亡作家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候补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他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委派，领导北满的文艺宣传工作，团结了许多左翼文艺青年，如萧军、萧红、舒群、山丁、金人等在当时的“新京”（长春）《大同报》、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文艺》；他当时发表了新诗《晒黑了你的脸》，显示了艺术才华。他们还组织星星剧团，进一步扩展党的宣传工作。为了唤醒群众，鼓舞群众，这群年轻作家创作发表了很多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最早显示了抗日救亡文学的实绩。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罗烽被捕，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5年无罪获释。罗烽出狱后，夫妇二人离开沦陷区奔赴上海，参加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罗烽负责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宣传领导工作，并身体力行创作抗战小说，颇有成绩，被文坛认可，其作品堪称抗战文学的经典。抗战结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烽先后担任延安文艺协会主席、大型机关文艺会刊《谷雨》主编、东北吉江军区宣传部部长兼前进报社副社长、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等要职，长期活跃于我党文化战线领导层。

从经历来看，罗烽一直有着“领导—作家”二重身份，尤其是“抗战文艺领导”的政治家身份。他不会是萧军那般不羁，不会是端木蕻良那般小资，他是理性的、冷静的、成熟的、坚定的，站在一定高度看待抗战，诠释抗战文学。可以说，罗烽凭借文学家的深沉思想和构思艺术，并辅以政治家的革命敏锐和理性思索，对抗战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开掘。服从多角度开掘主题的需要，罗烽努力追求题材的丰富多样，并择取中短篇小说这种灵活自如的形式，像一把把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又像一曲曲战歌，鼓舞人民的斗志。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大战争，不仅需要身体的勇力、物质的支持和战争的智慧，更需要顽韧民族精神的强有力支撑。这是作为抗战文艺领导者的罗烽所做出的一种理智的深度判断，他利用其抗战小说进行了充分诠释。《五分钟》中的中校参谋贺铮，不愧为铮铮铁骨的硬汉子。他被日军俘虏，敌人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手段，他也不透露半点信息，最终敌人只能以死亡相威胁。在黑夜中，贺铮被推向悬崖边，敌人留给他最后五分钟的考虑时间，但贺铮“对于那含有侮辱性的讯问置之不答”，毫不犹豫地跳下悬崖，表现出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三百零七个和一个》中的老人家破人亡，儿子儿媳都被日军害死，只剩六岁的孙儿却被日军拐走，并将载往日本接受奴化教育，充当日本人杀人的工具。是保住孙儿的性命，任凭他日后变成日军的工具，还是根除后患，留存清白？面对这种两难抉择，老爷爷毅然将砒霜放进蛋糕，一块送给孩子，一块留给自己。虽说这样的描写带有刻意设计的夸张意味，但这种艺术化的、惨烈而悲怆的自绝却的确具有震撼之力、发聩之功。面对日本人的阴险策略，“与其被戕，不如自戕”，这虽然渗透着惨烈的苦味，却突显了国人的果决与刚强。罗烽试图借此告诉人们：一场艰难的民族自卫反击战背后，总有一些艰难灵魂的苦苦挣扎。正是它们的挣扎最后成就了民族精神的完整与高尚，也成为抗战之力绵延不衰、持久不竭的根由。

罗烽站在全局高度，不仅意识到中国全民抗战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也注意到，作为一场复杂的民族战争，全民抗战必然包含着诸多战争意义上的重要环节。这些环节处理是否得当，也将对抗战的结局产生影响。罗烽很多小说都关注这些环节，给出相对正确的处理方式。《一条军裤》反映的是军民关系。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抗战，抗日队伍和民众的关系应该为鱼水关系。小说中马彦德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军人”，村中无人不晓得他，“人人都把马彦德的好处记在心里”。当马彦德因遗失一条军裤即将暴露身份时，石匠杨癫脚勇敢地将“罪名”揽上身来，谎称军裤是他“跟一个红胡子要来的”，结果惨遭日军杀害。军爱民，民才能拥军。尤其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时代形势下，军民更应团结一心，共筑长城。在抗战的硝烟中，这样的冷静提醒有利于抗战之力的凝聚，其效果不亚于突显浴血奋战之勇。《归队》是通过一个逃兵的故事告诉人们：战争意志的动摇将导致更大不幸，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处可逃，无处可避，除了直面残酷的战争别无他途。《粮食》写了一个内奸的故事，强调了纯洁革命队伍的必要性。《空军陆战队》《横渡》则涉及的是如何处理日军战俘的问题，这也是一场战争的关键环节之一。虽说这两篇小说有明显的宣讲色彩和政治功利表达，但仍能把人性与理性的交锋表达得很动人。可见，罗烽的小说是对抗战各环节的全面观照，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呈现理性智慧与感性审美的双重表达，并且倾向理性。这是罗烽非常独特的地方，也是罗烽抗战时期小说的独特价值。

