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费孝通（代序）

徐平

我是1987年到1990年跟随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边区开发，也就是说搞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从北大毕业后，我做了15年的西藏研究，接着又做了十多年的新疆研究，但始终围绕探索中国文化结构和变迁这个主题，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我毕业时为我设计的研究途径：从相对简单的民族地区入手，进而从整体上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三十年来，我一直沿着这条研究轨迹前进，如今恍然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我一直在思考费孝通的文化思想内涵是什么？他是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构成，而且终身在“志在富民”的抱负下“从实求知”，不断努力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

一

我们首先要对他的文化思想进行追根溯源。费孝通先生14岁开始发表文章，真正谈文化则是在1933年他大学毕业后。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亲迎婚俗之研究》，根据地方志材料的记载，找出婚嫁娶媳妇时“亲迎”习俗在哪些地方有分布，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在他同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中，他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这个时候他谈的文化，已经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是正规的学术概念，而且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

费孝通系统的文化思想形成，最早得益于他大学的恩师吴文藻。提起吴文藻，可能大家更知道他的夫人冰心女士，但就社会学的中国化来说，他是最早的奠基人之一。吴文藻先生1929年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开始致力于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他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及担任系主任期间，首先系统地介绍人类学是什么，然后把欧洲大陆的人类学、社会学思想，以及美国、印度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梳理后，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指出应当把社会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他还在中国首倡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按照社会人类学的标准来谈文化，并提出文化的三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的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或者称之制度的文化），还有一个叫精神需求的文化，第一次完整地把文化的思想以及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系统介绍过来。1932年，吴文藻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到燕京大学讲课，帕克讲课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不是来教你们读书的，是来教你们写书的。然后就把学生领到北平的八大胡同、监狱等地去了，实地观察和调查中国的社会如何构成和运转，把学生从书本里解放出来，把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来。紧接着，1933年，吴文藻又请来了和马林诺夫斯基齐名的另外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布朗，到燕京大学系统讲授当时最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思想。

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这在当时世界的社会人文研究领域都算是领先的。1936年，吴文藻到哈佛大学参加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听完吴文藻介绍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后，马林诺夫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所以马林诺夫斯基一回到英国，对他的大弟子弗斯说，你别指导费孝通，我来亲自指导，直接将费升格为直系弟子。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林诺夫斯基一首一尾两大弟子。费孝通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方向是由弗斯选定的，原来他想续写大瑶山调查，弗斯听完他的江村调查经历，确定就写江村，由此奠定了费孝通一举成名的机缘。

费孝通先生说过，他在去英国读书以前，就已经掌握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了。因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他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先生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费孝通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先生又热心地向清华大学推荐，使他成为1933年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1935年清华大学唯一的人类学硕士毕业生。当时清华大学就招了这么一个学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吴文藻不仅要说服学校，还要经导师史禄国同意。史禄国是俄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因为十月革命而流落清华教书。他为人清高孤僻，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在欧洲经历过严格的学科训练，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类学大家，被看作欧洲大陆系学者。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要把他培养为涵盖人类学各分支所有知识的通才。费孝通在清华的学习，从测量死人骨头开始，经过计算归类，先从体质人类学角度了解东亚的民族构成，这给了他类别加比较的基本研究方法训练。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并被选派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要结束在清华的教学生涯，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并不放心，说你就这样走有可能给我丢人，出国前应当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在吴文藻的推荐和史禄国的全力帮助下，就有了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对费孝通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费先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源；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他的前妻王同惠女士因为救他而死在大瑶山。我有幸在2005年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后，受费宗惠女士和张荣华先生的委托，带领我的学生做了大瑶山七十年的追踪调查，并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在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八十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2015年出版了八十周年的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我认为费孝通先生的著作里，第一本必读书应当是《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只有七万多字，是在王同惠的调查笔记基础上整理完成的。用吴文藻先生的话说，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层层剥笋似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概括得这么完整和精炼，这是费孝通作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完整地将文化结构展现出来。事实上，费先生在没有跟随马林诺夫斯基读书之前，就已经较好地使用了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和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进山前他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出山后他已经是社会人类学工作者了。这次艰苦的实地调查，虽然代价很大，妻子都丢在那里了，但是确实开了他终身实地调查的先河。他在不断的实地调查中，真正理解和解剖文化，解决了什么是文化这一基本问题。《花蓝瑶社会组织》是第一本实地调查成果，《江村经济》则是第二本。细品《江村经济》，可以发现他调查研究的新动向。他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两年，特别是参加每星期五的“今日人类学”讨论后，学科的基础更加雄厚。