二、北国血泪凝铸粗犷冷峻的审美风格

在小说《荒村》中，罗烽写了一曲冷入骨髓的哀歌。村里年轻的姑娘都被日本兵奸杀，这里“没有姑娘了，连年轻的媳妇都没有啦”。村庄荒凉破败，那些几世传承下来的茅屋、牲畜栏、露井、耕种工具都遭受了蹂躏和摧残。然而，在这山村死寂的黑夜里居然传来女人凄厉的歌声。这歌声来自井底——一个被日军糟蹋的农家女，精神失常，她深藏于井底的柳罐中，夜夜以自己不绝的哀歌控诉残忍的逼迫与伤害！这夜半歌声是恐怖的、凄厉的、森冷的，是对侵略者兽性的血泪控诉！

这样的强暴！这样的残杀！这样的血腥！这样的惨无人道！血液、烈火、痛苦、灾难、心灵、命运都来自这个叫作东北的地方。日寇铁蹄下苦难深重的东北让罗烽以血煮字，以骨铸文，幽沉内蕴，忧愤外发，形成了粗犷冷峻的审美风格。

我们不妨来看看罗烽笔下的几段场景描写：

火力、流弹、刺刀，并没有伤害着太阳的面貌，今天，它依然无恙地露出完整的轮廓，窥视着这劫后的大城，每个角落，每个罅隙，都露出它的手，几乎，每个角落，每个罅隙，都有没有完全凝干的血迹，把它的手染得通红。

惨淡的天空，压着所有的山峰。无边无际的灰苍苍的云，慌慌张张地逃奔着。一大群老鸹杂七杂八地飞着，那种寒碜的叫声，像把一块冰放在人们的心窝。

他好像被一个暴徒绑架了之后，抛弃到遥远的荒郊上，那里是古代的废墟，今日的战场，那里有坟丘，有尸骸，在夜里跳跃着凄恻的磷火，有悲惨的风吼，从他身上横扫过去，留下细沙。

秋空，暗淡的云片在飘，西北风像一匹骏马，带着它向东南驰去。它，不能在这可怕的、悲惨的古城停留一刻了。它要逃避到祖国的怀抱里去。

在郊外，在僻静的场所，乌鸦、老鼠和蚂蚁，纷纷地跃起来。它们简直是疯狂了一样，大胆地，争夺着从人体腹部流出来的肠子，争夺着从头部迸裂出来的脑浆。在每处灰白色的肢解的地方，都拥挤着蚁群……

这里的每一个汉字都带着血泪。短小的句子、刻意的停顿、凌厉的语感、阴暗的色彩、恐怖的画面，组合成强烈的艺术效果，造成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曾有人这样评价：“罗烽的笔触刻写粗犷而硬朗，叙事策略简洁而节制，情绪表达深沉而理性，让我们自然想起鲁迅最为推崇的版画家珂勒惠支。线条如刀削斧劈，苍劲有力；画面凝滞沉郁，简练醒目；意涵苦难深重，悲怆苍凉。”在《第七个坑》的开篇，小说开始以极其简单平实的语气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九月十八日的后两天。是九月二十日了。”这虽然是最普通的时间交代，但九月十八日这个日子对中国人来说有特别沉痛的意义，意味着灾难和屈辱的开始。紧接着是场景的交代：“古老嚣扰的沈阳城，仿佛是猎人手中的受伤的肥凫，闭起眼睛，压制着战栗，忍受它的创痛。”这个很现代派的精妙比喻之后，战栗的场景迅速引出战栗的人物——皮鞋匠耿大的出场，一个惨绝人寰的虐心事件随之展开。小说的结尾以声衬静，令人惊悚，但依然是简洁、短促而有理性的节制，“黑暗，死寂，完全笼罩了这座古城。枪声，犬吠，逐渐加厚起来了”。

作为东北人，罗烽秉承着祖上的基因，粗犷豪迈，坚毅刚烈，人格劲健；作为东北作家，在远离故土、逃亡他乡的路途上，罗烽将乡愁情结内聚为地域性性格的认同，同时，这种地域性性格也造就出既属于地域又属于自己的北方艺术风格。在刀光剑影、战火纷飞的时代里，罗烽仿佛一只来自北方的荒原狼，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铸就了苍劲粗犷的北方风格；他又似一只北方的苍鹰，高瞻远瞩，机警智慧，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政治家、革命者的身份让他秉持着鹰的清醒和高冷，观照全面的视野和全局的高度，在流露深深悲愤的同时，刻意追求冷暗、峻峭，强化亡国灭种的危机，试图强力唤起广大民众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抗争意识。这让我联想起罗丹的青铜雕塑《巴尔扎克》，刀削斧劈般简约洗练，放松局部的琢磨，人物像是从光线和空气中浮现出来，粗犷冷峻、栩栩如生，凸现令人震撼的整体感，强调人物性格及其精神世界的氛围。那种神性崇高的美学风格给人一种拯救的力量。

罗烽笔下的抗日人物也是粗犷的、雄强的，如《旗手》中的周长江是个壮汉，性情过于倔强，人们比喻他是一只顽强的熊。和其他东北作家一样，罗烽生于满族文化的龙兴之地，成长于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白山黑水之间，有着骨子里的强悍阳刚，但他文艺领导的自我意识又使他不像萧军那样迷恋绿林气和“强盗的灵魂”（萧红语），而是保持清醒的理性和深刻的思索。

罗烽的理性还表现在他的讽刺性笔法。《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写一个作茧自缚的故事。做铁匠炉生意的沈万清突然精神焕发，非常得意，因为“在所有的商业正在倒闭、查封与叫苦的不景气当中”，他的生意却兴盛起来，由一个小小的龌龊的铁匠铺发展到比从前扩大两倍的有些规模的门市，徒弟增加一倍，订货源源不断。为了准时供货，他瞪着眼珠子叫骂、监工，不能让“病倒”妨碍他的生意，甚至大夏天高温天气仍然让工匠劳作；叮叮当当的铁锤声吵得四邻不安，房东姜先生惮于“官家”的生意不敢发作，只好含着眼泪将房子典当给他。正当他做着发财美梦的时候，他却被厅长“请去谈话”，缘起拘留所里炸了狱，厅长认为是镣铐质量问题，不由他分辩，把他抓进监房。沈万清在他生意最好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戴上了他自己亲手打造的镣铐。小说的结尾写道“他茫然地哭了起来”，读者却在掩卷后给予了无情的嘲笑，觉出这个故事的喜剧性来。通过对动机与结果相背离、本质与现象相倒错的揭示，使这个人物变得更加渺小空虚，可怜可鄙，毫无价值，因此人们不可能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而是嘲笑。这嘲笑里包含的是深刻的理性批判和犀利的讽刺。

三、流亡关内的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高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始于欧洲平原，而是发生在中国东北。在面临亡国的危难之际，东北人民奋起抵抗。民族危机深重地存在着，发展着，这种始于东北的失家之痛使得东北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得到强化。