1938年，费孝通博士毕业后，于当年10月底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昆明，任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5天后就马上选择禄丰县的村庄开始内地农村调查。他率领一批有志青年，在昆明远郊的呈贡县“魁阁”，坚持不懈地开展认识中国的调查研究，推出了《云南三村》等一批成果。内地农村的调查，开启了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注重类型加比较，代表着费孝通的文化研究思想的另一次跃进。在云南内地农村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他将自己这一时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设“乡村社会学”时的课程讲义，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整理成14篇既相对独立又内在联系的《乡土中国》一书，从多个“点”来剖析传统的中国社会，并用“乡土社会”将这些点连成一个“面”来体现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乡土中国》开篇就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称之为乡土本色。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差序格局”，这已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经典性概念。

费孝通把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抽象的西方“团体格局”进行了比较：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乡土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由着这个“己”推出的圈子，可伸可缩，大可“一表三千里”，而小可以缩到只剩家庭成员，并根据与中心“己”的距离远近来区分厚薄。凭着这个富有伸缩性、关系厚薄不一的圈子，生活在稳定不变的乡土社会里的人民，建立了一个可以应付日常生活危机的社会支持关系网。正是这种差序格局下乡土中国的乡土性，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影响着亲属关系、血缘关系甚至地缘关系，并扩大到家庭之外的家族，甚至影响着乡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统治方式。从男女有别的“家族”到“礼治秩序”下的“无讼”，无为政治下的长老统治，以名实分离应对社会变迁。而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折，时势的权力迫使乡土中国进入了乡土重建。

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研究社会文化结构的另一部力作。费孝通自我分类是“《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早一年出版的《生育制度》，其知名度反而稍逊于《乡土中国》，因其更具“学术味”和基础性。其来源和意义正如潘光旦先生为本书作的长序《派与汇（代序）》所言：“这是孝通六七年来在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开授的一个学程，就叫做‘生育制度’。其实所论的不止是生育，凡属因种族绵延的需要而引申或孝通所称‘派生’出来的一切足以满足此基本需要、卫护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讨论到了。它实在是一门‘家庭制度’，不过以生育制度为名，特别从孝通所讲求的学派的立场来看，确更有点睛一笔之妙。这也是他关于此学程的全部讲稿，历年以来，不断地补充修正，才告完成；只有最后的一两章是最近补写的，因为刚从西南避地归来，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又值天气闷热，与西南的大相悬殊，文思汗汁，同其挥洒，极感不能畅所欲言的苦痛，孝通自己颇有因此而将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还是经我的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生动地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在一般意义上从“种族绵延的保障”和人类“双系抚育”的功能分析出发，解析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的确立”现象以及“内婚和外婚”的区别。从“乱伦禁律”说明了“性和社会”的关系，再根据他在广西大瑶山的实地材料，谈“夫妇的配合”需求，认为婚姻是一种“利他”而非“利己”行为，其功能不是满足“性”而是限制“性”。“夫妻一方面是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另一方面又是共同经营一件极重要又极基本的社会事业。若不能两全其美，就得牺牲一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牺牲前者。”家庭则成为抚育后代的“事业单位”，父母子的完整体系，才构成“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成为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础，因而“结婚不是一件私事”。从中国社会的“严父和慈母”、“婆媳矛盾”、“舅舅的权利”等现象，展开若干家庭关系分析，经过“成年仪式”最后“要飞的终于飞了”，从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上升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个体和家庭的新陈代谢“世代参差”，成就了不变的“社会继替”。血缘关系在地域上的扩张，是为克服“单系偏重”和“以多继少”的矛盾，通过“过继”、“改系”、“收养”等手段解决“续绝”问题。亲属分类和扩展，建构起中国数千年稳定的社会结构，牢固的婚姻家庭制度和观念，才是乡土中国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