罗烽的创作必然地与黑土地的抗战发生关系，因为他全部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将他个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和命运体验提升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感受和体验的高度上来，他表现着自己，同时也在表现着我们的民族。沉痛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揭示东北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屈抗争，是罗烽抗战文学的核心主题。罗烽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个信息，一声呐喊，一种能够激发每一个中国人深层意识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审美存在。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流亡关内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多么超前，也不是说他们在艺术上是多么精粹，而是他们的特殊境遇和在这种特殊境遇中的生命体验所自然具有的文化心理和文学素质，是为当时关内知识分子所不易具备的。

东北这块土地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侵略的形式霸占了的，东北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为国家大义，与日寇为战，而东北流亡作家的文学作品写的就是这块沦陷了的土地上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存在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一种价值，就是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一种象征形式。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对于他们绝对不是外加的另一重意义和价值，不是他们经过努力才“学习”到的一种思想、理论或本领、才能，而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形式本身，是他们身上的一种近乎自然的社会素质。对于文学和作家而言，这种自然素质的东西实际上远比那些有意识地追求着的东西更加重要，更能体现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与美学价值。假若说20世纪30年代废名的小说更具有自然性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自然性品格；假若说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色彩而较少民族性内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更具有民族性内涵而较少现代性色彩；假若说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更具有抽象的人性价值而较少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蒋光慈等革命文学家的小说更具有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抽象的人性价值，那么，东北流亡作家就是在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和现代性、人性和现实性有机结合起来（王富仁语），真正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注入了更饱满、更充沛也更坚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我有一本北新书局1937年出版的《呼兰河边》，朴素的线装、典雅的繁体字，读出的却是血泪的控诉。在《呼兰河边》中放牛娃受难的呻吟、牛犊悲哀的号叫、母亲撕心裂肺的哭泣都是对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唤起的是国人的刻骨仇恨！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儿生生被诬为“通匪”，和他棕黄色的牛犊一起无辜被抓进日本铁道守备队的防守所，备受折磨，惨遭杀害。小说的结尾很简洁：“在草丛里，有牛的骨头，有一个孩子的尸身。……在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只能听见那可怜的老妇人不可形容的哭声。”这哭声是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悲惨处境的写照。罗烽清醒地预见到呼兰河边发生的悲剧，也即将在中国大地蔓延、上演。《第七个坑》是写九一八事变之后光天化日下大埋活人的惨剧。小说在沈阳城一片可怕的安静中开始，皮鞋匠耿大找舅舅借钱，途中遭遇日本兵刺刀胁迫，强令他挖坑。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耿大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活埋了排字工人、一对夫妇和未满周岁的婴儿以及耿大的亲舅舅、“吗啡鬼”等中国同胞。当那一对年轻夫妇乞求“同胞哇！……你，你救一救这孩子吧”时，耿大的心像被锥子锥着般疚痛着，眼窝里涌浮着绞着心血的泪水，但还是选择了自保。他以为埋完了第六个坑，该到他自由的时候了，哪料想第七个坑竟是为他准备的墓地：“猪！你的这边来，坑里边去！”耿大终于忍无可忍，“运足全身所有的力量，抡起那锋利轻快的军用锹，突然向那个兵的头部劈下去”。当“枪，人，同时跌落在地上”时，忍受着巨大心灵挣扎的耿大终于将悲情升华为奋起的反抗。“于是扛起枪来走了。然而，他没有决定到什么地方去。”这篇小说揭露了日寇的暴行，更留给国人很多思考和回味：忍辱并不意味着可以偷生，苟活只能更屈辱，抗争才有新生路。读者相信，扛起枪的耿大一定是走向了抗日战场。

身处“国破山河皆黯色，家亡鸡豕共悲吟”的危难时刻，面对时代的大悲哀，罗烽必然不会像某些关内知识分子那样淡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主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高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秉持民族大义的责任担当，是罗烽文学创作的必然选择。