如果我们说第一个阶段费孝通先生主要是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去调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研究的话，《江村经济》及《云南三村》则代表他的文化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大家都很熟悉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写的序，第一句话就是“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一篇博士论文就是里程碑，代表社会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说了几层意思：一层是认为这本书突破了文野之别，人类学原来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孝通一下子把他用到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国，他说这个了不起，跨越了文野之别；第二层意思，人类学都是所谓的“先进民族”的学者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的民族或殖民地调查，而费孝通开拓了本地人研究本土，自己研究自己的民族，“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思想，或许可以说起始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这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根”可能就是从这个序言开始种下的。

其实，马林诺夫斯基还说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他最欣赏的就是这本书所包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尤其是这本书不是静态的文化结构研究，他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而且是社会科学如何去推动变迁的研究。我把这个序言反复读，才读出点味来，才知道里面蕴含了这么深的意义，为什么《江村经济》能够在世界上这么有影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曾经跟费先生开过玩笑，我说先生您的《江村经济》是社会学谈经济，我的《羌村社会》才是正宗的社会学研究，您只关注了父系血缘的社会功能，我看出了母系血缘的平衡功能，您的书不够全面。老先生当时哈哈大笑，说是有意思。我当然不会愚蠢到去跟先生论高低，但那种爷孙般的自由讨论，想起来就让人心热。

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序言，值得大家再好好读一下。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前言中，说明了他要干什么：“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学人类学，绝不是为换个洋学位，搞一个高雅的话题，他是实实在在想要改变这个社会，“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马林诺夫斯基非常欣赏的地方。他感叹说我们这么多人类学家，都是在消费这个学科，而费孝通所代表的学术取向，是植根于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他们甚至面对侵略国日本，还能以平和的态度冷静地去评价它，“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再去看《江村经济》前言，真的会让你对这本书有更深层的认识。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开篇就说：“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但经过艰苦奋斗，我们中国文化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费孝通是带着那种信心、那种开放的心态去研究的：“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江村经济》显示出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二个趋向，就是引导型文化变迁，我们的学科要干什么，我们就是要让社会更美好，积极地引导这个社会，向我们觉得美好的方向去变迁。从那以后，费孝通一直都在这么做。

在充分调查研究乡土中国的基础上，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孝通和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乡土重建。1948年春，费孝通停顿了“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打算“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抓住“皇权与绅权”这个题目，他与吴晗等六人一起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并于年底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了合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而最集中体现费孝通推动文化变迁和乡土重建思想的，是出版于1948年夏天的《乡土重建》一书，这是将费孝通先后在《大公报》、《中国建设》等报刊发表的系列文章，由观察社结集出版。在书中，他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农业文化“匮乏经济”向工业文化“丰裕经济”的变迁过程。过去传统的乡土中国，因为不进步的技术限制了技术的进步，结果是技术的停顿。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系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而因为和现代工业国家接触后，更形穷困。在这生产力日降，生活程度日落的处境中，绝不会有‘现代化’希望的。”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乡村和都市（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在的都会）是相克的。都市克乡村，乡村供奉都市，但“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他的结论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政治程度较低的人民，很可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用政治力量积聚资本，计划工业，等这些经济基础安定之后，再讲从来没有享受的政治自由等一类在生活上比较了饥寒为次要的权利。如果这种国家能有这个机会不能不说是幸运，因为一个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能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奇迹。奇迹可以有，但不能视作当然，所以为了要保证一个权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务，还得先由人民控制住这权力，这才是政治上的常轨。”这种政治远见令人吃惊。

如果我们回溯到1948年4月，费孝通和雷洁琼等人一起应邀赴西柏坡的故事，就能够理解他思想的转变。他们在解放区一路上看见支前民工队伍，推着独轮车，打着红旗，没有一个当兵的押送，拉着粮食、枪支弹药，滚滚洪流向前，费孝通一下子明白了中国人民要革命的道理。他说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是因为他们得人心。为什么能得人心？是因为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基本问题。大家看一看《江村经济》最后一章：“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国民党政府说的多做的少，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是农民太贫困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源。他看到支前的滚滚洪流，没有当兵的押送，没有打人骂人，完全是群众自发的一种革命潮流，他就被彻底地震撼、彻底地征服，认识到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以及潮流性。从那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不管他从事何种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研究始终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引导性社会文化变迁。

1957年，费孝通先生有机会第二次到江村调查，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调查成果在《新观察》上的连载还没完成，就被划成了“右派”。直到改革开放过后，才重新得到工作机会。不久，费孝通又捡起了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78年，他第二次上大瑶山，接着三访江村。沿着这两个点的追踪调查，开始“行行重行行”的研究，形成他晚年的两条调研线索：一个是边区开发，一个叫城乡关系，坚持了几十年。从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提出要做好全国人口这盘棋，要有边区和城乡两个眼。1984年，正式启动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从内蒙古的农牧结合部开始，他发现民族地区存在“两个失衡”，即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环境的失衡。通过包头钢铁厂调查，发现“既要包钢还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的国企改革思路。1988年，他提出青海甘肃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想法，进入区域整体研究。他提出“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思想，为新世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

沿着城乡关系这条线，他从三访江村开始，逐渐从村上升到镇，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农工相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声疾呼。根据各地发展的经验的实地调查，他总结出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再加上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还有中原农村的庭院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再上升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最早提出南岭开发区及九加二的珠三角大开发，1990年，他在天津以“口与腹”为比喻，提出了环渤海湾经济圈，今天成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也是在1990年，他直接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建议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今天称之为长江发展战略。1986年，他在兰州说道：“我展望西北的前途，如果通向西部的市场前进的话，不仅是青藏高原，还有新疆，甚至国外的中亚细亚和直到中东的那一系列伊斯兰国家。你们确有广阔的天地，比沿海地区更优越。”1991年，他在《凉山行》中提出攀西开发区设想，“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激活古已有之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今天已经演变成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等著作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正是费孝通的草根工业理论和乡镇企业多种发展模式总结，记录、揭示、总结并引导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

三

费孝通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1990年他80岁生日提出来的四句话为标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面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1997年，他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思想，这是他在“社区研究要进入心态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升华。他在1998年退出公职后开始学术补课，系统回忆了几位影响他学术成长的老师，重新体味他们的文化思想，从而使他的文化探索进入“文化自觉”阶段，成为他学术人生的最后议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在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一理论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转型比喻为“三级两跳”，即伴随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初步的工业社会，当工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又很快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经历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一跳，接着又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一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容易带来社会失衡和文化眩晕，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提出“富裕之后怎么办”？又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问题，引发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一书集中阐述了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通过我这六十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

因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他详细解释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目的就是通过“文化自觉”，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建立“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我自己的一孔之见，梳理出费孝通先生文化思想的三段发展历程，以便大家更完整系统地理解费孝通文化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在读《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这三本书的合集时，可能就会有更加深透的理解。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总结为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探索何为乡土中国，为何要乡土重建，如何乡土重建。如果再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曲折道路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光辉历程，也可以看到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城乡一体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对照费孝通一生“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不懈追求，就能品味他在老家吴江的墓碑上留下的那句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