四、东北地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罗烽对自己是“东北人”有着十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面对流亡他乡时有人对“东北人”的不屑与斥责，罗烽针锋相对予以有力的反击，为自己是东北人而自豪，并自况为“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罗烽这个倔强不屈的东北人，宁愿做一只乌鸦，也绝不做黄莺或八哥。在小说集《呼兰河边》后记中他说：“我不过是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假如你说我连乌鸦也不配，那么就听凭尊便了！），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就算完事。我绝未敢有落在鸟语花香的游园里，同黄莺一争短长的奢想。即使有个昏聩的富翁，要拿我当作一只硕大的善于辞令的八哥，套上金链，给我在他的象牙架上，虽然也大可借此良机，趾高气扬地煊赫一时；但我虽糊涂，为权贵者装潢门面，尚不甘心也。”作为东北文艺的领导者，罗烽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有着高于他人的自觉与自信。

东北地域被山海关阻隔，相对闭塞、荒寒、贫穷、落后，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外来的苏俄文化以及“胡子”情结、绿林文化混搭成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性格，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既质朴又开放，既真诚又狡黠，雄强彪悍，尚武少文，敢于冒险，好勇斗狠。对中原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而在关外民间很多人信奉萨满教，并不受儒道思想的束缚。东北民间教育孩子信奉“培养贼子使人怕，不养呆子使人骂”“养儿要强，栽树要梁；丫头要浪，小子要闯”，看似野蛮的东北却勃发着蓬勃的原始生命力。当外敌入侵时，是东北人不怕流血、不畏艰难，打响了抗战第一枪，用生命呐喊抗争吼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先声。罗烽流亡到内地以后，生活窘迫，曾与萧军、萧红夫妇同住一个屋檐下。十里洋场的繁华没有摧毁罗烽这个意志如钢的东北人的文化自信，经济上的困境也没能阻挡这个东北作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加入左联，与妻子白朗以及萧军、萧红、舒群等人一起办刊物、写文章。1936年，东北流亡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这一年，上海的《中流》《作家》《光明》《海燕》《文学界》等文艺期刊较集中地刊载萧军、罗烽、萧红、舒群、白朗等人的作品，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他们的作品充满浓烈的抗日爱国精神，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东北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茅盾先生曾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很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东北作家”。这一评价一点也不夸张，是时代将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迅速推上文坛并使之崭露头角。

罗烽及其他东北流亡作家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他们第一次向关内展现关外民俗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并让它担负东北流亡作家难以化解的民族悲情和身家灾难，对“人—家—国”三重问题的深度思考将民俗描写与民族大义连接在一起，使其小说成为能够激发读者民族精神的有力符号。

对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东北流亡作家有一种来自血液的疼痛、悲愤和忧思。他们笔下广袤的黑土、火红的高粱、茂盛的草原、不屈的人民重构了东北流亡作家的精神家园。他们把东北人民不屈的反抗自觉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觉醒。可以说，对东北地域文化品格的投射与认同，承载着东北流亡作家深沉的民族精神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

中国人长期受封建皇权统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崇尚家国一体，家长制权力结构高度成熟，专制技术高度发达，以至老百姓普遍认为国家是皇帝的国家，与己无关。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但老百姓仍然认为国家是政府的。当外族强力入侵时，东北人民却能以民众之力奋起抵抗，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率先觉醒了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地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就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自信与自觉。

中原儒家文化就其实践性品格而言，具有中年文化特征，注重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追求目标；道家文化具有老年文化特征，以修道和养寿为思想基点，超越了人生的具体追求目标，更关注对宇宙、人生的一般性本质的冥思；而遥想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文化似乎更具备青年文化特征——有着原始的野力、蓬勃的活力、强健的体力、充沛的精力、灵活的脑力、勇于冒险和探索的胆力。东北流亡作家在片片雪花中，在萧萧大风中，英姿勃发，向我们走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他们是璀璨的星光，划过深邃的苍穹，留下历史的回声。

如果说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依然延续着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理念的话，那么这种理念就体现为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坚守和对乡土家园的眷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作家扎根于东北这片热土，执着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他们目光敏锐，善于捕捉，他们有着祖上的野性和智慧，又有着新时代的文学素养，出现了迟子建、洪峰、孙惠芬等一批优秀的本土作家。相信他们会以更高的精神起点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创造东北文学新的辉煌。

夏雨淅淅沥沥，如泣如诉，宛如祭酒。往昔的记忆，倒下斟出的是殇恨，是感动，更是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